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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中国人的历史误读-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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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何以对秦桧如此不公,竟不能给一个死了近八百五十年的人一点客观的地位?!
  连现代“奸臣”林彪,都能得到黄克诚将军“不写林彪,中国革命史就不真实”的客观评价,知识分子却何以对秦桧一点不宽容?!
  秦松究竟何许人也?何样本来面目?
  《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秦桧”条目,诠释如下:
  秦桧(1090-1155)宋江宁(今江苏南京)人,字会之。政和进士。历任左司谏、御史中丞,因上书金帅反对主张邦昌,被俘至金,后为完颜昌(挞懒)所信用。建炎四年(1130)随金军攻楚州,被挞懒纵归,诈称杀死监守金兵,夺船逃回。绍兴元年(1131)任参知政事,旋拜相。次年,被劾专主和议而罢。八年再相,前后贬逐张浚、赵鼎,独相十七年,
  【注1】“杀父文化”是即指子女对祖先没义务,一成人便背叛父母。中国的家族谱系(牒)学是“杀父文化”的一个变种。明人黄伯善最先总结过这种现象,书云:“夫人不善,见弃于子孙,天下后世,其谁不厌之?”黄伯善之说,非为一时示警之言,不用说祖先是巨恶大奸,就是颇有成就者,往往也因本身“出身不好”而被后“杀掉”。南朝时,就出现过一个笑话:刘裕建宋后,自觉功绩赫赫,建了一个纪念馆,把自己为人打工时使用过的灯笼麻绳放在馆里。他死后,孙子刘骏去纪念馆转了一番,看见灯笼麻绳,觉得十分难堪,手指祖父遗像说:“一个庄稼汉子混到贵为天子,岂不太过分了。”刘裕身起寒微,拼智拼力,创建了一个国家留给子孙,想不到还被后代讥笑。清乾隆年间,秦涧泉由金陵(今南京)结伴与友人游西湖,同伴在栖霞岭下指着秦桧跪像说:“涧泉兄,尊祖竟是这般模样,你可题他一联了。”秦涧泉略作思索挥笔写下:“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前悔姓秦。”
  “杀父文化”的另一种现象是乱认祖先,连曹操及其后人都在所不免。曹操自称是周文王第十三子曹叔振铎之后,就是说与姬姓同源;到了他孙子魏明帝曹睿时,又称出自舜即出自妫性。祖孙二人自认的祖系竟然不一致。唐代文豪白居易自称白氏出自白公胜(春秋时楚平王的孙子),然后白公胜又生了白乙丙、白起等后人。但是,白乙丙早在白公胜之前一百四十八年前就死子。白乙丙乃孟明视之子,孟明视为百里奚之子。如此有名的大人物还要“杀父”,平常人就不用说了。
  收韩世忠、岳飞、张俊三大将兵权,以“莫须有”罪名杀害岳飞,与高宗共主持议和投降活动,向金纳币称臣,订立“绍兴和议”,两据相位,历封秦、魏两国公,结纳死党,控制台谏,屡兴大狱,斥逐异已。深受高宗宠信,卒赠申王,谥忠献。开禧二年(1206)追夺王爵,改谥谬丑。
  对秦桧的整个评价基本是否定的,但并没否认一个事实“因上书金帅反对立张邦昌,被俘至金”。这一事实是说明秦桧于国家危亡之时,挺身而出,才致使被掳的。
  一个被毒化了的文化附号
  北宋王朝的最后一年,也就是靖康二年,即公元127年,宋钦宗赵桓给金国人上了降表。金主吴乞买收到降表,就把赵桓与共父赵佶废为庶人,知枢密院事(相当于国家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彦宗请求再立一位赵氏宗族为宋朝皇帝,金国人不同意。
  接下来就是双方争执,以及皇室被掳,迁往金国。
  虽有兵部尚书(相当于文职的国防部长)孙傅坚决不从金人之令,且吏部侍郎(相当于人事部副部长)李若水以刎颈抗议,但并没能阻止金国人废赵的决心。
  这年整个二月份,余下的宋庭官员都为这一个事忙得焦头烂额。金国人逼着翰林承旨(相当于主管文秘的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吴正仲、吏部尚书(相当于人事部长)莫俦召开百官会议商量立张邦昌为皇帝的事。迫于金人的压力,大多数官员签名表示同意。因为金人已给了百官威摄,把不想签字的签书枢密院事(相当于国家军委副主席)张叔夜给抓到金营去了(张叔夜刚升此职不久)。不仅抓了张叔夜,连文职国防部长孙傅也给抓起来了。
  在王时雍率先签字之后,百官默认。但是总有慷慨之士,不想背负此辱,尽管他们是少数。御史(监察官)马伸大叫:“我的职责就是做个诤臣,岂能坐视不管!”就和另一部监察官吴给与他们的部长秦桧联系;一块起草了个议状对金人表示抗议。他的抗议书不仅文采飞扬,而且对金人晓以利害。特别是后者,成为金人日后废弃伪齐刘豫的一个重要依据。他在抗议书中说:
  今之致书,非特忠于主也,且明两国之利害。赵自祖宗至今嗣君,百七十余载,顷缘奸臣败盟,误主丧师。割两河地,恭为臣子,人臣安忍畏死。然两国之胜事,岂可一城决废之?
  宋于中国号令一统,绵地万里,德泽加于百姓,前古未有。西汉之绝于新室,复由光武;东汉绝于曹氏,刘备帝蜀;唐为朱篡,乃有李克用推其世序而继之。故云:基广则难倾,根深则难拔。
  张邦昌附权贵为蠹政,虽今国倾之倾非一个所为,然邦昌罪在其中,且大矣。天下方视之如仇,若付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豪杰必起而诛,终不为大金屏翰。必立邦昌,京师之民可服,天下之民不服;京师之宗子可灭,天下之宗子不可灭。
  桧不顾斧铖之诛,言两朝利害,愿复嗣君以安四方,非特大宋蒙福,亦大金万世利也。
  抗议的后果是可怕的,金人抓走了秦桧(可能由于马伸与吴给的职务较低,没抓)。
  孙傅、张叔夜、秦桧被抓,成了阴暗、腐败的政治的一线少有的亮光。那时,北宋人的政治道德太败坏了,几乎无法指责任何一个人。在钦宗皇帝仓促接位的时候,就有讽刺为政者们的谚语,称:“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它描述的是这样一种格局:自从金兵侵边犯境(宣和七年,1126)以来,朝廷多资下达征求直言的诏书,但局势稍一缓和,就暗中加以阻挠压制。
  良好的个人表现少而又少了。李若水刎颈断舌自杀时,金国人议论说:“辽国灭亡,死难的忠义之士有几十人,南朝(宋朝)就只有李待郎一人。”
  与李若水相比,秦桧略逊一筹,但要与当时的王时雍、张邦昌、徐秉哲及那些为自保而在金人政策的百官相比,毫无疑问,秦桧是一个正直且负责任的人。甚至说,不会耍滑头。若是他把马伸、吴给的意见给推掉,不与之联名并带头,也许不会有被掳金营的遭遇。
  与秦桧相比,值得一提的是开封府尹(相当于首都市长兼警备司令)徐秉哲,他接着金人的命令,搜捕诸王、皇孙、王妃、诸王之女,并让这些人把衣袖拴在一起,把他们一并送往金营。退一步说,秦桧也比稍他之前以功臣自据的童贯【注2】强多了。就在一年前,获封广阳郡王的宦官童贯以接收土地特使的身份和金人接洽,非但一寸土地未得,反而弃太原城,单骑逃回东京。起初(宣和七年,1125),金国派遣使者来宋朝,答应割让蔚州、应州和飞狐县、灵丘县(蔚州治所灵仙县,即今河北蔚县;飞狐县,即今河北涞源县;灵丘县,即今山西灵丘县),徽宗相信了,派遣童贯前往接收土地。到了太原,听说粘没喝从云中县(即今山西大同市)南下,童贯就派马扩、辛兴宗前往,向粘没喝告以交接土地的事宜。马扩到达以后,粘没喝说:“你们还要这两个州两个县吗?你们另外再割让几座城送来,可以赎罪!你们这些人就赶快走吧!”马扩返回报告,请童贯赶快作好防御的准备,童贯没有听从。随后粘没喝派遣王介儒、撒离拇带着书信来到太原,指责宋朝违背盟誓招降纳叛等事,用词傲慢不逊。童贯问他们说:“这样的大事,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撒离姆说:“已经兴兵了,还告诉你什么!应该赶快割让河东、河北,以黄河作为两国的分界,借此保存宋朝的宗庙社稷,这就是你报效国家了。”童贯听了以后吓晕了,极力地定了定神儿,就想假借进京禀告商议为名,逃回京城。太原府知府张孝纯阻止他说:“金国人违背盟誓,大王应当会合各路将士极力支撑抵抗。现在大王一走,人心必须动摇,就等于把河东路送给金国。河东路一旦失去,河北路难道可以保住吗!希望您先留下来,共同图谋报国。而且太原地势险要,城池坚固,人们也习惯了作战,金兵未必就能攻克它。”童贯发怒,斥喝他说:“童贯是受命来宣抚的,不是来守卫土地的。一定要我童贯留下来,还设置统兵大臣干什么?”于是出发返回京城,张孝纯叹息说:“平时童太师的威望达到了何等程度!等到有事,就通缩畏惧,抱头鼠窜,有什么面目再去见天子呢!”
  一个被毒化了的文化附号
  没办法,那个社会的主流就那么个样子。
  秦桧的不幸,并不因为他的正直与负责任而始,而完全是由于他主张了一条弱势和平的路线并与赵构达成一致,而代人受过,成了所谓千古罪人。
  一个审时度势的大臣
  秦桧被掳到北国,看到了一个正在崛起的民族的力量,自知无力实现一统梦想,便走了弱势和平道路。这又有何不可?
  秦桧似乎经历了北国磨难,仍未放弃敢言的性情,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冬十月,他从金国逃回,赵构让他先去见宰相,秦桧对宰相说:“如果想让天下无事,必须南自南,北自北,宋金双方互不侵犯。”
  这种说法很现实,但又很不符合民族主义感情高涨而实无能力的上层官吏们的口味,因此遭到了怀疑:
  “他和孙傅等人一起被掳,为什么他能从燕山府隔二千八百里跑回?即使是金帅挞懒放他,为何不扣他妻子王氏?”——确实值得怀疑,但又没充分的证据。只有秦桧的朋友范宗尹和李回二人极力向大家说帖,才使秦桧终于得用。
  从历史事实判断:秦桧很大可能是被故意放归的,因为当时金国实力人物之一挞懒是主张互不侵犯、相安无事的。这从秦桧得用之初,就代朝廷给挞懒写求和书,能得到印证。挞懒一直对争取金国的最高统治权抱有野心,所以他也希望求得相对的和平。这从他后来谋反、被杀,能到些许印证。赵构时代,主张一心与金人消解仇意,息兵不战,确从秦桧开始无疑。但翻开北宋的历史,在其强大的时期,不也有“澶渊之盟”吗?除了象征性地给辽国10万两币岁、20万匹绢外,还有就是宋真宗与辽圣宗以兄弟相称,遵辽萧太后为叔母。这件事发生在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
  【注2】童贯(1054-1126)宋开封人。字道夫(一作道铺)。宦官。因善迎合徽宗意图而获宠。与蔡京相勾结。京为相,他被荐监西北边军,积军功迁武康军节度使。使契丹还,开府仪同三司,领枢密院事,权比宰相,握兵权二十年,骄恣专横,势倾一时。时称蔡京为“公相”,他为“媪相”,为六贼之一。政和初使辽,载马植(后改名赵良嗣)归,与谋联金灭辽。宣和时统兵镇压方腊起义。进为太师。宣和四年(1122),攻辽失败,密使金人图燕,又以岁币赂金换取檀、顺、景、蓟四州空城。侈言收复有功,被封为广阳郡王。及金攻宋,他自太愿遁归,随徽宗南逃。钦宗即位,贬窜英州(今广东英德),后处死于南雄州。
  北宋以来,文人不如唐代文武兼职,无兵权、无作为,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的壮志也好、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的寄托也罢,不过士大夫的一种表现欲望,但打仗靠的是国家的实力而不是文人的情绪。宋朝的皇帝也不是没有过收复北地的打算,宋神宗赵琐算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他曾与奶奶(太皇太后)曹氏讨论收复燕州、蓟州,老太婆告诉孙子:“此事关系重大。得到了二州,不过南面受群臣之贺而已;要是得不到,就会有无数人丧生。事之结果难料。如果可以收复,太祖、太宗早就收复了,何必等到现在。”
  神宗听从了长者的建议。
  曹氏乃北宋开国名将曹彬的孙女,历以仁英两朝,又对神宗有影响力,她岂不愿实现伟大的梦想,给祖先争光?只是她比较冷静,在国家实力面前,她是一个理性主义者。
  这段对话,发生在秦桧主张和平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之前的五十一年,即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
  秦桧的和平主张,不是没有历史依据的,曹氏与神宗的祖孙对话当为其一;至于“澶渊之盟”也相去未远,还是本朝的当代史,尽管其间有125年了。
  若是这二段“当代史”之背景还不足以为秦桧的弱势和平路线找到历史依托。那么,看看秦桧之后的韩侂胄便可明了。
  削夺秦桧王爵,改谥谬丑的政策制定人是韩侂胄,贬秦扬岳(追封岳飞为鄂王)是他开禧(公元1205年至1207年)以来政策的一部分【注3】。他力谋开边、刻意北伐,结果,丧师失地,国内也发生了叛乱。无可奈何,南宋王朝只有以他的头换和平了。
  韩被密杀于花园,头被送到金国求和。
  秦桧之后的历史似乎证明了秦桧弱势和平路线的正确性。韩头北送后,他的王爵与谥号又被恢复了。
  政治就这么奇怪。无论功过是非,秦桧被削王爵是他死后五十一年的事,被复王爵是他死后五十三年的事。岳飞的名号也从中受益,由韩侂胄给进武穆为鄂王,并未因韩的掉头而受贬抑。
  不仅北宋有弱势和平路线的“当代史”先例,强大的西汉也有,如名臣晁错就主张对匈奴采取弱势和平路线。晁错的弱势和平路线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汉文帝前元十一年(公元前169)夏天,匈奴多次骚扰边境,文帝欲采取大规模战略反击,但由于太子家令晁错的建议而做罢。随后,又接受晁的建议改行实边策略。
  晁第一次说:
  《兵法》上说:“有必胜的将军,没有必胜的人民。”由此看来,保持过境的安定、建立功名,在于有优秀有将领,不可不做慎重的选择呀。我又听说用兵作战最紧急的要务有三条:一是取得有利地形;二是士兵经过严格训练演习;三是武器锐利。所以说,武器不精良,是把士兵送给敌人;士兵不能作战,是把将领送给敌人;将领不懂用兵,是把君王送给敌人;君王不能选择将领,是把国家送给敌人。这四项是军事上最重要的了。我又听
  一个审时度势的大臣
  【注3】韩侂胄(1152-1207)宋相州安阳(今河南)人,字节夫。韩琦曾孙,以策立宁宗有功,自宜州观察使兼枢都承旨,累迁少师,封平原郡王,除平章军国事,执政十三年,势焰熏灼,序班丞相之上。排斥大臣赵汝愚,贬逐朱熹、彭龟年。斥理学为伪学,兴“庆元党禁”。开禧元年用进士毛自知策,以苏师旦等为心腹,谋开边自固,恢复中原。次年,追封岳飞鄂王,夺秦桧王爵,改谥谬丑,兴兵攻金,输家财二十万以助军用。初战略胜,后因所用非人,措置失当,北伐失利,遂遣使请和,因金人要索甚苛,复锐意用兵。礼部侍郎史弥远与杨皇后密谋,命夏震把他拥至王津园杀死,函首送金廷乞和。
  说,用蛮夷攻击蛮夷,是中国应有的决策。当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的不一样。翻山越岭,跨河跳涧,险道危径上,一边奔驰一边射箭,风雨疲劳,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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