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中国 中国疆域的变迁-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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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隽ⅰ⒏牧⒔绫啻Γ泄矫嬗肿髁瞬簧偻巳谩９庑鞫辏ü�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俄国占领东北，用烧杀手段驱赶中国居民，强占了江东六十四屯。
鞑靼海峡东岸的库页岛，本来是吉林三姓副都统辖境，但清朝只接受“纳贡”，从来不加经营，以至在俄国和日本都侵入该岛后还一无所知。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俄国单方面宣布库页岛是俄国领土，签订《中俄北京条约》时清廷竟置此岛于不顾，还同意规定岛上的“土人”不能再过海向清朝纳贡，实际上承认了俄国对该岛的占领。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库页岛完全归入俄国，1905年日俄战争后以北纬50°以南划归日本。
《中俄北京条约》确定中国外蒙古与俄国的西界“自沙宾达巴哈起至斋桑淖尔”，虽然尚未经过勘定，却已经将在此线以西北的定边左将军所属乌梁海十佐领及科布多所属阿勒泰淖尔乌梁海二旗划到了中国界外。至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中俄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即《塔城条约》），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订立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两个界约。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又勘改科布多边界，按《中俄北京条约》划定了两国边界。
《中俄北京条约》规定的新疆境内的中俄西界，在斋桑淖尔以下为“又西南至特穆尔图淖尔，又南至浩罕为界”，已将原来属于中国的自巴勒喀什（巴尔喀什）湖东南至特穆尔图淖尔之间的土地划归俄国。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订立《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后，俄国又利用具体查勘的过程驱逐中国的卡伦（哨所），抢占沿边土地。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俄国官员将他们单方面确定的边界强加给中国，清朝官员只能在俄方界碑的左侧另立中方的界碑。但边界刚划定，俄国就开始了新的侵略步骤。当时，俄国已经在中亚吞并了浩罕和布哈拉汗国，就趁阿古柏在新疆叛乱之机于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占据了中国的伊犁。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清朝派左宗棠出兵新疆，平定了叛乱，要求俄国退出伊犁。俄国以改订《中俄北京条约》的有关条款作为撤军的条件，逼清朝于光绪七年签订了《伊犁改订条约》，根据这两个条约而进行的勘界产生了几个具体的界约，至光绪十年划定了从沙宾达巴哈至乌孜别里山口的中俄边界，20多年间中国西部共失地50多万平方公里。
在平定阿古柏之乱时，刘锦棠进军帕米尔高原，光绪初年曾设置了乌满等八个卡伦。《伊犁改订条约》规定，在乌孜别里山口以南，“中国界线向正南，俄国界线向西南”，明确帕米尔高原属于中国。但从1884年（光绪十年）以后，俄国继续向南扩张，以武力强占了萨雷阔勒岭以西的帕米尔地区。英国也通过其保护国阿富汗侵入帕米尔。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英俄两国趁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之机，私自在伦敦订约，瓜分了帕米尔的大部分，中国只剩下令塔什库尔干县。
英国、法国、日本也在它们维持殖民统治的印度、缅甸、越南、朝鲜等国与中国的边界用各种手段侵占中国的领土：
图们江源处的中朝边界，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至十三年（公元1887年）曾经双方交涉勘查，未得结论。甲午战争后日本取得韩国的外交权，双方于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确定以石乙水为图们江源，两国以此为界。
拉达克本来是西藏阿里的一部分，大约在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为克什米尔所占。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英国吞并克什米尔，拉达克随即被并入英属克什米尔。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英国通过藏印条约规定哲孟雄受英国保护，并划定了哲孟雄与西藏间的边界，夺取了西藏春丕以南地区。
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法国吞并了越南，光绪十二年英国吞并缅甸，此后英法两国与中国多次交涉，划定缅甸、越南与中国的边界，结果云南西部的茶山、麻栗坝等地，铁壁、虎踞、天马、汉龙等关划归英属缅甸，南部的乌得、孟乌二土司划入法属交趾支那（越南）。
此外，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台湾和澎湖于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被割让给日本，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才由中国收回。
1921年，外蒙古宣布独立，于1924年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
九 统一的中国疆域的形成是历史的必然
1 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
在世界历史上，中国并不是最古老的国家；在今天的世界上，中国也不是领土最大的国家；但是中国的疆域却在世界史上拥有独一无二的地位。
翻开世界史，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之前，也就是相当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时期，埃及人在公元前4241年就有了历法，苏美尔人在公元前3500年有了楔形文字的雏形，埃及人在公元前3500—前3200年形成城邦，第一乌尔王朝于公元前3000年在幼发拉底河入海处出现，基什王于公元前2870年裁定两河流域两邦间的疆界争执并树立界石，埃及的第三王朝（公元前2780—前2680年）开始建造金字塔。而中国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一般认为存在于公元前2550年的前后。我们平时所说的“五千年文明史”，也是指从黄帝时代以来这一历史时期的一个约数，并不是正好有5000年。
但是在今天的世界地图上，早已找不到苏美尔人、腓尼基人、基什人的国家，也不会发现第一乌尔王朝的踪影。埃及作为国家的名字虽然还存在，但早已不是当年的主人了。从公元前1680年开始，喜克索人、利比亚人、库施人、亚述人、波斯人、马其顿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先后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原来的埃及人早已消失在众多的外来人中，就连从公元前3000年起就长期使用的埃及语也早成了消亡的语言。不仅埃及，就是其他文明古国，如巴比伦、印度、罗马等无不如此。而中国至迟在商代（商代以前的夏代因史料有限，姑且不论）已经建立了奴隶制国家，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起一个疆域辽阔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从此，尽管也出现过内乱、分裂、民族战争和改朝换代，但是以汉族（华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政权实体不仅始终存在，而且统一的疆域范围越来越广，最终凝聚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并在18世纪中叶形成了中国的极盛疆域。
前苏联的领土是2240万平方公里，超过今天中国领土的两倍，但是如果拿这个国家疆域变化的历史与中国相比，那就与面积数字的比较完全不同了。10世纪后半期，也就是相当于中国的北宋初年，东斯拉夫人中的一支基辅罗斯兴起，罗斯王公斯维亚托斯拉夫及其子弗拉基米尔扩大了领土，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家。但到12世纪中叶，罗斯就分裂为许多小公国，1223年又被蒙古军队占有，成为金帐汗国的一部分，汗国通过俄罗斯王公进行统治。14世纪以后，相当中国元末明初时，莫斯科大公国逐渐强大起来，伊凡三世（公元1462—1505年在位）吞并了所有东斯拉夫人的土地，并摆脱了金帐汗国的统治，建立俄罗斯帝国。16世纪后半期，俄罗斯的疆域才扩大到伏尔加河地区，吞并东乌克兰和基辅的事实到1667年才为波兰所承认，1775年取得黑海北岸地区，1783年夺取克里米亚，17世纪扩张到亚洲，18世纪进入了远东和中亚，19世纪从中国夺取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至于前苏联的领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最终形成，但不到半个世纪又重新分裂。
领土面积略超过中国的加拿大和仅次于中国的美国，它们的历史都只有200多年，而它们的领土定形的时间就更短了。
因此，在今天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几个国家中，中国是唯一拥有历史悠久的稳定疆域的国家。
中国能够在2000多年前就形成了广阔的疆域，中国的疆域能够稳定地延续下来，统一的中国疆域最终出现在18世纪中叶并且由清朝实现，这些都不是偶然的，需要各方面的很多条件。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中国各族人民为祖国的统一而进行了长期的共同努力；中国人民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大力开发经济，发展生产；历代统治者、尤其是清朝统治者顺应历史潮流，实行了正确的政策。同样，近代中国大片国土的沦丧，固然有其外部原因，但国力的衰落和政府腐败是决定因素。
1 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
在中国疆域的形成过程中，汉族作出了主要的贡献。这不仅是因为汉族人口众多，文化和科学技术先进，而且在于汉族最早建立了统一政权，为中国的疆域奠定了基础。
中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原王朝——秦朝，就是以汉族的前身华夏诸族为主建立的。尽管秦朝存在的时间很短，但经过汉朝近400年的巩固，中原王朝的疆域已经基本定型。从秦朝至清朝这2000余年间，虽然中原王朝的疆域时有盈缩，但它们的主体部分——北起阴山、燕山、辽河下游，南至两广，西起陇东、四川盆地，东至于海——是相当稳定的。即使这一部分分裂成几个政权，它们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也没有什么差异，因此不久又会归于统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一范围内的人口中，汉族占了绝大多数。汉族在长期共同的生产和生活中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和民族心态，经过儒家学说的总结提高，升华为一种统一的观念。由于汉族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汉族人民的辛勤劳动，这一主体部分从秦汉以来一直是东亚大陆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对其他政权和民族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这固然也导致了其他民族的入侵，但更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合。由于这一部分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巨大优势，尽管它不止一次成为非汉族的统治区，但军事上的征服者一次次成为经济和文化上的被征服者，甚至征服者的整个民族也被融合在汉族之中了。要是没有这一主体部分的存在，或者这一部分的经济和文化力量不足以影响并融合其他民族，那么，在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辽宋、宋金那样的分裂以后就不可能再恢复统一的局面。而历史事实是，这样的统一不仅恢复了，而且统一的范围越来越大，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
另一方面，非汉民族同样为中国的统一疆域的形成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首先，中国的边疆最早是由非汉民族开发经营的，在这些地区归属于中原王朝或者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之前，一般都已经有了一定的经济文化基础和一定数量的人口，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或者结成了政治实体。百越民族对于岭南、东南沿海和山区的开发，巴、蜀、“西南夷”、蛮、僚、俚、僰等民族对西南的开发，肃慎、东胡、夫余、挹娄、鲜卑、乌桓、高丽、靺鞨、奚、契丹、女真、满等民族对东北的开发，匈奴、鲜卑、丁零、突厥、回鹘、契丹、蒙古等民族对北方的开发，西域各族、羌、突厥、回鹘、党项、蒙古、回、维吾尔等民族对西北的开发，羌、吐谷浑、吐蕃（藏）等民族对青藏高原的开发，台湾的当地民族对台湾岛的开发，都是这些地区最终成为中国疆域一部分的前提和基础。由于边疆地区自然条件不如中原，一般都有地势高寒，地形崎岖，气候炎热或寒冷，潮湿或干旱，土地贫瘠，植被过于茂密，疾病流行，交通运输不便等不易克服的困难，所以在开发过程中尤其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斗。这些民族还在创造适应当地具体条件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产生了适应当地条件的制度和精神文明。
其次，儒家的大一统学说虽然有其积极作用，但也有其消极的一面，那就是只注重汉族农业区，忽视周围牧业区和未开发地区，把统一的范围局限于中原王朝和汉族人口。所以历史上一些武功赫赫的汉族政权，尽管多次进入了蒙古高原，却满足于凭借“天之所以限胡汉”（老天爷用来隔离胡人与汉人，见《汉书·匈奴传》）的长城为界。对于边疆地区的得失往往并不在意，甚或麻木不仁。汉、唐、明这几个曾经有很强国力的汉族政权都没有能将别的农业区和牧业区统一起来，相反，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统一都是由来自北方的非汉族直接或间接完成的。东汉开始的北方民族的南下虽然引起了几百年的分裂，但正是以非汉族的统治为基础的北方政权最终实现了南北统一。崛起于蒙古高原的元朝和发祥于长白山下的清朝都是以北方民族为基础，进而统一南方汉族地区的。
所以，如果没有非汉民族对边疆的开发，不是由他们来打破传统的统一观的局限的话，统一的中国疆域也同样不可能出现。
2 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统一
任何一个政权或部族对疆域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因此，在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后，无不以各自的生产需要为选择取舍的标准。汉族很早就成为单一的农业民族，汉族建立的中原政权无不以农为本，以农立国，也就是以能否适应农业生产作为开疆拓土的前提。前面提到的中原王朝的主要部分，就是一个最适宜的农业区。而在这一区域之外，在生产水平比较落后的条件下，一般还难以开发。例如这一区域的北界并没有明显的地理障碍，但寒冷和干旱的气候却限制了农业的发展，所以即使在北方的游牧民族退却的时候，中原王朝的正式政区也很少越过这一界限。汉族移民的主要流向是南方，直到南方人口相对饱和以后，才不得不转向东北、台湾等地和海外。
牧业民族对自然环境的要求较低，往往满足于游牧生活，只要能从中原获得茶叶、纺织品和金属工具等必需品就会年复一年地“逐水草而居”（顺着有水源和牧草的地方迁居）。即使进入了农业区，牧业民族也不会自觉改变生产方式，这就是为什么元朝初年会有人向皇帝建议将汉人统统赶走，将他们的耕地全部辟为牧地。
人口数量也是对疆域范围的一项重要制约因素。人口太少，就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扩大疆域。即使一时扩大了，也无法维持下去。西汉时的人口大约是6000万，在其正式行政区（不含西域都护府辖区）内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不足14人。在自己的疆域内还有大片处女地的情况下，扩大农业生产或获得经济利益就不能成为对外用兵的正常理由。非汉族政权在进入中原地区以后，都避免不了本民族人口太少的矛盾。清朝入关以后，举族内迁，东北几乎成为无人区。本族既无起码的人口加以经营，又不许汉人开垦，就只能采取划为禁区的愚蠢政策，结果使俄国侵略者轻而易举地攫取了大片土地。但是人口的增长必须以生产的发展为前提，在历史上的中国这样一个自给自足的地域范围内，如果不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和生活必需品，人口数量就无法维持，更不会增加。19世纪中叶中国的四亿多人口就是完全由本国疆域内生产的食品和生活必需品供养的。
随着生产的发展，人口不断增加，传统的农业区已经无法满足开垦的需要了。另一方面，由于技术的进步，宜农的范围也越来越大，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