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姨父-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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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南京梅园新村。李先念率新四军五师在中原突围时，留下了张体学的独二旅。独二旅本来是可以突出重围的，中央叫它留下来在鄂东坚持游击战争。那是蒋介石卧榻之侧，国民党大军压境，到处是敌人，到处是围剿，部队损失惨重。周恩来要他化装到梅园新村汇报。他去了，就没有再让他回来。董老给他讲，蒋介石要用五千块钢洋买你的人头哇，你不能乱跑。张体学呆不住，打游击跑惯了，老觉得呆在梅园新村憋得慌，就偷偷摸摸跑出去买烟。周围都是特务，可他满不在乎，大大咧咧地晃来晃去。董老知道了，向他大发了一顿脾气，你张体学要是出了事，怎么得了？你出去跑么事，你要把你的头送给蒋介石呀！多少年过后，张体学还嘟嘟囔囔地直抱怨，哪个“罗儿的”打我的小报告，叫董老狠狠熊了我一顿。他说，董老的胡子本来是向下垂着的，那一天把胡子气得向上翘哇，熊得我一声不敢吭。
张体学也有过让姨父笑不出来的时候。姨父说，不晓得哪个老爷告了我一状，张体学在省、地、县三级干部会上作报告，狠批“外事办”胡搞，说我铺张浪费，向财贸部门要副食品、要鸡鸭鱼肉，竟然还伸手要布票。现在国家这么困难，他要那么多东西干什么？批得我摸不着头脑，后来才听说是财贸系统有人告了状。可我想不通啊！我们的服务人员不能没有工作服，接待客人的饭桌上不能没有台布，我不能不找他们要布票。招待客人也不能没有鸡鸭鱼肉，也得找他们要哇。我说，省长是怎么搞的，事先也不打个招呼，也不了解一下情况，就在大会上吼了这么一通，是什么人给他弄的稿子？走，找省长去！
姨父见了张体学，开门见山说，省长啊，你别在大会上吼我嘛！你在大会上这样吼我，我以后还怎么办事？他说，怎么啦？姨父说，我接待的都是湖北省、武汉市的客人，没有一个是我朱汉雄的客人，我不找他们要鸡鸭鱼肉、不找他们要布票，我到哪儿搞去呀？你在大会上一吼我，我以后要不到东西了，客人来了，服务员的工作服上打不打补丁、桌子上铺不铺得上台布还不大要紧，要是端不出东西来，你可莫吼我，我慢待了外国的客人你也莫怪我，这可是湖北省、武汉市的客人，还有国家的客人。
张体学用一种奇特的姿势蹲在沙发和茶几之间，夹着烟卷儿抽烟，板着脸不说话，只是用鼻子发出“嗯、嗯”的声音，表示他在听着呢。这就大大鼓舞了姨父继续雄辩下去的勇气。
他又说，整个外事接待系统里面，我用的是八百人，与全国各省、市相比，编制是最少的，我们把中央领导、高级干部和外事接待任务全部执行了。请首长查查看，哪一个省、加上省会城市在外事接待上所占编制低于我们湖北省、武汉市，如果有低于我们的，你吼我也就吼我了，我认了，这是第一。第二，我盖房的面积也是最少的。解放以后，有哪个省在外事、接待方面盖的房子少于湖北省，你也可以批我。第三，湖北省外事、接待每年花国家多少钱，也请首长查一查，各省、市都有这个开支，可以比较一下，哪个省、市的支出低于我们，你怎么批我都行，可我在全国范围里花钱是最少的。第四，全国各省和省会的外事接待工作都是两套班子各管各，湖北省和省会是一套机构，全国只此一家。省、市两大块，这个单位跟那个单位、这个接待任务跟那个接待任务所有扯皮拉筋的事情，都在我们这里调解综合了，没有人因为这些事情一天到晚去找你省长的麻烦，我都给你挡了驾了，你省了事了。你还在大会上吼我，我搞不通啊！
姨父滔滔不绝地讲，张体学板着脸一声不吭地听，既不说对，也不说错，只是发出“嗯嗯”的鼻音和“哦哦”的喉音，表示他实在不愿听却又不能不支棱着耳朵听得很耐心。姨父告诉我，领过兵、打过仗的官就是这样的脾气，你想听他对下级讲自己一个“不”字是办不到的，只要他“嗯嗯、哦哦”地不吼你，不骂“罗儿的”，那就是他听进去了。后来，该要的东西我照要不误，他再也不提这件事了。
5。省长火了（2）
接下来，姨父就听说张体学在他的“省长官邸”后边开了一块荒地，种上了小麦、棉花。他坐着小汽车回家时还是省长，一下汽车，中山装一脱、皮鞋一脱，只留下一条短裤，就像一个“老庄稼把式”，挑上粪桶，侍弄他的“自留地”去了。如若此时又有了接待外宾一类的紧急任务，他丢下粪桶，又当省长去了。姨父大受感动，带着外事接待系统的科以上干部，后来还领着正在东湖休养的董必武老人，趁省长不在家的时候去看省长的“自留地”。只见麦子、棉花苗长得绿油油的，出现了这个地球上任何一个“省长官邸”都难得一见的田园风景。董老的胡子又高兴得翘起来。
姨父没有想到，他的出生不久的三女儿毛妹竟能享受到省长在小片地里的劳动成果。那时，生下一个孩子只发给五尺布票。毛妹的衣服烂得穿不得了。六姨上街买布，被小偷掏了口袋，把钱包和布票全偷走了。姨父正在东湖忙着接待毛主席，突然接到了六姨的告急电话。正好张体学在场，他当即从兜里掏出数量十分惊人的一丈零几尺布票，一股脑儿地塞到姨父手里，“拿去！”他颇有些自豪地说，“这是我种棉花、缴棉花，国家给我的奖励！”
6。梅岭轶事（1）
岁月逐着江水远去了。使姨父感到欣慰的是，在武昌东湖岸边名叫梅岭的那个地方，他毕竟为岁月留下了不曾磨灭的痕迹，那是在他亲手操办下建成、直到今天还在继续使用的几幢建筑物——梅岭一、二、三号和百花一号、二号，还有一条由他操办拓宽了的从东湖通往洪山饭店的马路。这些建筑物与原有的南山甲所、乙所组成了错落有致的建筑群，用一个大院圈起来，占地一千一百多亩， 有可供召开中央全会的会场，有举办宴会的大厅，有可以演戏、跳舞的小礼堂，有毛主席的住所，也有随员住的地方。现在，这里成了湖北省、武汉市接待中央首长和重要来宾的地方，是东湖风景区的一部分，已经对游人开放。
1958年，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汉召开的时候，梅岭的房子还没有建成，毛主席还住在东湖南山甲所。每天后半夜，姨父看到南山甲所的灯光熄灭了，毛主席已经入睡，他都要和警卫科长申兴国放轻脚步，直奔梅岭工地。为了给毛主席做好警卫工作并使他很快地住进梅岭一号，他们泡在工地上两个多月没回家。六姨说，他回家时，脸颊陷进去了，满嘴牙都是黑的，那是吸烟熏出来、喝浓茶酽出来的牙锈。我问他：“累了吧？”他说：“不累，世界革命的中心在北京，旗手就是毛主席。我给毛主席值班、盖房子，很幸福，不知累。”六姨又说，你听听，我一点没有夸张，那时候，我们都是这样的思想感情，在自己家里说话，也是满口的豪言壮语。
毛主席再到武汉时，就住进了梅岭一号。那里已经有了那个年代鲜为人知的“中央空调”，已经不需要在脚盆里放置冰块，不需要污染环境的大锅炉了。但是，由于姨父为领袖服务时表现了竭尽全力和异想天开的积极性，反而为日后埋下了一个天大的祸祟。这要留在此书后边的篇幅里告诉读者。
古怪事！姨父望着窗外的天空说，东湖大院有不少古怪事！
比如，梅岭的房子建成以后，又修了一个游泳池。游泳池旁竖起了一面高大的玻璃墙。姨父要保护游泳池，又要保留天然风景，不让损坏原有的花草树木。玻璃墙是透亮的，隔不断绿色的风景。树木依旧葱茏，树林里产生的负氧离子依旧清凉地湿润着人们的呼吸。一只野鸡依旧在它绿色的家园里翩跹飞翔，却“砰”的 一头撞到了玻璃墙上，它没有来得及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拖着五彩的翅膀一头栽到了地上。姨父说，这是一只昏头昏脑的野鸡。但他那时还不会想到，在人类的社会活动中也存在着看不见的玻璃墙。
还有另一只不幸的野鸡。董必武老人住在东湖百花二号休养时，董老的随员和姨父手下的警卫员时常聚在会客室里吹牛。警卫员谢光才隔窗看到，一棵树的树枝上有一个野鸡窝，树下是茂密的绿草和鲜艳的花簇。在绿叶掩护下，公野鸡飞进飞出地觅食，母野鸡卧在窝里下蛋。它们都不知道树下不远处住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那是一位慈祥的老人，从不干预它们野鸡世界的生活，听其自然地让它们在自己的窝里享受天伦之乐。谢光才却蹑手蹑脚地打开窗户，“当”的一枪，一只野鸡应声落地，在属于野鸡的世界里制造了一场人为的灾难。姨父训他，谢光才，你是么回事呀？谁叫你在这里开枪打野鸡的呀？谢光才把脑袋一低，扭脸就笑。反正，董老还隔着一条长长的走廊，他没有听到枪声。而野鸡不过是一只野鸡。姨父说，他们背着我，把野鸡煮煮吃了。
我不知道，姨父为什么多次给我谈到这两只不幸的野鸡，好像东湖南山由于人类的进入而搞乱了自然界的秩序。我也为姨父这样珍视自然界的生命而怦然心动，好像他在人类的社会活动中经历了过多的热闹和喧嚣，甚至是残酷的野蛮之后，需要跟自然界和谐而宁静地相处。二十多年以后，姨父和六姨再次到武汉时，枪打野鸡的谢光才当了处长，又从处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他们要了一部车，游历了不少地方，还特意到了武当山和神农架，没有找到神农架上的“野人”，只是看望了神农架上的野鸡。
梅岭上还有蛇。姨父把蛇称之为“长虫”。他说，那是1959年夏天“庐山会议”以前的事情。毛主席住进了南山甲所。那一天下了暴雨，等到雨停了，毛主席上车去洪山饭店参加晚会。汽车还没有上路，姨父就觉得天不遂人愿。毛主席刚上车，一关车门，雷暴雨又哗啦啦倾盆而下。一行三四部汽车，姨父坐前车开道。毛主席坐的吉斯车是第二辆，开出去不远，吉斯车的引擎盖就进了水，电路出了毛病，车灯不亮了。姨父的直觉又在提醒他，这不是一个好兆头。幸而后边一辆吉姆车和随尾车的灯光还是好的，车队继续前进。
平安无事地参加了晚会，毛主席回来休息了。毛主席的随员吃了夜宵也都休息了。姨父回到值班的地方，警卫人员正坐在那里吹牛。警卫员李福成神秘兮兮地说，去参加晚会时，车队走到小花市那个地方，有一条大蛇拦路，主席的车子轧住了那条大蛇。姨父问，有这个事呀？李福成说，有哇，在暴雨中，我亲眼看到那条大蛇翘着头，从马路东边往西边爬，爬到马路中间，车轱辘就从它的后半截轧过去了。姨父说，你快去看看它怎么样了。李福成骑着脚踏车去了，不久就回来说，我用手电一照，看到大蛇还缠在树上，我捡了一根棍子，把它打死了。姨父问，打死在哪个地方？他说，就在路边上。姨父说，不行，你去把它拿回来。他又骑着脚踏车拐回去，用棍子把大蛇挑回来了。
6。梅岭轶事（2）
长虫确实被打死了。姨父感到，长虫是自然界的不祥之物，除掉它是除掉了一个说不明白的祸祟。那是一条两米多长的大蛇。姨父决定彻底消灭这个祸祟，就把它交给为毛主席做过武昌鱼的杨纯卿。杨纯卿给蛇扒了皮，只剩下光赤赤、白花花的蛇肉，过了秤，有三斤多重；又开了一瓶茅台酒，把蛇胆放在酒里，把蛇肉一节一节地放在冰箱里。毛主席走后，姨父让杨纯卿用鸡和蛇肉炖汤。好像只有把它吃下去，才算彻底消灭了一个祸祟。六姨上山植树，正碰上吃蛇肉。姨父说，你六姨没口福，不敢吃蛇肉，我在桌子下边踢她的脚，她还是不敢吃。六姨说，蛇头像鱼头一样张着嘴，好可怕的呀！
姨父关于梅岭的记忆具有瑰丽而驳杂、神秘而怪异的色彩，如同一个悠远的神话。姨父说，他很想念梅岭。东湖大院有一位老花工给他捎话说，梅岭上的树木花草都长得很好，他当年领着大家种植的桂花树已经长大长高了，开出好大好香的桂花。
六 水上禁卫军
1。先脱三层皮（1）
毛主席第一次游了长江以后，“八卦阵”也随之解散了。
但是，姨父的直觉告诉他，毛主席游长江不仅游出了极好的兴致，而且游出了使一切对此持有异议者心悦诚服的喜悦。此后，游长江有可能成为毛主席随时进行的一项健身活动，他必须组建一支由公安局直接掌握、常备不懈、随时可供调遣的“水上禁卫军”。否则，毛主席每游一次长江，都要搞一次游泳训练，还要从其他部门调人，惊动太大，也会使保卫工作陷于被动。
关于建立“水上禁卫军”的建议得到上级批准后，他就在行将散去的“八卦阵”中挑选了几个游水能手，把他们调到了警卫处。姨父选拔人才是严格的，比如，从体委来的游泳教练水游得很好、责任心也很强，却没有把他留下来，唯一的原因是他嘴里边用来研磨食物的一颗臼齿是一颗闪闪发光的金牙。姨父咋看咋不顺眼，好像金牙里面可能隐藏着某种与革命、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质格格不入的东西。多年以后，姨父在广州偶然碰见了与这位教练一起为毛主席首次游长江做过水上保卫的游泳运动员。运动员向他提起那位教练和那一次难忘的经历就激动不已。姨父大受感动，这才想起那颗金牙的体积实在不能算大，且有可能是用其他金属制作的，或许只是来自一次医疗的需要。他感到自己错怪了金牙。
经过姨父严格筛选而调进来的人，加上从警卫处挑选的人，组成了毛主席的“水上禁卫军”。为应对水上可能发生的一切情况，“水上卫士”不仅要学会游水，还要学会跳水、潜水和水下救生。
姨父回忆说，训练最紧张的时候，我们这帮人就集中在毛主席住的东湖甲所，住在服务人员的房子里，先在东湖游泳池学习基本动作，大米、馒头管饱，天天有肉吃。每天早上八点钟下水，十一点半钟上来吃午饭，下午两点半钟再下水，五点半钟上来吃晚饭。开始，游泳与酒肉兼而得之，大家的兴致很高。游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就开始挠头了。武汉是全国闻名的“火炉”，气温能高达四十摄氏度以上，把饼子贴到墙上也差不多烫个半熟。东湖游泳池是露天的，人人只穿裤头、光着膀子，整天在水里泡着，太阳晒着，人晒得黑不溜秋还是小事，要命的是人人掉皮，掉了第一层皮，还要掉第二、第三层皮，看着很骇人。一掉皮，一出汗，蜇得疼痛难忍。大家开始叫苦，哎呀，没法睡觉啦！我说怎么啦？他们说睡觉只能趴着睡、撅着屁股睡，别的姿势都睡不成。我说怎么睡不成？他们说不敢翻身哪，膀子上、背上都掉了皮，疼得钻心！我说你们非得给我坚持住不可，必须泡在水里，泡久了，就适应了嘛。在外边晒太阳倒是最难受的，还是给我跳到水里去，水里最舒服。不多天，都学会了游水。
跳水有难度，有人出尽了洋相。比如曹志勤——后来当了王任重的秘书，一直干到全国政协办公厅秘书局局长。他当“水上卫士”的时候，是捏着鼻子、闭着眼睛、硬着头皮从跳台上往池子里跳水的。跳久了，才不捏鼻子、不闭眼睛了。他后来表现了良好的素质，胜任了高层的重要工作，不能说这跟高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