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姨父-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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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跳动的夕阳
1。“鬼子进家了!”(1)
姨父从一切社会角色中解脱出来,在钓鱼、下棋、培植盆景的快乐中安度不属于一个公安局长、不属于一个党委书记,只属于一个普通老人的晚年。一个戏剧性事件却打破了他和六姨的宁静:他们的小女儿毛妹从日本留学归来时,出人意料地带回了一个日本女婿,而且,这个日本女婿的父亲又偏偏是一个参加过侵华战争的老兵。
毛妹跟她日本夫婿的跨国情缘带有神秘色彩。这个浪漫故事的第一个镜头应对准东京的一家餐馆。时间是1990年初春的一天,房地产开发公司经理西村博明来餐馆用餐,餐馆老板上前搭讪说,西村先生,你在忙什么呀?西村说,我正在发愁呢,从中国进口了一批建材,一大堆中文资料还没有翻译出来。老板说,哦,有一个中国女留学生在这里打工,她的日文棒极了,我给你介绍一下,你找她就是了。
毛妹说,刚刚认识西村博明,直觉就告诉她,这是她这辈子所要寻找的那个男人。我问为什么?毛妹说,这是说不清楚的,总觉得他跟别的男人不一样。他来酒吧饮酒,总是表现出走进某一个大学实验室从事天体物理学或是遗传基因学之研究且已接近成功的样子,好像沉湎于某种抽象的想像中,显得迷茫而沉静。他从不带别的伙伴一起来,从不夸夸其谈,从不讲日本男人最爱讲的“黄段子”,喝酒的样子也好像是跟“杯中物”进行温情脉脉的对话,不声不响地喝了酒,就不声不响地离去了。
我问西村,你对毛妹的第一印象是怎么样的呢?西村咋舌说,哇,这个中国女留学生好厉害呀!毛妹为我作注解说,西村所说的厉害,是因为她不会像日本女人那样在男人面前刻意表现出谦恭乃至于谦卑的样子,不会露出礼节性的微笑而浪费过多的表情。
但是我知道,毛妹的厉害不止于此。她为了完成在东京大东文化大学的学业而同时在两家餐馆打工,是一个勤奋而不失尊严的打工者。一个日本老头——一家著名企业的三把手与政要人物一起吃饭时,在她的臀部摸了一把,她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转身给了他当胸一拳,打得日本老头仰脸倒在桌子上,打出了日本女人压根儿想都不敢想的高水平,全场皆惊。日本老头到了次日早晨才一惊一乍地清醒过来,托饭店老板送给她一束鲜花表示歉意。
打工毕竟是辛苦的。我不知道,毛妹作为一个“老八路”的女儿,当她在日本餐馆里辛苦打工的时候是否会感到屈辱。但是我知道,当毛妹必须在课堂上补充睡眠的时候,却能够保持端正的坐姿,让暗藏在衣兜里的日本录音机不停地打着转替她听课,这就等于让一个属于日本国的小玩意儿反过来在课堂上为她打工,好,我们摆平了。她就用这种方式找到了心理学上的平衡。当学业和打工的双重压力实在使她摆脱不了精神压抑的时候,她就站在东京街头用英语夹杂着日语向着日本的天空咒骂,没有具体的挨骂对象,所以路人都露出漠然的样子各走各的路。她便在不断的压抑与宣泄中成绩优异地完成了学业。她的日语可以使日本国民误以为那是她的母语。我怀疑,西村博明是毛妹“骂街”时的忠实听众。
毛妹和西村闪电般进入谈婚论嫁阶段以后,所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怎样让父母同意她跟一个“日本鬼子”的婚姻。尽管姨父和六姨都懂得把日本人民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区分开来,把日本侵华士兵与他们的上层决策者区分开来,认为那一场使中华民族遭受了巨大灾难的日本侵华战争不是日本人民的过错,而且认为,日本人民也是那一场战争的受害者,但是,对于一个经历了八年抗战并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手臂的“老八路”来说,这一切理性认识都不足以构成他在情感上可以冷不丁地接受一个日本女婿,并与一个日本侵华老兵结为亲家的理由。
毛妹不敢贸然地把西村带回中国,决定先单独回国向父母充当自己的“说客”。她对父母的“游说”好像是从一根鱼竿开始的,那是日本著名对华友好人士西园寺公一送给姨父的鱼竿。西园寺公一致力于中日友好,被周恩来总理称为“中日两国的民间大使”。在武汉、在广州,姨父都曾热情地接待过他,并与他建立了亲密的友谊。接下来,话题就跳跃了一下,追溯到抗日战争期间由日本人组成的“反战同盟”。我听姨父讲过“反战同盟”的故事。他们结伴从敌后返回延安的路上,受到日军追袭。我军用缴获日军的掷弹筒进行回击,战士却不会使用掷弹筒,不知道把炮弹打到哪里去了。“反战同盟”的一个日本人跑过来要帮我们的战士操作掷弹筒,但他说的是日本话,“八路”战士就跟他发生了争斗,多亏翻译跑过来解除了误会。姨父说,日本人跟日本人是大不一样的。
这句话正是毛妹最乐意听到的。她适时地把话题一转,就转到一个名字叫西村博明的日本男子身上。西村一家都是日本佛教界著名慈善团体“创价学会”的成员,这个学会的宗旨是和平、教育与人道主义,反对战争,主张对华友好。名誉会长是对恢复日中邦交作出过重大贡献的池田大作先生。西村博明本人曾用了九年光阴钻研马列主义,在日本法政大学读书期间,成为学生运动中一个派别的领袖,时常举行集会,通过大喇叭发表高分贝的政治演说。因此,他的照片曾与日本当局的通缉令一起,赫然出现在报纸上。他大学毕业后,日本没有一家公司敢于录用他,他就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流浪打工生涯。当他认识毛妹的时候,已经结束了与共产主义的“初恋”,开始有了自己的公司。毛妹所说的这一切情况都小心翼翼地采用了纯属客观报道的口气,好像这个西村博明跟她是没有关系的。只是在最后冒出来一句话,妈妈,这个西村博明的年龄比我大十四岁,这算不算是一个问题?
1。“鬼子进家了!”(2)
毛妹引导着父母在不经意间走了一段曲里拐弯的路程,波澜不惊地完成了一个爆炸性信息的传递任务。六姨和姨父都听懂了。六姨一表态就抓住了要领,说,问题不在于年龄大多少,只要思想、性格合得来,不怕年龄大。姨父表情冷峻地沉默着,很久,才冷冷地冒出一句话,你自己可要想好啊!毛妹高兴得差点跳起来,这是她从父母口中可能听到的最好的回答。她马上给西村打电话,要他马上到中国来。
西村来中国之前,毛妹没有把自己的父亲是一个“老八路”而且被中国人称为“鬼子”的日本人暗算去一只手臂的事实告诉西村。西村来到中国以后才得知中国岳父的历史身份,一看到半截空袖筒就怵然心惊,一进家门就诚惶诚恐地向中国岳父母大人行了九十度的鞠躬礼,然后就笔直地垂手而立,像是罚站。六姨再三请他坐下,他才惶然落座,把双手搭在膝盖上一动不动。西村来了两次,姨父都默然无语。具有大学本科学历且精通或粗通英语的大表妹、二表妹夫妇,都站在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严正立场上严格把关,用英语跟西村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最后都夸奖西村与日本军国主义者毫无共同之处,绝对不是“一条道上跑的车”。第三次见面时,姨父才随手拿了一张纸,写了以下几句话:“老实做人,诚恳做事。勿忘祖国,勤俭持家。父亲赠言·给松炜。”松炜是毛妹的学名。下边又写:“愿你们平平安安地站稳自己该站的位置,愿你们很好地生活。”毛妹让西村从保险柜里取出这份赠言,让我看了,西村又小心翼翼地把它折叠起来,重新锁到了保险柜里。
婚事得到中国娘家的认可以后,毛妹才跟着西村回到了日本婆家。毛妹说,西村的父亲第一次见到她,就表现出忧心忡忡的样子,把她叫到一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又叫着她的小名说,咪,我要郑重地告诉你,我没有伤害过一个中国人,真的,我没有伤害过。我是关东军的一名报务员,我的任务只是破译苏联红军的电报。
我两次到广州,都是住在毛妹家中为我提供的客房里。一天晚上,西村邀我喝酒,我们就在客厅里坐下来,干喝了一瓶北京二锅头。当酒精发挥作用的时候,我开始表现对日本民歌的热爱,请西村教我唱真正的日本民歌。西村表现了严肃认真的态度,凝神沉思了好大一会儿,突然间放声高唱,竟是日文的 《国际歌》。他唱得十分投入。我也用中文与他齐唱,声震屋瓦,客厅为之轰鸣。歌毕,我说,我看到了过去的西村。
现在,西村和毛妹在广州共同经营着名宏生物技术公司,在做保护生态环境的高科技业务。公司送给我的礼物却是表现中国佛教大乘教派六祖惠能的VCD和惠能向弟子说法的佛教经典《坛经》。
据悉,第二野战军刘邓首长的警卫团团长夏云超向当年的警卫团政委朱汉雄同志发出了警告:“老朱啊,怎么搞的嘛,我们抗战八年哪,‘日本鬼子’怎么进了家啦?”朱汉雄政委说:“哎嗨,我冇得办法了,现在又添了一个‘日本崽子’!”
他说的这个“崽子”小名狗狗,在广州一所小学读书,每年暑假都要回到日本老家看望爷爷、奶奶。五岁那年,他从日本回来时说,姥姥、姥爷,我告诉你们呀,爷爷给我说,他从来没有打过中国人。第二天一早醒来,狗狗又说,真的,爷爷没有打过中国人。到了晚上,狗狗又说,真的,爷爷一发现是打中国人,他就不干了,就回到日本了。姨父面带悲悯地听着外孙一次次地诉说。他明白,五岁的狗狗也在试图治疗历史留给一个民族的巨大创伤。
2。亟待解决的对抗性矛盾(1)
矛盾是从寻找一份文件开始的。那天,姨父谈到了“窃听案”,要六姨找一找为他平反的文件让我看。六姨说,我去哪里找呀?你没有把它当成事,你也没有把它交给我。姨父露出一脸无奈的样子,哎呀,你这个六姨呀,好多东西她一管就找不到了。董必武送给我的字、黄胄的画、黎雄才的画,多了,都是名人字画呀,交给她,她往那里一堆,都找不到了,找呀,找,好,终于找出来了,不是发霉了,就是虫咬了。
六姨嗔笑不语。
姨父说,说句公道话,你六姨工作起来可以说是很能干的,可她一回到家里就乱了套了。她找一件衣服,会把所有的衣服翻得个乱七八糟,然后再收拾整齐,以备下一次再翻个乱七八糟。我说让我来搞吧,她却抓住权力不放。我有一件很好的棉袄,有罩衣,在上海买的。我说你不要分开保存,要把棉袄和罩衣套起来一起保存。她不听我的,到后来,棉袄找到了,罩衣怎么也找不到了,棉衣没啥罩了。她管的东西可以说堆积如山,至于都堆着什么宝藏,对不起,她绝对想不起来了!
六姨说,对,我的记性不好,可我还没有把女儿的名字忘掉吧!
姨父一听,就表现出气馁的样子。
六姨说,你二表妹在武汉大学上学时,你姨父从广州跑去看她。人家问,老同志,你找谁?你姨父说,我找黎莉。人家想不起这个名字,说,我们班没有这个人。你姨父就给人家瞪眼睛,我的女儿就在你们这里上学,是化学系的嘛,我这个当爹的怎么可能搞错呢?他刚刚发了火,又觉察到有所失误,忙说,哦,对不起,我忘了讲她的姓氏,她姓朱,叫朱黎莉。人家拿来学生名册,从头看到尾,又说,没有这个朱黎莉。你姨父又瞪起眼睛说,这怎么可能啊,你们怎么把我的女儿搞冇得了?人家说,老同志,这个班上只有一个姓朱的,叫朱松琦。你姨父这才长出一口气说,啊呀,就是她,那是她的学名。你听听,你姨父的记性有多好!
姨父跟六姨打了个平手,心有不甘,又抛出一个十分具有爆炸性的新闻,他说,我给你讲啊,你六姨怀疑我有“婚外情”啊!我们离休以后,有一次到重庆去,那里有几个开江县永兴场的老乡,有和我一起去延安参加革命的两个同学,还有去延安时被家里人截回去的那个女同学和她的丈夫。我们约好在这个女同学家里吃饭,因为她能做一手好菜。我跟你六姨走啊走,走到了,她又扭脸不去了。她硬说这个女同学是我少年时代的恋人!我说,哪有这个事?可她把我撂下,扭脸就走,弄得我下不了台,叫我向那些老乡怎么说呀?那个女同学就在场啊,我能对她说我那个老太婆怀疑我跟你六十年以前的关系需要搞外调吗?人家的老头子虽说七老八十了,可是人老了也会吃醋的呀!喂,太婆!你给我坦白,哪个给你说我跟她是恋人?世界上哪有这个事情?
六姨说,你讲嘛,你把话讲完!
我感到六姨有些底气不足,可她对我说,我不能跟你姨父较真,医生叫我事事顺着他,人老了,只能讲情,不能讲理。
六姨进了厨房的时候,姨父向厨房瞄了一眼,小声对我说,我可以告诉你啊,真正对我有点意思的是一个姓潘的女孩,我从来没给你六姨讲过,不敢讲,讲不得呀!我们家乡宝塔底下有个潘家寨,姓潘的女孩是那个寨子的人,也在永兴场上学。她绣了一个手绢送给我,是一块白洋布,用红丝线线、绿丝线线锁了边,角角上绣了一只小兔子、两朵花。我收下了这个手绢,却不知道跟人家谈情说爱,我还来不及学会这一套哇,不知道赠送绣花手绢的“重要意义”。多年以后,我才懂得这是很有“意义”的。我又去过潘家寨,却没能找到她。我这一辈子只有过这样一件好遗憾好遗憾的事情,说我跟那个女同学怎样怎样,那是没影的事情。我冤枉呀!
开饭时,姨父余气未消,继续向外甥诉说冤情。你这个六姨爱吃醋呀!比如说在街上碰到一个女同志,我要给她介绍一下,她扭脸儿就走,根本不理人家!
六姨问,这又是哪门子的事呀?
姨父说,五十年了,在武汉的大街上。
六姨说,啊?你还记得挺清的,那也该我说几句了。我们走在街上,有一个女的走过来,他跟人家握手呀、问候呀,还挺热乎的呢,用湖北人的话说,那个女人嗲里嗲气的……
姨父打断六姨的话,问我,你吃不吃鸡爪?
六姨用筷子断然挡住鸡爪,给我夹了一只比鸡爪高级一点的鸡腿,又说,那个女人呐,穿黄上衣、白裙子,梳双辫儿,扎了两个大红结子,下边穿一双红皮鞋。你姨父打完招呼,就要给我介绍,我正好到了马路口,就跑到路那边去了。他一过马路就说我,你怎么这样不讲礼貌?我们就在街上吵起来了。我说,你认识她吗?我可知道她,她的生活作风很复杂!
姨父说,她就是特务我也可以跟她握手。
六姨说,你可以,我不可以。
姨父说,我见过的人多了,三教九流都可以握手。
六姨说,我就不能这样做。
姨父说,哎呀,你太革命了!
六姨说,我要不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真要变成反革命了!
姨父露出一脸的无奈对我说,没法儿呀,我总是没赢的时候。
2。亟待解决的对抗性矛盾(2)
次日,又爆发了新的冲突。刚刚吃了早饭,姨父就诉苦说,一大早,你六姨又坐在马桶上不起来,我进去以后,她问,你是不是上厕所?我不吭气,我肯定是上厕所,我不上厕所来找马桶干什么?她叫我站在马桶旁边,说,你等一下,我就要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