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文学讲堂-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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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分析《围城》？我想都可以试试。不过如果用女性主义批评呢，这个《围城》就可能站不住了，为什么呢？钱钟书的写作姿态在女性主义看来，就是非常典型的大男权主义，你看看他写的小说啊，方鸿渐周围围着他转的，唐晓芙、苏文纨、孙柔嘉等等，还加上鲍小姐，好像这周围都是为他而存在的，这是不是男性中心呢？如果他方鸿渐比较能够有一种对妇女的酋重，他们的婚姻生活是不会那么糟糕吧？
所以我们讨论问题啊，千万不要把小说当成人生哲学来看，比如说方鸿渐，或者是钱钟书对方鸿渐的描写对人生有一种非常深的看法，觉得人生甚至是没有意思，人生就是进城出城，就是盲目的这种无用功。这只是一种认识，一种感受性的或诗性的哲学，但是这样的哲学呢，不一定用来干预、指导我们的生活，这毕竟是小说。还是回到刚才我们说的，一部好的小说，一部意蕴深刻的小说，是可以不断地被解读，不断地进行剖析，见仁见智。我们读小说，完全可以相信自己的感觉，不一定阅读之前就抱着一个受教育的姿态。当然学生要受教育，但是老是有一种这样心态，好像世界一切都是为了教育而存在的，这也很可悲。
温儒敏 从不同层面理解作品的丰富意蕴——怎样读钱钟书的《围城 段С恰返囊帐跆厣�
钱钟书的讽刺有什么不同呢？他就是比较智慧的讽刺，是一种“普遍的滑稽化”。他的讽刺主要是通过语言的陌生化来表达的，所以你读的时候往往会停留下来欣赏他这个讽刺的语言艺术。
刚才主要是用不同的方法来读《围城》，读出不同的味道，下面讲一下它的特色。最重要一点，大家都能够感觉到了就是讽刺。现代作家擅于讽刺的很多，鲁迅也讽刺，老舍先生也讽刺，张天翼也有讽刺，很多都有讽刺，钱钟书的讽刺有什么不同呢？他就是比较智慧的讽刺，是一种“普遍的滑稽化”。他的讽刺主要是通过语言的陌生化来表达的，所以你读的时候往往会停留下来欣赏他这个讽刺的语言艺术。他喜欢用比喻，把庄严的东西滑稽化。刚才说的王朔他也滑稽化，但跟钱钟书的不一样，钱钟书比较智慧。王朔不是这样，你不是在台上吗，我把你拽下来，他是这种方法。钱钟书并不把你拽下来，他还让你在那个位置，但是呢他把你滑稽化，普遍的滑稽化。特别在语言方面，让大家阅读之中感到一种快感，一种智慧，一种欣赏。
比喻里边含有一种讽刺，是钱钟书常用的手法。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方鸿渐有一天到苏文纨家里，在客厅里面坐下来，这客厅里面已经来了一个客人啦，叫沈太太，沈太太穿着非常高级的衣服，他们坐下来。这方鸿渐就受不了了，沈太太胳肢窝那个味，他受不了，熏得恶心，想换座位，又不好换，当着那么多人面，不太好换。这时候呢，方鸿渐就胡思乱想了。钱钟书是这样来写方鸿渐的胡思乱想，他说啊，政府可以迁都啊，自己倒不能换座位了。我们知道这个抗战时期，国民党的首都南京，迁到重庆，所以他这个讽刺啊，既带有时代的特点，同时呢，又是带有一种文化的讽刺。又比如说，小说写那个“哲学家”褚慎明，他有个毛病，最看不起女人，他为什么要戴个眼镜呢？就为了怕看见女人。但是褚慎明这个哲学家啊，看到苏小姐以后啊他的眼睛就生病了，害了眼馋病，就盯着苏小姐。小说写褚的大眼睛好像哲学家谢林的“绝对观念”，要突破那个镜框。这个讽刺很有意思。“绝对观念”是一个抽象的哲学名词，非常奥妙的，来比喻这个哲学家的眼睛，这也是带有一种批判，是滑稽化。钱钟书对社会行为经常都有这一类批评，这种批评跟鲁迅那种非常尖刻的挖掘是不一样的，他是带嘲笑的。比如说三四十年代，也有很多出国的，很多人出国回来呀，就觉得很了不起。出国是好事，但是老是出国以后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没有出国的人就觉得总是好像没有完成什么事，这种状态，钱钟书表示鄙夷和批评。他说出洋啊，就像小孩出水痘，那种念念不忘自己出过洋的人，就是那种出过国回来的人，就是甘心让自己的天花变成了麻子。以前出水痘搞不好啊就变成脸上斑麻了啦。钱钟书以此比喻出洋之后的那种盲目自大的炫耀心理，如同很得意的自己的麻子脸，好像是文章，再加圈点没有出过国的也想“到此一游”，又如同出水痘，出完了就痛快了，就完了。这都是一种讽刺，对社会行为的一种讽刺，也是一种比喻。有些比喻呢，读的过程中你会有一种快感，觉得好笑。又比如说他写道，一群人去喝咖啡，谁知从冷盘到咖啡无一可口，除了醋以外，面包、牛奶、红酒，无一不酸，那醋就变成不酸的了，牛奶、面包通通都是酸的。有些描写非常尖刻啊，比如对人物的描写，写那个孙柔嘉，一出场还是姑娘，二十一二岁，说一句话就要脸红，女孩嘛，但又这样写，她两个眼睛呢隔得太远，中间距离太远，老是给人一种惊讶的感觉。你们注意一下，这个眼睛隔得太远是不是一种惊讶的感觉，这个孙柔嘉的确经常会有一种故作惊讶的表现，这是一个机智的讽刺。我就不要举很多例子了，大家阅读过程中都会感觉到的。
另外心理描写方面，这部小说也有它的特点。心理描写是现代文学比古代文学要高明的地方，古代小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心理描写，人都是比较平面化，比较脸谱化的。钱钟书的心理描写并不细，只是很入骨。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来讲。
另外啊，还有一点也很有意思，就是《围城》中的人名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其中许多名字都有特别的含义，有的也带讽刺。方鸿渐，鸿渐是易经上的一句话，鸿就是鸟嘛，渐就是那个树木嘛，那个鸟可以从水上飞起来，落在那个树上。方鸿渐，他比较清高，但是也表现懵懂，什么事都无定夺，就像鸟一样，在树上站不稳。孙柔嘉，柔嘉是什么意思？柔嘉是统治术啊，果然这个女子呢结婚以后有一种御夫欲，很厉害。赵辛楣，辛楣就是挂在门上的驱邪用的那个药。所以《围城》中每一个人物啊都有个符号，也有种批判。
总的来说啊，刚才我讲的这些就是一个粗略的介绍，希望通过自己的阅读感觉，来说明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意蕴丰厚的小说，可以不断地阅读，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层面来进入。所以我们读小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放松自己，千万不要一开始就把自己脑子框住了，老是想着它主题是什么。放松，读完以后，根据自己体验，回过头来再进行思考，如果它经得起我们批评，我们就可以发现它有很多层面的意思可以分析。如果它没什么内涵，就是一时快乐，这样的小说也好啊，是吧？武侠小说不就是这样吗？我们要相信自己的阅读感触，相信自己第一阅读印象，你认为好，那你就可以琢磨一下它好在哪里；你认为不好，你可以分析一下它不好在哪里，也就这样了。不一定非要抱着受教育的目的去读，也不一定非得一开头就考虑挖掘它的主题思想，不一定这样。如果阅读过程中能得到钱钟书《围城》的也比较多了，大家有不同的读法，也有些批评它的，认为太尖刻了，太超然。但不管怎么说，《围城》毕竟是一个很重要的作品，也是现代文学的一个大的存在。今天只是谈我自己阅读的一点看法，一点体验，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曹文轩 古朴、明净的风俗美学——漫谈汪曾祺的小说汪曾祺的文学世界（1）
曹文轩，1954年1月生于江苏盐城农村。1974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后留校任教。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作家协会理事，北京大学教授、现当代文学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主要学术著作包括：《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二十世纪末文学现象研究》、《面对微妙》、《曹文轩文学论集》、《思维论——对文学的哲学解释》等。并发表长篇小说：《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红瓦》、《根鸟》等。
汪曾祺是沈从文先生的学生，在西南联大读过书，1949年以前就写过《复仇》、《鸡鸭名家》等很别致的小说。1949年以后主要精力投放在戏剧创作上，是京剧《芦荡火种》的执笔人。这个剧后来成为样板戏之一的《沙家浜》。
他重新写小说，是在七十年代末。作品发表后，有见识的读者和评论者，都有一种惊奇，觉得总在作深沉、痛苦状的文坛忽地有了一股清新而柔和的风气。但却因他的作品一般都远离现实生活，又无重大、敏感的主题，并未立即产生大的轰动，到显得有点过于平静。他是越到后来越被引起注意的。当那些名噪一时的作家和红极一时的作品失去初时的魅力与轰动效应而渐归沉寂时，他与它的作品反而凸现出来。在此后的许多年里，他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
长期占据一方土地而经营他的文字世界的汪曾祺；很得当、很有分寸地体现了地域性，未去一味摆弄地域性。他是带着一种现代的、永恒的美学思想和哲学态度重新走向地域的，地域只不过是他为他的普遍性的艺术观找到的一个特殊的表现场所而已。
1，汪式“地域主义”
汪曾祺基本上属于一个地域性作家。他把绝大部分篇幅交给了三四十年代江苏高邮地区一方土地。
从空间大小来讲，世界上的作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非地域性作家，一类是地域性作家。前者认定，所谓的地方特色、风俗人情，于文学而言实在是无关紧要的。他们甚至有意淡化和排斥这些元素。这种认定，其理论基础是：文学所要表现的，应是人类共有的生活以及普遍的人性。这类作家把更多的力量放在了没有特定空间的想象上，所编织的故事，带有更多的假设性。在西方，这一类作家似乎占多数。而另一类作家，则将生活的空间严格地限制在一个他认为他所熟悉的固定的点上，方圆十八里，一辈子也不肯跨越一步。在其作品中，显示出了浓重的地方情调和特别的小文化环境。在中国，这一类作家似乎居多。沈从文是这类作家的一个经典。他表现的生活范围或者说那些最能代表他创作成就的作品，基本上都生长于湘西。国外也有这类作家，著名者如美国的福克纳。据他自己讲，他一生就只写了邮票大小一块地方。这些作家的理论基础是：艺术必须选择特殊的空间，展示特殊的生活画面，通过对特定文化的显示以及在特定环境下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来实现艺术的认识和审美之目的。
批评者对这两者褒贬似乎不一。但印象中，挨批评更多一些的似乎是那些地域性作家。就中国而言，地域性的过分强调、地域性作家所占比例过大，多少妨碍了中国文学的提升，降低了中国文学的规格。在中国，地域性变成了一位作家成功的一条途径。谁想获得成功，谁就必须讲究地域性。占据一方生活小岛，以对付文坛的激烈竞争，竟成为许多中国作家的一个意识、一种策略。于是当代文学形成了这样一个格局：东西南北，各据一方，以独特的地域风土人情为奇货为本钱来从事文学的买卖。于是，偌大一片中国版图，被瓜分殆尽。于是出来所谓的湘军、晋军之类的说法。于是，文学要表现的人的生活，最终变成了地方生活，中国文化变成了若干区域文化。地域性的过分强调，最终变成了地域主义，直至地方保护主义。中国当代文学少了世界文学的宏大气派。对泥土气息的过于认同，使中国文学从风格上讲，就显得有点过于小气，甚至俗气。地域主义的极端化，使文学失去了抽象的动机，失去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失去了重大的、具有哲学意义的主题，并因它的过于狭隘与特别而失去了与世界文学对话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地域主义必须是一种有节制的创作观念。
但，却谁也无法批评长期占据一方土地而经营他的文字世界的汪曾祺。一，他虽然将自己的作品的内容限制在一区域内，但他并不向他人提倡地域主义，尽管他是率先体现地域性的，但后来有那么人蜂涌而上，则与他无关；二，他很得当、很有分寸地体现了地域性，未去一味摆弄地域性；三，他是带着一种现代的、永恒的美学思想和哲学态度重新走向地域的，地域只不过是他为他的普遍性的艺术观找到的一个特殊的表现场所而已。
《受戒》如此，《大淖记事》、《故里三陈》等等莫不如此。地域性非但没有成为障碍，反而成为施展人性、显示他美学趣味的佳境。
曹文轩 古朴、明净的风俗美学——漫谈汪曾祺的小说汪曾祺的文学世界（2）
2，汪式“风俗画”
当许多年轻作家拜倒在现代观念的脚下、想法设法寻找现代人的感觉、竭力在作品中制造现代氛围时，汪曾祺的作品却倒行逆施，追忆着过去，追忆着传统，追忆着原初，给人们酿出的是一股温馨的古风。
古风之生成，与风俗画有关。他对风俗画的追求是刻意的。
追溯到现代文学史，在小说中对风俗画的描绘始于鲁迅先生（如《祝福》、《社戏》、《孔乙已》等），沈从文的《边城》则是风俗画的一个高峰。这条线索，在五六十年代中断了。因为，这种美学情趣，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到了八十年代初，又由汪曾祺将这条线索连结了起来。
这里不去引用《受戒》的文字，因为，在我看来，整篇《受戒》都是风俗画。我们从他的《异秉》引用一段：
这地方一般人家是不大吃牛肉的。吃，也极少红烧、清炖，只是到熏烧摊子去买。这种牛肉是五香加盐煮好，外面染了通红的红曲，一大块一大块的堆在那里。买多少，现切，放在送过来的盘子里，抓一把清蒜，浇一勺辣椒糊。蒲包肉似乎是这个县里特有的。用一个三寸来长直径寸半的蒲包，里面衬上豆腐皮，塞满了加了粉子的碎肉，封了口，拦腰用一道麻绳系紧，成一个葫芦形。煮熟以后，倒出来，也是一个带有蒲包印迹的葫芦。切成片，很香。猪头肉则分门别类的卖，拱嘴、耳朵、脸子，——脸子有个专用名词，叫“大肥”。要什么，切什么。到了点灯以后，王二的生意就到了高潮。只见他拿了刀不停地切，一面还忙着收钱，包油炸的、盐炒的豌豆、瓜子，很少有歇一歇的时候。一直忙到九点多钟，在他的两盏高罩的煤油灯里煤油已经点去了一多半，装熏烧的盘子和装豌豆的匣子都已经见了底的时候，他媳妇给他送饭来了，他才用热水擦一把脸，吃晚饭。吃完晚饭，总还有一些零零星星的生意，他不忙收摊子，他端了一杯热茶，坐到保全堂店堂里的椅子上，听人聊天，一面拿眼睛瞟着他的摊子，见有人走来，就起身切一盘，包两包。
从《大淖记事》里再引一段：
他们也有年，也有节。逢年过节，除了换一件干净衣裳，吃得好一些，应是聚在一起赌钱。赌具，也是钱。打钱，滚钱。打钱：各人拿出一二十铜元，造成很高的一摞。参与者远远地用一个钱向这摞铜钱砸去，砸倒多少取多少。滚钱又叫“滚五七寸”。在一片空场上，各人放一摞钱；一块整砖支起一个斜坡，用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