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文学讲堂-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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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去制造，就容易变成无聊的滑稽表演。从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钱钟书不仅是一位大学者，还是一位入情入理的文学大师，更是一位特别热爱生活、特别善于生活、活得非常有情调、有乐趣的、有滋有味、有血有肉的人。我觉得这才是钱钟书的魅力所在。一个人，只是特别有学问，我觉得这不能构成魅力。一个人有学问，学问是什么东西啊？不就是老学这个学那个吗？学了很多本事，别人会做桌子，你除了会做桌子还会做沙发立柜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学者就跟木匠铁匠没什么区别，就是你的一种职业。如果你不能贯通它，最后不能落实到对生活的态度上，啊，那就是说“层次不够”，李老师说得“还不够圆满”，只能这么来评价。


孔庆东　真正的幽默是我不幽默——钱钟书《说笑》“幽默”的风格与启悟（2）

　　　　2，怎样写好文章　　　　
　　　　总之，《说笑》这篇文章能够使我们对三十年代的“幽默文学”现象有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对“幽默”和“笑”的意义有一种焕然一新的体悟，对钱钟书的创作风格有很鲜活的感受。也就是说，虽然文章不长，我们可以得到这么多的启悟。而且对我们自己的写作也有多方面的启发。我曾经跟一些老师谈过，就是我们北大中文系，我们当然有很多优点，我们每个学科都是国家重点学科，都是全国一流的，但是我们有没有自己的弱项？有没有自己的这个“气门”？怎么来评价？我想，我们这个北大中文系，比如说我们没有写作课，我们很多年都没有写作课，还有我们旗帜鲜明地不支持学生当作家，我觉得这是不是值得讨论和值得反省的问题？我们学生的写作，往往自己要在黑暗中摸索很长时间、摸索到大三，才把文章写得像个样子，而我们在大一的时候、大二的时候，我们所写的文章经常不如理科生。应该要承认，是吧，我们的高考成绩不如理科生，就包括语文成绩，啊，因为90年代以来，中文系的生源已经不是最优秀的了。我上个学期给数学学院的学生上课，那是我们中国最聪明的学生，那都是国际上拿了奥林匹克金牌回来的，是吧？我说，大一的学生比大一的学生，我们中文系的比不了你们。我讲课最后剩15分钟，我说每个人写一首小诗交上来，哗哗哗写完了交上来，我说绝对比中文系的写得好，中文系到大三才能写出这个水平来，那是因为学了好几年了。我想，我们应该除了学习这些什么理论啊、什么框架啊，学习这些东西之外，要有意识地加强自己写作技能的训练。上了大学了，没人管你了，没人督促你了，干什么都行了，你的以后就靠你自己来塑造了。有人说老师是塑造灵魂的工程师，这是不对的，自己才是塑造自己灵魂的工程师。你自己将来成为什么，是由你自己来塑造。比如说，你是一个中文系的学生，四年以后文章写得都不通，这样的人，大有人在的。我有一个同学现在在一个出版社，经常跟人家签合同，合同写得都是文理不通的，经常写什么“如果双方发生什么纠纷，不得互相埋怨”，就这种土话都往上写。我说这简直是给哥们丢脸嘛。　　　　
　　　　所以说，我觉得钱钟书的文章对我们写作也是有很大启发的。不过，应该实事求是地说，文章写到钱钟书这个水平也是很不容易的，你看上去他是行云流水、轻松愉快，就跟你看台上的京剧演员表演一样，你看他演得轻松，那这“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要达到这一步，钱钟书读了多少书啊。那么现在呢，有很多人都在写杂文，喜欢写杂文，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比以前进步了，应该说气氛、环境都比以前宽松了，民主、自由的程度都比以前扩大了，这是应该承认的，所以很多人都觉得杂文好写，啊，这是一种误解。很多人以为，我写不了小说、写不了诗歌、写不了戏剧，我就去写杂文吧，啊，杂文不就是骂人嘛，骂人还不会嘛？所以这是造成当下杂文写作低水平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在我看来，杂文是最难写的，因为写杂文需要一个全方面的积累。鲁迅为什么杂文写得好啊？是因为他什么都写得好，是因为他学问就做得好。鲁迅出道的时候都快40了，积累了多少年哪？是不是啊？就好像在华山绝顶练了几十年的功夫，然后突然下山来了，所以才武林中纵横无敌呀。所以他写杂文就像那个“飞花摘叶，皆可伤人”一样，那首先是因为他有成套的武功啊。鲁迅所写的这个《中国小说史略》，现在没有人能够超越呀；鲁迅写的这个小说，没有人能够超越呀。是因为你别的都写得好，你积累得特别多，你才能轻轻一挥洒就点到要害上了，这样的人才能写出好的杂文来。而不要一开始动不动就写杂文，这样就会把自己这个文笔写坏了，也容易把人修炼坏了。这是给大家一个劝诫。　　　　
　　　　当然，除了读书之外，还有更重要的是对人生、对世界万物的思索和探寻。一个人不管有多少学问，你没有一个丰富广阔的内心世界，你是写不出优美的文章来的。我们当老师的经常说，要给学生一杯水，你自己要有一桶水，但是你要想，要达到钱钟书这水平，那得多少水呀。那得滚滚长江的一江水吧。我之所以在今天选择跟大家一块儿欣赏钱钟书《说笑》这个文章呢，我开头已经讲了，就是想联系我们当前这个环境，谈一谈如何理解“幽默”这个问题。


姜涛　冲击诗歌的“极限”——海子与80年代诗歌“海子神话”及其背景（1）

　　　　姜涛，1970年生于天津，1989年考入清华大学攻读生物医学工程及仪器专业，后弃工从文，转读中文系研究生，1999年考入北京大学攻读现代文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　　　　
　　　　拓展阅读：　　　　
　　　　《海子的诗》，西川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海子诗全集》，上海三联出版社　　　　
　　　　《探索诗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海子以及海子的诗歌，很多同学都会有一定了解，甚至还可能相当熟悉。在当代诗歌的群落中，海子大概是被阅读得最多、影响最大的诗人中的一个，选择这个话题来讲，大家会很容易进入。但是，这个话题也不好讲，原因很简单，海子被谈论得太多了，很难再讲出什么新意，所以想来想去，我最后设计了这样一个标题：“海子与80年代诗歌”，即：不只是讲海子，而是将他放在80年代诗歌的背景中去谈论，这或许与其他的思路有所不同，在介绍海子及其诗歌的同时，也可以为大家理解当代诗歌内在要求、抱负，提供一个特殊的角度。　　　　
　　　　海子的诗歌或“海子的神话”，对当代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喜爱诗歌的文学青年，更是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在我个人看来，这一影响最重要的价值，还是体现在价值、伦理层面，在一个全面世俗化的世界里，海子的诗歌生涯证明了对诗歌、对想像力的追求，还可以成为一个人的“使命”甚至“命运”。　　　　
　　　　1，海子与海子的死　　　　
　　　　依照这门课的惯例，首先要介绍一下诗人的基本情况：海子，本名查海生，与20世纪两位文学大师穆旦（查良铮）、金庸（查良镛）同姓，他于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当时年仅15岁，在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写作，曾与他的好友骆一禾、西川合称为北大诗歌的“三剑客”。其中，骆一禾不仅是海子最好的朋友，也是他的诗歌最重要的阐释者，在诗歌写作及批评方面都有卓异的建树。不幸的是，在海子去世后几个月，他也因脑病而亡故，这也是当代诗歌的一大遗憾。西川的名字，大家一定也很熟悉，作为当代诗坛的一员“压阵大将”，他的诗歌不仅被广泛传播，而且还有随笔、游记等著述，甚至“写而优则演”，前不久还在新锐导演贾樟柯的电影《站台》中，出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看一看这部电影，欣赏一下西川的风采。1983年，海子从北大毕业，分配到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孤独一人住在昌平县城，由此开始了一种高强度、或者说是“冲击生命极限”的诗歌生涯。1984年以后的5年间，他先后写下了近300首高质量的抒情诗歌和一系列诗剧和长诗。这些作品经友人整理，被命名为《太阳》七部书。大家可以想一想，“书”是一个特殊的名字，我们只用它来命名那些对人类经验构成总结性的“大作”，比如《新旧约全书》、《亡灵书》等，用“书”来命名海子的诗歌，在某种意义上，也暗示出海子对诗歌的特殊理解和期待，这一点下面我们还要重点讨论。1989年3月，海子选择在山海关附近的一处山坡上，卧轨自杀，年仅25岁。　　　　
　　　　海子的死，引发了诗歌界、以及社会上的持续反响，正如他骆一禾所称：海子的死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种悲剧，一种精神氛围。自古以来，诗人、文人自杀，就似乎一定要包含特殊含义，必须从精神的、文化的层面给出更高的解释，海子的死，经过友人和评论家不断解说，也不断被象征化，甚至“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之一”。这一神话包含许多部分，比如贫穷、孤独、不被理解的诗人形象，为诗歌“殉道”的圣徒精神，对世俗化、物化世界的抗议，对超越性、终极性境界的冲击，以及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理想的终结等等。更有甚者，有论者还认为海子选择“山海关”这个地方自杀，是有特殊意义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种族之门”，诗人是用自己的生命来扣击它，从而向历史的权威挑战。另一种思路，是不断将海子的写作哲学化，从中演绎出当代最时兴的哲学理论，但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很多谈论海子的人，其实更关心他们自己，他们不过在借“海子”表达自己的想法。针对种种“过度阐释”，西川在一篇文章中，曾提供了一些更为具体的解释，譬如，他谈到海子曾因练气功而产生幻听等现象，还在给一封遗书中说到某人要谋害他，要家人为他报仇，而在诸多因素之中，情感生活的挫折，可能是他选择死亡的主要导火索。谈论这些问题，并不是要消解所谓“海子神话”的光环，而是要提醒我们自己，每个人都要独自面对具体的生活、具体的困境，即使是海子这样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诗人。　　　　
　　　　据说，在海子死后的几年之内，先后有不少于14位当代诗人离开了人世，这里面包括另一位北大诗人戈麦和更为有名的顾城。在上个世纪末，“诗人之死”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有兴趣的同学还可以继续这方面的探讨，这里我们就不再细说了。无论怎样，海子的诗歌或“海子的神话”，对当代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喜爱诗歌的文学青年，更是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在我个人看来，这一影响最重要的价值，还是体现在价值、伦理层面，在一个全面世俗化的世界里，海子的诗歌生涯证明了对诗歌、对想象力的追求，还可以成为一个人的“使命”甚至“命运”。这类似于某种诗歌的“职业伦理”教育，让许多刚刚接触诗歌的青年，确立了自己对诗歌的信念。当然，影响也有不好的一面，对海子的热情崇拜，也使得大量模仿者产生。比如，“麦子”是海子诗歌的一个关键意象，竞相书写“麦子”也一度成为诗歌的风尚，有人就戏称当时中国诗坛上“麦子大丰收”。在这里，我不妨也讲讲个人的一些经验。在大学时代，我也曾是一个海子诗歌狂热的追随者，从阅读到朗诵、从抄写到模仿，一应俱全。有一年春天，一些喜爱诗歌的朋友结伴去植物园。那时的文学青年难免“矫情”，记得出门时一个喝醉的朋友，竟然在门口席地而坐，对着迎面而来的游客高声朗诵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一大胆、怪诞的行为，引来了游客的惊异与不解，有人鼓掌以示接受祝福，也有好心人误会了朋友的本意，竟在他身边投下了零钱。


姜涛　冲击诗歌的“极限”——海子与80年代诗歌“海子神话”及其背景（2）

　　　　2，80年代诗歌的背景　　　　
　　　　当代诗歌，更准确的说，是当代先锋诗歌是以朦胧诗（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起点的。在朦胧诗之后，当代诗坛一直处于剧烈分化与组合之中，以80年代尤为显著。更新的一代诗人要超越朦胧诗人，寻求新的诗歌史形象，他们当时提出了“Pass北岛”的口号。在文学代际的更替中，一代新人要登上历史舞台，攻击前人，或“丑化”前人，是一种常见的战略，这一点并不希奇。但值得重视的是，他们从另一个角度，提出朦胧诗人身上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是历史代言人姿态。在朦胧诗人的作品中，往往存在某种受难英雄的自我想象，依据这种自我想象，诗人代表“集体”发言，对历史进行反思或控诉，北岛的名作《回答》就是一个例子。这样一种“姿态”产生于特殊的历史语境，具有很强感召力，但在新一代诗人看来，“代替历史发言”是一种自我夸张的表演，远离了个体的、当下的生存感受，他们更倾向于书写真实的日常经验。另一个问题，是“意象”主义的倾向。朦胧诗虽然是一场美学上的先锋革命，但在表达方式上，仍未摆脱新诗传统的样式，如偏爱使用那些十分文学化的、具有象征色彩的意象，这使他们的写作有一种内在的“成规性”，打破这种成规，寻找新的语言活力，也就成了当代诗歌的内在要求。　　　　
　　　　在所谓的“pass北岛”之后，80年代的先锋诗坛也进入了一个群雄逐鹿的时期，各地出现了大大小小各种诗歌群落。一方面，充满激情的实验冲动被广泛分享；另一方面，中国民间文化中的草莽气息也被唤醒，诗人们纷纷揭竿而起，抛出自己的宣言，诗坛也仿佛成了一个热闹的“江湖”。为了展示先锋诗坛风起云涌的全景，在1986年《深圳青年报》、《诗歌报》还推出了“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以此为蓝本，《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一书也随后编辑出版，对于80年代末的诗歌青年来说，这可以说是一本“红宝书x”，书的封面封底都是大红色，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这本选集，不仅是诸多崭新的诗歌技巧、实验的大观，也是年轻诗人的“入门手册”，汇集了“数十流派、近百诗人力作约万行，并收有各诗歌艺术自释、群体简介等背景资料”，可以说将当时大大小小的诗歌流派一网打尽。只要一书在手，对当时诗歌“江湖”的分布，就可有大致的了解。其中，有著名的“非非”、“他们”、“莽汉”等流派，还有很多不十分知名、甚至很快湮没的诗歌群体。具体的写作方式暂且不论，只从这些流派的名称上，就可看出那种普遍的反叛、挑衅姿态，比如上海的一群诗人就自名为“撒娇派”，在宣言中他们是这样解释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常常看不惯。看不惯就愤怒，愤怒得死去活来就碰壁。头破血流，想想别的方法。光愤怒不行。想超脱又舍不得世界。我们就撒娇。”　　　　
　　　　这些流派的诗歌取向，当然是各不相同的，譬如有对语言形式的极端关注，诗人韩东就提出“诗到语言为止”的著名口号，还有对“前文化”、“前语言”感觉的还原追求，还有就是上面提到的“莽汉派”等，以一种反叛的、破坏性方式消解诗歌的神圣性，“反文化”、“反崇高”、“反诗歌”也是流行一时的风尚。这些颠覆性的诗歌实验，表面上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