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文学讲堂-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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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准备讨论的第一篇文章，是周作人的《北平的春天》。周作人，1885年出生，1967年去世，笔名知堂、岂明等，浙江绍兴人，五四时期以《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论文，以及众多兼及知识与趣味的小品著称于世，可说是五四新文学的主将之一。周氏早年文名极盛，抗战中落水，1946年在南京老虎桥监狱被国民政府判处十年徒刑，1949年1月保释出狱，8月重归北京，晚年以译述日本及古希腊作品为生。读他撰于1944年的《我的杂学》，听他谈对于古文、小说、外语、希腊神话、文化人类学、生物学、儿童文学、性心理、医学史、乡土民艺、浮世绘、玩具、佛经等的兴趣，你肯定会惊讶其博学。因此，当他说自己别无所长，只不过是“国文粗通，常识略具”时，你就知道这个标准之高。反过来，在他眼中，国人的最大毛病，很可能就是缺乏“常识”、不通“国文”。　　　　
　　　　先说“国文”。五四刚过，周作人就开始自我调整，不欣赏胡适“明白如水”的白话，而是希望“混合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并杂糅口语、欧化语、古文、方言等，以造成“有雅致的俗语文来”。至于作为“常识”的知、情、意，周作人承认前两者受古希腊及日本的影响，后者则是基于自家的中国立场。但有一点，从1922年撰《自己的园地》起，周就对各种各样的“大名义”不感兴趣，并自觉保持距离；至于1924年《喝茶》一文所表达的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于粗茶淡饭中品味人生，更是成为日后周的生活信条。关于他的政治立场，学界有各种看法；但对于他在现代中国散文史上的地位，基本上没有异议。要说二十世纪中国散文，成绩最大的，很可能还是周氏兄弟。像同样名气很大的林语堂、梁实秋等，单就散文而言，在我看来，都不能跟二周比。　　　　
　　　　谈论周作人的《北平的春天》，我想转个弯，从此前的两篇周文说起。先说写于1924年的《故乡的野菜》。这里的关键是“故乡”——周本南人，但长期生活在北京。中年以后，周作人不断在文章中追忆故乡浙江绍兴的风土人情；但同时，他又喜欢谈论自己目前生活的北京。在《故乡的野菜》里，有这么一段话：“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我在浙东住过十几年，南京东京都住过六年，这都是我的故乡；现在住在北京，于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乡了。”对于周作人来说，绍兴是出生地，南京、东京是念书的地方，至于真正登上历史舞台，则是在北京。此后，作为长期生活在“北地”的“南人”，周作人既以怀旧的笔调谈论绍兴，也以“南方”作为标尺，衡量眼下居住的这座北方城市。　　　　
　　　　我关注周作人的这个说法：住久了，就是故乡。因为，在现代社会，籍贯变得越来越不重要，重要的是居住地。换句话说，“在地”的思考、“在地”的情感以及“在地”的知识，对现代人来说，变得比很可能从未到过的原籍要重要得多。以前作文学史、文化史研究，经常谈论宋代或明、清的进士分布，藉以考察一个地区的文化及教育水平。而且，各种诗派、文派的成立，也喜欢以地望命名。但在现代社会，这行不通。即便你在原籍出生、长大，可中学毕业后，你到外面上大学，甚至到国外留学，转益多师，我们很难再用“地方文化”来描述你、阐释你。我再引申一下周作人的观点：对于你长时间居住的城市，你应该对它感兴趣，关注它的风土人情、历史记忆、文学想像，不单是趣味，也是责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这“南人”，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年，也开始有了谈论这位“老朋友”的兴致。　　　　
　　　　周作人有一篇谈北京的文章，叫做《北京的茶食》，说的是：“住在古老的京城里吃不到包含历史的精炼的或颓废的点心，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北京的朋友们，能够告诉我两三家做得上好点心的饽饽铺么？”到哪里去找精致的点心，这样的问题，也值得写成文章？可周作人不觉得这是小题大做，因为，他厌恶“二十世纪的中国货色”，感叹代表“风流享乐”传统的众多食品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粗糙恶俗的模仿品。这令他痛心疾首。这篇文章写于1929年，那年头，左翼文人正在提倡“血与火”的革命文学，而周作人却在满北京城找好吃的点心；因为吃不到，还写文章诉苦，这不挨骂才怪。周氏谈论点心之好不好吃，还讲究什么“精炼的或颓废的”，如此渲染安闲且丰腴的生活，跟当时上海的革命文学家相比较，真是天差地别。此文之引起反感，可想而知。但周作人有自己的解释：“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近代以来的生活，过于讲求功利和实用，做每件事，都事先计算好，希望能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效果，这样急功近利，没有意思。无用的东西，比如游戏，对于生活来说，其实很有意义。举例来说，我们看夕阳、观秋荷、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须的。你能因为它不影响“温饱”，就否定观赏落日的意义？之所以谈点心时，要点出“历史的”、“精炼的”、“颓废的”三个修饰语，就因为它有关文化、审美、心情，故不可忽略。　　　　
　　　　这种追求“精致”的生活趣味，是有明显的针对性的。第一，晚清以来，我们相信“科学”，追求“进步”，崇尚“西洋文明”，对于自家原先某些精致、悠闲的生活方式，弃之如敝屐，这种态度，在周看来，并不可取；第二，左翼作家对革命文学的提倡，对颓废文艺的批判，以及将政治与文学捆绑在一起的功利性，周作人很不欣赏；第三，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整个论述的过程中，周作人始终把“文化精神”和“生活趣味”扭结在一起。一般人会认为，日常生活里的东西，比如点心，没什么了不起；可周作人却从点心的粗糙看出文化的粗糙、灵魂的粗糙。必须承认，这跟日本文化中对“精致”的追求，有直接的关系。　　　　
　　　　可这种趣味，弄不好，就滑落成今天的“小资”了。“小资”就是“小资产阶级”，现在大陆很流行的词。说你这个人挺“小资”的，就是说，虽然不是很有钱，但生活还过得去，讲求品味，了解时尚，读一点文学，听一点音乐，喜欢名牌，还不时表现一下自己的“不同流俗”。真高雅的，不是“小资”；有钱没文化的，也不算“小资”。“小资”的必修课，包括张爱玲、村上春树、昆德拉、王家卫、伊朗电影、小剧场艺术等。“小资”喜欢炫耀自己“有情调”，批评别人“没品味”。这是现在的状态，半个多世纪前呢？　　　　
　　　　那时左翼文学蓬勃兴起，“精致”的生活趣味受到严重压制。人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流血流汗，你还在谈什么点心好不好吃，不觉得害羞？在这种气氛下，周作人等京派文人的姿态，不被青年学生看好——不只是批评，简直是蔑视。这种对于“闲适”的批判，自有其合理性，但未免过于功利了些。当然，这跟年龄也有一定的关系。记得林语堂说过：人的一生，就好像过马路，先看看左，过了中线以后，再看看右。三十岁以前不激烈，没出息；五十岁后还激烈，这人也挺可怕的。1930年代的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等，大致都过了热血沸腾的年龄，其鄙薄文化上的功利主义、追求精致的生活趣味，不能说一无是处。当年很多青年人看不起周作人等，觉得他们只顾自己安逸的生活，精神萎靡，格局太小。可过了几十年，我们明白宏大叙事与私人叙事之间的缝隙，了解政治与审美的距离，也明白崇高与幽雅是两种不同的生命境界，学界对于激进而粗砺的革命想像，开始有了几分认真的反省；同时，对于周作人之强调文化上的精致，也有了几分同情之理解。


陈平原　文学的北京：春夏来冬关于《北平的春天》（2）

　　　　好，话说回来，介绍前面这两篇文章，是为主角的登场作铺垫。记得两点：第一，这城，居住久了，就是家乡，就值得我眷恋；第二，文化精神跟日常生活趣味，完全可以联结在一起，口腹之欲，有时候能上升到精神层面。有了这两个观念，接下来，就该进入《北平的春天》了。　　　　
　　　　周作人的文章很有特点，用他的自己话说，就是“涩”，真的很像苦茶，不抢口，有余甘，能回味，经得起咀嚼。必须是有文化、有阅历的人，才能接受、才能欣赏。有人的文章，是写给中年人的，比如周作人；有人的文章，是写给少年人的，比如徐志摩。喜欢徐志摩的读者，很可能不欣赏周作人；反过来也一样。这涉及写作者的趣味、心态，还有文章的结构、语言以及表达方式。题目《北平的春天》，一开篇却是：“北平的春天似乎已经开始了，虽然我还不太觉得。”你看，曲里拐弯，别别扭扭的，就是不让你读得顺畅。文章的结尾又是：“北平虽几乎没有春天，我并无什么不满意，盖吾以冬读代春游之乐久矣。”这样的正题反作，故意违背常规，以春游始，以冬读结，阻断你的习惯思路，引起阅读兴趣。写文章最怕轻车熟路，你刚开口说第一句，读者就猜到你下面会说什么。周作人的文章相反，有时候用典，有时候插入大段古文，有时候东拉西扯，有时候跳跃前进，总之，就是不让你感觉“滑”，非要你停下来琢磨琢磨不可。　　　　
　　　　文章开头说，北平的春天开始了，可春天并非一种概念的美，而应该是一种官能的美，能够直接用手、脚、鼻子、眼睛来领略的，那才是真正的春天。根据少年时代在绍兴扫墓的经验，所谓“游春”，必须跟花木、河水有直接的联系。春天到了，花草树木，或吐芽，或着花，一切都是生机勃勃的，再加上那一汪清水，还有“春江水暖鸭先知”，春天的感觉这才真正体现出来。可北平呢，北平的春天在哪？周作人说，虽然在这座城市生活了二十多年，对于“春游”没有任何经验。妙峰山很热闹，但没去过；清明郊游应该有意思吧，也没去过。为什么？就因为北平是一座内陆城市，旁边没有大江大河；而缺少了水气，不仅“使春光减了成色”，更使得整座城市缺乏某种灵气与风情。　　　　
　　　　老北大在城里，地名叫北沙滩，就在故宫旁边。那里现在还有个地名，叫“北河沿”，当年是一条小水沟。北大著名教授刘半农专门写了篇文章，题目挺吓人的，叫《北大河》。文章大意是说，全世界著名的大学，要不拥有湖泊，要不临近江河——有水为伴，大学方才有灵气，在这里读书，才会充满灵感。他老兄是在巴黎留学的，肯定想起了塞纳河边读书的美好时光。北大周围没有江河，实在可惜，刘教授灵机一动，就把这条小水沟命名为“北大河”。可后来城市发展，修马路，连这条小水沟都被填平了。诸位有兴趣的话，到北京时，看看那叫“北河沿”的，现在是如何的车水马龙。幸亏1952年后，北大搬到原燕京大学的校址，也就是现在的燕园。那里倒是有个湖，很大的湖，钱穆给起的名字，叫“未名湖”。未名湖是北大的最大风景，也是学生们的爱情圣地。在国外，经常听人家说，你们的校长来访问，讲话很幽默嘛，一上来就是：我们北大没什么，“一塌糊涂”。大家都很惊讶，校长于是慢慢抖开包袱：北大风景最好的，一是未名湖，二是博雅塔，三是刚扩建的图书馆。合起来，不就是“一塔湖图”吗？这个“幽默”使用频率太高，越来越不好笑了。但我承认，这三个景点，尤其是未名湖那一汪清水，对北大来说，太重要了。　　　　
　　　　　　无论是一所大学，还是一座城市，有足够的水，对于生活与审美，都至关重要。北京没那么多的水，因此，北京的春天，显得不够腴润，也缺乏灵气，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似乎没有真正存在过。很多人都谈到，北京的春天太短暂，冬天刚刚过去，夏天马上就要来了，稍不留意，慌里慌张的春天，就从你的手指缝里溜走了。北京的春天若有若无，似乎不曾独立存在过，不像南方的春天，可以让你从容欣赏，周作人对这一点颇有怨言。　　　　
　　　　　　我的感觉跟周作人不一样：正因为北京的春天难得，稍纵即逝，所以北京人才会格外珍惜，才要大张旗鼓地“游春”。我在南方长大，那么多年了，就是没有感觉到“春游”的必要性。人家都夸你的家乡“四季如春”，开始我也很高兴；可到北方生活一段时间后，我才知道“四季如春”不是好词。一年四季，除了凉一点，热一点，没有什么变化，这不是什么好事。第一次见到北京从冬天到春天的转变，对我这样一个南方人来说，真的用得上“惊心动魄”四个字。记得那是阳历三月初，天还很冷，我裹了一件借来的军大衣，在大街走，还很不自在的。就在我寄居北京的那半个多月，眼看着湖面上的薄冰一块块地融解，光秃秃的柳树一点点地吐芽，这种生命从无到有的感觉，真让人感动。我这才明白，古人为什么一定要游春，那是对于大自然的感恩，对于生命的礼赞！这种从冬眠状态中苏醒过来的感觉，在南方，可能也有，但不太明显。　　　　
　　　　周作人慨叹北京的水气太少，春天来得太慌张了，这点我承认。不过，所谓北京的春天“太慌张一点了，又欠腴润一点”，似乎还另有所指。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在危机中崛起，很急迫地往前赶路，确实是走得“太慌张了”，缺少一种神定气闲、天马行空的精神状态。因此，整个文化艺术显得有点“急就章”，不够厚实，也不够腴润。所谓的文化积累，需要金钱，需要时间，更需要良好的心境。当然，我这样的解读方式，显然关注的是周作人的整个文脉。　　　　
　　　　从周氏一贯的主张及趣味看，“慌张”、“腴润”云云，确实可引申开去。但你不能简单对应，硬说这里的“春天”象征着“文化精神”什么的；要是那样的话，“冬天”怎么办？就像周作人说的，北平的冬天不苦寒，屋里烧着暖气，手不会冻僵，神清气爽，特别适合于读书写作，这不也挺好？这就必须回到周氏文章的特色：基本上是个人化的表述，拒绝成为公共话语，你说他文章有没有寓意，有，但点到即止，若隐若现，只能心领神会，不好过分坐实。


陈平原　文学的北京：春夏来冬关于《故都的秋》（1）

　　　　不过，郁达夫还是认定，在所有美好的秋天里，北京的秋天，或者说北方的秋天，最值得怀念。因为，它把秋天特有的那种凄清与艳丽合而为一的况味，表现得淋漓尽致。　　　　
　　　　说过北京的“春”，该轮到“秋”了。这是北京最美的两个季节。关于北京的秋天，我选择的是郁达夫的文章，题目叫《故都的秋》。　　　　
　　　　郁达夫，1896年出生，1945年去世，早年留学日本，1921年出版小说集《沉沦》，是早期新文学最值得称道的作品之一，也是五四那一代年轻人重要的启蒙读物，其自叙传的小说体式，病态的美以及感伤情调，让当时刚刚觉醒的青年学生很受震撼。到了1930年代，郁达夫的文风大变，或者像小说《迟桂花》那样，赞美天然的、健全的、率真的女性；或者转而撰写山水游记以及旧体诗词。郁达夫可以说是新文学家中旧体诗写得最好的，当然还有鲁迅、聂绀弩等。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