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宝贝_三毛-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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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家到加纳利群岛去时，我们打扮房子，我站着指点荷西：“对，把那个奴隶再移左边一点，斜斜的摆，对了，这样奴隶比较好看……”

　　　　在一旁听的邻居，一头雾水，头上冒出好多问号来，像漫画人物一般——好看。



　你的那双眼睛

　　　　一九八二年冬天，经过北极，转飞温哥华，经过温哥华，抵达了大约生存着一千两百万人口的墨西哥城。

　　　　初抵墨西哥的大都会，又可以讲西班牙语，心情上欢喜得发狂，因为不须再用英语了。

　　　　对于某些女人来说，墨西哥风味的衣饰可能完全不能适合于她们。可是在台湾，就齐豫和我来说，这对民族风味的东西，好似是为我们定做的一样。

　　　　抵达墨西哥，不过是一场长程旅行的首站，以后全部中南美洲都得慢慢去走。而我，身为一个女人，完全忘掉了这场长途旅行绝对不可以犯的禁忌，就是买东西。

　　　　当我走在墨西哥城内所谓的“玫瑰区”时，被那些披风、衬衫、裙子、毡子弄得发狂，一心只想尽可能的买个够，至于能不能带着走，谁又去想它呢。

　　　　于是，我在挂着布料的小摊子之间穿梭，好似梦游一般东摸摸、西探探，迷惑在全然的幸福里。这种滋味，在一般百货公司陈列的衣物中，是找不到的。

　　　　好在买的衣物不是棉的就是麻的，它们可以折成很小，也耐得住绉。买了一大包东西，不死心，再跑到帘子后面去试一件衬衫。当我穿好衣服，拉开布幔，跑去照镜子的时候，一双深奥含悲的大眼睛，从镜子里注视着我。

　　　　我转身，看见了那个专卖铜器的摊位，在那摊位边，坐着一个看上去十七、八岁的少年。我盯住他看，眼神交错了一下，彼此笑了笑，可是即使是微笑着，那个少年的黑眼睛里，还是藏着深悲。

　　　　他的摊子，完全没有一个人驻脚。

　　　　看了一下那堆铜器，打量了一下它们的体积。计算了一下行李的空间，这，就狠心不去看他了。不行，再怎么美吧，也不能买。太占地方了，除非把刚刚买下的衣服全都丢掉。少年的那双眼神，在那半年艰苦的中南美之旅中，没有释放过我。只因没有买下那个摊子上的铜器，使我背负了那么重的歉疚感一站一站的走下去。

　　　　半年之后，旅行已到尾声，重新回到墨西哥城去转机回台。我发觉，如果咬一咬牙，手提行李还可以再加一两样东西。就这么欢天喜地的往“玫瑰区”奔去。半年了，那个摊子还在，那双少年的眼睛，一样含悲。

　　　　我挑了两只紫铜的壶，没有讲价，快快的把钱交给这个少年。那时，我的心，终于得到了一点点自由。我走了，走时，忍不住回过头去，再看他一次。这一回，他的那双眼睛，仍然躲着一种悲伤，于是我想，他的哀愁，和买卖一点关系也没有。就因为这一回头，反而更难过了。



　我的宝贝锁

　　　　这种中国的饰物带着“拴命”的意思，孩子生下来给个小锁戴上，那么谁也取不去心肝宝贝的命了。不想它的象征意义戴着还算好玩，稍一多想，就觉得四周全是张牙舞爪小鬼妖魔等着伺机索命。这种时候，万一晚上睡觉时拿下锁来，心里必定发毛。

　　　　是去台北光华商场看人家开标卖玉的，这非常有趣，尤其是细看那些专心买物、低声交谈的一桌人，还有冬夜里灯下的玉。

　　　　看了好一会，没取下标，传递中的玉又使我联想到“宝玉”“黛玉”、“妙玉”、“玉色大蝴蝶”……欲欲欲欲……。

　　　　结果心血来潮在一家店里买下了三个银锁，一个给了心爱的学生印可，两个跟着自己。左边那只锁上方两边转进中间去的地方，勾得尖锐了些，兵器的感觉重；右边那个比较小，可是淳厚。

　　　　都没有戴过，无论是锁或是已有的三块玉。将它们放在盆子里，偶尔把玩。其实，是更爱玉的，它们是另一种东西了，那真是不同的。



　笼子里的小丑

　　　　很多朋友看见我专收瓷脸做成的娃娃，总是不喜欢。他们说：“阳气那么重，看上去好似有灵魂躲在里面一样，根本不可爱，看了就是怕的感觉。”

　　　　真的，布脸娃娃是比较可亲的，可是瓷脸人偶的那份灵气，在布娃娃身上是找不到的。虽然我也觉得瓷脸人偶的表情甚而接近戏剧，那份怕的感觉我也有过联想，可是偏偏去收集它们。一共有三十八个。

　　　　这一个瓷人精品，有一位女朋友忍痛割爱给我的，她是一位画家，我们专爱这种尖锐美的面具、人形，放在房中小孩子来了都不肯近门，我知道孩子们不喜欢那种第六感。

　　　　瓷人放在台湾的家中很久，没有一个角落配得上它，因为它太冷。我只好把它放在盒子里了。

　　　　好几年以后，去了一趟竹山，在那一家又一家艺品店中，看来看去都没有合意的东西。虽然竹子不俗，可是竹子做出来的手工艺总是透着一点匠气，是设计上的问题，和竹子本身无关的。

　　　　就在一个极不显眼的角落里，看见了一个朱红的鸟笼，我立刻喜欢上了那份颜色和线条，也不还价，提了它就走。事实上，我不爱什么动物，除了马和流浪的野狗之外，其他的动物都不太喜欢，也只是个养植物的人。

　　　　回到台湾来的日子，总是挤着过，悠闲的生活在这儿没有可能。在这儿，忍受被打扰的滋味就好似上了枷锁的人一样，只活在每天的记事簿上，就怕忘了那天给了人什么承诺。有一次拒绝了别人的要求，对方在电话里很无礼的嘲讽了我几句，啪一下挂了。

　　　　并没有因此不快，偏偏灵感突然而来，翻出盒子里的瓷人——那个小丑，拿出鸟笼，打开门，把这个“我”硬给塞进笼子里去。姿势是挣扎的，一半在笼内，一半在笼外。关进了小丑，心里说不出有多么畅快——叫它替我去受罪。“你怎么把人放在笼子里呢？快快拿出来，看了怕死了。”我的一个朋友进了我家就喊起来。

　　　　我不拿。

　　　　“风水不好，难怪你老是生病。”又说。

　　　　我还是不拿。

　　　　以后许多人问过我这小丑的事情，我对他们说：“难道——你，你的一生，就不是生活在笼子里吗？偶尔半个身子爬了出来，还算幸运的呢。”

　　　　心里本来没有感触的人，听了这句话，都会一愣，接着而来的表情，就露出了辛酸。

　　　　这样偶尔的整人，成了我生活中一种不算恶意的玩笑。看了这张照片上——你，你在笼子里的什么地方呢？



　第一匹白马

　　　　白马不是一辆吉普车，只是一辆普通的小型汽车。吉普车是每一个沙漠居民的美梦，可是太贵了。

　　　　我们——先生和我，不喜欢分期付款，因此缩衣节食的省哪——省出来一辆最平民化的汽车钱。指定要白色的，订了一个月不到，汽车飘洋过海的来了。

　　　　沙漠的白天，气温高过五十度以上，车子没有库房，就只有给它晒着。等到下午由我开车去接先生下班时，得先把坐垫上放一小块席子，方向盘用冷水浸过的抹布包住，这才上路。

　　　　回想起来，也是够疯的了，就用这辆不合适沙漠情况的车子，三年中，跑了近十八万公里的路。有一回，从西属撒哈拉横着往右上方开，一直开到“阿尔及利亚”的边界去。

　　　　又有一次，把车子往沙漠地图下方开，穿过“茅乌尼它尼亚”一直开到“达荷美”；而今称为贝林共和国的地方才停止。

　　　　这辆车子——我们叫它“马儿”的，性能好得教人对它感激涕零。它从来不在沙漠中赖皮。无论怎么样的路况，总也很合作的飞驰过去。

　　　　就算是四个轮子都陷在沙里了，我们铺上木板，加上毯子，用力一发动，白马就勇敢的跳出来。马儿吃的汽油少，而且从不生病。

　　　　到了后来，沙漠的强风，夹带着沙子，天天吹打着驾驶人要看路的那块玻璃。将玻璃打成毛沙的了。

　　　　“白马眼睛毛啦！”我对先生说。

　　　　那时候我们已经住在没有沙尘的岛上了。

　　　　也舍不得换那片玻璃，将它当成了一场美丽生活的回忆。我们就在岛上迷迷糊糊的开着它，直到有一天，邻居说要买一辆旧车给大儿子去开。他，看中了我们的。

　　　　我舍不得，虽然开出的价格十分引诱人。

　　　　“换啦！”荷西说。我看看他，不讲话。

　　　　“都那么多公里了，还不换，以后再也没有人出这种价格了。”

　　　　我终于答应了，看了一辆新车，又是白色的。那时候，正是失业的开始，我们居然很乐观的去换了一辆车。

　　　　当那个买主来牵他的马儿时，我将这匹带给我们夫妇巨大幸福的好马，里里外外都清洁了一遍。它走的时候，我跑到屋子里去，不想看它离开。

　　　　没过几天，撒哈拉的汽车牌照被新主人换成加纳利岛上的了。我急急的往邻居车库中跑，怕他将旧牌照丢掉。“拿去吧！我没有丢。”邻居说。

　　　　我抱着车牌回来，将它擦了一遍，然后挂在车房里。

　　　　这两三年来，那种属于我们第一匹马儿的汽车也开始进口台湾了。我特地跑去看了一看车型，走出来时，发觉自己站在台湾的土地上，那种“恍如一梦”的感触，很深、也很迷茫。

　　　　特别注意那种进口车的广告——写得不够引人。我心里默想，这个进口商怎么那么不明白，在中国，第一个用这种车子去跑沙漠的人就是我。厂商找了些不相干的人去打广告，有什么说服力呢？

　　　　而他们，是不会看见这篇文章的——因为生意人不看书的占大多数。所以，我就不把这种好性能、好本事、好耐力的汽车名字讲出来。



　我的宝贝乡愁

　　　　二十年前出国的时候，一个女友交在我手中三只扎成一团的牛铃。在那个时代里，没有什么人看重乡土的东西。还记得，当年的台北也没有成衣卖。要衣服穿，就得去洋裁店。拿着剪好的料子，坐在小板凳上翻那一本本美国杂志，看中了的款式，就请裁缝给做，而钮扣，也得自己去城里配。那是一个相当崇洋的时代，也因为，那时台湾有的东西不多。当我接过照片左方的那一串牛铃时，问女友哪里弄来的，她说是乡下拿来的东西，要我带着它走。摇摇那串铃，它们响得并不清脆，好似有什么东西卡在喉咙里似的，一碰它们，就咯咯的响上那么一会儿。

　　　　将这串东西当成了一把故乡的泥土，它也许不够芳香也不够肥沃，可是有，总比没有好。就把它带了许多年，搁在箱子里，没怎么特别理会它。

　　　　等我到了沙漠的时候，丈夫发觉了这串铃，拿在手中把玩了很久，我看他好似很喜欢这串东西的造形，将这三个铃，穿在钥匙圈上，从此一直跟住了他。

　　　　以后我们家中有过风铃和竹条铃，都只挂了一阵就取下来了。居住的地区一向风大，那些铃啊，不停的乱响，听着只觉吵闹。不如没风的地方，偶尔有风吹来，细细碎碎的洒下一些音符，那种偶尔才得的喜悦，是不同凡响的。

　　　　以后又买过成串成串的西班牙铃铛它们发出的声音更不好，比咳嗽还要难听，就只有挂着当装饰，并不去听它们。一次我们住在西非奈及利亚，在那物质上吃苦，精神上亦极苦的日子里，简直找不到任何使人快乐的力量。当时，丈夫日也做、夜也做，公司偏偏赖帐不给，我看在眼里心疼极了，心疼丈夫，反面歇斯底里的找他吵架。那一阵，两个人吵了又好，好了又吵，最后常常抱头痛哭，不知前途在哪里，而经济情况一日坏似一日，那个该下地狱去的公司，就是硬吃人薪水还扣了护照。

　　　　这个故事，写在一篇叫做《五月花》的中篇小说中去，好像集在《温柔的夜》这本书里，在此不再重复了。就在那样沮丧的心情下，有一天丈夫回来，给了我照片右方那两只好似长着爪子一样的铃。我坐在帐子里，接过这双铃，也不想去摇它们，只是漠漠然。

　　　　丈夫对我说：“听听它们有多好，你听——。”接着他把铃铛轻轻一摇。那一声微小的铃声，好似一阵微风细雨吹拂过干裂的大地，一丝又一丝余音，绕着心房打转。方要没了，丈夫又轻轻一晃，那是今生没有听过的一种清脆入谷的神音，听着、听着，心里积压了很久的郁闷这才变做一片湖水，将胸口那堵住的墙给化了。

　　　　这两只铃铛，是丈夫在工地里向一个奈及利亚工人换来的，用一把牛骨柄的刀。

　　　　丈夫没有什么东西，除了那把不离身的刀子。唯一心爱的宝贝，为了使妻子快乐，换取了那副铃。那是一把好刀，那是两只天下最神秘的铜铃。

　　　　有一年，我回台湾来教书，一个学生拿了一大把铜铃来叫我挑。我微笑着一个一个试，最后挑了一只相当不错的。之后，把那两只奈及利亚的铜铃和这一只中国铃，用红线穿在一起。每当深夜回家的时候，门一开就会轻轻碰到它们。我的家，虽然归去时没有灯火迎接，却有了声音，而那声音里，唱的是：“我爱着你。”

　　　　至于左边那一串被女友当成乡愁给我的三个铜铃，而今的土产、礼品店，正有大批新新的在卖。而我的乡愁，经过了万水千山之后，却觉得，它们来自四面八方，那份沧桑，能不能只用这片脚踏的泥土就可以弥补，倒是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还是锁住了

　　　　之一

　　　　这张图上的手环在右边，环上写着“居家平安”，也可以念成“安平家居”、“平家居安”和“家居安平”。特别喜欢有文字刻着的饰物，更喜欢这只手镯。是作家徐讦先生的女儿尹白送给我的。常常想念这一对父女，尹白现在旧金山，许多年不见了，只是她给的话，总在环上。

　　　　又是两个中国锁，紧邻手环旁边那只是作家农妇孙淡宁女士在香港机场挂在我颈上的，锁用红线扎着。几年后线断了。后来西班牙二哥夏米叶去加纳利岛上看我，我叫他用这个锁再穿一串项链出来，那时我的先生已逝，我们坐在黄昏的海滩上穿珠子，轻轻的说着往事和再也听不厌的有关他们兄弟之间的童年琐事。穿穿拆拆弄出了这条锁链，二哥给我戴上，第二天他就坐船走了。这条链子也是不常戴的，可是锁进很多东西，包括穿珠子时落日照耀在大海上的余晖还有我们说过的话。

　　　　之二

　　　　在香港的一间古饰店里，看到三串银锁。我看中的那串在现在图片里靠近那串三角形细银链的旁边。

　　　　它是锁在一个小柜子里的，想看，店员小姐开了柜子放在我手中，价格也就看清楚了。对我来说，花太多的钱去买一样心爱的东西只为着给自己欣赏，是舍不得的——除非它不贵。可惜它是贵的。但是我口袋里也不是没有钱。我把玩了一会儿，谢了店内小姐，转去看另一个柜窗，当时便买下了两片彩陶包银片的坠子，就是照片中后来用细银链穿成三角形的那两块小东西。银链是意大利的。回过来再说这条锁项链，中间刻着“长命百岁”的这串。

　　　　买好了小东西，心中仍然牵挂它，想在离去之前再看一眼才走，可是它偏偏不在原来的地方了。当时店内另有两位西方太太，我猜这一转身，锁是被她们买去了。问店员小姐，她说：“卖掉罗！”

　　　　当天陪我上街的是两位香港的好朋友，倪匡与金庸的太太。

　　　　听到锁卖了，我的脸上大概露出了一丝怅然，虽然并没有打算买的。那时金庸的太太笑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