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宝贝_三毛-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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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再流进《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去。看见林妹妹黛玉穿着这条裙子，正在临风涕泣，紫鹃拿了一个披风要给她披上，见她哭得那个样子，心里直怪宝玉偏又呕她。

　　　　想着想着，我把这条裙子往身上一紧，那份古雅衬着一双凉鞋，竟然很配——这是林妹妹成全我，并不小器。她要我买下来，于是，我把它穿回家去了。

　　　　这种裙子，事实上是一条外裙，长到小腿下面。过去的小姐们，在这裙子下面又穿一条更长的可以盖住脚的，这种式样，我们在平剧里还可以看见。《红楼梦》的人物画片里也是如此的。

　　　　当我把这条桃红色的古裙当成衣服穿的时候，那个夏天过得特别新鲜。穿在欧洲的大街上时，总有女人把我拦下来，要细看这裙子的手工。每当有人要看我的裙子，我就得意，如果有人问我哪里可以买到，我就说：“这是中国一位姓林的小姐送的，不好买哦！”

　　　　说不好买，结果又给碰到了另一条。

　　　　这一回，林妹妹已经死了，宝玉出家去，薛宝钗这位做人周全的好妇人，把她一条裙子陪给了袭人，叫她千万不必为宝玉守什么，出嫁去吧。当袭人终于嫁给了蒋玉涵之后，有一回晒衣服，发现这条旧裙子，发了一回呆，又给默默的收放到衣箱里去。

　　　　许多年过去了，这条裙子被流到民间去，又等了很多年，落到我的家里来。

　　　　每年夏天，我总是穿着这两条裙子，大街小巷的去走，同时幻想着以上的故事。今年夏天，又要再穿它们了，想想自己的性格，有几分是黛玉又有几分是宝钗呢？想来想去，史湘云怎么不见了，她的裙子，该是什么颜色呢？湘云爱做小子打扮，那么下一回，古董店里的男式衣服，给它买一件、梦中穿了去哄老太太贾母，装做宝玉吧。



　阿富汗人哈敏妻子的项链

　　　　哈敏的小店挤在西雅图的“ＰＩＫＥＰＬＡＣＥＭＡＲＫＥＴ”，里面并不起眼。相信每一个去过西雅图的旅客对于这一个必游之地是一定会去的。

　　　　市场就在码头的对街，上百家各色各样不同的摊位和商店挤在一起，逛上一天都不会厌。光凭着这个市场，西雅图的可游性就高出洛杉矶太多，比较起旧金山来，稍稍又少了些气氛。这只是在我的主观看法下，对于美国西岸的评价。

　　　　是一个冷雨凄风的下午，当天，我没有课，功课也都做好了，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又去了那个市场。

　　　　逛了好多年的摊子，一些小零小碎、不好不坏的首饰看了根本不会去乱买，除非是精品，不然重量不重质的收藏只有给自己找麻烦。

　　　　哈敏的小店是楼梯间挤出来的一个小角落，一些人错过了它有可能，而我的一种直觉是不会使我漏掉的。店已经够小了，六个“榻榻米”那么大还做了一个有如我们中国北方人的“炕”一样的东西。他呢，不是站着的，永远盘坐在那个地方，上面挂了一批花花绿绿的衣服和丝巾。

　　　　我注意到哈敏的第一次，并不是为了那些衣服，当我走进他的店中去时，他不用英文，他说他自己的话：“沙拉麻里古”来招呼客人。

　　　　这句话，如此的熟悉，在撒哈拉沙漠时，是每天见人都用的阿拉伯文问候语。我初次听见在美国有人说出这样的句子来，心里产生了一丝说不出的柔情，笑望着他，也答了一句“沙拉麻里古”。在双方的惊异之下，我们自然而然成了朋友。我常常去他的店里坐着，有时，也帮忙女客人给试衣服。哈敏的生意清淡，他专卖阿富汗和印度来的衣服和饰物，可是我却看不上眼呢。我的去，纯粹为着享受那份安静的友谊。

　　　　他的话不多，问着，就答，不问，两个人就坐着。“哈敏，你的妻子呢？”“在阿富汗呀！”“有没有小孩？”“都嫁啦！”“那你一个人在西雅图做什么呢？”“开店呀！”“那你太太呢？”“她不肯来。”“那你也不回去吗？”“那边打仗呢。”

　　　　哈敏不回国办货色，他向一个美国人去批，批自己国家的东西。

　　　　“哈敏你不积极吔！”“够了！”“首饰不好看。”“那是你挑剔呀！”“这样不能赚钱。”“可以吃饱就好了啦！”

　　　　永远是这种扯谈似的对话，我觉得哈敏活得有禅味。

　　　　后来，我要走了，我去看他，跟他说再见。做朋友的半年里，没有买过他任何一样东西。

　　　　“嗳，要走了。”哈敏叹了一口气，根本没有惋惜的意思，好似人的来去对他都是一种自然。

　　　　“要走了。我要走了。”我大声些又讲了一遍。

　　　　这个哈敏，才在最后的一刻，站了起来——他一向是坐在炕上的。他慢吞吞的打开被许多衣服塞满的一个大铁箱，用手到角落里去掏，掏出了照片上那条项链来。

　　　　“你——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早不给我看？”我瞪了他一眼，心里想，无论什么价格，都买下了。因为它太美了。“你以前又不走，何必看呢？”

　　　　“多少钱？”

　　　　“我太太的啦！”

　　　　“我问你多少嘛？”

　　　　“啧，是我太太的啦！”

　　　　“那你要多少钱嘛？”

　　　　“你说多少？是我太太的。”

　　　　“一百美金。”

　　　　“好啦！不要忘了它是我太太的。”

　　　　我们付钱、交货，这才来了可能不属于阿富汗式的告别拥抱。就这样，哈敏太太的项链跟我结上了缘。



　亚当和夏娃

　　　　“如果他是亚当，那时候上帝并没有给他胡子刀，他的胡子不会那么短。”我说。

　　　　“这个时候亚当才造好了不久嘛！还没有去吃禁果呢。”荷西说：“你看，他们还不知道用树叶去做衣服，以此证明——。”“吃了禁果还不是要刮胡子。”我说。

　　　　那时候，我们站在一个小摊子面前，就对着照片中这一男一女讲来讲去的。

　　　　因为价钱不贵，而且好玩，我们就把这一对男女买回家去了。艺术性不高的小玩意儿罢了，谈不上什么美感。这一对男女被放在书架上，我从来没有特别去重视他们。有一天跟荷西吵架，没有理由的追着他瞎吵。吵好了，我去睡觉，就忘了这回事。我的生气是很短的，绝对不会超过五小时以上。如果超过了，自己先就觉得太闷，忍不住闷，就会去找荷西讲话，如果他不理，我就假哭，我一哭，他就急了，一急就会喊：“你有完没有？有完没有？”我也就顺水推舟啦，说：“完了，不吵了。对不起。”

　　　　有一次也是吵完了，说声对不起，然后去厨房弄水果给荷西吃。厨房跟客厅中间有一个美丽的半圆形的拱门。道了歉，发觉荷西正往那一对裸体人形走过去，好像动了他们一下，才走开。

　　　　我跑过去看看人形，发觉他们变成面对面的了，贴着。我笑着笑着把他们并排放好。

　　　　以后我发觉了一个秘密，只要荷西跟我有些小争吵——或说我吵他，那对裸体人形的姿势就会改变。是荷西动的手脚。

　　　　吵架的时候，荷西把他们背靠着背；和好的时候，就贴着，面对面，平日我擦灰时，把他们摆成照片上的站姿。等到我不知觉的当儿，他们又变成面对面的了。

　　　　这个游戏成了我们夫妻不讲话时的一种谜语。有一天，我发觉荷西把那个“我的代表”，头朝上向天仰着，我一气，把他也仰天给躺着，变成脚对脚。没过几天再去看时，两个人都趴在那里。

　　　　本来没有什么道理的两个小人，因为先生的深具幽默感，成了家中最有趣的玩具。

　　　　这一回卖掉了那幢海边的家回到台湾来，当我收拾行李的时候，把这对人形用心包好，夹在软的衣服里给带回来。关箱子的时候，我轻轻的说：“好丈夫，我们一起回台湾去罗！”



　我的宝贝知音

　　　　在这小小的台湾，一千八百万人口挤着过日子。看起来吓人——那么多。可是在这一千八百万人中，只找到两个人，能够跟我长谈《红楼梦》这本书——又那么少。那种谈法，是没日没夜痴谈下去的。

　　　　其中的一个知音，住在台中。这一个，一年可能见面两、三次。另一个是位方才二十多岁的好小子——空军，驻防在花莲。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只靠电话和通信。

　　　　其实对于“知音”两字，定义上给它下得太严格了。谈得来，而不谈《红楼梦》的，就不算。

　　　　总认为，社会上民间团体那么多，集合在一起的人，总有一个宗旨，而为什么我们这些爱红楼的人，却彼此碰也碰不到，也没有什么会呢？我的理想是：把“皇冠艺文中心”给租借下来，每星期五，只要有空，就去晃一下。而那批红楼迷，也知道每星期五晚上，只要有空，在“艺文中心”就可以碰到其他的红楼迷，大家见面，开讲、争论、分析、研究，甚而打架，那会有多么好玩。

　　　　这只是个想法而已，不会实现的。

　　　　话说住在台中的那个朋友，他的人缘好极了，看书也多，做人非常平实，处事自有一套，而且是个中文系毕业的人。

　　　　以上几点，并不构成知音的条件——如果没有发现他是个红迷的话。

　　　　我们这场友谊，开始在一个饭局上，直到数年之后，发觉只要单独面对他，那十数小时的谈话可以就钉住《红楼梦》讲下去，这才恍然大悟，来者是个这方好汉，不能错过。本来，对于《红楼梦》这一场缠了我终生的梦，在心灵上是相当寂寞的，因为无人可谈。后来，得了个知音，我的红楼，讲着讲着，理出了很多新发现，越讲越扎实，越说越明白，好似等待了多年的曹氚之灵，化做己身，长江大河也似的涌现出来。我那可怜的朋友——知音，有时候饭都不给他吃，茶水也是凉的，他也不抱怨，总算很仁慈，给我昏天黑地的讲个够，还笑着点头。

　　　　对于《红楼梦》有关的书籍，我的不够，知音的收藏就多了很多。我个人的看法还是盯住原本《红楼梦》，不敢翻阅太多其他人写的心得，怕自己受影响。不过有时候忍不住，还是拿来看。

　　　　许多次，我去外地旅行，看见有关红楼的书籍，总会买回来，交给知音收藏。

　　　　有一次，得了一副扑克牌，那个图画，居然是“金陵十二金钗”。这一喜，非同小可，细细观看画片上面小姐们的衣服、头饰、恣态、面容、背景，还有取的是书中哪一场景……。等到朋友从台中到台北来时，我拿出那副纸牌，一定要送给他。同时，还找到两套《红楼梦》的漫画本，那是在新加坡。为了那些漫画本，我将具象的《红楼梦》“室内设计”看了个饱。那副纸牌，只有一副，朋友不肯收，要我存着。我想：他的收藏比我整齐，应该成全他。

　　　　两个人推来让去，结果朋友把牌一摊，分做两叠，说：一人一半。

　　　　这我不答应，要就完整的，不然不要。

　　　　最后，这副纸牌——金陵十二金钗，去了台中。我的心中，大喜。

　　　　后来，朋友去了金门一趟。金门没有关于《红楼梦》的东西，不比香港、日本、新加坡。

　　　　在我的红楼知己由金门返回台湾来时，他送了我照片中这两副“粿模”，算是民俗艺品的部份吧。将这两副模子，放在客厅方几上，它们跟我的家，那么相称，不愧是知音的礼物。请看这两个模子，一面雕着龟甲纹样，象征吉祥。反面没能拍出来，雕着桃形，也象征吉瑞。中间写个“寿”字，取龟长寿之意。

　　　　所有龟粿俗称“红粿”，这种将糯米磨成粿浆，染成红色的民间食物，可以用于各种喜事，如结婚、谢神、上寿。在台湾民俗中，也用红粿供拜。如果媳妇生了男孩，到祖先坟上扫墓时，也以红粿祭拜，那就叫做“印墓粿”了。

　　　　照片中另一条长长的“粿模”，刻的是动物和花草，据说这是早年做喜饼的模子，是女家分赠给亲友的一种“订婚通知”。这两方礼物，来自一场《红楼梦》的结缘。我倒是又在想，这种食品——糯米做的，黛玉妹妹绝对不能吃，吃了万一哭泣，是要胃痛的。倒是史湘云大妹子，吃它一个无妨。



　我的宝贝煲

　　　　这是一句西方的谚语，说得真好——闪烁的并不一定是金子。它是铜的。

　　　　看这个用手敲出来的铜锅造型有多美，盖子那么饱满浑圆，摸上去还有细微的凹凸。找到它的时候，它被丢在香港古董街的墙角边，乱丢的，锅底锅盖一团黑，里面不知炖了几十年的好菜，等到铝锅上市了，主人家才弃了它，将它当破烂给卖了。

　　　　也是擦出来的光辉，细细擦，将岁月擦回去，只一瓶擦铜油，时光倒流在我手上，告诉了我许多只有灶神娘娘才知道的秘密。

　　　　用它来煮了一次霉干菜扣肉，毕竟舍不得，就给搁在架子上了。真铜与镀铜的光泽是绝对不相同的，这只锅——沉潜。



　幸福的盘子

　　　　我的婆婆马利亚，是个喜欢收集盘子的人，她的西班牙盘子并不是吃饭时用的，而是挂在墙上当装饰的。婆婆的餐厅挂了四十几个陶土盘，美丽极了。

　　　　在我婚后，也喜欢上了盘子。那几年经济情形一直不算好，可是在荷西和我的克勤克俭之下，第四年的婚后，就买下了一小幢有花园的平房。对于我们来说，那已算是奇迹了。我们不贷款，一次付掉的。

　　　　有了房子，还是家徒四壁，墙上没有什么东西，因为所有的存款都付了房子，我们不做分期付款的事情。

　　　　买完新家之后，回了一次荷西出生的小城，西班牙南部安达露西亚行政区内的“哈恩”，我们买下了照片左方彩绘的陶盘，那是婚后第四年。墙上挂了孤单单的一个彩盘。又过了一年，再买下了照片中右手的那一个青花陶盘。我们的家，有了一双盘子。

　　　　再过了一年，第六年了，我单身飞去马德里远接父母，在街上看见一个有字的盘子，上面写着：“这儿，是幸福的领地。”词句有些俗气，可是想到自己的家的确是片幸福的领地，为什么不买下它呢？就因此有了第三个挂盘。当三个盘子一同挂着的时候，我幻想：我们的家一年一个盘，到了墙上挂满了四、五十个的时候，荷西和我当然已经老了，那时候，还是牵着手去散步，只不过走得缓慢些罢了。

　　　　我的盘子没能等到第四个，就没有再继续下去，成了一个半残的故事。



　我要心形的

　　　　每次圣诞节或者情人节什么的，我从不寄望得到先生什么礼物。先生说，这种节日本意是好的，只是给商人利用了。又说，何必为了节日才买东西送来送去呢？凡事但凭一心，心中想着谁，管它什么节日，随时都可送呀！

　　　　我也深以先生的看法为是，所以每天都在等礼物。

　　　　有一天先生独自进城去找朋友，我不耐那批人，就在家里缝衣服。先生走时，我检查了他的口袋，觉得带的钱太少。一个男人，要进城去看朋友，免不得吃吃喝喝，先生又是极慷慨的人，不叫他付帐他会不舒服的。就因为怕他要去一整天，所以又塞了几张大钞给他，同时喊着：“不要太早回家，尽量去玩到深夜才开开心心的回来。不要忘了，可以很晚才回来哦！”

　　　　站在小院的门口送他，他开车走的时候挥了一下手，等到转弯时，又刹了车，再度停车挥手，才走了。邻居太太看了好笑，隔着墙问我：“你们结婚几年了？”我笑说：“快五年了。”那个太太一直笑，又问：“去哪里？”我说：“去城里找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