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养你十八岁-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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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司报到的时候，我把刚刚发生的这些经过说给人事经理听，权当一个土“海龟”的自我介绍，然后问了一句：“还需要看文凭和简历吗？”
儿子一路都在我身边，我说的做的与其是给公司露一手，不如说是给儿子上一课——流浪汉的基础课。
第六章 接触媒体第26节 引子
听说有这般为了只麻雀堵枪眼的人，觉得稀罕，真有心马上乘火车去帮着哥们儿补上一架，管他是什么阶级。
文章发表后，引起媒体强烈反响，全国有几十家报纸转载。此后，媒体追踪不断，我就这么成了“名人”，一个并无光彩的名人。
我上班的公司在北京西客站背后的亚视大厦，临时租的房子就在公司写字楼下面的村子里，是一间违章砌起的小耳房，6平方米，月租260元，合乎我当时的预算。带子轩从海南来到北京，盘缠是家里的电脑卖出来的，一路上已花去了CPU加CD…ROM。好在来到后“卖身”顺利，剩下的钱刚好能续到下月开支。“一级战备”状态已告结束，该走动走动，找老朋友们喝两杯了。
第一个想见的人是肖远，他是我来北京的始作俑者。是他介绍老雷找我，老雷煽我来北京的。
肖远是教育界最早的硕士，有“京城最后一个骑士”的美誉。认识肖远是因为他有故事。
上世纪80年代初，肖远为了一只麻雀，挨了一顿打。肖远在华中师范大学读研，在校园里见到两个校工拿着气枪打麻雀，肖远上去把气枪没收了。这个行为在当时相当于今天在高尔夫球场球童把老板的球杆没收一样不可思议。那时的工人没人敢惹，一声呼哨能唤来一个阶级。双拳难敌四条腿，肖远被这两个校工打了。挨打也不撒手，肖远死揪着这两个人连人带枪拖到了学校的保卫部，硬是逼着两个工人道歉了事。
当年我的同学杨彬在华师读书，是肖远的同门师弟，回家过年的时候在酒桌上讲了这个故事。当时也喝大了，听说有这般为了只麻雀堵枪眼的人，觉得稀罕，真有心马上乘火车去帮着哥们儿补上一架，管他是什么阶级。这个愿望最后还是实现了。
在电话里与肖远联系上了，相约周末去京西一个艺术沙龙聚会。
肖远带来一个女孩，名叫郑琼，记者出身，京城自由人。
聊天过程中，肖远提起子轩退学之事，只当自我介绍，我说了个大概。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郑琼凭着记者的敏感，当即就给我来了一通采访，然后说，你这可是条重要新闻，你等着。
几天后，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中国青年报记者冯玥打来的，冯自我介绍说是郑琼的朋友，想对我们父子做一个采访。
头一回见面我有些失望，来者像是一个刚出校门不久的大学生，我对她的能力有所怀疑，但是对她的诚恳我还是报以信赖。冯玥的采访更像是搞新闻调查，先后采访了我几次，然后又找子轩单独面谈，光是录音就录了几十个小时。整理录音写报道花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像是做学问，这种态度让我感动。
冯玥的报道最后以《咱们不玩这个游戏了》为题在1999年10月16日中国青年报的《冰点》栏目发表。冯玥在报道中，写我用了真名实姓，对子轩则采用了化名。这是我们的约定，子轩当时说他在自学，我曾经担心见报后子轩会受到舆论的影响，建议她不要用子轩的真名，冯玥考虑周全，报道中，她把小轩化名为“小宣”。事后看，我的担心并不多余。我对冯玥的报道很满意，冯玥的文字干净利落又非常老道，不像是一个年轻人的出手。
文章发表后，引起媒体强烈反响，全国有几十家报纸转载。此后，媒体追踪不断，我就这么成了“名人”。一个并无光彩的名人。
第六章 接触媒体第27节 过电（1）
这三期“老百姓的故事”获得了当年央视纪录片的金奖。
我不知道央视的内幕，但我知道中国的教育无新闻，于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
“你儿子不是逆子，你是逆父。”
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生活空间》栏目的编导史唯女士通过电话找到我，史唯年轻漂亮，还知道哈耶克，有兴趣制作带挑战性的片子。短短的面谈之后，史唯决定拍我们父子。跟史唯合作的摄像师据说是个腕，叫李晓明。
史唯和李晓明断断续续地跟着我们拍了两个多月，贝塔带就用去了几十盘，拍摄期间我有两次外地出差任务，他们也扛着机器跟去了。我没过过电，有了这次经历才知道用镜头说话比写字还难。有时为了一个不到一分钟的镜头，摄像机架在那里要等上半天。
最让编导们为难的是我们父子之间当时所处的微妙关系，因为我们的想法和行为并不和谐，故事情节仍处在发展中，结果扑朔迷离。编导始终抱着纪实原则和“把事情搞清楚”的创作态度跟踪拍摄，有时还要想法子把我们爷俩儿往一块撮合，不仅费力而且费神。
有几个场景是让我难忘的。
一次是在我的住所谈话，编导想了解我行为的思想背景，我敞开说了，不知不觉讲了三个小时，机器架在那里拍下了全过程。谈话内容很沉重，史唯后来告诉我，他们在回去的路上都没说话，史唯感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
另一次是拍子轩找我要钱上学，这个情节是编导采访过子轩后设计的，我全然不知，结果当子轩提出要上学的要求时我毫不留情地当场拒绝了。因为是一次面对面的交谈，话题尖锐，时至今天依然历历在目
子轩18岁生日终于到了，我本想隆重地为他过个生日，但是我联系不上他，他也没找我。生日的当天正好要去外地出差，一路在火车上还不停地拨打他的电话，他一直没有开机。不知他的生日是怎么过的，成人仪式有何创意，可曾开心？我回北京后一段日子，出我所料，子轩打来电话，说是想和我谈谈。
听到“谈谈”这两个字我满心欢喜，心想着拉扯了十几年的孩子将以一个男人的姿态与我平起平坐地交谈了。
子轩这一回手里又拿了一本书，见到我满面笑容。
“找到工作了？”我问他。
他的脸沉了下来。他说他想上学。
我心说，小祖宗，你还没编够哇！我把摁在心头多少年的话都吐了出来：“到这时候了还跟我谈什么上学的事情，明摆着是弱智问题嘛！你早干什么了？这些年你跟我玩小花花肠子还不够呀？你不仅早已花光了你的学费，而且透支了我对你的信任。现在的问题是，你怎么能让我相信你说的话是真话？另外，讲到上学，建议你不要想着上什么大学了，对你做人来说，重要的事情不是上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最适合你上的学校是麦当劳。你去当一个跑堂，一小时挣3块钱，然后你拿上挣来的血汗钱去思量，是买点好吃的，还是买书，还是积攒学费？只有这样，你的所有想法才是真实的。你上学不就是要学些道理吗？这个道理你都不懂，即使上了学又有什么用……”
子轩被这盆冷水浇了个透心凉，他要了根烟默默地抽着。
我说咱们还是聊聊找工作的事吧，兴许我还能帮你支两招。他说不想谈了，场面沉默。
我们谈话的地点是他在北京工作的叔叔供职的一家软件公司的小会议室里。他叔叔目睹了这个场面，说是很像给孩子强行断奶。他知道当事人泪流在心里，疼在心里，无言的结局令他感慨万端。
摄像机记录下了这个场面。后来我才明白过来编导是撮合我们父子“谈话”的始作俑者。
他们也许本想拍一个自立谋生碰了壁的孩子重返学堂的结局，也许在等待现场出现一个让人们意想不到的戏剧冲突。他们等到了一场“逆父”割心头肉的现场演出，当抓到他们想要的镜头后，在场的人都一脸严肃，居然谁都无心说话。
拍片子是编导的职业，这样的戏剧性冲突对纪实拍摄来讲是求之不得的镜头，然而，两位编导似乎比我更富有人情味。史唯在分手时一脸严肃地对我说：“老周，赶紧让子轩去上学，否则这个孩子就毁了！”
史唯与李晓明在许多方面对我的观点不以为然，但是在工作过程中他们较好地把握了职业电视人的“干预”尺度。片子播出之前，他们在《中国电视报》上还写了篇文章谈了拍摄中的复杂感受，直言对我的某些做法表示不解。晓明是个汉子，他对我在被采访期间经常表现出所答非所问的随意状态深感不满，拍摄工作杀青后，在酒桌上把我一通臭训。我当时的感觉像在拳击比赛的终了重重地挨了一顿组合拳，无力反击。我的脸色苍白，两眼发直，只留下一口挺住的力气。我认了。其实，我不是不想说实话，但是有些话的确是难以简单说清楚的，有些话则不能说，打死也不能说，只因为我是个男人，是父亲。子轩该不该上学这本不是一个编导该操心的事情，史唯女士的忠告和晓明的批评我也没觉着真有那么耸人听闻，但是他们能诚心诚意地说出自己的看法，我还是心存感激的。再有，他们干的是见证历史的工作，行当的要求就是动真格的。他们想拍出真实又有看头的片子，也希望选择的拍摄对象能有一个前景广阔的生活空间。
《生活空间》拍摄期间，上海电视台《有话大家说》邀请我们父子二人去上海制作节目，史唯和李晓明也跟去了，套着拍节目里的节目。
住进宾馆后，上海电视台的节目编导和节目主持人前来熟悉采访对象，开门见山向子轩提了一连串问题，主要问子轩退学以后都干了些什么。
当问到子轩在北京干什么时，子轩说在玩MUD。编导追问子轩的正业是什么？子轩回答说这就是正业，就是玩游戏。编导又问玩游戏能得到什么？比如知识、交友什么的。
子轩被问毛了，一时语塞，脸色沉了下来，锁起眉头，半闭着眼睛，手摸着空气缓缓地比画着，大概心里想着怎么措辞。停了几个休止符后开口了：“那是一个虚拟世界，我在里面扮演一个人物，干自己在现实中想做又做不到的事情，比如入党、结婚什么的……我们那个圈子（指那些有正业的大学生研究生玩友们）都玩的是这个游戏。”
第六章 接触媒体第28节 过电（2）
子轩这时睁开了眼睛，看了看编导，又匆匆环顾了一下旁边的人，大概是感觉到谈话气氛对他不利，干脆犯混了：“反正，反正说了你们也不懂，等我有了情绪再给你们说，这样的谈话效果实在太差！”说完，子轩转身进了卫生间再也不出来了。
编导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能猜到子轩的心思，对子轩的做法也能理解，但是为了圆场措辞比较含蓄：“大概是问话中已有潜台词在说他不务正业。”
节目主持人是现在主持央视《实话实说》栏目的和晶，她看到这个场面担心出场后会砸锅，临走嘱托我多做做工作。
子轩听见外面没动静了才从卫生间出来，头一句话就说：“我想回去了，这里的人怎么跟土老冒一样，除了知道考大学找工作什么都不懂。”
我想不出好办法哄他，突然冒出一句：“你就留在上海开网吧好了，有这样的免费广告支持，肯定火爆。”晚上，我没带子轩去逛灯火通明的外滩和南京路，因为我知道子轩更喜欢他的虚拟世界。
不知是讲求效率还是花钱仔细，我们第二天就被派上场了。出场前，子轩问我该说些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就来个实话实说吧。
现场的效果不甚好，尽管当时上海台拥有风头正劲的主持人和晶，但是节目制作水平与央视有天壤之别。当谈起MUD来在场的人几无人知，难以想像这里是世界闻名的国际大都会。现场的气氛有些像考场，老师、学生说起话来像背课文，请来的有些专家、教授讲话义正词严，让人觉得这里的文化大革命还没搞完。主持人凭着伶牙俐齿张罗着台上台下，经常要像小学教师一样启发大家发言。我总也找不到畅所欲言的感觉，就那么糊里糊涂地捱到完事。回到宾馆后自责不迭，我感觉自己无聊透顶，跑到这个地方干什么来了？
有了这次教训，以后“触电”我知道谨慎了。有一次找《实话实说》总策划杨东平谈一个选题，事没谈成，但杨表示对我的事情感兴趣，问我是否有意在《实话实说》做一期节目，我找了个借口推掉了。
我说子轩正在学习过程中，《实话实说》影响太大，他可能承受不住那么大的压力，一个没有养成内定品格的人活在舆论的压力下未必是好事。
事后看我当初的选择是对的，子轩当时思想动摇不定，还没实话实说的自信，总怕别人捅他的痛处，说话有遮掩，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不说为好，对谁都好。
关于我们父子之间的故事制作了三期，这在央视很少见，2000年的春节前，在《东方时空•；生活空间》栏目中播出了。我不知道央视的内幕，但我知道中国的教育无新闻，于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
片子播出之后，反响之大出乎我的意料。我进地铁就有人认出了，当然不会有明星那份感受，我是另类。我能从人们的眼神中读出各种态度，支持者少反对者多，不理解者更多。
几位在京的大学同学年前聚餐，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意思是干吗要像小丑一样作贱自己，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劝我认清潮流端正心态好自为之。同学们都混得不错，即便不算是成功人士也都能在小康中排名靠前，孩子们也都上了大学或考出了国，在这种场合，我似乎无言以对。
我和子轩从此失去了联系，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估计那几天找他的人不会少，人们肯定会问他一大堆问题，他心里没底无法回答，于是一躲了之。他母亲反应强烈，认为我拿着孩子当道具做电视表演秀，为出名不择手段。
他的奶奶看了电视以后打电话来对我好一顿责备，问我为什么要拒绝子轩想上学的要求，让我带上子轩回老家烟台过年。她不仅仅是在感情上心疼孙子，更是不愿意看到她曾经带过多年的孙子沦落成文盲，她想亲自干预孙子的教育。我的姨妈刚从美国带孙子回来不久，对美国的文化、科技、教育之发达感触颇深，亲笔写信给我，语重心长地劝我无论如何也要供孩子上大学。我知道长辈们的好意，但无法用书信和电话说清楚，只好用礼节性客套敷衍。
当时我似乎到了四面楚歌的处境，很郁闷。还好这是在北京，永远不必发愁，总会有能理解你的朋友邀着去喝啤酒。一个忘年小朋友子鹏比子轩稍大几岁，看了片子后说：“你儿子不是逆子，你是逆父。”你看看你看看，现在的孩子就这么跟大人说话。
这就是媒体给我个人带来的全部好处。
在这本书写完的时候，我找到李晓明想请他核实一下这部分内容，晓明告诉我，这三期“老百姓的故事”获得了当年央视纪录片的金奖。史唯和李晓明也该拿这个奖，因为下足了功夫。再者，当时我和子轩迫于生存现实，在拍摄过程中根本就没考虑过镜头，全然是在无意中演出了一场充满了冲突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