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养你十八岁-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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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去了他也不会买账，想必是他宁愿自讨苦吃，也不情愿生活在我的淫威之下。　　　　
　　　　也许是成人了，以往退学事件渐渐被人淡忘，但如我当年所料，媒体是不会忘的。果然，又有人来追踪采访，把我们重新搬上媒体。而且又是《中国青年报》发起的，采访我的是中国青年报记者吴苾雯。　　　　
　　　　起初我以为吴苾雯女士还是为退学的老话题而来，我有过疑惑，都是剩饭了，还有必要再热一回吗？另外，我不想再听到有人再问我“你成功吗”之类的问题，业余不入段的问题，实在懒得搭理。与吴苾雯见面不久，我就早早言明自己是一个失败主义者。　　　　
　　　　吴女士是资深记者，又是作家，头回见面她送给了我一本新作《逃离大学》，我回去一翻觉得合口味便不忍释卷，一口气把它读完了。书中选择的众多案例都是个案，而且大多数是问题个案。但是一桩桩事件背后都隐藏着带有普遍性的教育危机，吴女士以小中见大的笔法从个案中揭露了一个又一个教育的怪现象。读罢我才知道她选择我作为采访对象出于对一些教育问题的长期思考。　　　　
　　　　我已经离开讲台多年，已经不习惯慢条斯理地叙事，也没有心情说事，只是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采访过程显得很随意，在东四十条保利大厦的茶座里，我们之间的对话就像熟人聊天一样漫不经心。在无头绪的漫谈中，吴女士敏锐地捕捉到了我的一句口语：我只养你到18岁。最后把它作为报道我们父与子之间生活故事的标题。谈话中，我还说了另外一句话：作为父亲，我愿意对孩子负起有限责任，但负不起无限责任。我对这个观点有着切身体会和长期思考，我跟他讲述了思考问题的起因和过程，没谈任何理论，全说的是亲身经历与感受。我说话的态度带着情绪色彩，显得执着。吴女士听得仔细，肯定认为道理就这么回事，她把这句话放在了文章的题头。　　　　
　　　　吴苾雯女士的采访报道发表在2002年10月23日《中国青年报》上，之后《中国青年报》又组织了两期有关18岁话题的讨论。这个话题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参与讨论者众。这些年大学生找工作难，“学会生存”不再是学者们讨论的观念，每个人都在市场竞争的氛围中感受到了生存压力。狼已经来了。我想这也是《中国青年报》不惜版面展开讨论的用意。　　　　
　　　　我也留意到，《逃离大学》这样的好书，尽管还有名人杨东平作序力荐，也就销售了两万册。相形之下，《学习的革命》能卖到一千多万册，《哈佛女孩刘亦婷》也能卖到二百多万册。我问吴女士怎么看待这种社会怪现象，吴女士只摇头不答，大概是当记者的见得多了，懒得说。　　　　
　　　　我想说。　　　　
　　　　要我说这是一个哈的时代，哈日了还要哈韩，哈上了层次就哈佛了，你们丫的就撒着欢儿地哈吧，自以为领风气先，到最后吃屎都赶不上一泡热的。　　　　
　　　　2003年初，《读者》转载了《我只养你到18岁》这篇文章。我的一位老友建议我把《我只养你到18岁》写成书，他对我说，上了媒体，就不是你个人的事情了。你是什么样的人朋友们都清楚，外人怎么能知道？为什么不把你的经历和思想向公众表达清楚呢？再说，你有原创的生活经历又有那么独特的文字，不写太可惜了。　　　　
　　　　我也早有心想写，可又总觉得那是周老而不是老周干的事情。最后，我终于找到了充足的写作理由——我失业了。


第十章　多余的话第39节　家庭（1）

　　　　我想别的家庭的状况也大体相似。不离婚的理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为了孩子！　　　　
　　　　孩子又是为了什么？孩子为了长成大人，长成大人后又是为了孩子。世代轮回，中国人的生活就是这样，似乎谁也逃脱不了这个怪圈。这个怪圈的名字叫“为了”。“为了”成了人生活的包袱、枷锁、圈套，也成了人逃避自由的口实。　　　　
　　　　有个问题是难以回避的，那就是我的家庭。家庭不可能对孩子的发展不产生影响，事实上，子轩受到的家庭影响是巨大的，以至于家长之间的矛盾直接影响到他今天的生活。他不见我，也没有和他母亲一起过。我们家庭中的另一位主人公到哪里去了？可能细心的读者早已察觉到子轩的母亲在故事中很少出场。为什么？因为我们事实上已经离婚了。我们至少已有五年没见过面，近两年连电话也没通过，我们没有办离婚手续，法律还在庄严地维护着那一纸毫无意义的结婚证书。　　　　
　　　　我们为什么会离婚，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因此我不想在本书中再节外生枝，再者，我也不想把个人的感情生活当做写作资源。离婚的背后总会带有一些个人恩怨，然而，毕竟拥有过美好。就当我自私，我宁愿把美好的回忆化做得意春风轻舟满帆上路。回避私人感情事件意味着我对对方人格及汉字的双重尊重，我不想用文字来排泻感情垃圾，更不想滋养以排泄物维生的屎壳郎。　　　　
　　　　但是，我们的婚姻家庭生活对子轩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实有必要在本书中讨论，我想抛开个人的恩恩怨怨，对我之所以离婚的内外原因做些探讨。　　　　
　　　　从现象上说，我们在事实离婚之前处于分居状态，在分居状态之前双方都已经对家庭生活感到厌倦，醒来的时候都愿意在外面过，家成了徒有其表的宿舍。其实这时候我们就应当鼓起勇气把这个家拆了，除非能找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家庭生活中的恩恩怨怨要追溯到很久以前，我想别的家庭的状况也大体相似。不离婚的理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为了孩子！　　　　
　　　　孩子又是为了什么？孩子为了长成大人，长成大人后又是为了孩子。世代轮回，中国人的生活就是这样，似乎谁也逃脱不了这个怪圈。这个怪圈的名字叫“为了”。“为了”成了人生活的包袱、枷锁、圈套，也成了人逃避自由的口实。　　　　
　　　　我看到过无数文献上都在不厌其烦地讲述这样一个观点：离婚是孩子心理健康成长的杀手。这个观点曾经吓唬住了我许多年。离婚之后，我留意了一些同类，发现有些单亲孩子确属问题儿童或问题少年，也亲眼见过不少的单亲孩子心理健康，甚至有的堪称心理健壮。尽管这部分人为少数，但是足以证伪离婚将导致儿童心理发展不良的论点。我怀疑持彼观点的论者都是些怕离婚的人，硬是拖出个孩子来给别人说事儿。　　　　
　　　　我的意思是，离婚并不会必然导致孩子心理不健康，对孩子影响更严重的是家长在孩子面前互相拆台。我认为家庭对孩子的最坏的影响是将个人恩怨寄托在孩子身上，让孩子从小就学着怨天尤人乃至仇恨。这是我永远也不能接受的一种情操，也是我最为鄙视的教育手段，因为它足以让一个家庭世代堕落不能自拔。这样的教育还不如不教育。事实上，越到家庭生活后期，我越是尽量避免制造这种负教育。虽然并不情愿对子轩放任自流，但是出于无奈只能如此。　　　　
　　　　我们曾经住在一个屋檐下，但是我们的家庭不和谐。我们的家庭在观念上是分裂的，两人有着对立的价值观和审美观。我向往卓尔不群的生活，对方希望小日子过得四平八稳；我崇尚精神富有，对方讲求物质生活实惠；我要有风险的自由，对方要有退路的自由；我对过程和问题充满兴趣，对方只看结果，她说我变了，我说她随环境一起变了……我不能说对方的价值观念就是错的，但我实难认同。　　　　
　　　　我们的共同点是态度强硬，甚至不愿意妥协。发生冲突后互不退让，针锋相对，在原则问题上谁都不愿意改变自己，以至于在家庭的最后阶段，矛盾发展到我们双方都感到对方跌份。还有别的选择吗？有，打架、装糊涂、组建地下家庭、不回家……对我来说，这些选择都不如离婚。我们似乎都在捍卫一种生存信念，也许我们都认为各自坚守的某种信念重于婚姻。　　　　
　　　　如果说我有什么错误，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早下决心离婚。顺便说一句，希望广大的家庭战争爱好者们别闹了，到头来没一个赢家。没能力保和平的最好也别妥协，跟上我学吧！　　　　
　　　　我们的离婚没有仪式，但也算不辱斯文。我无意间在一本文化期刊上看到了朱学勤的一句话：不能相互欣赏，最好相互遗忘。　　　　
　　　　“在给我们支招呢。”　　　　
　　　　“是”。　　　　
　　　　是，该下课了。　　　　
　　　　遗忘有那么容易吗？忘不了怎么办？那就让我们相互可怜！　　　　
　　　　这里我愿意为对方辩护一句，对方对我的价值判断来自于我们当时所处的大小环境，她好像更能唤起一些人的同情。我是生活中的另类，的确处在四面楚歌之中。在家庭中，我首先是一个“不成功的丈夫”，我似乎是以“不成功人士”的身份来教育孩子，这样的处境已经让孩子对我的教育合法性产生怀疑，当两种观念混合在一起作用于孩子的时候，我们的家教颇像落了枕的舞蹈教练在给孩子示范形体美。　　　　
　　　　岁月逐渐拉开了与往事的距离，生活的全貌渐渐呈现。我们家长之间的矛盾对孩子的影响并不仅仅是价值观念冲突这样简单，如果仅仅是认识问题，我相信付诸理性足以解决。而事实上，理性难断家务事，哪怕在教养良好的家庭中，也不乏见到代际之间的严重冲突。根本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呢？我一直在思索。　　　　
　　　　书到快收笔的时候，我回到北京，找子轩的叔叔闲聊，他对我说，你是否考虑过对孩子的无意识伤害？你在指责孩子母亲的任何行为时，都有可能让孩子感觉到是在指责自己。　　　　
　　　　我猛醒。


第十章　多余的话第40节　家庭（2）

　　　　是这么回事。我自以为在夫妻之间闹矛盾的时候并没有把孩子牵扯到其中，但事实上，孩子已经承受了父母给予的双重打击。因为孩子从小就接受家长的耳濡目染，父亲和母亲的个性已经投射在孩子身上，父母任何一方对对方任何方面的否定，都有可能对孩子的人格造成伤害。子轩正是这样，在我们含有敌对情绪的家庭冷战中左右为难，在亲情与理性面前无所适从，最终带着一头雾水走上社会。我记起了子轩屡次说过，你说我像我妈，我妈说我像你，我到哪里都里外不是人。子轩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显得极为委屈。我每次都在是非问题上找自己的理由，而没有去想孩子在心灵深处早已无家可归！　　　　
　　　　道歉于事无补，何况我也是伤痕累累。指望日本人道歉有用吗？事情已经发生了。有意义的事情是闭门思过，独自舔伤，避免重复的愚蠢。路还要往前走，以后会怎么样，我不知道。　　　　
　　　　难道你们的矛盾结婚以前就没有吗？也许有人会追究到底。　　　　
　　　　这是我正想要说的问题。　　　　
　　　　我们结婚以前就有同样的矛盾，只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这些矛盾显得微不足道，正如我们当年结婚时的万元户几乎能让一个城市家喻户晓，在今天却微不足道一样。　　　　
　　　　我们是按当时的习俗由中介人牵线认识的，那个时代没有中介公司，婚姻市场的资源配置是由一些业余爱好者来实现的。婚姻总要讲条件，老话说门当户对。当时我所在的城市兰州流行着一句方言：“茄子搭辣子。”当时的蔬菜市场受计划体制的影响，农民为完成数量定额猛种产量高的茄子，产量低的细菜很少种，结果菜市场的货价上堆满了茄子，买一斤辣椒至少要搭三斤茄子。此话是渐渐从菜市场演化到婚姻市场上的，用以表达“图一头”的意思，好比麻子考上大学，一块牌子估计能遮去半脸坑。　　　　
　　　　这话用来说我当时的状况比较合适，我当时各方面的条件乏善可陈，就是因为考上了大学，马上就成为当时社会上“最可爱的人”，其他条件就算是“茄子”也可忽略不计了。对方纯粹是“辣子”，高干子女，老爹计划着半个城市的房子，体面职业，还有天生好相貌。“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李春波唱火的时候，我还问：“是在唱你吗？”以当时社会上的打分标准，我似乎要低点儿，后来我上研究生了，在人们看来半斤八两大概齐。　　　　
　　　　那时计划经济造成整个社会的收入比较平均，我们不至于令人羡慕，也不会去羡慕别人。家庭内部即使有矛盾也不会在利益问题上产生阶级冲突，那算是家庭的太平盛世，尽管也是麻烦不断。　　　　
　　　　到了海南情况就不同了。我们的生活跌入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游戏规则变了，每个人的价值被重新评估。市场重新洗牌，家庭解构重组，男人论资本实力排座次，女人以相貌年龄寻靠山。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奉行的价值标准是笑贫不笑娼，钱是老大，有钱就可以兑换到婚姻市场上的资源配置权，我将其称之为配权。配权体现为交配权、支配权和分配权，分别统治着性、政治和经济三大件。三足鼎立，我至少缺两条腿。仅剩的合法的婚姻关系，似乎不足以构成美满家庭的基础。拿感情说事就更虚了，人的忠诚度肯定不如狗。　　　　
　　　　我在海南多年，尽管我也有过发财的机会，也熟知江湖三教九流的套路，但就是一直没发过大财。在常人眼中，纵然算不上垃圾股，也的确让人看不到有什么实用价值。我很失落，但又拒绝向现实妥协，更不想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时不时地还来点脾气，这样就难免引起家庭矛盾。尽管矛盾没有发展到不共戴天的地步，但是双方都对家庭生活渐渐感到乏味而且无望。我无力改变现实，又不能承受互相折磨的日子，于是不想过这个家家了，三十六计走为上。　　　　
　　　　概括我过往的二十年婚姻生活，我好像生活在女人版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约束之下：你须成功；流行款式一个都不能少。我努力地想把自己造就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应当说，也挺全面的，好像除了做饭生孩子无所不能。可是面对这条“昏规”，我最终还是败下阵来。　　　　
　　　　该认就得认，我毫不掩饰地承认自己家庭婚姻生活是失败的。子轩都说我是堂吉诃德。何止。我还是一个逆父。　　　　
　　　　实话说，闯海南的人没有不想发财的，无奈我在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就把这茬儿给忘了。我的心情很矛盾，我对不能为家人带来荣华富贵而感到遗憾，又为自己能为那些缺少欢乐的人民创造一个啤酒桌上的上等笑料而心安理得。　　　　
　　　　我还拥有胜利大逃亡的成就。　　　　
　　　　当我拎了一个手提箱走出家门的时候，我有心为自己幸灾乐祸。看着那一个个安了铁栅栏的窗洞，真想对着楼群振臂一呼：奴隶们，跟着我跑哇！　　　　
　　　　海南，那个时代的海南不需要我。大学也不需要我，待到需要我的时候，已是满目疮痍。还能让我怎么爱你？我能做的事情至多是学着那个拿撒勒人，劝阻众人丢石头。现在你们丫的只知道一个卖，椰风都挡不住，就任你们可劲地造吧！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孽障们，松开我的手脚！我身外还有那么大的一个世界，上帝早就给我预留了安身立命的地方。我的家在路上，在心里。　　　　
　　　　我不承认我的家教是失败的，尽管我饱受非议，甚至子轩对我也耿耿于怀。我犯过错误，甚至有过严重的错误，但是我的家教不是彩排，仅此我与伪善的礼教已有天壤之别。我宁愿当一个不断尝试错误的人，也不愿意当一个真理大爷。错误我犯了，给我机会还想犯，你们谁能把我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