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20-犁与刀-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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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样歪曲历史的右翼教科书，在得到右翼政客的喝彩和支持的同时，日本竟有100多个财团和大企业的财政作为后援。据当时主持编撰此书的右翼学者称，他们将争取这本教科书首次发行15万册，争取全国23个县采用（约占一都一道二府四十三县的一半）。实际上其采用率还不到1％。
在日本，教科书问题由来已久，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曾数起数落。战前日本使用“国定”的教科书，按照天皇颁布的“教育敕语”对青少年进行军国主义教育，从而把他们培养成为为军国主义侵略卖命的“军国少年”和“军国少女”。日本投降后，作为当时占领的重要措施之一，美国使日本废除了“国定”教科书和“教育敕语”，代之以《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从此，日本中小学教科书改为由民间出版社编写、文部省审定的方式出版发行。
二战后早期的教科书，出于对过去的反省，均能较客观地记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及其战争罪行，文部省的审定也较为宽松。这种情况大约持续了10年。战前曾任文部大臣的鸠山一郎出任首相后，在其任内发动第一次攻击和强令修改教科书的高潮。当时执政的民主党发表宣传材料，攻击中小学教科书是“马列主义的和平教科书”，搞“偏向教育”。接着，文部省加强了对教科书的审定工作。这次审定的结果，判定80％以上的教科书“不合格”。在此后20多年里，文部省对历史教科书提及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及其战争罪行严加限制。为此，有的日本学者把这个时期称作“教科书的冬天”。
20世纪60年代后期，家永三郎教授对文部省强令其修改他编写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及战争罪行的记述提出法律诉讼。1970年，法院二审裁定文部省的审定违宪、违法。在这种情况下，文部省对教科书的审定不得不有所收敛。在此后10年里，教科书中又逐渐恢复了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及战争罪行的客观记述。然而，此种动向再次为统治阶级所不容。于是，20世纪80年代初又掀起了第二次攻击和强令修改教科书的高潮。在自民党有关领导机构主导下，经过财界团体外围组织和少数右翼组织大规模宣传造势之后，1982年文部省再次大动斧钺，包括高中社会学科（历史、政治、经济等）在内，强令各出版社修改达600处之多。与20世纪50年代不同，此次修改在日本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中国和韩国等亚洲各国政府和舆论，纷纷发表谈话和评论表示抗议和谴责。在内外压力下，日本政府不得不发表“政府见解”，表示要“作为政府的责任予以纠正”。
1996年夏天，教科书问题又掀起一次高潮。一个名为“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的组织首先发难，攻击记述“南京大屠杀”、“随军慰安妇”等日本战争罪行的教科书是“反日的、自虐的、黑暗的”，要求从教科书中删除。随后，10余个攻击教科书的全国和地方右翼组织应“运”而生。它们同国会和地方议会的部分右翼议员相互勾结，彼此配合，又是出书，又是讲演，又是请愿，又是提出法律诉讼，掀起了一个全国规模的要求修改教科书的“国民运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活动得到自民党和财界部分人的支持，一些大企业捐赠了大量活动经费。在这种背景下，由“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主要骨干等组成的“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有恃无恐地抛出了前述的那本教科书。另据报道，在这次修改教科书运动中，对原来的教科书出版社；文部省也将过去事后审定责令其修改的做法，改为事前施加压力，要出版社在教科书送审前“自主”修改或删除有关侵略和战争罪行的记述，从而出现了前述送审本中有关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和战争罪行表述的大倒退。
《犁与刀》 第三部分无耻教科书的背后（3）
所以，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每当中小学教科书比较全面地记述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及战争罪行时，在日本就会发生一次攻击教科书并强令出版社修改的运动。而且其规模和声势一次比一次大，不仅有右翼组织打头阵，文部省出面，还有自民党和财界部分势力的推动和撑腰。这些政经势力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兴师动众，拿中小学教科书开刀，其用意何在？
教科书问题的实质，是如何认识、对待过去那段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和以什么样的历史观教育日本的子孙后代的问题。或者用一名攻击现行教科书最为激烈的“右翼学者”的话说，是“如何重新塑造现在的日本人”的问题。目前在日本基本有两种历史观，一种是肯定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和犯有战争罪行的历史观，在日本被称为是“太平洋战争史观”、“占领史观”或“东京裁判史观”。有的日本人认为，现行教科书大都是按这种历史观编写的。另一种是否认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称“大东亚战争”是“为了解放亚洲”的“大东亚战争史观”。在前述那些政治势力看来，东京裁判是胜者对败者的不公正裁判，“东京裁判史观”“割断”了日本历史，使日本怀有“战争犯罪意识”，导致日本人萎靡不振、人心涣散，强调日本要“创建新历史学”，“摆脱占领史观，彻底扫除思想混乱”（即自民党1968年的“运动方针”）。这里所说的“新历史学”，实际上就是“大东亚战争史观”。为此，1993年日本成立了一个包括自民党头面人物在内的105名议员组成的“历史研究委员会”。所谓教科书问题，实际上就是日本有人要“进行新的教科书斗争”，向日本青少年灌输“大东亚战争史观”。如果用这种“大东亚战争史观”“武装”了青少年的头脑，那么究竟会把日本引向何方？
日本广岛大学教授小林文男指出：“所谓义务化，这里实际上意味着法制化，如果不实施或者反对实施，就会以一种违法的行为受到制裁。个人到底是软弱的，在法律威慑面前，在来自上边的高压下，即使原来持反对态度的人也逐渐会产生思想上的变化。这样一来，孩子们、老师们以及周围的人们会不知不觉地认为升‘太阳旗’、唱‘君之代’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这种思想进一步会侵蚀人们的心灵，统治人们的认识，教育的力量是可怕的。”⑥
东京大学的一位教授愤怒地指出：“用法律的形式确认国徽国歌，这等于不要人们想起往事。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扼杀关于历史问题的争论，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政府正在要我们放弃回忆往事。”⑦
可是，随着日本政界富有长远眼光的政治家日益匮乏以及其国力的上升带来的浮躁情绪，日本政坛一步步向世界人民展示其“右转”的倾向。对此，邓小平生前曾指出：“我们赞赏日本舆论界、政治界的许多人士对这种倾向持批评态度，持警惕态度。对付这种军国主义倾向，不仅要加强批评、揭露，而且要扎扎实实地做一些发展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事情，加深我们之间的友谊，加深我们之间的了解，加深我们之间的感情。”⑧
他强调：“我们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第一步放到二十一世纪，还要发展到二十二世纪、二十三世纪，要永远友好下去。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看得远些广些，有利于我们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不是只对一方有利，而是对双方、对两国、对两国人民都有利。”⑨
注释：
①以上参见《日本教科书问题的实质》，作者：汤重南。
②（日）藤冈信胜：《包括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猎奇教材》，载自《诸君》，1999年12月号，第214页。
③（日）樱井YOSHIKO：《探索日美活断层》，载自《诸君》，1999年12月号，第29页。
④（日）藤冈信胜：《包括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猎奇教材》，载自《诸君》，1999年12月号，第214—215页。
⑤《战后补偿的思考》，（日）内田雅敏著，骆为龙、陈俊英等译，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48—49页。
⑥小林文男：《关于昭和的若干问题——再论天皇制和日本人的认识》，载自《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刊》1990年第3期，第24页。
⑦转引自薛君度、陆忠伟：《颠簸的日本》，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0—231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3页。
《犁与刀》 第三部分日本的“撒谎教育”（1）
2。 日本的“撒谎教育”
《中国大警告》一书的作者、日本友好人士本泽二郎，于1995年费大力气在日本国内组织了一个50人的南京访问团队（其时为日本军国主义投降50周年，50人具有象征意义），名曰“旅行研修团”。中方由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的张虎生亲自接待该访华团。
看过南京大屠杀的遗址之后，这些日本友好人士的感想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千叶县和田町某议员这样说：“以前我只是从书上知道一些情况，这次旅行亲眼看到了中弹的遗骨，才感到事情不同寻常，我要深深地道歉。我是带着曾服从国家命令，参加过战争的86岁的老父亲一起来的。我相信，父亲今后还会向我这个做儿子的，以及孙子们如实地介绍日中战争的历史事实 ……同时，我对中方的宽大胸怀深表钦佩。”
他的父亲说：“我不是作战人员，没有杀过中国人，但是在中国目击了与东京大空袭同样残酷的场面。对此，我要反省。”据他本人的陈述，自己是汽车部队的一名司机，并且亲临过南京大屠杀的现场。
这里揭露了一个事实，即使有家庭成员亲自参加过那场侵略战争的日本家庭，也不能做到让自己的家人了解历史真相。
一位20岁出头的日本女孩这样说：“关于南京大屠杀，历史年表上只不过写了一行，来之前我什么也不了解。所以，大屠杀的惨状完全超出自己预料，使我大吃一惊。尤其是还有幸存者活着，使我不是作为历史，而是当作事实接受了这件事。”
这个女孩的父亲不是别人，他正是当时的日中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秘书。父亲身居这样地位的子女，本应该是受家庭影响，对历史有清醒认识的，可是现实并非如此。当来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之前，她竟“什么也不了解”，并且感到“大吃一惊”。可以想像得到日本普通家庭，特别是那些“右翼家庭”，他们的子女又能对战争的真相了解多少呢？
本泽二郎的弟媳这样说：“我以前不知道南京大屠杀，也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我要把这件事告诉孩子们。”
还有人言之凿凿地说：“包括四五十岁的人在内，多数日本人不了解日中战争，因为历史课中没有教过，可以说是对此一无所知。”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的情形是，很多日本人，尤其是一些3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喜欢在中国人身上找毛病，反诬“中国人在不断制造两国关系中的摩擦因素”，并指责说：“中国动辄就提历史问题，要日本赔礼道歉。村山内阁不是在1995年就表示过歉意了吗？怎么没完没了，日本要道歉到何时才是尽头？”……这样的说法不一而足。如果他们了解历史真相，哪里会有这样的蛮横，恐怕连说这话的勇气都不会有。
松原忠义明确表示：关于南京大屠杀，在日本是鲜为人知的事实。
这些日本人能够主动来到中国，并且坦诚地把自己的心里话吐露出来，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但是所揭露的现实实在让南京人、让中国人、让亚洲人对日本感到失望和寒心。一个宣称自己是如何文明、如何发达的国家，一个一直叫嚷“脱亚入欧”不屑与黄种人为伍的国家，竟然连让后代知道历史真相的勇气都没有。①
由于日本政府缺乏真诚悔罪的态度，造成日本国民受到多年的“撒谎教育”，致使今天连侵华战争发动的原因日本国民都没有搞清楚。例如，入谷敏男在《日本人的集团心理》中这样说：“受到对方开枪射击，我方也予以还击，这就是战争的开始。”这样，历史真相离日本越来越远，若干年后假如再次出现侵略行为，在日本也就不再奇怪了。
一些日本人针对中国对日本右翼教科书的批评辩称，新历史教科书使用率不超过1％，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其目的是以此麻痹邻国人民。有正义感的日本人本泽二郎很明确地告诫我们：日本军国主义是否复活，取决于日本的年轻一代能否正确认识历史。要知道，这些所谓“新历史教材”的“新”，已经把整个侵略史抹去和颠覆，而不只是降低了“揭露”事实的程度。
本书前面提到，昭和10年（1935年）选入小学二年级的那篇课文《勿忘恩》中描写的“哈齐的故事”，在战败初期，因为军国主义暂时被打压，“忠魂”的象征“哈齐”一度也被世人冷落。但是随着日本海外经济扩张的成功，“哈齐”也随之迎来了它新的“生命”。为了纪念它，东京政府专门在涩谷车站的一端开辟出一处广场——正式命名为“哈齐广场”。在广场的中心处，耸立着一座“哈齐”的铜像，在广场的一侧，是日本著名画家绘制的一组巨型“狗浮雕”。“哈齐”的复活绝非偶然！
《犁与刀》 第三部分日本的“撒谎教育”（4）
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起来之后，20世纪90年代，东京大学的角田中教授专门出版了一本书，煞有介事地“论证”日本民族的先天优越性，并采用彩色计算机图片和科研“图表”反复论述：中国人、朝鲜人、东南亚各国人，无一例外全部是用大脑的右半球来接受元音，而惟独日本人，只用左半球大脑就能既接受元音又接受辅音，所以日本人就创造出了高人一等的民族文化，日本民族委婉动听的语言风格的形成也是与此相关的。比较其他亚洲国家，日本人也更能够分辨出声色情思的细微差别，日本民族赶超其他民族的原因也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
就连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也说：“日本种族是杰出的，因为自天照大神时代以来，日本人就像最好的纯酒那样纯洁。一般来说，日本人在西方和法国人最接近，不过他们一般都优于法国人。”①在对“美国人为什么没有日本人聪明”这个结论进行论证的时候，这位妄自尊大的前首相把原因归结为在美国的黑人、波多黎各人和墨西哥人拉了整个美国文化的后腿。更有一个叫作马野修二的作家把美国贬得一无是处，说美国只不过是一个由欧洲的劣等公民的后裔拼凑起来的移民国家。
而日本史学界泰斗梅原猛教授通过对欧洲哲学的研究，声称西方文明对整个世界来说就是瘟疫，最好的一剂药就是日本民族的精神文化。②
一方面抹杀历史事实，一方面恬不知耻地鼓吹“民族优越论”。这不是“种族优越论”又是什么？这一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无耻理论，在今天现代社会里重新出笼，不能不让人感到恍然回到了侵略战争爆发的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