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20-犁与刀-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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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平顶山事件，不仅中国国内证据确凿，而且日本国内的本多胜一（著《中国之旅》，朝日新闻社）、泽地久枝（著《另一个满洲》，文春文库）等人也作过披露。
尽管日本军方周密地隐瞒了这一事件，但还是有10人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这些生存者压在层层的尸体下面，好不容易才躲过了刺刀的刺杀。有一位少女，手腕虽然被刺，但她还是强忍着疼痛没有作声，被认为已经死了，从而保住了生命。⑧
千代子的死，的确使她丈夫“斗志昂扬”，井上清一将自己的一腔怨愤发泄到无辜的中国平民头上。然而就是这个刽子手，由于军国主义媒体的宣传和颂扬，当时却成为不少日本少女心目中的偶像。
在松本一男的《中国人与日本人》中这样说：（日本）往日对武士阶级的敬意，变成了对军人和官僚的憧憬保留下来。不仅是民间，官府也对尚武的风气给予高度的评价，公然表露了阶级差别意识。直到昭和初期，在日本的户籍中始终记载着华族、士族、平民和新平民等阶级。日本人的尚武精神，并非只是战前的军部独裁统治所培育出来的，而且是历史传统造成的。
战时的日本，连佛家的僧人也是支持战争的，他们甚至被武装起来，时刻准备参加“圣战”。因为日本本身的佛教，是已经十分世俗化的宗教。日本佛教净土宗创始人亲鸾上人先后结过两次婚，有4男3女；连如上人更是妻妾成群，生育了27个子女。为此，葡萄牙传教士路易斯·弗洛伊德在《日欧文化比较》一书中这样描绘：
在欧洲，人们为了赎罪和拯救灵魂加入教团；而日本和尚在安逸和休养中过日子，为了逃避劳苦而加入教团。
欧洲神职人员受职后，立即宣誓保持灵魂的纯洁和肉体的干净；而日本的和尚们竭力干所有内心肮脏的和肉体上一切禁忌的罪孽。
《犁与刀》 第一部分被愚弄的日本国民（5）
欧洲神职人员对上帝发誓，过远离世俗富贵的贫困生活；而日本和尚靠施主大吃大喝，用尽一切手段图谋自己发财致富和腐化。
欧洲的僧侣们为了表示蔑视食宿，不穿丝绸衣服；而日本和尚，穿锦着绣，为了对世俗显示骄傲和虚荣，他们身着丝绸衣服招摇过市。
欧洲人相信来世的荣光、劫罚和灵魂不死；而禅宗（此处特指日本禅宗——编者注）的和尚否定这一切。他们认为，除了生与死，什么也没有。
这样，再加上日本军国主义的教化，军事化的和尚自然也难以与普通人区别开来。
二战时，日本政府和日本军队除了强迫、欺骗亚洲各国妇女充当“慰安妇”，也同样热烈欢迎日本女人来当慰安妇，使日军成了世界近现代史上惟一一支携带军妓的军队。日本“皇军”的荒淫糜烂已在世界军事史上达到了高峰，他们凌辱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妇女还不感到满足，还要把本国的妇女招募来陪他们睡觉。日本妇女在二战时为了向日本帝国主义效劳，竟甘愿做慰安妇，让屠杀中国人民、强奸中国妇女的“皇军”在她们身上发泄兽欲，博取快乐，以“慰安”他们枯燥的心和枯燥的生活，同时使他们更疯狂地屠杀中国人民，强奸中国妇女。日本慰安妇不但给自己，而且也给日本政府、军队、人民和民族都带来了深深的耻辱。
比如在1942年春，中国远征军攻打被日军占领的缅甸公路上的一座大桥。当时守桥日军让80名慰安妇撤离，但她们说：“我们是为了效忠国家、慰劳士兵才到前线上来，我们要和士兵坚持到底。”结果她们全部战死。多少年中，日本人不惜送自己的亲生女儿去当慰安妇（当然，这些日本籍的慰安妇有不少在国内就是妓女），以支持那场战争。现在看来，日本慰安妇是极为不幸的，但当时她们自己却认为是光荣的。由此足见，日本军国主义是如何深入日本的“民心”的。
此外，在军国主义教化和毒害下，一般国民支持侵华、排华情绪的高昂，还直接表现在对在满关东军官兵的声势浩大的慰问活动中。江口圭一的《日本帝国主义史论》中举过这样的事例：
截至9月26日（1931年——编者注），东京日日新闻社收到的声援信已达2万封，其中有一封是三个中学生联名用鲜血写的，内容是：满蒙问题切望经军部之手予以果断解决……1931年11月到12月初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大阪朝日新闻》每天用大约一个版面登载捐款人的姓名、住址和金额。截至事变爆发一周年，即1932年9月前，全国向军队官兵捐款458万日元，赠送慰问袋188万个，国防捐款总额可购买50架飞机。
1932年1月，为转移全世界对“满洲事件”的注意，经关东军一参谋之手策划的“上海事变”迅速扩大化。军国主义者对这次事变中“爆破三勇士”的宣传报道，把日本国民的战争狂热推向顶峰。所谓“爆破三勇士”，是指1932年日军入侵上海时，怀抱爆破筒炸开中国军队的铁丝网，同时自己也被炸死的三名日本士兵。经过军国主义者别有用心的宣传，他们被日本国民看做勇敢无畏、舍身报国的典型。不到一个星期，“三勇士”的家属收到各地寄来的慰问金达2。3万日元，并且拍摄了一部长达111集的电影，还编排了话剧。在这些热情的背后，显示出日本国民具有为军事目的“光荣”献身的共同心理。
同样，日本的妇女们在军国主义的教化愚弄下，为了“正义”，为了共同的“利益”，怀着热情和感激，把自己的儿子献给战魔的祭坛而不悔。日本国立市的一位家庭主妇在战后的《妇女们的证言》中这样说道：“卢沟桥事变的消息，我是从川崎家的收音机里听到的。这件事尽管报纸大为报道，在福建没有成为话题，也没有惊慌。日清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编者注）以来，日本老打胜仗。因此，我想这次肯定也会取胜的，一点也不担心。”所以，永井荷风在《断肠亭日记》中这样说：“（日本人）对军国政治毫无不安，对于战争更不恐惧，莫说似乎是喜欢的状态……”
这样，战争空气弥漫了日本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在举行为出征士兵送行的盛大集会。国防妇女会和爱国妇女会等团体，组织大批女学生涌上街头开展缝制“千人针”（在一块布上由1000个女人每人缝一针，赠给出征的人，保佑其平安归来）、募捐、制作慰问袋等活动，同时，以大、中学生和青年团为中心，开展义务劳动。
椿芳子于《在忠于皇室的学校中学习》中说：（送到前线的）慰问信只写学校名义，不许写自己的名字。虽然叮嘱我们不能出错，但我想收到慰问袋的官兵们会怎么想呢？在街道会里也是积极地做慰问袋。把一条毛巾对折起来缝成一个袋，上面用毛笔写上“慰问袋”三个字，里面装进日用品、药品、裤衩等物，还必须放信，这时慰问袋要写明姓名住址。士兵们会马上回信。大部分回信都写着“请寄给我照片”，他们先把自己的寄来。在姑娘的眼里，士兵就是为了国内人们奋勇献身的神，她们怀着对士兵的崇敬，热情地写了信。
“九一八事变”后，在军国主义的宣传下，日本人纷纷参与、组织各类演讲会，积极宣传和鼓励战争。政府机关、报社和办公室堆满了各地群众寄来的慰问信、慰问袋和捐款。据《东京日日新闻》1931年9月26日记载，仅事变后一周内，该报社就收到“寄来的血书和鼓励信达2万封，其中有的慰问信中，夹着小孩积攒的1元、2元的零用钱及过节用的钱等”。⑨
1937年8月31日，东史郎出征中国时，其母送给他一把刻有文字的匕首，毅然决然地说道：“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你高高兴兴地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的话，你就剖腹自杀！”⑩
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时，军国主义已毒害了下一代日本人，日本的在校学生表现出更为狂热的战争热情。仁川公立中学五年级一班的坂本宽这样表达自己对战争的拥护：啊！12月8日！宣战的诏书终于颁发了。我们朝思暮想的1亿国民总进军的一天终于来到了。叔叔，你是在什么地方聆听的诏书？我是在教室里聆听的。听了对英美宣战的诏书，谁不热血沸腾、摩拳擦掌呢？！我们坚决表示：服从！战斗到底！
木坂顺一郎的《昭和的历史》有这样的记载：1942年2月18日，日本为了纪念一连串的胜利，举行了全国性的庆祝活动。东京的所有街道都是挥动国旗的队伍。高举太阳旗的市民、大中学生涌向首相官邸和陆、海军省表示祝贺。各学校、单位和街头，国民聚集收音机旁，声嘶力竭地山呼“万岁”。二重桥（日本皇宫前的桥名——编者注）的广场上，被数万群众挤得水泄不通。
《犁与刀》 第一部分被愚弄的日本国民（6）
当天皇骑着他的爱马“白雪”出现在二重桥上时，立即响起“天皇陛下万岁”的呼声，不久，又化作《君之代》的大会唱。唱毕，“万岁”之声又如波涛涌来，此起彼伏。
在偷袭珍珠港事件成功后，日本举国上下热烈地进行了庆祝活动。东京、大阪、横滨、京都和奈良等地连续三天三夜游行庆祝。人们奔走相告，交相赞颂，全国沉浸在一片欢庆的海洋之中。在皇宫二重桥外参拜的人群如山如海，络绎不绝。男人们手举膏药旗高呼：“天皇陛下万岁！”甚至妇女也身着盛装，比过节还要兴奋，前来祝贺，向皇宫深深鞠躬。这是一幅二战时期受到军国主义愚弄的日本国民拥护日本侵略战争的绝好写照。
东乡茂德在他的《时代的一面》一书中披露了这样的事情：即使在战火快要烧及日本本土时，东京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因两个儿子都在前线“玉碎”，便在街上自焚身亡，死前一边号啕大哭，一边高呼：“大东亚圣战胜利了！大日本帝国万岁！”这个老人竟丝毫也不对给他家带来巨大灾难的日本帝国主义表示愤恨，却依然拥护他的国家的侵略战争，认为失去两个儿子是值得的、光荣的。但另一方面，由于人之常情，他又为两个儿子感到悲痛，所以临死前那么号啕高呼。他心里说不定还有另一种意图，即妄图用他的死来激励其他日本人，使他们更加奋勇地去战斗，同时还不死心，还希望他的国家取得最后胜利。他此时的心情可谓矛盾至极。
进入1945年以后，美国的飞机轰炸得更猛烈，交通、生产遭到很大的破坏，日军战斗力锐减，但是，一般日本国民仍然相信胜利，忍受着生活的困窘。3月10日，东京遭到大轰炸。第二天，拥上火车的都是手持大包小包逃难的人，挤在一起想转身都转不过来。这些人有的死了丈夫，有的死了妻子，有的死了儿子。他们都是到农村去找亲戚的，真是惨极了。但是他们说话时，都异口同声地说，虽然是死里逃生，只要战争胜利就毫无怨言。他们在战争败局毫无挽回余地的现实下，仍然抱着天真的希望。
而在1945年8月15日，天皇裕仁宣布投降后，东京的居民千百户人家来到二重桥外，男女老小跪伏在地，面对皇宫，叩头遥拜，痛哭不已。有的人在激愤中剖腹自杀，甚至有全家老小三辈共同自刎，以死报国。东京青山通有的全家卧轨自杀。横滨一所小学听到天皇投降诏书后，校长便带领一群小学生集体投海自尽了。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他们狂热、坚决地拥护的侵略战争已失败了，他们绝望了，才做出了这一幕幕其他国家无法比及的事来。
那么，那些“主动选择毁灭之路的士兵、参加惨不忍睹的大屠杀的男人们、高呼万岁把丈夫和儿子送上前线的女人们、饥肠辘辘地在工厂为生产武器而拼命干活的学徒工们——他们为什么如此积极地支持这场战争”？ 赖肖尔在分析战时日本国民性时这样说：“与德国和意大利不同，日本并不存在独裁者，而且，日本的整个机制也不是一个有明确定义的群众运动的产物，而是由含混不清的情绪转变、日本社会精英集团之间权力均衡的变化造成的。归根到底，民众的（包括领导人）情绪在这里起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在日本流传着这样一个关于“哈齐”的故事：哈齐是一条可爱的狗，出生不久它就被陌生人带走了。在新的主人家中，它受到了像儿女一样的精心关爱和呵护，弱小的身体慢慢强壮有力起来。每天主人去上班，它就会主动跟在主人的身后直到把他送到车站；黄昏来到，每次主人下班回来，都会在车站远远看到等待自己的哈齐。
主人去世之后，哈齐并不知道，但是它还是一如既往地去车站寻找自己的主人。每当电车到站，它都会仰头去从茫茫人群中寻找那熟悉的身影。时光一天天过去，哈齐也慢慢衰老，可即使十年之后，在车站，人们仍旧会发现一只毛发脱落、翘首以盼的老狗。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据说哈齐的主人是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并且这个故事被选入1935年版的小学二年级修身教科书中。这样，哈齐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理念，一个绝对效忠的符号。
高桥敷在他著名的《丑陋的日本人》一书中用“犬的民族”来形容长期受到军国主义教化的日本人，其中这样写道：“在日本，即使是左邻右舍，只要接到命令，他们就会立即舍弃人性，变成忠实的犬对其进行攻击。这就是（某些）日本人的特性……无论是在战争中还是在平时，只要有发迹机会，（某些）日本人就会变成忠实的狗或狂暴的狼而‘勇往直前’。”由于受到军国主义的毒害，很多日本人都形成了类似犬的性格，在利欲熏心时，他们是统治阶级的忠实走狗；而在掠夺异族时，他们就是嗜血的狼。
日本的“狗文化”在“武士道”中也有淋漓尽致的体现。一名侵华老兵曾说过：“日本武士道是极崇高、极伟大、极高深莫测的。在武士道之名刀发出的正宗的锋刃寒光中，藏匿着连列强都畏惧的深不可测的震慑力和玄妙。”美军攻占塞班岛时，4万多日军全军覆没，岛上还有1万多名平民，日军强迫他们自杀，母亲杀死婴孩之后自杀，老人们互相他杀或者自杀。
干下如此惨绝人寰的勾当，竟然夸耀自己的文化如何崇高、伟大，真是让人不可思议。把残害生命看得崇高，真是人类社会中的怪胎。新渡户稻造就在《武士道》一书中夸耀说：“武士道，如同它的象征樱花一样，是日本土地上固有的花朵。作为封建制度之子的武士道的光辉，在其生母的制度业已死亡之后却还活着，现在还在照耀着我们的道德之路。”
由于长期受到军国主义的战争思想毒害，不仅日本本土的国民如此狂热，而且很多身在中国的日本人也殚精竭虑地为战争服务。清华大学中文系的王中忱先生在他的《越界与想象：20世纪中国、日本文学比较研究论文集》一书中附有一篇小文章，名字叫作《东洋眼波——一则广告后面的一段中日关系史》，举了一个非常典型的日本商人“煞费苦心”支持“圣战”的例子。文章以舒缓的笔调，从上海《申报》上的一则药物广告，探究到药房主人岸田吟香的特殊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