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20-犁与刀-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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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了俘虏，他就会感到“回国后再也抬不起头来了”。他丧失了名誉，对于从前的生活来说，他已经是个“死人”了。 当然，日本军队有上述内容的命令，但在前线却显然用不着对此进行特殊的正式教育。日军忠实地践行着这条军纪，以至在北缅会战中，被俘与战死者的比例为142比17166，也就是1比120。而且，这142名被俘者中，除少数人外，他们在被俘时都已负伤或已昏迷。一个人单独或两三个人一起来“投降”的就更少了。在西方国家的军队中，阵亡者如果达到全军兵力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时，该部队罕有不停止抵抗的。投降者和阵亡者的比率大约是4比1。而在霍兰迪亚（Hollandia），日军第一次大规模投降，其比率为1比5，这与北缅的1比120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②
1943年12月20日，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在湖南常德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暴行，他在给《时代》周刊写的报道中描述说：“人们会问，日本农民在国内时视粮食为珍宝，十分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但为什么到了中国后，他们不仅掠夺中国农民的大米，而且朝着运不走的粮食大小便？人们会问，是什么原因，使得日本兵在进入孤儿院后，偷走孤儿的被褥，并不嫌其烦从楼下的院内搬来大块石头，将一所职业学校的纺织机械砸得粉碎？他们闯入学校，向墙上猛摔墨水瓶，从中又得到了什么乐趣？”③
除了日本人自己，实际上大概没有人能回答这些尖锐的问题。日本文化的某些“精髓”，恰恰渗透到了日本军人这些匪夷所思的“乐趣”之中。
《犁与刀》 第一部分“菊与刀”的国度（2）
1936年日本陆军少壮派发动的“二二六事变”，决定了日本帝国主义走向了覆灭的不归路。尽管事变被宽大地镇压，但事变中少壮派残暴地杀害了多名“卖国”的日本高官，使决定日本命运的高级政客们从此被吓破了胆，加之从法律上对舆论的限制，让日本媒体从此噤若寒蝉。自“二二六事变”以后，已经没有了和平政治，整个亚洲开始被狂热的日本中下级军官一步步拖入全面战争的深渊。
这时，不能不提及日本对战时中国首都南京实施的大屠杀。那场大屠杀至少夺去30万无辜中国人的生命，更为可恨的、也更让中国的男性感到耻辱和悲愤的是，在这场大屠杀中，每天至少有1000名妇女惨遭强奸、轮奸和奸杀，并且连老人和少女也不能逃脱他们的魔掌。
据南京敌人罪行委员会调查：“……凡被日军所遇见之妇女同胞，不论为高龄老妇或少女幼女，几均不获免……据主持难民区国际人士之粗略统计，当时本市遭受此种凌辱之妇女不下8万之多，且强奸之后，更施以剖乳、刺腹种种酷刑，必置之死地而后快。”一位当时从南京逃出来的女同胞说：“当敌人初来的时候，只要看见妇女就拉，不管老少，更不问白天和夜间。因此，上自五六十岁，下至八九岁的女同胞，只要被敌人碰到无一幸免。”1937年12月26日，一个11岁的幼女在金陵大学院内被日军轮奸致死。目击者说，她的两腿之间肿裂并沾满血污，死后的样子惨极了。另又据一位目击者说，日军对中国妇女：“有时用刺刀将奶子割下来，露出惨白的肋骨；有时用刺刀戳穿下部，摔在路旁，让她惨痛呼号；有时用木棍、芦管、萝卜塞入下部，横被捣死，日寇则在旁拍手大笑。”④
《菊与刀》中说：“据说征集兵一旦接受了军队教育，往往变成另外一个人，变成‘真正黩武的国家主义者’。但是，这种变化并不是因为他们接受了极权主义国家理论的教育，也不是由于被灌输了忠于天皇的思想……在日本家庭生活中，受日本式教养并对‘自身’极其敏感的青年，一旦陷入这种环境，极易变成野蛮……这就使他们自身变成精于折磨别人的人。”而一个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兵宫本在1937年12月16日写给家人的信中说：“我们得到了中国的首都，也得到了首都的女人。这是个没有出息的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用，只有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才有希望。”
近代中日关系史，是一部日本70年的侵华史和15年侵华战争史。从1874年日本侵略我国台湾开始，日本发动了一系列践踏中国的战争：1894—1895年甲午战争；1900年参加“八国联军”攻占北京；1904—1905年日俄战争；1914年从德国手中夺取山东胶州湾权益；1927年三次“出兵”山东；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1937年7月7日，又挑起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开始进行全面的侵华战争，从此日军攻城略地，奸淫烧杀，无恶不作，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累累罪行。以下列数其恶行：
凶残屠杀：从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直到南京，使我70万同胞血染长江南北；
烧杀劫掠：蹂躏沦陷区数万万同胞，无视国际公法，实行毒气战和细菌战，对我和平城市狂轰滥炸。在抗日根据地实行灭绝人性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通过暴虐坑杀，制造了80多个“万人坑”；
实施“猎兔作战”，抓捕中国劳工42万人到日本服苦役，伤亡逾14万人。⑤
日军的暴行和罪恶是人类史上罕见的，它使我国在物质上、精神上受到最为严重的伤害，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造成极大破坏，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这段中华民族的苦难史，作为一个民族的记忆，是不会因岁月的流逝而被淡忘的！
更有洗不尽的耻辱——“中国慰安妇”问题，至今还伤害着中华民族。笔者的故乡河南，是侵华日军性暴行的重灾区。研究表明，自1937年11月日军攻陷安阳后，侵华日军在河南沦陷区内大规模、有组织地实施了慰安妇制度。迄今至少发现当年的安阳、新乡、洛阳、开封、夏邑、邓县（今邓州）、漯河、舞阳、周口、许昌、宝丰、临汝（今汝州）、考城（今兰考）、鲁山、虞城、信阳、永城等地设有“慰安所”、“慰安营”、“花乃家”等慰安妇机构，其中被充当发泄工具的是大量从当地强行征召的河南妇女。
1941年12月13日，日军从开封朱仙镇大律王庄仅一次就抓走240名男女，女的全部送往开封“芙蓉院”做“营妓”；1945年春，日军在鲁山等地抓捕10多名女子组成“慰安队”供日军淫乐；邓县（现南阳邓州市）的“慰安所”连５０岁的老妪都不放过；日军一名伍长回忆说，他在信阳养伤时曾接受过“慰安”……
后来，这些妇女大部分都患上了各种传染病，一个个被拉出去火烧、活埋、枪毙或因逃跑不成而被日军用刀劈死，只有少数人在日军投降时被解救。
1944年4、5月间，驻天津日本司令部官兵强奸中国妇女80名，然后送往河南的漯河、郾城一带，强行为前线日军“慰安”，受到了日军的性虐待，命运凄惨。这些被强制送到河南的80名妇女的名单现在还保存着。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列举了日本侵略者大量践踏国际法的滔天罪行，令世人震惊，难以忘却。虽然对一些战争罪魁进行了审判，但日本国对违反战争法规所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损失和痛苦的赔偿，却丝毫没有进行。
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的暴行，最起码违反了《国际法》中如下的条约：
1。 军事行动不得攻击和伤害平民。这是最古老的战争法规之一。根据国际法原则，个人如果不直接或间接属于交战国的武装部队，就不应加以杀伤或俘虏，财产不应被剥夺。而被现代史上称之为最黑暗一页的南京大屠杀，粗暴地破坏了这一国际法原则，严重违背了1899年海牙第二公约和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附件的第二编和第三编包括的保护平民的条文。
日军攻占南京后，不分青红皂白地沿街杀戮中国男女老幼。顷刻间，广场、街道和胡同到处血肉狼藉、尸体纵横。日军的杀人手段残酷绝伦，有砍头、劈脑、切腹、挖心、水溺、割生殖器、砍去四肢、刺穿阴户和肛门等等。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两个日本军官为取乐举行的“杀人比赛”——各自提着极其锋利的钢刀，分头走向大街小巷，遇见中国人不论男女老少便是当头一刀，劈成两半。最后，其中一个日本军官接连砍杀了106名中国人而被宣布为这场“杀人比赛”的胜利者。
根据国际受害赔偿惯例和按照1952年的价值计算，日本国理应赔偿南京死难者家属和幸存者50亿美元以上。而类似南京大屠杀这样的血腥罪行，在中国的土地上屡见不鲜，数百万无辜的中国人惨死在日军之手，这个数字并不包括在战场上被杀害的人数。
《犁与刀》 第一部分“菊与刀”的国度（3）
2。 给予战俘以人道待遇。这是国际法的普遍原则。战俘是战争和武装冲突中落入敌方权力之下的合法交战者。综合1899年的海牙第二公约附件和1907年的海牙第四公约附件以及1929年的日内瓦外交会议公约，合法交战国参加战斗不是以个人身份，而是以武装部队成员的身份。
战后，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把“对战俘的谋杀和虐待”归入战争罪。然而，使人不堪回首的二战期间，日军抓获中国战俘和伤员，不是本着人道主义和对待战俘的原则，给予中国战俘适当的待遇，而是明目张胆地违背国际公约，非人道地、残暴地虐待和枪杀中国战俘。更触目惊心的是，日寇把杀死的俘虏身上的肉和用这种肉所做的汤，拿来供给日本兵当膳食。
澳大利亚乔治·史蒂文森控诉说：二战中他作为驾驶兵被日军俘虏，1943年2月，他运送过300箱人肉给关押美军战俘的集中营。
3。 强迫占领地的平民为奴隶而进行劳役，是一种战争罪行。1934年到1945年的近12年间，日本为了在“满洲国”边境修补要塞，迫使大量中国人参加，其中大约有10万人遭到杀害，仅1942年在辽宁省就有3000名中国人被抓去构筑军事设施。事后为了保密，竟把这些人全部杀死。
太平洋战争后不久，被强行掠到日本去的中国人，大约有4万人，年龄最大的有78岁，最小的有11岁的孩子。他们被分在日本135个企业从事名为劳工、实为奴隶的死亡劳动。
“中国人难以忍受饥饿折磨，以至于出现了拣拾路边别人呕吐的饭粒及拔食杂草的惨况。日本监工将扔掉的橘子皮撒上尿，让中国苦力争相食之。有个叫李担子的青年，甚至将焚烧后的人肉带回宿舍偷吃。负责直接监督中国人劳动的日本劳工，多为具有在中国大陆杀人经验的日本伤残军人和退役军人，他们对中国人所施酷刑可谓五花八门，有将铁棍烧红烙大腿者，有以烟头烧脖筋者，有将鞋上钉上铁刺而踢人者，更有将人吊起向体内注射冷水，然后置于地下，以脚踩其腹使其鼻眼冒水者。中国人不堪忍受灭绝人性的虐待，终于发动震惊整个日本的花冈暴动。暴动失败之后，每两个中国人被反手绑在一起，三天三夜不给饮食，很多人被迫喝自己便出的带血的尿。两人中如果有一人死亡，另外一个人上厕所也要拖着死尸走。”这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场面，无论从道义上看，还是从政治上看，无论从国际法看，还是从日本国内立法看，日本军国主义对于残害中国人都犯下了无法推诿的罪行。
如今，在包括日本国内正义人士的多方努力下，日本国鹿岛建设公司已向“花冈事件”幸存者承认责任并首次道歉，而关于受害赔偿问题留待今后继续协商解决。这是日本履行国际法义务，反思侵华战争责任的良好表现，这对预防战争犯罪和维护世界和平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4。 禁止有毒、化学和细菌武器的制造和以其作为交战手段和方法。最古老的战争法规之一，就是在战争中禁止使用人类深恶痛绝的毒物和有毒武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曾使用窒息性和各类有毒化学武器，造成1万人的死亡，127万人受伤，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严厉谴责。战后，在缔结凡尔赛条约时，曾认真讨论过如何禁止使用毒气，日本也是该条约的签署国。并且，关于禁止使用毒气的国际协定，分别还有1899年7月缔结的禁止使用毒气的海牙宣言，以及1925年6月签署的禁止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意大利都未在战场上使用过毒气，而只有日本人在中国使用了毒气。日本在我国东北秘密研制和实验细菌武器，于1931年和1936年先后建立了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专门从事细菌战的准备，以活人做试验。
1937年到1945年八年期间，日寇在中国战场上进行毒气战总计1312次，直接伤害中国军人36968人，其中死亡2086人，而无辜的老百姓伤亡数字无法统计。
5。 日寇对中国城镇的狂轰滥炸，践踏了战争法规和惯例。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附件第25条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攻击和炮击不设防的城镇、乡村和住宅。”第27条规定：“围攻及炮击时，凡关于宗教、技艺、学术及慈善事业建筑物，医院及收容所等，不得作为目标。”并且有关条约还规定：“禁止以对平民造成恐怖，破坏或损害非军事性质的私人财产，或伤害非战斗人员为目的的空中轰炸。”而日寇公然违背这些规定，使用恐怖手段，轰炸和平城镇，掠地飞行，用机枪扫射手无寸铁的中国居民，向城镇市区投掷燃烧弹造成巨大火灾。特别是落在茅房鳞次栉比的贫民区，使住宅和居民化为灰烬。中国所有重要的城市，几乎都受到空袭的威胁。
在重庆，日寇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连续大轰炸，整个重庆城区浓烟滚滚，一片火海，到处死尸枕藉，甚至树枝上也挂着断臂残肢，英法使馆和美国教堂也遭到炸弹袭击。最为悲痛的是，日寇炸弹造成重庆大隧道窒息挤压而惨死的市民近万人。惨案发生后几天，重庆城区不少店铺、居民住宅久久没有人开门，原因是全家都已惨死，成了绝户。
今天，我们从国际法的角度重提日寇的累累罪行，一方面旨在居安思危、勿忘国难，另一方面为加强日本国对侵华战争历史责任的认识和反思；同时，敦促日本国根据战后的国际惯例，向遭受巨大生命财产损失的中国人民履行其受害赔偿的国际义务。
美国社会学家卡雷尔·冯在他的《日本的权力构造之谜》一书中，曾对日本人绝对信奉实力的民族性作过深刻的分析。他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日本人都能非常迅速地觉察力的所在，而且一旦判明力的所在之后，他便会将之表现在行动上。不论情况如何，也不论目的如何，日本人都会唯力是从。”对于日本人，尤其是战争体制下的日本民族来说，力就是“正义”！在这样的前提下，尽管它披上了文明世界的外衣，但它仍然难以吸收本民族所罕有的人道主义精神；尽管它曾经学法中国，并且二战期间中国国力处于弱势，是其凌辱对象，但是它的民族胸怀和人性关爱的层次一直落后于中国，这是不争的历史和现实事实。
二战前后，中日两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