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20-犁与刀-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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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民族胸怀和人性关爱的层次一直落后于中国，这是不争的历史和现实事实。
二战前后，中日两个民族对犹太人的不同“礼遇”就是明显的例子。在犹太人的《圣经》中，有一个著名的关于世界末日人们逃入方舟逃避滔天洪水的故事。二战期间，法西斯势力就是现实版的犹太人的洪水猛兽，犹太人的先知无论如何也猜想不到，远东的中国上海竟是他们的救命“方舟”。
2000年1月26日至28日，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一次反思20世纪大屠杀的国际会议。会议期间，世界犹太人组织举行了一个展览，名叫“生命签证”，介绍二战期间救助犹太人的各国外交官。名列榜首的是已故的中国外交官何凤山博士，他是最早帮助犹太难民逃脱纳粹大屠杀的外交官。
《犁与刀》 第一部分“菊与刀”的国度（4）
1938年，当时的奥地利是欧洲第三大犹太人聚居地，总人数近20万。纳粹德国欲将这里的犹太人赶尽杀绝，规定集中营的犹太人只要能离开奥地利就可以释放，走不掉的则在集中营里成批屠杀。因此，对奥地利的犹太人来说，离开就是生存，不能离开就等于死亡。于是，犹太人纷纷想方设法离开奥地利。
离开首先要有目的地国家的签证。但是当时世界许多“先进”国家都奉行“绥靖政策”，生怕得罪气焰嚣张的纳粹德国而引火烧身，再加上犹太人人数众多，害怕引起移民浪潮造成国内困难，所以50多个国家对使馆前成千上万危在旦夕的犹太人无情地说“不”。但是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不忍看着犹太人在苦苦等死，打开了向犹太人发放签证之门。1938年7月20日，17岁的犹太青年艾立克·格特斯塔伯连跑50多个领事馆，都是空手而归。几近绝望时，他走进中国总领事馆，没想到一下子就为他自己和家人办妥了20份前往中国上海的签证。消息在奥地利的犹太人中迅速传开之后，中国总领事馆门前每天从早到晚排起长龙，拿到签证后他们欣喜若狂，热泪盈眶。此后他们得以逃离法西斯肆虐的欧洲大陆，去了中国的上海，或转道上海，去了美国、巴勒斯坦等地。何凤山是1940年5月被调离维也纳的，到底向多少犹太人发放了签证，至今尚无准确数字，只能以找到的签证号码推算。一位幸存者的签证日期为1938年10月27日，号码为1906号。而在1938年纳粹的“11月大屠杀”之后，申请签证的就更多了。据1941年日本人关于上海犹太人的秘密报告，是年，滞留在上海的犹太难民总数约为5万人。直到今天，人们还可以从以色列的广场专设的纪念碑上了解这段对于犹太民族刻骨铭心的历史。
如果有人争辩说中国之所以敢于接受犹太人，是由于中国远离欧洲大陆，远离法西斯德国，那么这是站不住脚的！20世纪40年代，这个世界已经完全打通，是时德、意、日三国达成“邪恶同盟”，互为犄角，中国的一举一动德国法西斯不会不知道，也不是完全没有“制裁”的办法；况且国民党军政内部有许多德籍顾问，国民政府“得罪”希特勒也没有任何的好处。这只能解释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具有的文化胸襟在起作用。
在帮助犹太人的过程中，气势汹汹的盖世太保曾经拿枪对着何凤山，恶狠狠地问：“你是什么人？”
何凤山却临危不惧，镇静地反问道：“我是什么人你们很容易查到，你们又是什么人？”他的凛然正气一下子把不可一世的盖世太保给镇住了。
但纳粹当局并没有放过中国领事馆的“挑衅行为”，纳粹当局以总领事馆租用犹太人的房子为由，硬将房子给没收了。何凤山并没有因此而退却，他将总领事馆搬到了维也纳一所小得多的房子，所有房费都由自己支付，继续坚持给犹太人发放签证。
何凤山的事迹是近年来才被广泛揭晓的，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平生都很少主动提及此事，大部分真相都是那些被救的犹太人主动传开的。在何凤山晚年出版的《我的外交生涯四十年》回忆录中，提及过此事，但是只有不到一个段落的笔墨。用他自己的话最能解释事情的缘由：“富有同情心，愿意帮助别人是很自然的事。从人性的角度看，这也是应该做的。”
所以，一个被救犹太人的后代——艾克，这个在美国大名鼎鼎的亿万富翁这样评价何凤山：“他不仅是中国人的英雄，也是我们犹太人、西方人的英雄。”
最早来到上海的犹太人在上海开埠时就投身于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凭着精明与强干成为老上海举足轻重的人物。而这些人，也正好在二战时成为大量接济逃难上海的犹太同胞的主力。⑦但是犹太人来到上海后，并不等于进入了生命的“保险箱”。 二战时死于日本上海闸北集中营的著名上海犹太富翁嘉道理，最能代表生活在上海的犹太人的命运。
嘉道理在上海延安路上有一幢耗资百万白银的大理石公馆。整个公馆占地约15000平方米，馆内有大小房间20余间，底层有可容800人跳舞的大厅和近百人用餐的餐厅。如此豪宅，日本自然不可能放过。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嘉道理一家除小儿子霍瑞斯，都在香港度假，全部被日军送进集中营。当他们被船运到上海后，嘉道理的豪宅已被日本人占有。
嘉道理一家只能佩戴着日本人规定的“B”字红色袖章，到指定的商店购买食品。后来他们被关进了闸北集中营。嘉道理一直病魔缠身，在日本人投降的前一年，一代巨富嘉道理在贫困交加和屈辱中离世。
尽管嘉道理精明强干，像大多数犹太人一样兢兢业业，可个人在时代邪恶的浪潮中是软弱无力的——上海人给予了他平等竞争的机会和家族的辉煌，日本人的到来，却给了他生命的结束和家族的陨落。
其实不仅仅是嘉道理，上海首富哈同的遗孀和她的遗产，也曾被日本军劫掠。1941年，日本军人冲进哈同在上海建造的著名的大花园——爱俪园，抢走了所有可以搬走的东西，甚至连哈同遗孀存在银行保险箱里的珠宝也被洗劫一空。
也许历史学家在翻阅资料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现过多的日军大规模迫害犹太人的证据，但是并不代表日本人对其没有险恶用心。对于大富豪手段毒辣，对于普通犹太人，其实日本人也有打算，据说日本人在二战时针对犹太人制定了一套“河豚鱼”计划，在犹太人进入上海的同时，日本人早就盯上了犹太人的荷包。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没有人比犹太人更会做生意，会做生意自然就很有钱。
二战时，日本国内有不少人公开支持迫害上海犹太人，可狡猾的政客却建议，在上海崇明岛建立难民营，收留犹太人以最大限度地骗取他们的财富。他们所实行的，不过是纳粹德国骗取犹太人钱财的翻版。可是涌入上海的犹太人，几乎都身无分文。在一份当时日本人做的关于上海犹太人的秘密报告中，一位日本人失望地写道：“来沪（犹太）难民大多数为被逐出德国者，限带现金10马克以下，富裕者换了照相机及精密机械等物品来沪，后靠出售度日，但此等人不足总数的二成，其余大多数渡来时身无一文。”
注释：
①参见《从宫本武藏到东条英机——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及其侵华史众人谈》，作者：沙林，原载《科技文萃》，１９９５年第１０期。
②参见《菊与刀》，（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版。
③参见《铁与犁——百年中日沉思关系录》，余杰著，长江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④参见《为什么日本不认账》，李正堂著，时事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⑤据《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编著，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⑥资料来源：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河南省分中心。参见《中原大地：勿忘日军暴行》一文，原载《大河报》，２００１年７月７日。
⑦以上参考《中国的“辛德勒”——追记荣获以色列“国际义人”称号的何凤山先生》，陈克勤文，原载《光明日报》，２００１年２月９日。
《犁与刀》 第一部分再看日本（1）
3。 再看日本人
中国《北齐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大丈夫宁可玉碎，不能瓦全。”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战争后期叫嚣的“一亿玉碎”之“玉碎”就来源于此。但是，这个词在日本军国主义者那里竟是这样的含义——要用一亿人的生命对抗那些遭其蹂躏的民族的反抗。
《中国人与日本人》一书的作者这样评价道：日本军国主义者赋予了这一崇高词汇残酷的含义，但这种残酷在他们看来却是像樱花败落时一样浪漫和悲壮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原本还声称要打大规模本土战争的，可美军在冲绳登陆之后二战随之就结束了。① 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惊叹道：人们都认为那些有着像神风敢死队队员那副表情的日本人，即使失败了也绝不会轻而易举让美国军队登陆的，但事实是，那些日本人却突然一变脸，以一副和蔼可亲的表情欢迎胜利者，这与当时日本神风敢死队的行为一样让世界吃惊，这就是受军国主义教化的日本人善变的特性。对此，不懂变脸术的西方人难以理解是可想而知的。
黑泽明② 在他的自传里记载了这样一幕：
1945年8月15日，为了听天皇诏书的广播，我被叫到制片厂。那时我在路上看到的情景是永远难忘的。去的时候，从祖师谷到制片厂的路上，街道的情况好像真有一亿人准备宁为玉碎一般，非常紧张。有的老板拿出日本刀来，拔出刀鞘，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刀身。
可是，在他听完结束战争的诏书回家的路上，却见到了截然不同的情景：那气氛完全变了。街上的人们仿佛都在节日的前夜一般，喜不自胜地在干活。
同样，日本投降后，南京方面的官员看到那些在战时杀人如麻的日本兵，这个时候却乖乖地帮民国政府站岗、维护秩序，甚至没有中国军队的监督，甚至他们肩上还扛着战争时期用的步枪，并且没有发生任何的骚乱。
著名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他的自传《黄河青山》③ 中，也描述过类似的事情：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气焰嚣张的日军投降，一夜之间骄横凶残的性格如冰雪消融，个个成为“谦谦君子”。百万降兵一时回不了国，中国当局安排他们修路、修机场，他们全都积极努力，绝无抵触情绪。一天，他们在工作中烤火取暖，不小心飘出火星，烧毁了一间中国民房。为表示歉意，日军竟全体自动饿饭，用一天的伙食费进行赔偿。当时，中国当局并无追讨损失和惩罚的意思，相反一些中国人太善良了，见日本兵这样自觉悔罪，反而生出“过意不去”和“可怜”的心情。
这就是日本军人，在没有投降和放下武器之前，他们是“尽职”的军人，无比冷血，为取乐可以把婴儿挑在刺刀尖上；一旦服输，又即刻成为低眉顺眼的降兵，勤快工作，谦和有礼，更以自动饿饭来弥补无心之过，世上有哪个国家的军人会有这番表现？在他们身上，两种人性竟以“酷暑”和“严寒”的方式“冰炭同炉”，中间没有任何过渡和交融。同一批人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表现，这才是最恐怖的，就是这样的铁蹄践踏了神州大地。
这种巨大的反差不能不让外国人感到奇怪，但是对于视力量为正义的日本军国主义者，这是自然而然的反应。强大时，他们惨无人道，为所欲为，“道德”一词和他们是完全绝缘的；失败了，他们就甘心屈从于人，并且不以为耻。
在另一本书中也提到了类似的例子：“政治上的意识形态和信仰上的宗教教义，可以牢牢控制许多中国人或西方人，但却控制不了（大多数）日本人。不受普遍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支配，使（大多数）日本人常常将两个极端集于一身。说得尖刻一点，他们可以既是狼，又是羊；对下级是狼，对上级是羊；对强者是羊，对弱者是狼；或今天是羊，明天是狼。老上海的人都知道‘伊藤先生’这么个称呼。‘伊藤’是日本人的大姓，就像中国人说的张三李四。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有许多日本人经商，在那些店铺里，日本人对中国顾客真像上帝一样，热情、礼貌、周到备至，因此老上海人说起‘伊藤先生’，那感觉就像后来我们说起的‘雷锋叔叔’。可是，‘一·二八’事变日军攻入上海的第二天，这些‘伊藤先生’拿起刀来杀中国人，比谁都凶。”④
日本批评家山崎正和这样评价自己的民族：“美国国旗有它的思想和主张，国旗本身就表明合众国之国家性质；法国的国旗上写着自由、平等、博爱；再看一下日本的国旗，上面什么也没有。太阳在国家形成以前就受到尊敬，把这样的东西画在纸上悬挂起来的国家，是什么主张也没有的。”日本人确实具有无理念和主义的一面，日本学者中村元也指出过，在共同信仰的佛教里，中国的天台宗重视“理”，日本则强调“事”。不重视理的世界是没有理想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只能把“实用主义”作为行为准则。
在军事家蒋百里的《日本人》短篇文章中，结尾一句着实有趣：“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
对这样一个“惟力是从”的民族，他们也是不会同别人讲和的。一旦发生战争，对方和他们，都只有两种选择——或者失败或者胜利！
一位不会说汉语的美籍华裔女性张纯如，在她的著作《南京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屠杀》中写道：“人类残酷对待同类的历史纪事，是一段漫长而悲伤的故事。如果要将这类恐怖的故事作一比较，那么，在世界历史中，很少有哪些暴行，在强度与规模上，能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南京大屠杀相抗衡。”
此书是一部完整、全面了解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和前因后果的权威性著作。该书作者对西方世界长期漠视南京大屠杀这一惨痛历史事件深感震惊，为此，她查阅了大量的文献、档案，赴中国实地采访大屠杀幸存者，现在出版的《拉贝日记》就是在她的寻访和促成下公之于世的。该书出版后，在欧美引起强烈反响，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
她在书中告诉我们：“为了准备向中国发动一场被认为是必然的战争，日本花了几十年时间训练男人。日本学校的运作就像一个小的军事单位，教师就像是军官，教育学生要肩负起征服亚洲的神圣使命。他们教年幼的男孩子怎样使用木枪，教年长的男孩子怎样打真枪。教科书成了宣传战争的工具。教师向学生灌输对中国人的仇恨和蔑视，为他们将来入侵中国而作心理上的准备。”
《犁与刀》 第一部分再看日本（2）
“一位历史学家讲了这样一个故事：20世纪30 年代，有一位日本教师要一位胆小的日本小男生解剖青蛙，他吓哭了。他的老师就用拳头打他的脑袋，还吼叫着说：‘你为什么要为一只臭青蛙而哭？等你长大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