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修炼-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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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的艺术”。　　　　
　　　　由于我成长的时代和环境，我从来没有认真想过什么是领导。在我们县城，县长就是最高领导，是最有权有势的人，都是普通老百姓要巴结、敬畏、恭敬三分的人，而那些距离我们很遥远。最杰出的领导人，列宁、毛泽东、圣雄、甘地等，他们在我的心中的形象是冲在最前面，带领众人朝着他们指明的方向前进的人，然而这只是领导表现形式，多年来，我对领导的认识也就是在这种表象层次上。那么，领导的实质是什么呢？　　　　
　　　　“动员群体”这门领导学课程，可以说是我有生以来上的最奇特的一门课。它的方式非常特别，完全脱离常规，已成为肯尼迪学院最为大家津津乐道谈论的一门课。在课堂上，教授既不讲授系统的教学内容，也从不给予清晰的解释和明确的答案，他走进课堂后，通常站在讲台上一言不发，镇静而面无表情地看着班上90个学生，试想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200只眼睛盯着教授，不知道他葫芦里到底要卖什么药，5分钟、10分钟、15分钟，就是在这样疑惑的沉默中度过，到20分钟时，我们的耐性似乎到了极限，总有学生要打破这难以忍受的沉默，大家便开始你一言我一语自由讨论，教授点名争先恐后举手的学生发言，情绪激动时，有的学生跳到讲台上，或从座椅上站起来，慷慨陈词。有几次，一上课，教授就放一段很奇怪的音乐，有学生忍受不住，便去拔了插头，有的学生对这一举动很气愤，便重新插上，让音乐继续，然后，我们又开始了一场无系统的讨论。这门课就是在这样无政府的状态下持续下来，每次课结束后，教授给我们的作业是，参加小组讨论，根据你对大课堂上和小组的观察和认识，回答问题单上的每一个问题，写成一篇报告。　　　　
　　　　几次课下来后，我们有不少同学退出了这门课，我几乎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与很多同学一样，我感到恼火，因为每次100分钟的课，似乎就是在这种群龙无首的混乱中度过，而课后，要回答一些稀奇古怪，让人难以琢磨的问题，写成观察认识报告。这哪里是什么领导学，纯粹是浪费时间，学不到什么东西啊！但这门课又像一个谜一样缠着我，如此闻名于世的哈佛肯尼迪学院，怎么会有这么荒唐的教授，开一门这么荒唐的课，也许事情并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名堂，就是在这谜一样的好奇心理驱使下，我便硬着头皮，盲目地坚持下来。　　　　
　　　　一次，助教告诉我们回去稍做准备，可演奏乐器，朗诵诗歌，或一段文章，教授将随机抽签，让学生到前台去亮相，这个活动是作为教学的一部分，不许缺席，整个过程将持续3个小时。我坐在教室最后，看着一个个被随机抽到的学生，有的演奏乐器、有的背诵圣经中的一段、有的讲一段亲身经历的故事，但每一个学生在表演后，都被要求在30秒内，大声唱出自己即兴编的一个调子，很奇怪，我发现，几乎所有的表演者唱出的，仿佛都是呐喊，痛苦的声音。不知为何，整个气氛那么深沉凝重，像是在开一场没有悲伤的追悼会，我正不知不觉地沉浸在其中。我突然听到我的名字被叫，天啊，怎么会抽到我？我茫然走到主席台前，拿出一首事先准备好的诗，告诉大家，我深受中国古圣贤人老子的影响，2000多年前他所著的《道德经》对于我，就像圣经对于你们一样，我将要朗诵《道德经》81段中的一段。当我用英文念第一句时，教授却突然打断说，“请你用中文念”我说：“好吧，这更容易了”我便自如的大声朗诵：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躁胜寒，静胜热，清净为天下正。　　　　
　　　　尽管我是用中文朗诵的，大家根本不会明白字意，但也许是老子思想恢宏的气势，深邃的智慧，早已超越了语言本身的境界，似乎是一股内在的玄妙魔力，慑住了大家，包括我自己在内，这是我第一次在众人面前大声朗诵《道德经》的片段，我自己也没想到，竟然会产生这般奇特的效果。教授要我再重复朗诵第二遍、第三遍，每一遍都是同样慑入人心，教授让我用英文给大家解释一下中心大意，我说这是描述一个大智大慧的圣人是什么样的，然后，教授要求我在30秒内唱出自编的一个曲子，我有生以来连歌都很少会唱，就甭说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作一首曲子。我镇了镇神，就合着老子的这段《道德经》来一谱吧，我不知道自己唱出来的是什么，即不成调也不规矩，我只知道我是从心底用力唱出来的，随后，持久的掌声在我的耳旁轰然作响，我回到的座位上一直涨红着脸。　　　　
　　　　天啊，这是何种奇特的感受！尤其当我谱曲引吭时，我脑子一片空白，近百张聚精会神的脸，近百双蓝色的、灰色的、黑色的眼睛在我眼前似乎消失了，我的心仿佛要被挖出来一样，整个世界都回荡在我的胸腔，我自己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感觉，但这一戏剧性的经历，却使我恍然大悟，揭开了这门课的谜。我领悟到领导的本质是充分自由的内容，让学生任其自然创造一个真实的群体环境，让你自己去观察和体会在群体中其他人的行为和你自己的真实反应，以认识一个真实的世界和剖析真实的自我。一个成功的领导是能以语言和非语言的形式充分表达自己的人，他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长处和弱点，如何来扬长补短，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为什么想要它，怎样把自己所想要的与别人沟通，以得到众人的合作和支持并且知道如何实现他的目标，而通往自由境界的充分自我表达的关键是懂得自我，懂得世界，这与佛教中的“自觉后而他觉”，道家的“知人者智，知己者明”，实在是同出一辙啊。后来，教授告诉我，在那种情形下即兴大声唱出自编的曲子，实际上是你内心世界的声音，里面的信息和涵义代表了一个本真的你，但现代科学技术的水平还未能解析出这种信息和涵义，又是一个谜，我只在自己今后的人生和经历中来领悟了。　　　　
　　　　修完“动员群体”这门课后，我接着便修了另一门领导学课程“领导的艺术”。如果说“动员群体”这门课像毕加索的抽象画，“领导的艺术”则像莫奈的印象画。至少，这两门课程给我的感觉如此。在这里，我想顺便提一下，肯尼迪学院考试采取的形式，有课堂答卷考试（in…class），回家限时考试（take…home），论文（paper），及小组论文（team…work）。其中小组论文考试，要求一篇规定的考试论文，由小组的几个成员合作完成，最后集体的得分也是个人的得分。据称，这种形式的目的为了培养团结协作的精神。通常，为了获得尽可能的高分这个共同利益，大家能同心协力，完成任务。但时常也有不幸的情况发生，小组成员之间意见相左，争执不下，闹得不欢而散，当然，每个人的成绩也都因此受到负面影响。“领导的艺术”这门课即将结束时，教授出的论文考题是，通过一个事件来看你熟悉的一位领导人，并分析出他（她）体现出的领导要素，要求以小组论文形式完成。班上我们四个中国学生自然凑成一组，结果证明我们中国小组的合作相当成功。　　　　
　　　　当我们小组碰头讨论时，我建议以邓小平处理香港问题为事例，来看他高超的领导艺术。我说我们的目标，要争取我们中国学生小组的论文成为肯尼迪学院的一篇例文，以留下我们中国学生的成果和影响。于是，我们便分工，各自去作准备，收集资料，构思文章框架等。我们还商定，为保持整篇文章风格和思路一致，由一个人主笔初稿。当时，我们每个人都面临多门功课的考试，时间紧迫，压力大。而我们小组中一个特别能干优秀的学生，主动承担了这一任务。他以让人惊异的速度，很快拿出一篇非常漂亮的初稿。其中主要内容是香港问题及“一国两制”国策背景介绍，及贯穿于处理香港问题整个过程中邓小平所体现出的领导品质。　　　　
　　　　我在文章最前面增添了邓小平生平简介，并在与其他世界领导人的比较中突出了邓小平的个性和伟大。　　　　
　　　　然后，我又仔细琢磨了整篇文章，我想，要得A，或选为肯尼迪学院的论文，还须上升到一个抽象的高度，理论上的或哲学上的，所以，我又增写了好几页，作为文章的最后一部分。　　　　
　　　　给我们上“领导的艺术”这门课的戈根教授，是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曾任尼克松、里根、老布什和克林顿四位美国总统的高级政治顾问。当拿回考卷时，我们看到这位大牌教授在我们这几个中国学生的劳动结晶上划了一个重重的A。他的评语平实而充满感情“语言是你们最大的困难，尽管其中的一些表达很笨拙，但这是一篇优秀的论文，对邓的领导分析深刻透彻，可考虑将来作为肯尼迪学院的例文，向你们表示祝贺！”我想，其实并不是我们的文章写得多么漂亮，也不是我们分析有多么精辟，而是邓小平本人的伟大和卓越的领导艺术折服了我们这位美国教授。　　　　
　　　　整个哈佛倡导的都是领导精神，从进校起，就开始树立学生的领导意识，明确提出哈佛的目标就是要培养领导人。哈佛商学院的目标就是商界领导人，公司CEO，法学院，政府学院，要出政界，公共领域的领导人，教育学院要培养教育界的带领人，神学院要宗教领袖。虽然，不是每一位哈佛毕业生都会成为什么领导人，但这种领导精神的倡导和培养，这种领导意识灌输和强化，我想，也确实加大了哈佛学生将来成为领导人物的机率。　　　　
　　　　　（作者　　赵一力）　　　　
　　　　


二　极限生存：我的哈佛学习生活之一我和另外一个中国同学差点儿抱头痛哭

　　　　哈佛的心是热的。因为部分校工拿6。5美元的小时工资，哈佛学生挺身而出，发起“生存工资”运动，长达两年之久，屡败屡战，要求校方提高工资，最终取得“阶段性成功”。学生心系校工，教授则放眼全球，所以，有了应日益严峻的发展问题而生的国际发展公共管理硕士（MPA　/ID）。　　　　
　　　　国际发展公共管理硕士（MPA　/ID）是哈佛肯尼迪学院的新专业，是萨克斯教授倡议设立的，1999年第一次招生。全称是Master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直译是“以国际发展为专业的公共管理硕士”。我不知是有幸还是不幸，成为这个专业招收的第二届学生。　　　　
　　　　以前哈佛肯尼迪学院只有三个硕士专业：公共政策硕士（MPP），公共管理硕士（MPA）和国际发展公共管理硕士（MPA　/ID）。公共政策硕士（MPP）的门槛最低，有本科学位就可以。公共管理硕士（MPA）学生一般已经有了一个硕士学位和两三年工作经验。国际发展公共管理硕士（MPA　/ID）有点像是国内的进修。这个专业要求有7年以上工作经历，不用考其他专业都要求的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GRE）等。公共政策硕士和公共管理硕士都要求读两年，公共政策硕士有必修课，公共管理硕士没有。资深公共管理硕士只读一年，也没有必修课。香港政务司司长曾荫权，就是国际发展公共管理硕士（MPA　/ID）毕业。公共管理硕士（MPA）要求16个学分（一门课一般一个学分），公共政策硕士要求18个学分，国际发展公共管理硕士（MPA　/ID）要求19个学分，而且第一年全是必修课。国际发展公共管理硕士（MPA　/ID）要求有经济学和数学基础。这个班的学生，有一半本科学的是经济，有1/3已经有一个经济方面的硕士学位。我不但在那1/3以外，也在那一半之外。我是“混”进来的，因为录取的时候，我还不会数学。现在申请这个专业的人越来越多，想混进来不那么容易了。　　　　
　　　　全肯尼迪学院都公认的是，国际发展公共管理硕士（MPA　/ID）的课最难。旁证之一是第一个班有一个同学跟不上了，转到了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旁证之二是学院图书馆延迟一小时关门，开到夜里一点，因为国际发展公共管理硕士（MPA　/ID）反映关门太早，没有地方学习；旁证之三是第一个班的一个中国同学，已经在人大拿了一个经济学硕士，又在美国另一个大学拿了一个经济学硕士，照理说经济学和数学都不成问题，但他对我说第一个学期简直像是地狱；旁证之四是在“迎新会”上，老生对我们的鼓舞是：“我们挺过来了（We　survived）！”　　　　
　　　　　　　　刘澜在查尔斯河畔的留影　　　　
　　　　所以，我来之前就做好了跳进火坑的准备，而且也以为自己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但是，跳进火坑之后才知道火坑的滋味，吃到嘴里的苦比想象的还要苦。早知道如此，我就不来了！有一天我和另外一个中国同学差点儿抱头痛哭：一天上了三堂课，有两门一点儿没听懂。向二年级的同学诉苦，他们居然说：“这很正常”。　　　　
　　　　第一次小测验是《微观经济政策分析》，我进入了班上前1/3。第一次期中考试我最先知道《定量方法》的成绩，满分是75分（满分由老师自己定，从来不是100分）。我得了51分，因为60分及格的中国思维定势没有转过来，所以闷闷不乐。没想到老师发下来一张成绩统计，包括均值、方差等各项统计值（毕竟是《定量分析》课），别的我都记不住了，但是清清楚楚地记得最高分是52分！我知道，经济学和数学我挺过来了。我还知道，原来别的同学也没听懂。　　　　
　　　　剩下萨克斯教授的《发展的历史与理论》心里没有底。这门课的阅读量特别大，有时一堂课的阅读要求是厚厚的一整本书，没有人能够读完。于是大家分工合作，每人读一部分，然后写总结，其他人读总结。每份阅读都有两个人写两份总结，但是考试之前我连这两份总结都没有读完。不过，我也挺过来了。　　　　
　　　　跳出火坑看火坑，依然是往事不堪回首。想想今年又有不少中国同学跳进火坑，心里开始幸灾乐祸地笑。　　　　
　　　　（作者　　刘澜）　　　　
　　　　


二　极限生存：我的哈佛学习生活之一拼搏：半年体重下降了20斤

　　　　因为攻读两个学院的项目，所以我必须同时选修两个学院的课，而第一学期我的必修课就有三门，两门法学院的，一门肯尼迪学院的。学校有规定，每个学生一学期最少上两门课，最多上六门课，一般辅导员都推荐上四门课。其实，这种课业负担量是很合理的，既考虑到了学生的承受能力，又兼顾了学分要求。　　　　
　　　　在哈佛要想修好一门课是非常不容易的，作业负担量大，课堂参与要求高，评分等级严格，教授不会轻易让学生过关的。在人数少的班里，“A”只能给头名状元；在人数多的班里，能得“A”的学生不会超过5％。我当时的想法是，既然来到哈佛，就要真正学些东西，绝不能瞎混，浪得虚名。另外，经济账也不能不算，选六门课的单位成本要比选四门课降低33％。我毫不犹豫，在法学院选了会计学、联邦个人所得税、增值税和税收管理学，在肯尼迪学院选了微观经济学和国际资本市场，共六门课。　　　　
　　　　真是很累。从周一到周五，每天都有课，最忙的一天从早上八点半上到下午五点，上四门课。有的时候中午没有工夫吃饭，只能在课间喝杯水，吃点儿饼干充饥，一天下来，精疲力尽。回到宿舍，简单吃点儿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