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麦娘 作者:池莉-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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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官瑞芳啊，无论她处在什么状态，她细腻的心总是悄然缠绵着她的依恋所在。
我们农学院的孩子在一起玩耍，有一个传统游戏。晚饭之后，在学院空旷的马路上，分成两拨人群对垒。对垒者们轮流对唱，索要对方的某一个人。唱毕，就集体冲将过去，进行掳掠。这大约就是对于古典战争的摹仿了。尽管我们大家乱成一团，打得不可开交，古典战争那优雅的痕迹依然存在，那就是宣战、适可而止、鸣金收兵和穷寇莫追。如果轮到上官瑞芳作为一方的领唱者，如果我在与她对垒另一方，她要抢夺的永远是我。
上官瑞芳领唱道：我们要求一个人，我们要求一个人。
我方的领唱者便领唱道：你们要求什么人？你们要求什么人？
上官瑞芳唱道：我们要求易明莉，我们要求易明莉。
我方唱道：什么人来换她去？什么人来换她去？
上官瑞芳唱道：上官瑞芳换她去，上官瑞芳换她去。
歌声落地，战争开始，他方冲上来掳掠我，我方冲上去掳掠上官瑞芳。我和上官瑞芳在假装的敌对中，巧妙地拉住彼此的手，一起奔逃。这是一个毫无道理，不知所云的游戏，可是我们狂热地战斗，乐此不疲。为什么？后来我为什么成了容容的妈妈？我怎么能够不成为容容的妈妈，上官瑞芳从来都是这么唱的：我们要求易明莉！我们要求易明莉！当上官瑞芳丧失了抚养女儿能力的时候，我难道还会有丁点犹豫——除了把孩子抱进自己的怀里。
游戏玩疯了时候，上官瑞芳的领唱，撕心裂肺，马路旁边的树叶，被震动得簌簌作响。在后来漫长的日子里，尤其是在人到中年之后，上官瑞芳那冲破了理智的领唱，一再地回到我的耳边，就像农学院早年的那口巨大铜钟，如果你贴近听过它的钟声，无论多少年，它都还会嗡嗡地回旋不绝，并且总是带着往昔的快乐与忧伤。我怎么能够不成为容容的妈妈？
于世杰简单地说他不记得是否玩过这种游戏。谈恋爱的青年男女，交换童年和少年的记忆，其实只是恋爱的把戏，找个说话的借口，两人尽盯着对方的嘴唇，肉肉的红红的嘴唇；而耳朵里面什么都没有听进去。只有再长一些年岁，童年和少年的记忆才会深入到你的生活中，你才会觉察到你生命的基础和疆界是由什么来铺垫和限定的。这样的傍晚，那早年的钟声才会在你耳边绵长地响起。这个叫乔万红的女人，你可明白？
容容出生的故事，虽然曲折，说起来也很简单。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三言两语说完的，只要你对什么没有兴趣，你就可以最简短和潦草地概括什么。上官瑞芳在中师的最后一个学期，学校来了一个校医郑建勋。郑建勋以一个成熟男人的经验竭力地体贴和讨好上官瑞芳，上官瑞芳立刻就陷入了热恋。一毕业，上官瑞芳就和郑建勋结婚了，她年轻得才刚刚达到结婚的法定年龄，与国家提倡的晚婚年龄还有很大的差距。上官瑞芳坦白地承认，她没有办法不结婚，因为郑建勋一天到晚要和她睡觉。在那个年代，男女要想安全地在一起睡觉，就只能走结婚一条路。结婚了，疯狂睡过了，郑建勋开始经常不回家。上官瑞芳有个学生名叫金农，才十六岁，这男孩子看出了老师的寂寞，主动上门陪伴和安慰老师。天才知道，为什么这种有违校规、道德和法律的师生恋，却被上官瑞芳认为是她这一辈子真正的恋爱，上官瑞芳陷入前所未有的痴迷。当然，有一天就被郑建勋捉奸在床了。郑建勋当场痛殴了金农。不料，这两个男人却在他们贴身肉搏的时候发生了问题。结果是两个男人好上了。当上官瑞芳发现自己的丈夫和情人的关系的时候，她已经挺着快要生产的大肚子。上官瑞芳没有办法解决他们三人之间的问题，后来居然形成了三个人和平相处，同床共枕的局面。在这样的日子里，上官瑞芳开始精神恍惚，丢三落四，容易歇斯底里发作，无法坚持正常的教学工作了。孩子出生的那一天，送她去医院和在医院陪伴她的是她的朋友易明莉，而郑建勋和金农，则双双在上海度暑假。上官瑞芳患上了产后癔症。接着，金农毕业远离武汉，郑建勋提出离婚未获法院准许。两个男人都不承认容容是他们的女儿。上官瑞芳自己，自然也无法判断自己的女儿到底属于哪个男人。于是有一天，人们发现上官瑞芳母女赤身裸体，坐在敞开的房间里，上官瑞芳微笑着，在喂她的女儿吃大便。
顺便说一句，我不怎么喜欢上官瑞芳的这一段故事。我喜欢规矩的平和的互相守信的男女关系。在于世杰之前，我也相处过一个男朋友。我发现了他严重的脚气，腋窝里面一个经久不愈的溃疡和假文凭，我就与他客气地道了再见。于世杰也有不少缺点，可我自己也有不少缺点。从我自己的缺点出发，我能够接受和容忍于世杰，于是我们就是夫妻了。我说过婚姻是船，而我们个人是鱼，虽然都在同一个水域，那还是不能够要求两者具有高度一致的。婚姻爱情这个东西，你越是认真越是失败。在这个问题上，上官瑞芳和我是不一样的人。
然而，我无法不成为容容的妈妈。
我从上官瑞芳怀里抱过容容的那一天，正要去参加全国生物制品学术交流研讨大会。我赶紧把容容送到上官瑞芳的父母家里。我依着容容的辈分，称呼上官瑞芳的父母为爷爷奶奶。我说：“我们容容脏死了，奶奶先替我们洗个澡吧。”
上官瑞芳的母亲似乎非常意外，她说：“怎么洗？我自己的五个孩子，我都没有带过，我不知道怎么洗孩子。”
她一定没有想想我还是没有结婚的大姑娘呢！我赶紧说：“好吧，我替容容洗澡。”
之后呢？之后当然是我得去开会。上官瑞芳的母亲说：“不，我带不了孩子，我有自己的工作。况且瑞芳的事情已经让我们家乱套了。”
我从冰箱拿了一个鸡蛋。我认为无论如何都得先让饥饿的孩子先吃一点东西。上官瑞芳的母亲拉住了我的手，轻轻地取走了我手里的鸡蛋，她歉意地说：“对不起，这是给你上官伯伯吃的，是我自己养的母鸡下的蛋。我们家里其他人都吃市场买的鸡蛋，不过抱歉的是，今天家里恰好没有其他鸡蛋了。”
在这个过程中，上官瑞芳的父亲只是出来看了看容容，用一根手指在婴儿的脸蛋上弹了弹，谢谢了我并且告诉我，他将会在一天工作结束之后，与老伴一起去医院看望上官瑞芳；他会与各方面交涉，以保证上官瑞芳住院的医疗费用。此后便一直在他的书房看报纸，一张舒服的躺椅，轻轻摇着，发出柔和的摇篮一般的节奏。
我怎么能够放下容容？一个半岁多的，一身臭气的，饿得吃手指的，没有父母照料的孩子？我只得抱着容容，离开了上官瑞芳父母的家。我带着容容赶到会场，悄悄推开了会场的后门。会场上是黑压压的人群，主席台灯火辉煌，领导们冠冕堂皇坐在那里，电视新闻记者的灯光在闪烁。会议开始不久，现在是一个表彰项目，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优秀专家已经上台，主持人正在麦克风里呼叫我的名字。我一个人呆在会场的最后面，怀抱饥饿的婴儿，左顾右盼不知道谁才能帮帮我。突然，孩子“哇”的一声哭了。容容的嗓音比她母亲的还要嘹亮。由于饥饿也许还由于过早地感觉到了人世间的痛苦，容容的痛哭有如瀑布一般汹涌和势不可挡。全场上千人刷地一下回过头来，令我无法解释也无法承受，我文不对题地说了句“对不起”，剩下的也只能是嚎啕了。
容容就这样成为了我的女儿。未婚的我，在一个上千人的场合中，与我的养女一起失声痛哭，我就这样，无可逃避地成为了容容的妈妈。
我无法不是容容的妈妈。容容现在整整三个月没有消息了，我能够不来找她？
乔万红说：“我的朋友都叫我大红。你也叫我大红吧。否则，找乔万红是很难找到我的。来份水果和新鲜点心？”
我说：“不要。”
乔万红说：“怎么不要，要！我一定要请你吃点东西！”
乔万红不由分说，拍拍巴掌，招来了服务员。她居高临下地与服务员说话，轻车熟路地要了水果和本店特色点心。她嗔怪服务员不会摆果盘。她自己动手，利索地把果盘摆到了我的面前。她用尖尖的手指钩了钩，过来了酒吧领班，她要求把音响的声音开小一些，而且吩咐换一个轻柔的美国乡村音乐。她还发现桌子边沿有一小块水渍，便让一个瘦瘦的扎黑领结的小伙子把它擦干净。我觉得我更了解这个女人了。这个女人的年龄肯定在三十八到四十八之间。女人到了中年，就跟树木一样定型了，逃不出两种大的类型。一种是我这种不太有社交能力的人，木讷，固执，循规蹈矩，平淡无味，把偏执深深埋藏在心底，常常任人摆布；一种就是乔万红这种类型的了，敏捷，夸张，新潮，富有挑战性和伤害性，有强烈的支配欲望。容容跟着这个女人到处巡回演出，在T形台上，光彩夺目地走来走去，回到后台，学着抽烟，喝洋酒，说粗话。乔万红当然知道容容的踪迹，就像猎犬对于小动物。
面对我的注视，乔万红淡然一笑。她说：“没娘的孩子天照应。真是啊，我说容容这孩子怎么就这么大福气呢？”
我还是注视着乔万红。乔万红说：“对不起，你是她妈妈。那么我告诉你，一般说来，容容应该没有事的。”
我除了注视乔万红就没有别的话可说了。她没有告诉我容容的具体行踪。乔万红说：“你还要知道什么？我说她没有事绝对就是没有事的。半个月前我还接到过她的电话。你不用问我号码，她打的是公用电话。容容这女孩子比鬼还精，十三岁就来北京了，什么世面没有见过？她在努力奋斗，她忙着呢，她迟早要成为一个小富婆，或者影视明星，青春偶像什么的。你就别替她瞎操心了。我的话，你明白了吗？”
我不明白，还不够具体！
乔万红说：“你这个当妈的，你太不了解自己的女儿了。请恕我说句不中听的话，你女儿可比你精多了。她哪里会留下什么行踪呢？你知道她做一些什么事情吗？”
乔万红搬起指头历数容容的事迹：策划崔健在工人体育馆的摇滚音乐会；北京万人出动，去大西北绿化荒山；请马纳多拉来中国踢球；鼓捣歌星李娜出家当尼姑；筹划千集跟踪电视剧《一个北漂少女的三年》；等等。
你平时不看报纸？看。得，这些新闻全国人民都知道，你也应该知道吧？和容容有什么关系？太有关系了！她都积极参与了鼓捣，坐着飞机满天飞，这里的款子拉到那里，那里的款子拉到这里，忙得像总理，能耐大着呢，几乎每做一件事情，全国人民都当做了茶余饭后的精神点心。现在这世道，你最不需要担心的就是年轻漂亮的女孩子了！她们不把别人骗得倾家荡产就算不错了，谁还能够骗得了她们？你这个妈妈，观念过时了！
瘦瘦的扎黑领结的小伙子，半跪在地上，认真而谦恭地擦着桌面上的水渍。小伙子乌黑茂密的头发波浪一般颤动，刚刚修剪过的发茬的横截面，乌黑油亮仿佛随时要滴出一粒黑珍珠来。不知道怎么搞的，这黑珍珠的光亮，把许多不相干的情景都映照了出来：睡懒觉赖床赖得跟牛皮糖一样的容容，我那紧紧盯在股市的弟弟，汽车修理铺的郑建勋，坐在湖边的读钢琴乐谱的上官瑞芳，微风中摇摆的看麦娘，还有腼腆而活泼的金农。当年我对金农绝对地不屑一顾，我认为那男孩简直就是一个流氓。可是在这一刻，在北京亮马大厦的某个咖啡厅里，与一个素不相识的名叫乔万红的女人对坐，我忽然嗅到了上官瑞芳畸形恋情的气味，那是一种熟透的果香味，酷似无花果。是否所有的盛开都是纷纭复杂的，而真正能够辨别和领会它的意义，还是要等到人生的秋天呢？可是，迟到的领会不再有实际的用途，给人平添的只是无限的惆怅。我的容容，看来不是妈妈这种类型的女人了。
乔万红手托下颌，出神地看着来回移动的抹布，忽然对我说：“我喜欢上官瑞芳的故事。”
乔万红说：“原来我的信条是：当我绝望的时候，我就只想两个地方，一个是医院，一个是监狱。现在我又多了一个地方，就是想想别的女人悲惨的故事。这是你给我的启发。我现在要对自己进行三想教育。”
乔万红说：“看你这么老实，实话告诉你吧。容容在我这里是有一点股份的，我从她的分红里，给你把路费和住宿报销了，然后你就回去吧。回头我设法让容容给你们打电话。”
我说：“不。”
乔万红说：“不什么？”
我说：“不要你给我报销什么，也不回去，也不要你回头设法让容容给我们打电话。我要找到容容，至少要知道她现在的下落。我相信她此时此刻，总在一个地方。我要她知道我在找她。”
乔万红扬了扬眉梢，然后低头去喝她的咖啡。她小口小口地喝，模样很老到，跟电影里面的外国人一模一样。
乔万红突然对我说：“你父亲是不是特别聪明？”
当然是了。我父亲一辈子研究小麦，很有成就的。
乔万红说：“你把右手伸出来。”乔万红不知道从哪里摸出了一幅眼镜，戴上，拿着我的右手手掌，煞有介事地开始琢磨我的掌纹，嘴里咕嗜说：“现在世界上也还有你这样的人。”
我父亲的确特别聪明。从前有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们农学院的宿舍，是那种50年代苏联老大哥帮助修建的办公楼。中间是宽敞的过道，办公室在过道两边，房门对着房门。过道在成为宿舍之后变得不宽敞了，每户人家都把过道当厨房，摆了一张桌子，切菜，桌子旁边是炉子，桌子下面码着蜂窝煤，炉子上架着铁锅，蜂窝煤上撒了粉笔灰。撒粉笔灰的创意就是我父亲的。我母亲骄傲地告诉我们，在我还没有出生之前，我父亲就想出来这个办法来警告小偷，保护自家的蜂窝煤。这个创意是不能小看的，因为粉笔灰撒在煤堆上，就与煤堆形成了一副完整的山水画，非常的雅致。如果谁偷走哪怕一块煤，山水画立刻就会遭到破坏，且不说主人家一眼就看得出来，偷煤的人自己首先就会脸红。被偷盗者与偷盗者，便有了一个不同时空的对话，谴责与被谴责，双方都心领神会，又免掉了面对面捉贼的尴尬。据说我父亲并没有对任何人解释和推广他的创意，然而他的创意不胫而走，农学院宿舍的所有煤堆，都撒上了粉笔灰。随后农学院隔壁的纺织学院、政法学院以及隔了一个湖泊的民族学院，但凡私人的煤堆，几乎一夜之间，都撒上粉笔灰。这种颇有君子之风的防盗法，有效地从60年代初期风行到了80年代中后期，家喻户晓，几乎成为了一代人的行为方式。当我的父亲失脚跌进被小偷偷掉了窨井盖的下水道之后，不喜欢他的少数人，在参加追悼会的人群中，阴险地说：“唉，这个人是太聪明了！”
所以，我想乔万红的意思是：我们家的聪明都集中在我父亲身上了。再说明白一点就是，乔万红认为我有一点傻。
乔万红放弃了我的掌纹，说：“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
是我自己说的，但也是因为乔万红的一再暗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