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氏三兄弟-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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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根据地，是30年代初由刘志丹、谢子长分别在陕北、陕甘边界领导武装起义后创建的两块根据地合并而成的。它包括延长、延川 、保安等六座县城，游击区扩展到周围17个县。
这里与井冈山有着惊人的相似，只不过井冈山是丘陵平原，两处面积相当，当年迎接的他们的是袁文才、王佐，而今天迎接他们的是刘志丹、谢子长同志。两人身穿粗棉蓝布衣，头上箍条白毛巾，和普通的陕北人没有两样。
毛泽东住下来后，了解当地习俗民风时，竟吃惊地发现，这里愚昧不开，很多人不知北平在哪？日本人是谁？因为帝国主义的铁蹄还没有蹂躏这片黄土高原。
延安有3000年的历史。在1938至1939年日本人的飞机把它变成废墟前，一直保持着古老的风貌、像陕北人头箍白毛巾一样原始。
窑洞，是陕北的一大特色。前有拱形门廊，装上纸糊的花格窗子，地面上铺着灰石头，后墙是匆忙整理而就的山坡。
红军来后，这里的窑洞大大增多，像蜜蜂的蜂窝一样蜂拥而至，十分壮观。
在毛泽东和贺子珍住的窑洞里，四面是新刷的白灰，一张床一个蚊帐，还有一张桌子，墙上挂着一张地图和马灯，最奢侈的就算那个木制的洗澡盆，还有那个随身带的皮箱子。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
毛泽东来陕北不久，就打了一个大胜仗。红军突然从南北山上向直罗镇猛扑下去。蒋军第一○九师的一个团在突围中被红军全歼。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根据地的“围剿”，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直罗镇大捷，并没有使毛泽东放松应有的警惕性。随着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国民党当局调集重兵到陕甘苏区周围，包括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还有胡宗南、毛炳文等部，计有“围剿”兵力十多万人。蒋介石亲自兼任西北“剿匪”总司令，而以张学良代理总司令职务。国民党方面的兵力比中央红军主力和陕甘红军要多好几倍，并且正在气势汹汹地继续向根据地推进。
从陕甘根据地内部来说，中央红军到达前出现了“左”倾错误，新成立的陕甘晋省委9月下旬开始了错误的肃反，原陕甘根据地的不少军政干部被捕被杀，甚至连刘志丹也被关了起来。很多干部、群众非常不满，使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中。
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毛泽东听后十分生气地说：“陕北的肃反有扩大化问题！听说刘志丹也被关了起来？”
郭洪涛道：“有此事。”
毛泽东曾联想到当年井冈山根据地建立后，袁文才和王佐的被错杀，给他留下了无限的遗憾。今天的悲剧不要在陕甘根据地发生。于是毛泽东当即指示道：“要停止逮捕，要停止审查，要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
“刘志丹是不是要放人？”
“当然应该！”
……
日本步步加紧对中国进攻，东北沦陷，继而华北也沦陷了。国内的政治形势发展得很快。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北方党组织的推动下，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反日运动。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各大中城市，学生们还下乡进行救亡宣传，博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进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发展。
1936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门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毛泽东指出：在全国民众要求抗日的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已发生分化。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是：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下，对民族反革命派采取各个击破，对民族革命派采取各个争取；争取民族改良主义者同民族革命派的左翼建立坚固的同盟。他特别指出：“东北军之特点：失掉土地，因此其抗日情绪高，愿与我们合作。”对张学良要实行互不侵犯，共同抗日，可以派出全权代表同张学良直接谈，不管任何派别，都可以同他们进行谈判，而在基本原则上不能让步。军事谈判集中于军委，政党谈判集中于中央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挥。会议一致通过毛泽东的报告。会议决定派周恩来为中共全权代表赴延安同张学良会谈。
要与自己不共戴天的蒋介石搞统一战线，这对于毛泽东来说是件极其痛苦的事。而这种统一战线的方略曾在1927年引起了惨痛的破裂！现在毛泽东又要同杀害了他的第一个妻子、他的弟弟、他的堂妹和他近乎半数的亲密战友的集团实行联合！为了民族的利益，他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这一切，毛泽东都以博大的胸怀接受了。
特别是当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延安时，曾令毛泽东吃惊：想想看这也是必然中的偶然，也曾是他的预言。接着他收到张学良的电报：“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稍后，张学良、杨虎城又联名电邀中共中央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
怎样处理这次突发的事变？怎样处置这位大名鼎鼎的俘虏蒋介石？作家R。特里尔作了描述：
有些共产党的领导人希望对蒋实行无限期的监禁，或者作为卖国贼对他进行公开审判。毛则另有谋略，他想利用这一时机显示自己既往不咎、宽宏大量的姿态，在全国赢得道义上的胜利，以作为一名爱国者，挫败这位中国名义上的领袖。
“我们一周时间没有睡觉，都在作决定。”周恩来说（他也主张宽大）。
正当中共在处理这一棘手难题的时候，从莫斯科来了一份令人不可思议的电报。斯大林认为，绑架蒋介石肯定是日本人的阴谋，张学良和共产党应该立即无条件释放蒋。似乎毛看到这份电报后勃然大怒，他把电报撕得粉碎，一边跺脚一边咒骂。
这是斯大林最后一次就基本方针问题直接给中国共产党发指示。毛一反常态，———他不只是纵声大笑，这是他的有力武器———这表明，他决非看不起斯大林。不过，毛不理睬斯大林的指示，同时，这也使他更加怀疑莫斯科的聪明和诚意。
经过三方———张学良、共产党、蒋介石及他难对付的妻子———十九轮的谈判，“西安事变”的结果是达成了妥协，这是令人惊讶的。
蒋作为自由人飞回南京。张学良陪同前往，不久就成了蒋的阶下囚。但是，作为回报，蒋放弃了中国只存在一个政府的要求。
不出数月，国共统一战线产生了……
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正式成为中国全部武装力量的一部分。西北苏区也不再是企图取代南京的一个政府而改称为“边区”。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共产党的名字降了一格。毛也从蒋的财政部门中领取薪水———每月五块钱。
蒋重新得到了他的假牙，但是，只有以前就属于他控制的地区才听从他的指令，并不是整个中国都服从他。蒋赢取了他获得释放的胜利，但是中国共产党因为释放他，使中国共产主义的运动在全国人民面前赢得了崭新的地位。
从此，国共两党掀起了联手抗战的新高潮。
延安，成了革命者翘首、爱国者向往的中心。
第十八章 延安新生活贺子珍，一个要强的人
红军到达陕北，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随着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决议》的推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中国革命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新阶段在考验着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面临着新的考验。贺子珍当然也不例外。她考虑最多的是能像其他姐妹们一样，独当一面地工作，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去，做出新的成绩来。
当时，保安的街头上，满是“团结抗日，枪口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
主席每天忙着写文章，开会，和干部们谈话，给红军大学讲课，常常工作到深夜。贺子珍常常想与主席谈谈自己的工作，每每看到主席很忙很忙，话到嘴边时又咽下。她很怀念井冈山时期，丈夫还能有点时间，陪自己到野地里散步谈心，俩人心心相印，形影相随。现在却不同了。有时，主席忙起来，几天都见不到他。即使在家里，找他的人也很多很多，一拨又一拨，推都推不掉。贺子珍根本就插不上话。俩人感情交流的空间也被“革命工作”四字占去了。贺子珍曾一度感到孤独。这时，她有一种看法———整个形势一片大好，只有自己一团糟：一是长征中那次死里逃生的负伤，留在身体里的弹片还时不时地在折磨着她；二是她与毛泽东结婚，接二连三地怀孕，长征途中她再次怀孕，如今又要临产，眼见肚子又一天天大起来，现在已不能出门；三是今天一早，她又摔了一跤。人若是倒霉，石子儿都要欺负人。
“摔着了没有？”毛主席上前扶起了她。
“像是没有。”贺子珍哭笑不得。
“先送医院检查一下，以防万一。”主席关心地说。
就这样，贺子珍被送进医院做检查。没出医院，就生下了她和毛泽东的第五个孩子。因是早产，孩子出生时显得格外小，不到5斤。邓颖超抱起孩子说：“这孩子看起来娇小玲珑，我看就叫娇娇吧，好听又好叫。”
后来有人给主席报喜，说子珍生了个娇娇。毛主席风趣地说：“今天是开门见喜，老婆摔了一跤，生了个小娇娇！”
“主席，你要请客喽！”有人说道。
毛主席幽默地说：“好吗！这娇娇是长征中怀孕，是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生的，应该庆贺！不光庆贺娇娇的出生，还要庆贺长征的胜利，更要庆贺新时期的到来么！”
一生以苦做伴的主席，这天晚上还真破例喝了点酒。祝贺的人来了一大院，她们分别是康克清、邓颖超、刘英、曾志、钟月林、钱希钧等等，大家都欢声笑语，惟有一个人笑不起来，她就是娇娇的妈妈贺子珍。她不是不欢迎娇娇的到来，而是娇娇不该在这个时刻到来。这只会影响她的工作安排。
纵观毛泽东一生，这是贺子珍生育六胎惟一活下来的孩子。成人后，毛泽东为“娇娇”取名李敏。姓李，沿用毛泽东当年的化名李德胜的姓。名敏，取用《论语》“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典故。
贺子珍的心情一直是很沉重的。
直到娇娇长到三个月的时候，她的主意已经拿定，让娇娇留给保姆看管，自己要走出去，学习深造。因为自己的文化底子差，只在福音堂的教会学校念了几年书，随着革命的需要，越来越需要文化知识。再加上毛泽东常说她文化落后。这种求知欲，随着她参加革命时间的进程，日益强烈。终于有一天，她向主席提出了自己要上“红大”的要求。
毛泽东以为听错了：“你要什么？”
“我想到红军大学深造。”
“深造完做什么工作？”
“我不想再抄抄写写了。”
毛泽东先是有些吃惊，很快又平静下来，用关心爱护的口气问：“娇娃怎么处理？”
“我想托给保姆看管。”
毛泽东耐心地说：“要知道，‘红大’以团结紧张著称，每天三操两课，不休说正常人都感到吃力，况且你又负过重伤，还有孩子，我不反对你去，而是怕你身体吃不消啊？”
贺子珍一脸认真的样子：“你说五次反‘围剿’累不累？二万五千里长征苦不苦？这样的苦和累我们都挺过来了。抗大的紧张我还受不了吗？”
毛泽东知道贺子珍的脾气，外柔内刚，她是位要强的人，只要是她认准的事儿，八头大牛也拉不过来。再说上大学并不是坏事，于是就答应了她：“那就去吧，只要你感到兴趣就行。”
争取来的机遇，贺子珍十二分地珍惜。她把孩子略作安排，收拾一下随身衣物和洗漱用具，便只身来“红大”报到了。她被分配到“红大”第一科学习（第二科离此四、五里，第三科远在甘肃庆阳县）。这个班的学员，当数二十六岁的贺子珍最大，因此大家都礼貌地喊她“大姐”。
“红大”的校舍除了石洞以外，什么样式也没有。这些石洞好似蜂窠一样，不知哪个朝代开凿的。大的高宽各约一丈，深约一丈四尺，小的不过高宽各约六尺，深五尺。毛主席为学校规定了“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它陶冶着红军干部的情操，又通过这些干部传播和贯彻到全军和全国。
贺子珍一投入到这个集体，就以忘我的精神进行学习，那种在毛主席身边的孤独感立即消失了。她严格要求自己，凡是学校规定的纪律她都严格遵守。比如出操和队列，她都一课不拉。皮带一扎，绑腿带一打，英姿焕发。
她离毛泽东的住处很近，只有二里，只坚持星期天回去过礼拜。其他时间，她都坚持与学员同吃同住同学习。尤其是劳动课，贺子珍更是积极参加。
为了开辟校园平坦的道路，党支部订出了一个计划：开辟一条横贯校门的大路和三条交通大道的支线。这项任务由大家动手去完成。
大家劳动热情很高。有的拿镢，有的拿铲，有的用锄，有的用钩。同学们自动地、极有风趣地互相鼓励着。这虽是较吃力的体力劳动，但在这些血气方刚的学员看来，都是那么一回事！既然他们要改造世界，建设新中国，现在改造自然，修几条路又算得了什么！
工作完毕后，贺子珍的手磨起了水泡！数一下：六个！其他的同志也都起泡了，大家拿手来比较。贺子珍手上的六个泡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
晚间贺子珍躺在石炕上睡觉时，手、脚、腰脊骨都有些酸痛，心想：重体力劳动的确不简单，但比起过去多年的斗争中———饥饿、生病、负伤、流血和爬雪山、过草地、走野林的生活来，真是算不了什么苦了。因为疲劳，心中又愉快，很快就睡熟了。
第三天，她再次在工地参加劳动时，突然眼冒金花，天旋地转，昏倒在工地上。同学们及时把她抬进医院抢救，才脱离了危险。经过诊断，贺子珍患了严重的贫血症，需要好好的休息。她只好辍学回家休养。
辍学回家，无疑是对贺子珍一个很大的打击。看来她要实现自我人生价值已成了泡影。
她开始埋怨自己不争气的身体来。这时期，恰巧毛主席接连召开几个会，非常繁忙，连回家的机会也少了，无暇顾及贺子珍。贺子珍的老病再次爆发了，性情变得烦躁，烦躁中又使她生出种种疑虑和不安来……这是一种可怕病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