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中国大学说不-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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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了。他回忆说：“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加以验证。”

1991年10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时，他致谢时特别说起他的夫人　著名声乐家蒋英对他的帮助，认为他的科学成就也要归功于夫人在音乐艺术方面给他的熏陶。

钱学森认为要培养科技创新人才必须有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他说；他当年就读的加州理工学院给学者、教授们，也给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利和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他说：“今天我们有哪一所大学能做到这样？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的，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出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

他说：“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2005年7月29日，病榻上的钱学森对前来探望他的温家宝总理坦诚建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他说：“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2006年11月20日，面对前来参加座谈会的6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温家宝总理说：“有几个问题，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今天向大家求教。

“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2009年9月4日，温家宝总理在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调研时又一次谈起了这个话题，他说：“这句话他给我讲过五六遍。我理解，他讲的杰出人才不是我们说的一般人才，而是像他那样有重大成就的人才。如果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这些年，甚至新中国成立以来培养的人才，尤其是杰出人才，确实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还不能说在世界上占到应有的地位。”

2009年10月31日，一代大师钱学森带着遗憾和忧思走了。可是他的“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诘问却像警钟般在人们的耳边回响。

从2009年10月31日至2009年11月6日，各大网站上钱学森逝世的新闻跟帖数量均以万计，仅新浪博客中，打上“钱学森”标签的博文就多达67。5万篇，大家议论的话题只有一

第一章　钱学森之问（3）


个　激赏钱老逝世前最后一次系统谈话批评中国最缺乏的是“创新型人才”。此篇系统讲话发表于2009年11月5日的人民日报。

人们在反思，一个有着13亿人口，大学、研究院所林立的泱泱大国，为什么出不了诺贝尔奖获得者？而英国剑桥大学仅三一学院就有31位诺贝尔奖得主。

人们在反思，中国大陆获准授予学士学位的大学有700多所，美国有1000多所，可是美国拥有博士授权资格的高校只有253所，而我们却超过了310所。2008年，我国培养出的博士人数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有如此多的拥有博士授权资格的高校，有如此庞大的博士队伍，为什么我们国家仍缺少创新型人才，缺少像钱学森、钱三强这样的大师？为什么在今年季羡林、任继愈、钱学森、贝时璋等老一辈科学家及学术大师相继辞世后，许多人会发出　“他带走了一个时代”、“世间再无钱学森”的慨叹？

对这些为什么，武汉大学原因校长刘道玉的解释是：“中国高等教育出了问题。什么问题？依我看，中国大学的问题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　乱　。”

怎样一个乱法？他指出：“近20年内，高教领域里发生了太多事件，例如大学合并、教育产业化、建设一流大学、本科高速扩招、研究生数量急剧膨胀、专升本、学院改名、学术造假、教学假评估、建大学城运动、大学圈地运动和建设豪华校园等。”

他说，值得肯定的是，高等教育在数量上取得了进步，教育经费有所增加，办学条件也有所改善。到2007年，大学在校生已达2700万，世界第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23％，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部分省市已步入普及化的阶段。但是，片面追求高速度，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如教学质量严重下降，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研究生泡？化，学风浮夸和学术造假，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素质严重下滑，教育产业化或变相产业化愈演愈烈，大学中的铺张浪费严重，官本位越来越严重？？

华中师范大学原因校长章开沅在《？在“折腾”中国的大学》中描述这种乱现象指出：

“在　跨越　的号召下，出现了弥漫全国的　升级　狂热。中专升为大专，大专升为学院，学院升为大学，其实好多学校根本不具备升级条件。许多正规大学也不安于现有定位，甚至连　教学型与研究型　这样的双重身份都不满足，一定要往　研究型综合大学　蹿升；而已经具有　研究型综合大学　特殊身份的所谓　985　大学，又纷纷向　世界一流　狂奔。

“大学的各系也不安于现有定位，纷纷争先把握这千载难逢的　升级　良机，于是好多系上升为学院，个别系还分身为几个学院。有些研究所也不甘落后，自行提升为牌号甚大的研究院。某些　特大　大学又在校、院之间设立学部，俨然泱泱　大国　气派。与过往相比，现在的大学管理机构名目繁多，层次重叠，越来越像庞大而又复杂的官僚机构，与原因先标榜的　精简、效率、效益　的革新目标背道而驰。”

而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纪宝成，对目前高等教育存在的弊端有着更为切身的体会，对钱学森提出的“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也有着自己的认识。

他认为目前国内高校里学术权的使用已经进入了三大误区。一是将学术权与行政权对立，将学术权片面理解为学者的权利，与行政无关，而事实上学术权也包括了许多与学术相关的行政管理权。二是学术权有行政化的倾向，高校普遍存在学术评价偏离甚至脱离学术发展方向的现象。三是学校资源配置行政化，相关行政管理者不懂学术规律，用行政手法对待学术问题，方式简单粗暴。“我曾亲眼目睹一位年轻的处长把一位老教授教训得说不出话来。”纪宝成遗憾地说，“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教师开始在意　位子　而不是教学质量。”

为什么在意位子？因为位子跟房子、车子连在一起，因为在

第一章　钱学森之问（4）


学术权渐渐行政化的大学校园里，位子还跟话语权和行政权连在一起。

当学术权行政化时，大学校园里主导性的力量是权利而不是学术。一位网友撰文指出：当一个处长可以对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吆五喝六时，学术已经一钱不值。渐渐地，学文的，没有了士子的风骨；学理的，没有了科研的精神与态度。大家满脑子想的就是怎么样去攀龙附凤巴结人，怎样做官，怎样发财？？在这样的大学校园，怎么可能培养出创新人才，怎么可能有大师横空出世！

学术上的民主和自由是创新的关键，而目前中国大学恰恰缺少这些品质。有学者撰文指出：“鼓励与众不同，而不是人云亦云；鼓励独一无二，而不是　泯然众人　中国其实并不缺少这样的理想。1929年，陈寅恪在他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文中就提出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但是，当下的大学，离这个理想不是近了，而是更远了。短视的实用主义教育盛行，不是把学生培养成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的人，而仅仅培养成一个专业工具。”

盛行于大学的实用主义教育，使学生只为获得一块就业的“敲门砖”而学习，什么专业挣钱多就学什么专业。放眼望去，读了本科接着读研的，有几人是冲着学问去的？弄顶硕士帽或博士帽为的是出去找个多挣钱的工作，却与学问无关。

盛行于大学的实用主义教育，使教师只为“饭碗”而教学。一个仅将教职当做饭碗的老师怎么可能有激情、有想象力、有创造力？一个没有激情、没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老师又怎么可能培养出创新型人才？

长期在钱学森身边工作的涂元季讲了一个故事。上世纪50年代，钱学森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担任近代力学系主任。有一年，近代力学系的学生毕业考试，钱学森出了一道题　从地球上发射一枚火箭，绕过太阳，再返回到地球上来，请列出方程求出解。时至中午无人答出，还晕倒了几个学生。钱学森说：“大家先吃饭吧，回头接着考。”

饭后学生们重返考场，时至傍晚，全班只有几个学生及格。一场考试表明学生数学基础不牢，钱学森当时决定，全班推迟毕业，再学半年，主攻数学，打好数学基础。如今这个班里的很多学生成了院士，忆及当年，都觉得那半年获益匪浅。

这就是真正的老师！不但为学生传道授业，而且为学生插上能展翅高飞的翅膀。

南京大学教授？健指出：“大学要把学生培养成和谐发展的人，而不是有用的机器。”他引用爱因斯坦的话说，大学教育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工具制造型教育，教给学生技能，让他们成为实用“工具”；一种是人格提升型教育，把学习看成完善人格的高尚事情，培养出来的是“和谐的人”，能分辨真假、善恶和美丑，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健说，教育是“软”任务，它出问题，伤害在文化深层，破坏的是民族精神资源，不会马上看到，但影响未来。“今天教育中存在的问题，50年后，我们和子孙后代将尝到苦果。”因为，愈演愈烈的实用主义教育将会使整个民族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探索精神丧失殆尽。

有人指出，大学是社会的一部分，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大学。功利主义盛行，只问“成功”不问手段的社会乱现象是实用主义教育的土壤。而这种盛行于大学的实用主义教育，只能培养出有专业水准的小市民，而培养不出科学家和学术大师，培养不出国学家和文学家。

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下，一些大学刮起了“大跃进”之风。南开大学党委书记薛进文指出，中国的研究生教育20多年就走完了美国100多年的路，实现了“赶美超英”的目标。

据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杨玉良透露，　我国硕士生招生数已从1982年的10　778人发展到2007年的360　590人，年均增幅为15。07％；博士生招生数从1982年的302人发展到2007年的58　002人，年均增幅为　23。41％，大于硕士生招生数的增

第一章　钱学森之问（5）


幅。截至2007年，我国累计被授予博士学位者达24万人、硕士学位者达180万人。

对此，有学者用“大跃进”、“泡？化”来形容，并指出：博士“泛滥”不仅是教育界对社会的不负责任，更是对国民教育资源的乱砍滥伐。

在快速生产硕士、博士的过程中，学生是流水线上下来的千人一面的“同质”产品，教师则是流水线旁或繁忙或懈怠的操作工。据调查，我国博士生导师数量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博士生数量的要求，每位博士生导师平均要带5。77名博士研究生，高于国外每位导师带2至3名学生的比例。

博士教育的首要功能是学术功能，即培养学术研究人才。但今天国内博士教育的“功能”，首要的并非培养学术人才，一份对博士毕业生的就业调查显示，近半数博士毕业生进了公务员队伍；这也可从报考博士者的动机进行分析，调查显示，以“做学问”为读博士目标的，只有20％左右。在另一份调查中，有43。5％的人认为，选择读博是因为找工作不顺利，通过读博推迟就业；有39。2％的人认为读博只是为了获得进入高校或科研单位的“敲门砖”。

换言之，博士教育，满足的是社会对“具有博士学位人才”的需要，而不是培养顶尖学术人才的需要。

教育学者熊丙奇撰文指出，今天国内的博士教育，其首要功能不是培养学术人才，而是满足社会对“具有博士学位人才”的需要，说白了就是对“博士头衔”的畸形需要，这导致博士教育规模迅速扩大，而质量急剧下滑。因此，当前最须要解决的问题，是从根本上把大学“还原因”为教育机构、学术机构，只追求教育价值和学术价值。

随着博士生教育的迅猛发展，如今除高校教职岗位、科研机构的研究岗位需要从业者有高学历之外，其他一些本不需要高学历的岗位也“水涨船高”，纷纷提高学历门槛。一所中学招聘教师，要求是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博士生优先。一家报社招聘广告部主任，所列条件也是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博士生优先。浏览近两年国家公务员报考职位要求，其中学历要求里很多都需要有研究生以上学历。社会导向如此，考博、读博岂不趋之若鹜！

有人指出，这样的结果只会使一些人仅仅为找好工作或者为晋升而读博，使得培养研究型顶尖人才的博士生教育俨然成了“职业教育”。

社会对“具有博士学位人才”的需求还体现在官场上、商场上。　《半月谈》杂志曾刊文揭露官员“博士大跃进”权学交易黑幕。

据该文披露，近年来，在中央提倡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背景下，很多地方在选拔干部时，已明确把博士学历作为一个优势条件。然而，这一原因本体现国家对知识和人才尊重的良好举措，却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走了形、变了味，“博士大跃进”之风愈演愈烈。

更有甚者，在这场由官员和高校担任主角的“二人转”中，官员以权力谋学位，教授以学历谋资源，“博士帽”变成了权力腐败和学术腐败同流合污的筹码。一些缺乏独立精神的高校将学位化为献媚的礼物，得到了项目、经费和资源，成为“博士帽”批发商；不少官员也凭借职权，将“博士顶戴”轻松加身，以图在今后的提拔升迁中，用“博士帽”换取到更高级别的“乌纱帽”。

有人分析官员攻博心态：一是在实际工作中确实感到还有知识欠缺，希望通过攻博开阔视野，提高对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平；二是塑造个人形象，把高学历当做光鲜外衣包装自己；三是把攻博作为扩大社交范围，结识更多专家、官员和企业家的机会；四是想用博士学位把自己“武装”成拥有高学历的知识型干部，以此获得提拔晋升的优势条件。

一些国家部委领跑了“官员博士化”进程，有的部委博士比例已占到了总人数的一半左右。在经济发达地区和高校集中的省份，省部级、司局级、县处级官员攻读博士几乎成为潮流。

是否拥有博士学位往往成为提升的先决条件和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