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中国大学说不-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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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望女成才的父亲不知道，这种“鼓励”更增加了秋子的精神压力，她害怕辜负父亲的期望，害怕对不起父亲的爱。在她的小房间里，书桌上方的墙上贴着一张张复习计划，上面写着：“功夫不负有心人，加油！”桌子上还摆放着她给自己？的自？像，像的旁边，她写着：祝秋子考试成功！

第九章　他们对大学说不（2）


可是据她的同学讲，秋子一到考试就紧张，对分数敏感到恐怖的程度，每次考完试，她都如坐针毡掰着手算分，晚上经常做噩梦，常常一脸泪水一身冷汗地从噩梦中惊醒。这种内心的压力和恐惧她只对她的好朋友讲过，而在关爱她的父亲面前，她将内心的这种恐惧深深地隐藏起来，展现给父亲的永远是灿烂的笑容，永远是快乐活泼的身影。偶尔和父亲一起看电视，她也总是爱看充满了欢声笑语的《欢乐总动员》。

秋子死后，父亲回忆说，秋子跟他一起生活以来只见她哭过一次，那是她养的一只小松鼠死了，她给他打电话说：“爸爸，小松鼠死了？？”说着便在电话里呜呜咽咽地哭了，哭得很伤心。父亲不知道女儿“灿烂”笑容背后的苦涩和忧郁，不知道深夜里她偷偷的哭泣。

秋子最高兴、最放松的是去姥姥家，因为，没有文化的姥姥爱她疼她，从不问她的学习成绩怎样，从不问她拿了多少分。

可是在家里，秋子找不到这种轻松。虽然父亲从不训斥她从不指责她，但是那饱含着期待的目光，那句总挂在嘴边的“咱们一定能考上大本”的鼓励，像大山一样压在她的心上，使她　不过气来。她是多么想做一个父母希望的让他们骄傲的好女儿啊，可是那个目标对于她来说总是那样的遥不可及。虽然她很用功，也很努力，可是在这所强手如云的重点中学，她的心里总笼罩着失败的阴影，虽然她脸上整天都带着“灿烂”的笑容，可是心里却总有一样东西抓着她，使她自卑，使她不敢正视前方。

其实，秋子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女孩，如果不是目前这种以分数论英雄，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教育，她也许会成长为一位很不错的导演抑或歌唱家、舞蹈家，她有很不错的组织才能和文艺天分。

高一上学期，学校民主选举校学生会干部。秋子雄心勃勃地参加了竞选，她竞选的是校学生会文体部部长。竞选那天，她以出色的演说赢得了同学们的好感和信任，成为得票最高者。这可能是秋子短暂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次成功。

元旦到了，学校要组织一场文艺演出，秋子承担了大部分组织排练工作，她自编自导，干得很认真、很投入、很得心应手，在那里，人们看到的是一个自信的秋子。

可是课堂上的秋子却难有这样的自信。在只看分数不认人的老师眼里，秋子不是一个好学生。在课堂上，她常常因为回答不出老师的提问而被尴尬地“晾”在座位上，每当这个时候，羞愧难当的秋子恨不能有条地缝钻进去藏起来。她也常常因为考试成绩不好被喊到老师办公室训话，每次出来都抹着眼泪。

每一个生命都是有尊严的，可是秋子的尊严却在一次次的失败中被击得粉碎。

用老师和家长的标准衡量自己，秋子总觉得自己很失败，这种挫折感使她无所适从，她想拼命抓住那个上大学的梦，可是那个梦却似乎越飘越远。

就在她自杀前的晚上，秋子从一位老师家拿回了当年的高考作文题，连夜写出了她的最后一篇作文：《假如记忆可以移植》。

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我第一个要做的事儿？？哈哈？？

肥仔是我们班的尖子生，哼，瞧他整天趾高气扬的德性，这次非要把他的记忆给移了。

嘻，要是我每次都能考全班第一的话，那我该多牛呀，老师和同学还不该另眼看我！

我还想移植比尔·盖茨的记忆，那我就能自由地遨游在电脑的海洋里。我也想移植篮球巨星迈克尔·乔丹的记忆，让我在球场上大展我非凡的风采。我想移植爱乐乐团著名指挥家劳林·马泽尔的记忆，那样，我国的交响乐团在国际上一定会举足轻重。我还想移植国外研制航空母舰的科学家的记忆，那样我就可以实现中国这一项零的突破？？

秋子是多么想找回失去的自信和自尊啊！

可是幻想毕竟不是现实。摆在秋子面前的现实是残酷的。在六月底进行的期末考试中，她有三门功课不及格。她又一次被叫到了老师的办公室，老师告诉她，总成绩排在最后四名的同学，高三要分流出去，而秋子就刚好排在

第九章　他们对大学说不（3）


倒数第四名。所谓的分流，就是留级或者转到职业高中。

秋子哭了，她对同学说：“我要是上不了高三可怎么办呀。”

也许学校这样做是不得已而为之，在高考升学率的指挥棒下，他们只有早点将“没有希望”的学生淘ì掉才能保证高考升学率。在通往大学的独木桥上，竞争是残酷的，胜者王，败者寇。可是这种竞争牺牲的却是大多数！大多数学生被淘ì出局，成为失败者，在以后漫长的人生中，他们也许永远也摆脱不了对这次失败的惨痛记忆，永远也摆脱不了这次失败投在他们生活中的阴影。

7月12日，是星期一。秋子还是像往常那样五点半钟就起床了，吃了早点，笑盈盈地跟父亲打了招呼就推着自行车上学去了。

可是她并没有去学校，也许她预料老师会在那天公布会考成绩，她没有勇气再次面对失败的打击。在父亲上班后，她又推着自行车回家了。

果然像秋子预料的那样，这天上午，老师公布了会考成绩，她有两门功课不及格。秋子没来上课并没有引起老师的注意，老师只是轻描　写地让一位同学通知秋子，让她交钱和照片参加补考。

同学在课间给秋子家去了电话，接电话的是秋子。

下午五点半钟，父亲在厨房里发现了秋子的尸体。身边放着她留下的遗书：会考两门不及格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我对不起你们？？

也许秋子觉得她一定会使父亲和母亲失望，也许那永远挂在脸上的“灿烂”笑容使她太累太累，她才决定用死去早早地将人生的帷幕à上。

还有一年就要参加高考的秋子，终于满怀遗憾地倒在通往大学的“独木桥”下。

这是一个令人潸然泪下的悲剧。但是，倒在“独木桥”下的又何止一个秋子。

就在秋子死后不久，江苏的一位高三女生，参加完高考后喝农药自杀身亡，原因因是自认为没考好，上大学无望。可就在她死后没几天，她的家人收到了某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也就在秋子死后不久，武汉市一位中学生服安眠药自杀未遂，原因因也是因为学习成绩不好，难以承受高考的压力。

这位从死亡线上被à回的中学生说，因为成绩不好，期中考试时，老师怕影响全班成绩，要她回家，不让她参加考试。有的同学甚至当面对她说：“你怎么不死呢，要是你死了，高考时，我们班的分母就变小了，高考升学率就上去了。”

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扭曲的心理？是什么造成了这一起起悲剧？

一位教育专家指出，这是因为，“在社会公众眼里，只有上了大学才是成功，否则就是失败，这样的评价标准人为地制造了无数失败者，而这些失败者，他们也许要用一生的岁月才会找回失去的自尊、自信和尊严”。

为了上大学，孩子从小就得背上沉重的书包，像作坊的小工一样年复一年地干着他们厌烦而又不得不干的活儿。为了上大学，学生幻想的“翅膀”被剪断了，学生的想象力被“阉割”了，幻想和想象成了一种奢侈。为了上大学，老师、家长不得不与孩子为敌，将他们训练成考试机器，教化成学习的奴隶。

上大学真是人生唯一的路吗？如果不上大学呢？

教育学硕士老周让13岁的儿子退学了，他说：“回家吧，咱们不玩这个游戏了。”

老周的学历是教育学硕士。20多年前，他的第一份职业就是教师。周认为自己是具有“父性”的教师：严厉、不虚假。他也一直在用这种态度做人、做父亲。

后来，老周　“下海”了，办公司、做贸易，做过的行业不下十个。虽然远离了校园，可是他一直没停止过对教育的思考。他说：“我毕竟还是一个父亲，我不可能对孩子的成长熟视无睹。”

儿子小宣的聪明人人都夸，不过也有聪明孩子常有的特点（是特点，而特点不一定就是缺点），调皮，不听话，坐不住，不踏实。小学毕业时，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考入一所高考升学率很高的重点中学。

那是个培养大学生的地方，能进那所学校的都是经过一番拼搏才挤进去的学习尖子。可是老周发现，那里的孩子大都像小老头

第九章　他们对大学说不（4）


一样，不但早早就戴上了眼镜，而且特听话、特？规蹈矩。

上了一个学期，儿子的成绩起伏不定，老周还因为儿子的调皮、不听话经常被老师叫去“训斥”。

经常在学校走动，老周开始注意观察儿子受教育的环境。他发现，孩子学习的教材还是好多年前的教材，上课时，老师照本宣科，学生死记硬背。

语文课应是最具人文特性的课，可是对于学生来讲，连最基本的精神自由都没有，写青松，必须联想先烈；写石子，必须联想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写太阳、写春雨，必须联想党的温暖、党的培育；写长城，必须联想到解放军。学生不能说出自己的真实体验，不能抒发自己真实经历的内心感受，不能说出有独立精神体验的有个性的话。而是学着说假话、说套话、说空话、说大话。

有一次，政治课老师出了一道题：如果捡到十元钱，你是交给失主，还是私吞？全班同学都说：交给失主。只有小宣说：“如果找不到失主，我就自己留着。”

结果，小宣遭到老师的批评，也遭到全班同学的嘲笑。

老周还发现，学生学的基本上都是死知识，考试不是考学生如何运用知识，而是考学生记住了多少知识。就拿外语来说吧，学了半天，说出的外语，不但中国人听不懂，外国人也听不懂。

一位已为人师的年轻教授，曾谈起当年在大学读书时经历的一件事。

一次上英语课，外籍老师让全班同学用英语写一篇作文《我的母亲》。大家都写得非常流畅，因为从小学到中学，这个题目的作文他们不知已写过多少遍了。然而英语老师在阅读了全部作文后，脸色非常难看地走进了教室，她用一种陌生的、带有几分怜悯的眼神扫了一眼她的学生，然后用手指点着目瞪口呆的学生说：“你，王！你，李！难道你们大家都长着同一个脑袋？难道你们的母亲没有虐待过你们？难道你们的母亲就没有好吃懒做的吗？难道你们对母亲就没有一点儿遗憾吗？”

原因来，全班每个人无一例外地都写了自己的母亲多么慈祥，多么勤劳，他们多么爱他们的母亲，连用的形容词都大致相近。因为从小学起他们就是这么写的。对母亲的遗憾也许有，但写作文，他们却只会这么写，因为他们早已学会在表达中排除个人经验而服从公共套路。

这位后来吃写作饭的年轻教授痛愤地说：“我写作的最大困难也是最大痛苦，就是总得费力地排除来自学生作文时代的陈词滥调。倒不是说那些词调没有意义，但从文章学的角度看，它们因变成了公共语言而毫无意义。人就是这么给弄呆的。我至今也没有怨恨过我的语文老师，我知道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但我却无法原因谅这种写作培养方式。”

老周可不愿儿子就这么给弄呆了，不愿儿子为学一些死知识耗费生命，也不愿让孩子小小年纪就觉得学习是件很痛苦的事，是个沉重的包袱。周说，如果这样，也许孩子会终生厌倦学习，那才是最可怕的。

老周认为，真正好的老师，不仅授业，更会影响孩子的人格、品质和灵魂。他觉得现在的学校，这样的老师“十个里也难有一个，有一个，就比十个都强”。

老周说：“如果教育给学生带来的是痛苦，是人格的扭曲，我宁可不要这种教育。”

那一段时间，老周原因本打算写两本书，把自己的职称问题解决了。不过，他最终还是“下决心来真的，从我做起，咱们都不玩这个游戏了”。

他说：“我们总是生活在别人的评价体系中，生活在所谓公众的价值标准里，想想挺可悲的。按常规，我混得再惨，现在也可以评上高级职称，带个研究生什么的。不过，干吗一定要别人叫我一声周教授呢？”

老周放弃了写书评高级职称的想法。上初一的儿子也从学校退学回家了。

不过，儿子小宣却说：“退学的决定是我自己作的，老爸只是举双手赞成。”

他说：“老爸跟我商量说，如果不去学校，你觉得怎么样？虽然我一直不想上学，但想到真的要不上学了，心里还是有点怕。我知道那是个很重要的决定。”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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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想起来，老周和儿子都觉得当时的决定是对的。

“当时作出让孩子退学的决定，有没有仔细权衡过对他会有怎样的影响？”

老周沉吟了一下说：“我认为社会发展是动态的，现在的价值观念并不能完全预言多年后的未来。就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当时对自己的设计以为是最好的设计，没准现在就是最坏的。在他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已有了多种学习知识的途径，学校只是其中的一种罢了，只要自己有学习愿望，也一样是可以学到东西的。况且，现代社会已发展到终生教育阶段，学习已越来越成为一种生活。”

他说：“任何选择都有得有失，我这样做当然有风险，但我最看重的是孩子的求知欲，看重的是孩子个性、人格、心理的健康发展。现在的学校教育，可能会让孩子学到一些东西，但是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是牺牲孩子的求知欲，牺牲孩子的创造力，甚至是人格的扭曲。我认为不值得。

“我对儿子说，能真正证明你这个人活过的是什么？是那些你独有的，你无条件一定要做的事，而不能一辈子都是别人的拷贝。”

老周说有一件事对他很有启发。那是儿子四岁的时候，他教儿子下围棋。？知“不教的时候他像个天才，教了他反而像个白痴”。他动用父亲的威严训斥、逼迫，弄得儿子到现在还是一见围棋扭头就走。从那以后，任何事他都绝不强迫儿子。他只提醒他，坚持要做的，就要自己承担责任。

儿子13岁时，从海南去武汉上体校。老周给儿子买好了飞机票，让他一个人去。儿子问了一句：“体校在哪儿？”老周说：“鼻子底下有张嘴，你不会自己问吗？”

半年前，17岁的小宣跟着父亲从海南来到北京。第二天，他就自己坐着公共汽车穿越半个北京城，去清华大学找自己的网友去了，并且在学校附近租了间房子住下来，因为那里离中关村近，离网友们近，方便学习电脑技术。

老周说：“你看老鹰教小鹰学飞的时候，都是从窝里抓出来，往空中一扔。周恩来19岁写下　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再看看现在19岁的人在做什么？上大学要让父母送，工作要靠父母找，结婚还要父母掏钱，这叫责任感？这叫人才？”

脱离了常规的学校教育，但儿子的学习，老周一直没放松过。他请在大学教书的朋友做儿子的老师，不过，儿子更多的是在实践中学习。

如今，几年过去了，学历还停留在初中一年级的小宣，对电脑和网络的熟悉，要远超出对中学课本和高考题型的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