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17-文字不是东西-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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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拉杂说床边故事。“床边故事”这个称谓，译自英文“bedtime　　　　
　　　　story”。好莱坞的电影看多了，一提到床边故事，说不定脑海就出现这幅拼凑的彩色图画：抱着玩具狗熊的三四岁金发娃娃躺在自己独立的睡房床铺上，床边坐着的二十来岁的妈妈捧着《安徒生童话》声情并茂地念着。窗外繁星满天。好一个温馨的天地。父母在床边给子女讲故事，源自基督教家庭晚上围炉读经的传统。　　　　
　　　　随着时代的演变，今天的父母给孩子读的不一定是《圣经》，但床边“话语”这个习惯，一般中上家庭还是延续了下来。西方儿童文学发达，说之不尽，做父母的不愁没哄小孩入睡的资料。从前的中国父母，即使童心旺盛，为了顾全自己的“形象”，看来也不会纡尊降贵，在儿女面前哈着脸扮小白兔或大灰狼。宝玉在大观园，“三千宠爱在一身”，是奶奶和妈妈的心肝宝贝，可就没人给他讲床边故事。且说床边故事第一辑写作这回事贫寒家庭，父母忙于生活，早出晚归，回家面对的又是“一家四口一张床”的眼前现实。对于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孩子，“床边故事”自有不同的定义。在书香世家长大的，也不一定有听床边故事的机会。　　　　
　　　　梁从诫的妈妈林徽因“饱读番书”，照理说晚上哄孩子睡觉时，会守些洋规矩，给他们说些爱丽丝梦游奇境的经历。但身为人母的林徽因，按梁从诫的说法，从小就不把他当做小孩，不会说小白兔、大灰狼的故事。她自己看《米开朗琪罗传》时，就跟儿女描述米开朗琪罗为圣彼得教堂穹顶作画时有多辛苦。旧时中国的孩子，没有几个不是吟诵着“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这些古训长大的。　　　　
　　　　一开始知书识墨，就受父母耳提面命，朝乡试县试等“功名”的方向走。传统文化的“大气候”能给儿童文学生长的空间不大。在西方文学中，童话是个根基深厚、备受尊重的文学类型。西方的知识分子，没有几个不是先经童话世界的教化，然后才走进成人天地的。　　　　
　　　　西方知识界对儿童文学的重视，经德国诗人和批评家席勒一语道破：“我儿时听来的童话故事，其意义比我日后学到的任何人生道理要深刻得多。”西方文学的主要类型如诗歌、戏曲、小说，我国应有尽有。识者有言：“欠”的只是荷马体的史诗。看来欠的还有为孩子而写、以孩子为对象、自成一体的儿童文学。儿童文学翻译家任溶溶有言：“我以为做好外国儿童文学翻译工作，最要紧的是熟悉儿童。儿童文学的读者对象再明确不过，是儿童。不熟悉他们，就做不好这个工作。”陈蒲清在1993年出版的《历代童话精华》中，把《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和《周处除三害》这类“故事”收了进去。神话和寓言当然可用做童话的素材：只要叙事手法、语言模式和说话的腔调适合孩子幼小世界（small　　　　
　　　　world）的生态。　　　　
　　　　西方的童话是其独特的民风与文化的产品。我们的文化体系跟他们有异，产生不了佩罗、格林兄弟和安徒生这种童话文学大师，实不足为怪。我们更不必因此“欠缺”而“惭愧”。可不是么，多姿多彩的西方文学类型中，就“欠”堪与我们比拟的对联文学，或灯谜，或回文诗，而它们正是中国文学自成天地的一个标志。随着中产阶级的兴起，或者更正确地说，随着“粗通文墨”的小朋友成为出版人“诉求”的对象后，儿童文学近年在中国已渐成一种“显学”。《哈利·波特》刚在欧美书店上市，就有中译本出版。赵元任译的《爱丽丝梦游仙境》有多种“现代版”。除了加上色彩明丽的插图外，文字的口语部分也作了若干修改，方便在台湾地区长大、不太习惯“你说话来着”或“哈，这一回我得要好好儿地来啦”这种说法的孩子阅读。　　　　
　　　　这种措施正符合任溶溶所说的儿童文学翻译的要旨：认清读者对象。但我一向认为，我们孩子的读物不能光靠“进口货”。林在山曾在香港《信报》为文介绍过《哈利·波特》，提到她“钻书店，发现这本在英美脱销的书在香港竟大叠存放，还有书店削价促销，在书展上又以大折扣求售”。如果在港面世的《哈利·波特》不是原文而是中译本，会不会这么受冷落，我们无从得知。中译本出自彭倩文之手，译文中规中矩。不过，单以阅读经验来说，实难想象对西方（特别是英国）文化和生活习惯陌生的中国孩子怎么去领略其中滋味。　　　　
　　　　第十一回是“魁地奇比赛”。作者花了差不多一整章的篇幅去描述这个魁地奇球赛如何如何紧张刺激：球目前是落在史莱哲林手中——马科抓住快浮——闪过西亚——闪过凯娣——一个搏格迎面飞来，朝他脸上重重撞了一下……对于不知“魁地奇”为何物的读者来说，这种“现场实播”叫得再声嘶力竭，也是白费功夫。像《皇帝的新装》这种西方儿童文学，是可以“汉化”的，因为“笨”国王我国也有。但哈利·波特却彻头彻尾地是个浸淫于英国历史与文化的孩子，冥顽不灵，拒绝汉化。为了让我们的小孩子能全情投入，我们的儿童文学应该力求自力更生。这仅是我的希望。我希望将来有一天，我们“土产”的童话作家，对牛和马这两种动物情有独钟，安排它们在充满人情味的故事里。为什么有这么一个奇怪的希望？无他，因为在中国传统里，从阴间到阳间来催命的牛头马面都不是好东西。它们若在童话世界出现，说不定可以改变形象。


第一辑　写作这回事　一另类专家

　　　　阅香港《明报》2000年11月25日彦火《戴乃迭·杨宪益·酒》大文，知“杨宪益夫人、著名翻译家戴乃迭逝世，北京新华社发了电讯，而香港报刊却很少刊登”。彦火一落笔就说了心中话，可见他意难平。戴乃迭是英国人，20世纪50年代与杨宪益结成夫妇，同心协力替北京外语出版社主持中国古典文学翻译的工作。《楚辞》、《长生殿》、《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等作品的英译本，正是他们辛劳半生的成果。彦火大概觉得，香港报界对一个在中西文化交流上有过这么大贡献的人冷落如斯，实在不够意思。事实上，香港报界如果“冷落”了戴乃迭，也不必以“世态炎凉”的征象视之。彦火对新华社发的讣闻如此重视，因有私人感情在。　　　　
　　　　一来他和杨宪益夫妇是旧识；二来他虽然不从事翻译工作，但因私交关系对他们所做贡献的认识比一般人深。如果感情不为这两个主观因素左右，那么戴乃迭的死讯，对香港文化界和教育界来说并无特殊意义——除非读到讣闻的人，是在职业上需要用英文翻译来教授中国文学的大学教授或是研究中英翻译的行家。另类专家第一辑写作这回事中国各大学中文系的老师和学生，人数尽管可观，但听说过戴乃迭或Gladys　　　　
　　　　Yang其人的，恐怕不多。理由再简单不过，他们念中国文学，看的是方块字。　　　　
　　　　香港中文大学若无翻译系，若无翻译中心和旗下的刊物《译丛》，恐怕也不会有人想到要提名颁授杨宪益荣誉博士学位。专业人士干了什么好事，只有行家心里有数。英语国家的大学圈子，有英译中国文学这种课程的总会有人怀念戴乃迭。认识她的朋友觉得她值得记挂的地方，当然还不止她对中国古典文学翻译的贡献。戴乃迭辞世后，我拨电话给在法国南部隐居的闵福德教授报讯。　　　　
　　　　第二天就接到他的电子邮件：她是个不寻常的女子。我们都喜欢她，虽然她可能并不认同我们所过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生活。我还记得她在北戴河沙滩上跟我们讲马克思主义各种经典的好处。戴乃迭远适“异国”半个世纪，不知其平日与故乡（英国）亲朋尚有往还否？据彦火所记，她自患老年痴呆症后——一切生活全靠杨宪益照料。她被扶搀到餐桌前吃饭，不会拿筷子。她用手抓食物，一半在口，一半掉在地，有时弄得满身都是菜汁，杨宪益又起身为她拭抹……看了教人心酸。杨夫人弥留时若没有完全失去记忆，应含笑而逝。异族姻缘，少见这种白头偕老模样。戴乃迭之丧，闵福德说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说的也是，今天来华的“外国专家”，大概再不易找到像她这样的了。


第一辑　写作这回事　一赵元任与爱丽丝

　　　　赵元任1921年在译序里说，《爱丽丝梦游仙境》（1967年）这本书在他的译本以前没有中译本。就他所知，宣统皇帝的英语老师庄士敦（R．F．Johnston）倒是把这本书给他的学生口译过一遍。《爱丽丝梦游仙境》异于一般童话，是因为夹杂了不少“双关语、谐拟（parody）和图像诗（pattern　　　　
　　　　poem）等”。我们在第九章听到素甲鱼向爱丽丝吐苦水。原来，他从不听“古风先生”的课，因为他不要学什么Laughing（笑）和Grief（悲伤）。　　　　
　　　　所谓“古风先生”，就是the　　　　
　　　　Classical　　　　
　　　　Master，因此素甲鱼口中的Laughing和Grief自然是Latin（拉丁）和Greek（希腊）的谐音。这正是谐拟的显例。庄士敦的口译是怎样处理双关语、谐拟和图像诗这些技术问题的，我们不得而知，但赵元任果然出手不凡。Laughing和Grief摇身一变，成了“腊钉”和“稀腊”。　　　　
　　　　对素甲鱼这种不求上进的学生来说，Latin和Greek实“味同嚼蜡”。赵元任与爱丽丝第一辑写作这回事赵元任深知要中译这本“没有人敢动”的书困难重重。他决心一试，因为一来他相信“这书的文学价值，比起莎士比亚最正经的书亦比得上”；二来他想到自己正处于中国语言“文白交接”的时代，应该趁机做个试验。首先，他相信：“这书要是不用语体文，很难翻译到‘传神’，所以这个译本亦可以做一个评判语体文成败的材料。”看来他真的非用语体文不可，因为书中许多“玩意儿在代名词的区别，例如在末首诗里一句里he，she，it，they那些字见了几个，这个是两年前没有他、她、它的时候所不能翻译的”。　　　　
　　　　据张华在《〈爱丽丝梦游仙境〉台湾中文翻译版本比较及探讨》中所说，继赵元任译本后出现的《爱丽丝梦游仙境》的中译本，已超过三十种。那么，赵氏八十多年前的“试验”，今天看来，功过如何？赖慈芸在比较过台湾地区市面上流行的七个版本后，得出这个结论：赵译《爱丽丝梦游仙境》是中国翻译史上的名译……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自然是书中那些打油诗和文字游戏，后来的译者在这一点上几乎都无法超越。见《论童书翻译与非文学相左之原则：以赵元任〈爱丽丝梦游仙境〉为例》。珠玉在前，后人在谐拟、双关语和打油诗的翻译上，多相形见绌。试拿郑大行的译本为例。素甲鱼不肯去听的课，被硬巴巴地译为“笑与哭的课程”。　　　　
　　　　赵元任译“歪诗”更见功夫。且录第十章结尾时素甲鱼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所唱的三句：Beautiful　　　　
　　　　soup，so　　　　
　　　　rich　　　　
　　　　and　　　　
　　　　green，waiting　　　　
　　　　in　　　　
　　　　a　　　　
　　　　hot　　　　
　　　　tureen！Who　　　　
　　　　for　　　　
　　　　such　　　　
　　　　dainties　　　　
　　　　would　　　　
　　　　not　　　　
　　　　stoop？体面汤、浓又黄，盛在锅里不会凉！说什么山珍海味，哪儿有这样儿香？或有读者怪而问道，汤明明是“浓又绿”的，怎么变了“浓又黄”？此中关键牵涉到翻译理论的“高阶换位”问题，恕难在此短文中解说。但作为“歪诗”来看，赵译应该比郑大行“忠于原文”的版本更见特色：浓郁鲜美的汤，丰盛又翠绿，盛在热腾腾的碗里！如此的珍肴佳馔有谁能不动？我们前面引赵元任的话说过，他译《爱丽丝梦游仙境》，其中一个动机是试验语体文的成败。“哪儿有这样儿香”是上佳的语体文。


第一辑　写作这回事　一校园风景

　　　　近读陈平原教授载于《万象》的文章《不该消失的校园风景》，非常受用。他引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就职演说中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刘禹锡所言甚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大学既非大楼之谓也，陈平原所说的校园风景，自然不是“水木清华”或“荷塘月色”那种层次。他指的风景，其实是人物。陈教授这篇文章，想是从他为吴定宇编的“中华学府随笔”丛书中，为中山大学撰写的序文衍生出来的。20世纪20年代中山大学的“风景”人物，确是一时之选。　　　　
　　　　为方言调查到广州来“顺道”兼任的赵元任不算，任教不到一学期就因营救被捕学生不果愤而辞职的鲁迅也不算，以扎实的贡献而入中山大学校史的，就有顾颉刚和傅斯年。虽然这两位留任的时间也不长，但前者创立的民俗学会和后者发起的语言历史学研究所，陈平原都认为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大事……使得中大迅速跃进到中国学术革新的潮头”。校园风景第一辑写作这回事陈平原是中山大学的校友，读校友生平“不乏感性认识”。因此，他记黄际遇教授的一笔最是活灵活现。黄际遇乃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主任，兼授中文系高年级的“历代骈文”。　　　　
　　　　早年留学日本，清末归国，1910年到芝加哥大学攻读数学。受聘中山大学前，他在武昌高师、中州大学和青岛大学教过书。他还当过河南大学的校长，1929年5月上任，次年6月就下台。陈平原喟然曰：此等性情中人，恐怕很难胜任校长所必须面对的无数日常琐事。　　　　
　　　　如此名士风流，不曾流落中州，终于还是魂归岭南，也算中大的幸运。黄际遇教授系潮州人，抗战期间因“学校转移时不幸失足落水而死”。依陈平原看，这位“摇头晃脑、拖声呶气”吟咏汪中《吊黄祖文》的数学教授，更似明清时代的“才子”，而不是现代意义上受专业分工严格限制的“名师”。看来陈平原的话不假——据说，黄教授连穿着都独具特色：一件玄色长衫，胸前缝有两个特大的口袋。至于口袋的用途，可就众说纷纭了：何其逊的《岭南才子亦名师》说是左边放眼镜，右边放粉笔；1941年版《中大向导》第三章《学府人物》则称一个放眼镜和铅笔，另一个放镖。　　　　
　　　　两个传说，当然是后者更具传奇色彩。黄际遇两个大口袋放的究竟是眼镜、粉笔、铅笔，还是飞镖，看来永无揭晓之日。其实他这两个口袋放什么东西也不打紧，作为“校园风景”，他绝对可以入校史就是。他看来倒像一个从《世说新语》中偷偷溜出来的“怪诞”角色。科班数学出身，却跻身在中文系摇头晃脑地教骈文，单此一端，已令人另眼相看。对了，黄教授究竟怎样“不幸失足落水而死”，会不会是效李白遗风，举杯邀月，然后到水中“追月”去了？校园老师，其行状够得上称为“逸事”的，均非泛泛之辈。　　　　
　　　　这类人，除学术自成一家之言外，性格也必异于凡者。但像黄际遇这种“怪诞”行为之能成为“佳话”，也得与所处时代的民风配合。民初的学坛，相信自有一套“政治正确”的清规戒律要老师遵守，不然，郁达夫不会说出“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这种泄气话。但除此外，个人的活动空间似乎没有什么禁忌。你抽大烟，不会有人侧目。你醉卧花间，正合诗酒风流的传统。即使你在“五四”时代大唱复古反调，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