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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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鲁迅全集》第六卷第450—4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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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剽窃”的辩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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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怎样辩白，再怎样义愤，不说明，不出注，总是不对的，至少也是欠妥的。从这样的仇视上，也可看出鲁迅对这件事是怎样的在意。
　　在《西滢致志摩》中，还有几句让鲁迅大为恼火的话。可说是戳到了鲁迅的痛处：
　　有人同我说，鲁迅先生缺乏的是一面大镜子，所以永远见不到他的尊容。我说他说错了。鲁迅先生的所以这样，正因为他有了一面大镜子。你听见过赵子昂——是不是他？——画马的故事罢？他要画一个姿势，就对镜子伏地做出那个姿势来。鲁迅先生的文章也是对了他的大镜子写的，没有一句骂人的话不能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要是你不信，我可以同你打一个赌。
　　话是难听了点，但和鲁迅后来多次标榜过的自己写作的宗旨也还相差不大。鲁迅不是常说自己怎样勇于解剖自己，怎样要引起疗救的注意，在给尤炳圻的信中曾说“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解剖自己，揭发自己的缺点，不就是把自己的缺点昭示给世人，以为警诫吗？陈西滢说“鲁迅先生的文章也是对了他的大镜子写的”，不过是一种形象的说法，或者说是一种嘲讽的说法。
　　面对这样善作婉讽，而实则如利刃锥心的对手，鲁迅也不能示人以弱。
　　在《不是信》中，他是这样说的：这一段意思很了然，犹言我写马则自己就是马，写狗自己就是狗，多说别人的缺点就是自己的缺点，写法兰斯自己就是法兰斯，说“臭毛厕”自己就是臭毛厕，说别人和杨荫榆女士同乡，就是自己和她同乡。赵子昂也实在可笑，要画马，看看真马就够了，何必定做畜生的姿势；他终于还是人，并不沦入马类，总算是侥幸的。不过赵子昂也是“某籍”，所以这也许还是一种“流言”，或自造，或那时的“正人君子”所造都说不定。这只能看作一种无稽之谈。倘若陈源教授似的信以为真，自己也照样做，则写法兰斯的时候坐下做一个法姿势，讲“孤桐先生”的时候立起做一个孤姿势，倒还堂哉皇哉；可是讲“粪车”也就得伏地变成粪车，说“毛厕”即须翻身充当便所，未免连臭架子也有些失掉罢，虽然肚子里满是这样的货色。
　　从取喻的简捷，用语的生动上说，还是陈西滢的嘲讽杀伤力大些。鲁迅的反驳则显得力不从心。只有末后一句“虽然满肚子都是这样的货色”，还有一点往日的俏皮。
　　从论战的角度说，陈西滢还有几句话也是很可赏玩的：
　　不是有一次一个报馆访员称我们为“文士”吗？鲁迅先生为了那名字几乎笑掉了牙。可是后来某报天天在鼓吹他是“思想界的权威者”他倒又不笑了。
　　他没有一篇文章不放几枝冷箭，但是他自己常常的说人“放冷箭”，并且说“放冷箭”是卑劣的行为。
　　他常常“散布流言”和“捏造事实”，如上面举出来的几个例，但是他自己又常常的骂人“散布流言”“捏造事实”，并且承认那样是“下流”。
　　他常常的无故骂人，要是那人生气，他就说人家没有“幽默”。可是要是有人侵犯了他一言半语，他就跳到半天空，骂得你体无完肤——还不肯罢休。
　　再看鲁迅是怎样反驳的。他说，这是根据了三个例子和一个赵子昂故事的结论。其实是称别个为“文士”我也笑，称我为“思想界的权威者”我也笑，但牙却并非“笑掉”，据说是“打掉”的，这较可以使他们快意些。至于“思想界的权威者”等等，我连梦里也没有想做过，无奈我和“鼓吹”的人不相识，无从劝止他，不像唱双簧的朋友，可以彼此心照；况且自然会有“文士”来骂倒，更无须自己费力。我也不想借这些头衔去发财发福，有了它于实利上是并无什么好处的。我也曾反对过将自己的小说采入教科书，怕的是教错了青年，记得曾在报上发表；不过这本不是对上流人说的，他们当然不知道。冷箭呢，先是不肯的，后来也放过几枝，但总是对于先“放冷箭”用“流言”的如陈源教授之辈，“请君入瓮”，也给他尝尝这滋味。不过虽然对于他们，也还是明说的时候多，例如《语丝》上的《“音乐”？》就说明是指徐志摩先生，《我的“籍”和“系”》和《并非闲话》也分明对西滢即陈源教授而发；此后也还要射，并无悔祸之心。
　　这样的反驳，显得冗繁、苍白，力不从心。
　　后世的论者，多说在这场驳难中，陈西滢始终处于被动挨打，没有还手之力的地位，这是过分看重鲁迅的战斗力了。若陈氏真是这样窝囊的对手，鲁迅也就不能说多么高明了。前面曾引过胡适一句话，说“鲁迅终身不能忘此仇恨”，虽是指抄袭事件，却不能说与陈西滢在整个论战中给鲁迅精神上造成的损伤没有一点关系。公允地说，说抄袭固然应当结仇，但仇结到后来那个地步，只要一提起陈西滢就咬牙切齿，毋宁说整个论战中陈西滢对鲁迅的震憾力、冲击力和杀伤力太大了。
　　在鲁迅一生的论敌中，陈西滢不说是略高一筹了，至少和鲁迅是个旗鼓相当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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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光的薪水是多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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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话事件中的闲话，不是闲话，是时局的反映，也是品格的反映。这里要谈的关于薪水的闲话，是真正的闲话。较之上一节关于剽窃的驳难，格局显得小了些。因为关系到鲁迅对新文化人物的心态，也放在这里作一介绍。
　　仍是由《西滢致志摩》信中的举例引发的。但陈西滢提起此事，只是为李四光抱不平。要说真正的起因，还得归到鲁迅身上。
　　这就要说到前一章里写过的女师大风潮。
　　先介绍一下李四光其人。
　　李四光的经历是很辉煌的。湖北黄冈人，一八八九年出生。原名仲揆，字福生，后改名四光。一九○四年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一九○五年加入同盟会。一九○七年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一九一○年毕业回国。一九一一年九月到北京参加辛亥第六次游学毕业生考试，十月授工科进士。武昌起义爆发，任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民国元年，先在临时政府任职，后任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部长，湖北同盟会书记。一九一三年赴英国留学，入伯明翰大学，一九一八年获自然科学硕士。一九二○年五月至一九二三年一月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一九二二年一月被选为中国地质学会副会长。十一月兼任国家京师图书馆副馆长。
　　以上简历是从《民国人物大辞典》上抄录的。“一九二二年一月”当为“一九二五年一月”之误。这样李四光兼任京师图书馆副馆长就该是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的事了。
　　这场纷争，可说就是由他兼任京师图书馆副馆长引发的。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八日，女师大风潮闹得正热闹的时候，鲁迅写了一篇《“公理”的把戏》的文章。载十二月二十四日《国民新报副刊》。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北大教授王世杰在撷英馆席上演说，即云“本人决不主张北大少数人与女师大合作”，就可以证明我前言的不诬。至又谓“照北大校章教职员不得兼他机关主要任务然而现今北大教授在女师大兼充主任者已有五人实属违法应加以否认云云”，则颇有语病。北大教授兼国立京师图书馆副馆长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不也是正在坐中“维持公理”，而且演说的吗？使之何以为情？李教授兼副馆长的演说辞，报上却不登载；但我想大概是不赞成这个办法的。（《鲁迅全集》第三卷第166—167页）
　　顺便说一下，对王世杰反对北大教授在他校兼职，仅在女师大兼系主任的就有五位之多，鲁迅在同一文章中反驳说，“女师大向来少有专任教员，正是杨荫榆的狡计，这样，则校长可以独揽大权”，是站不住脚的。“向来”，时间多长？杨是一九二四年二月就任女师大校长的，此前的教员肯定不是她聘任的，一九二五年八月就被免职，此后的教员也肯定不是她聘任的。而她的前任就是鲁迅的同学，同为太炎弟子的许寿裳，北大的教员像马裕藻、周作人、郑奠、徐炳昶，包括鲁迅自己，肯定是许寿裳任上聘为女师大教员的。杨是正儿八经在美国学教育出身的，担任校长后，要整顿的就是这种名为国立大学，而少有专任教员的状况，怎么能说“女师大向来少有专任教员，”是杨为了“独揽大权”呢？少有专任教员的校长，等于光杆司令，哪个负责任的校长愿意这样做？
　　鲁迅的这篇文章题为《“公理”的把戏》，说到李四光时，又说他不也是正在坐中“维持公理”，而且演说的吗？却不是无中所有，乃是有来由的。
　　这就要说到李四光在女师大风潮中的表现了。
　　李四光的夫人许淑彬，是无锡人，与杨荫榆是同乡，当时在女师大附中任教。女师大风潮起来后，和陈西滢一样，李四光也是“教育界公理维持会”的一员。按说也是普通的一员，不应引起外界的什么非议。不幸的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九二五年八月一日这天，杨荫榆动用巡警强制女师大学生离校时，他恰好在场，于是被激进学生视为支持杨氏的“三勇士”之一。具体描述是，“杨氏率打手及其私党萧友梅、李仲揆、夏莲芳汹涌入校”。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事件过后，李四光觉得太委屈了，便写了篇《在北京女师大观剧的经验》，登在八月二十二日出版的《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七期上。
　　虽是科学家，他的文笔还是很好的。这也是那一代学人共有的一个特点。整篇文章，虽是诉委屈，抒愤懑，也尽量让自己的心态平和些，文笔轻松些。一开始，先说北京人的看戏。听说北京老听戏的大爷们有一个特别的习惯，那就是他们必要到什么梅兰芳王凤卿出台的时候，才到戏园；那些名角唱完的时候，恰是戏曲完场的时候，也恰是大爷们戏瘾过足了的时候，那是何等的畅快。而这些日子，北京女师大正在上演着一场“新剧”即女师大风潮，这么好的戏，怎么能不去看一看呢。
　　接下来说，恰好有一天晚上，已经被学生驱逐了的校长杨荫榆打来电话说：“女师大的问题现在可以解决。明早有几位朋友到学校里参观，务必请你也来一次。”他当时问杨如何解决，杨说：“现在在电话里讲不清楚，一定请你明天到学校里参观，我并预备叫一辆汽车来接你。”他当时想到，杨和自己不过见面两次，无论如何，总不至于像江亢虎那样犯复辟的嫌疑，又想到如若杨的话属实，名振一时的文明新戏也许演到最后一幕。时乎不再来，为什么不学北京大爷们的办法去得一点经验？所以便应充了杨的邀请，并且声明北京的汽车向来与他这样骑自行车的人是死对头，千万不要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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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光的薪水是多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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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早上，小雨纷纷，景象黯然。天然的布景，已经给了他一个极深的印象。他跑到女师大前门的时候，只见了若干名卸除武装的巡警，或坐或站，挤在廊下。门役领他到一个灰尘满地的客厅，待了四五十分钟，忽然听着门外的汽车声，嘈杂声，骂声，叫声，“杨荫榆来了……杨荫榆来了……”这是他所见的第一幕。
　　办了几种手续（如传递名片，学生的检查等等），护校的学生放他进去了。在一间热极的小房子里，见到了杨荫榆，只见有几位学校的教职员，并无所谓参观的人士。吓得像狗一样的听差不断的向杨校长报告，一会儿说某某门已经被学生把守了，一会儿又说外间的情形不好，恐怕有人来捣毁学校。谣言蜂起，议论风生。校长、职员、听差连开了几次联席会议，好容易才办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把大门关上。这些人忙乱的时候，他坐在一旁，只看见那些“保护”的巡警站在门前，你一声，我一声，在那儿张开大口换班打呵欠。看守巡警的女学生，三五成群，你一句，我一句，唱出许多不甚雅听的口号。这样过了一点钟，两点钟，三点钟过去了。他们在那里做戏做不出来，似乎并不十分着急，可是他这个看戏的人却急死了。
　　他再三向杨校长告辞，终不得允许。待到下午三点多钟，实在忍耐不了，就红着脸皮说了几句对不住主人的话，杨校长连声回答说：“我现在要办了，请你再待一会儿。”
　　这样李四光就只好再待下去。下面是他看到的真实的一幕和他的感叹：
　　确实不虚，那时杨先生仿佛拿出全副的精神，一面吩咐巡警，无论如何不准动手，一面硬跑出门外，前后左右用巡警包围，向西院走去。一时汹涌唾骂的音乐大作。详细的情形我不便述，恐怕为官僚及一班反动者所利用。可怜我们平时最敬爱的青年淑女，为什么要做到那步田地。假若我是一个基督教徒，我只好跪下求皇天皇天……声音稍稍平息，我才逢人打听，那是怎样一回事。原来是杨先生申明要由杂务课升到校长室办公！这可算是我所见的第二幕。
　　这种戏我再不要看了。所以无论如何，要求了杨先生放我出去。杨先生道了歉，准了我的要求。阿弥陀佛！我竟逃脱了苦海。可怕的是那无限风波，无量劫数，要到何时才可了结。
　　朋友们说，有人以为我是“杨先生的死党”。无论就私交，就职务说，这个头衔，我真不配。我并不是票友，本行的笨事都做不完，哪有闲工夫去干那些玩意。假若我在女师大有了职务，或者是一个“教育家”，或者是社会上负重望的人，就那一天的情形看来，即令替杨先生作了死党，我还不失为一个人。可是杨校长已经死了，问题已经变更了，我不过为那位校长先生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完了，还有什么话说？
　　这是一个科学家看到的八月一日的现场。跟学生们的描述，跟鲁迅等人笔下的描述，何啻霄壤。我们是该相信这个无辜的科学家呢，还是该相信那几十个情绪激动的学生，还是应当相信那天根本就不在场的鲁迅等人呢？
　　“就那一天的情形看来，即令替杨先生作了死党，我还不失为一个人。”这话是多么沉痛。
　　不管后来的事态怎样发展，不管后世的历史学家怎样记载，至少李四光的记述，可以作为一种参照，多少修正一下我们的偏见吧。
　　有了这档子事，又让学生那样一描述，李四光也就难逃拥戴杨荫榆的干系。既是杨荫榆的死党，也就必然是鲁迅的死敌。这样鲁迅在文章中顺便讽刺一下也就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了。要是不讽刺一下，那才是怪事呢。
　　再回到《西滢致志摩》上来。看陈西滢是怎样为李四光抱不平的。当然，他举这个例也是为了说明他的那个看法，即“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罪状”。信中谈到李四光时是这样说的：
　　李仲揆先生是我们相识人中一个最纯粹的学者，你是知道的。新近国立京师图书馆聘他为副馆长。他因为也许可以在北京弄出一个比较完美的科学图书馆来，也就答应了。可是北大的章程，教授不得兼差的。虽然许多教授兼二三个以至五六个重要的差使，李先生却向校长去告一年的假，在告假期内不支薪。他现在正在收束他的功课。他的副馆长的月薪不过二百五十元。你想一想，有几个肯这样干。然而鲁迅先生却一次再次的说他是“北大教授兼国立京师图书馆长，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