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郁-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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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项研究显示,在美国大学中,男性与女性忧郁症者的比例相同。悲观的女性主义者认为,有忧郁症倾向的女性进不了大学。而较乐观的女性主义者认为,比起其他社会环境,女性与男性在大学校园中,各方面都更容易平等。依我看,大学里的男性可能比社会上的年长男性更愿意承认自己有忧郁症。在西方社会中,女性和男性忧郁症者的比例变化不大,一般都保持在二比一至一比一之间。这个世界由男性主宰,使女性活得更辛苦。女性生理上的劣势,使得她们更难保护自己。她们的体格较差,较容易成为强暴的受害者。她们外表老化时,较容易失去社会地位。她们的家庭地位不如丈夫。有些女性主义者说,由于女性缺乏独立自主的空间来发展自己,而要把感情和价值全部用来经营成功的家庭,因而较容易得忧郁症。还有人说,成功的女性有太多空间可发展自己,所以总是在维持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中疲于奔命。研究发现,已婚的家庭主妇和已婚的职业妇女,忧郁症罹患率几乎相同(比已婚、有工作的男性的比率高),证明这两种状况下的压力是一样的。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在哪种文化中,女性罹患率较高的不止有忧郁症,还包括恐慌症和饮食障碍,而男性罹患率较高的有自闭症、注意力缺陷和多动症,以及酗酒。
英国心理学家乔治·布朗是心理学与社会学领域的大师,他曾提出一种说法,女性的忧郁与照顾小孩有关系,这个理论已得到其他学者的支持。如果有人能减少因养育小孩的焦虑所引发的忧郁,那么男性与女性罹患忧郁症的比率就会差不多相等。而在一对角色区分不那么分明的夫妻中,男女罹患忧郁症的比率几乎相同——布朗的结论是:“两性忧郁症罹患比率的差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角色差别的结果。”哥伦比亚大学的蜜尔娜·魏茨曼认为,忧郁使女性演化出对失去小孩具有特别敏锐的感受,因为忧郁激发出她们教养小孩的动力。
女性罹患的几率(2)
还有一种情形,许多女性忧郁症者童年时曾受过严重的虐待。小女孩远比小男孩更容易受到性侵害,而强暴的受害者远比一般人更容易得忧郁症。这类女性还容易受厌食症之苦,这个问题最近几年也被认为与忧郁症有关。营养失调会引起许多忧郁症的症状,所以或许厌食女性的忧郁症状是另一种病症,但是许多经历过厌食症的女性表示,即使恢复正常体重,这些症状依然存在。此外,社会结构似乎与形成厌食症的痛苦自制观念,以及忧郁症中的无助感二者有关。自厌会让人不停地退缩,直到自己几乎消失于人群中。在探寻忧郁原因的诊断中,有几个关键的问题特别重要。询问厌食症患者在没有想到食物或进食时是否会失眠,通常是很有价值的问题。
女性主义评论者黛娜·克劳莉·杰克将这些看法分类整理,最后将其归因为女性失去声音与自我的要素,“因为这些女性听不到自己对配偶说的话,以致无法坚持信念和‘自我’的感受,反而变得对拥有私密感受的正当性感到怀疑。”杰克的理论是,无法与配偶充分沟通的女性(她认为,这是因为在大多数情形下,配偶不想听)只得退缩到沉默之中。她们实际上很少说话,不知不觉中失去自己的主张,说些“我不知道”或“我根本搞不清楚”之类的话。为维持婚姻,避免关系彻底破裂,这些女性要让自己符合理想女人的形象,说些配偶喜欢听的话——即使亲密交谈也是言不由衷,把自己隐藏于人群中。杰克解释:“女性为寻求亲密关系而承担沉重的自我否定。”事实上,成功的两性关系,通常是合伙关系,权力在男女之间可以相互转移,以适应他们共同与各自所面对的不同环境。不过,女性所拥有的金钱或经济掌控权通常较少,在破裂的关系里,女性比男性更能够容忍暴力与虐待,这都是事实。还有一种不断上演的“鸡生蛋,蛋生鸡”的剧情:忧郁的女性无法保护自己不受虐待,因而受到更多的暴力相待;又因受到虐待,于是变得更忧郁。这使她们更无力保护自己。
男性的病症
文学作品中描述了不同的女性忧郁的情形,却很少提到男性忧郁。许多忧郁的男性不愿意看病,因为他们处理忧郁的方法,不是退缩到沮丧的沉默里,而是退缩到暴躁的喧嚣、药物滥用与疯狂工作之中。根据统计报告,女性忧郁症者的人数为男性的两倍,但是男性忧郁者发生自杀的可能性为女性的四倍。单身、离异或鳏居的男性得忧郁症的比率,远远高于已婚男性。忧郁男性所表现的行为,不知何故被委婉地称为“暴躁”——他们对陌生人动怒、虐待妻子、滥用药物。作家安德鲁·苏立文最近曾写到关于他注射睾丸激素作为人类对抗艾滋病病毒(HIV)的方法之一,结果提高了他的暴力倾向。在我一连串对家庭暴力当事人的访谈中,听到的都是抱怨。“我回到家,觉得整天都累坏了,”一位男士说:“那女人老问我烦人的问题,她说话的噪音像锤子一样地敲打着我的脑袋。那声音让我吃不下、睡不着,就是因为她老在旁边唠叨。我不想伤害她,但想干点什么事。我快疯了,你懂吗?”另一位说,当他看到妻子时,觉得自己“如果我不挥一拳什么的,会觉得自己是什么事都干不了的废物。”
对妻子动粗当然不是表现忧郁感受的好方法,但这种症状通常与忧郁有紧密的关联。其他许多冲突、伤害行为,多少都是男性忧郁症的征兆。在大多数西方社会里,示弱被认为是娘娘腔的行为,男性不可以示弱,这使他们不能哭,不能表现出失态的恐惧与焦虑。虐妻者认为打老婆是证明自己存在的唯一方法,他们居然毫不怀疑地相信,内心之苦就是对行动的召唤,若有情绪而无行动就不算男人。不幸的是,有相当多举止粗暴的男性没有接受抗忧郁的治疗。如果说女性的忧郁之所以会恶化,是因为她们无法像自己期望的那般快乐,那么,男性的忧郁之所以会恶化,则是因为他们无法像自己期望的那般勇敢。大多数暴力行为都是一种胆怯的形式,而有些胆怯之举正是忧郁的症状。我现在才知道:以前我很害怕羊肉,那是一种胆怯的情绪在作怪。
在忧郁症第一次发作时,我曾有过好几段暴力时期,由于之前从没有过暴力的举止,我一直怀疑这段时期和忧郁有关,是忧郁的表现之一,也说不定是我服的抗郁剂所致。小时候,除了我弟弟之外,我很少打别人,而且大概十二岁以后就再没打过他。三十多岁后的某一天,我莫名其妙愤怒起来,心中开始想着各种杀人的画面,最后把女朋友家里有我的相片的镜框打破好几块,将铁锤扔在玻璃渣中拂袖而去,才消去怒气。一年后,我和一位交往多年友谊深厚的同性朋友发生激烈争吵,他让我受伤颇深,觉得自己被欺骗了。当时我已在某种忧郁状态中,我暴跳如雷,用从未有过的暴力行为攻击他,拉他去撞墙,不停地殴打他,打断了他的下巴和鼻子。他后来因为失血过多而住院治疗。我永远忘不了他的颌骨在我拳下碎裂的感觉。当别人提起我攻击他的可怕景象时,我的回答几乎和虐妻者对我说的话一模一样:我觉得自己好像消失了,而藏在脑中深处最原始的冲动告诉我,暴力是证明我存在的唯一方法。我对所做的事懊悔万分,但是,虽然一部分的我对朋友所受的苦而深深抱愧,另一部分的我却不对这件事有一丝后悔,因为我真的相信,若不这么做,我会完全疯掉——这个看法,那位朋友(我们依然很要好)后来也接受了。他精神的暴力和我肢体的暴力,实现了一种奇特的平衡。当时,某些令我苦恼的麻木、恐惧与无助的感觉,可以借着粗暴的举动得到舒缓。
我反对虐妻者的行为,也不赞同他们的看法,沉溺于暴力绝非处理忧郁的好方法。但是,暴力是有效的方法,我们不能否定暴力的自然治疗力量。那天我回到家,身上沾着血——有他的,也有我的——心中同时充满着恐怖与快意的感觉,我感受到极大的解脱和释放。我从未打过女人,但在打落朋友下巴那段时期后的八个月左右,我在公开场合以恶言羞辱一位好友,因为她想更改晚餐会面的时间。我发现忧郁很容易激起怒气。现在的我是走出忧郁谷底了,才可以控制这种冲动。我能控制暴烈的愤怒,但多半是在特定场合而不得不压抑,我的行为通常都止乎礼仪。我的愤怒不是身体的冲动,一般都经过思虑,很少完全失去理智。我当时的攻击行为是一种病症,这不代表我可以推卸暴力的责任,我不会原谅自己的行为,但可以从中看出端倪。
我认识的女性中,没有一位说过她们有相同的感受,而我认识的男性中,许多人曾有过类似的毁灭性冲动。大多数人都能够避免在冲动下行事,也有很多人无法控制而大发脾气,并在失态之举后感到放松。我不觉得女性的忧郁与男性有什么不一样,但我确实认为女性与男性有不同之处,而处理忧郁的方法通常也有差别。企图不让女性气质病理化的女性主义者,和认为可以克制情绪的男性,都一样是在自找麻烦。犹太男性是特别厌恶暴力的族群,忧郁症比率比其他族群的男性高,这现象很有意思——事实上,研究显示,他们的忧郁症罹患率和犹太女性相同。这样看来,性别不但在“谁会得忧郁症”中是重要因素,也关乎“如何表现忧郁”,因此也影响了控制忧郁的方式。
儿童忧郁症(1)
儿童忧郁症最早可在三个月大的婴儿身上发生,最初病症的发生主要是因为有个忧郁的母亲。这样的小孩不会笑,时常不愿意看人,包括父母,他们最轻松的时候,不是看到母亲的时候,而是独处的时候。他们的脑电波图跟别的小孩不太一样,若是治好母亲的忧郁症,小孩的脑电波图就会有改善。但是稍大的小孩,调适的速度就不会这么快,有忧郁母亲的学龄儿童,就算在母亲的症状得到缓解后,仍然会有严重的心理偏差。忧郁症父母的小孩,显然处于不利的状况。母亲的忧郁症愈严重,小孩的忧郁症也可能会愈严重,不过有些小孩可以比别人更能够习惯并体谅母亲的忧郁。一般来说,忧郁母亲的小孩不只是延续母亲的忧郁,还会比母亲的状态更严重。有的甚至在十年后才被诊断出来,这样的儿童会受到相当的社会伤害,患忧郁症的机会是一般人的三倍,有恐慌症和酗酒的机会则有五倍之多。
要改善儿童的心理状况,有时候治疗母亲比直接治疗儿童更重要,还要试着改善家庭关系,使其具有适应力、毅力、凝聚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父母可以合作,避免小孩患上忧郁症,就算是两人关系濒临破裂也该如此,虽然那条清楚分明的阵线很难维持。忧郁母亲的小孩比歇斯底里母亲的小孩问题更多:忧郁会很快影响他们的亲子关系。若母亲是忧郁症者,小孩不只会得忧郁症,还会有注意力欠缺、焦虑和行为失调等。就算他们很聪明,品格不错,在社会和学校还是表现不好。他们罹患疾病(过敏、气喘、不停地感冒、严重的头痛和胃痛)的比例特别高,而且时常没有安全感,多半会有偏执倾向。
密西根大学的阿诺德·山默卢是发展心理学家,山默卢一直在观察重度忧郁症者的小孩,他发现这些儿童在四岁的时候,他们会明显地“比别人悲伤、不合群、退缩和迟钝”。 为此,他举出五个可能的初步解释,他相信,这五种解释可以以不同的组合来运作:(1)遗传;(2)移情重现;(3)由于得不到父母的重视,因而断绝了与人沟通的意图;(4)角色扮演(儿童发现生病的父母因患病而得到不必做烦人工作的特权,而决定扮演病患的角色);(5)畏缩(看到不快乐的父母恶言相向所导致)。还有一种附带的解释:忧郁的父母比其他人更有可能成为药物滥用者,药物滥用者养育的小孩会受到什么样的对待和创伤?这是一个令我们感到沉重的问题。
“忧郁这么复杂的感受,究竟有多少影响因素?”以山默卢的看法,通常的忧郁正是由数个危机因子同时发生造成的。“同时受到数个危险因子袭击的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失常,”山默卢说:“从忧郁的角度来看,我们发现,用遗传因素来预测忧郁的发生,还不如用社会经济地位。而结合遗传和社会经济地位则是最佳的预测指标,但是这么一来,是什么样的关键因素促使无社会经济地位的儿童得到忧郁症?缺乏父母的教养?缺乏金钱?社会救济太少?家庭中的儿童人数?……”山默卢列了十项这类的因素,然后分析这些因素与不同程度忧郁之间的关系。他发现,每种负面因素本身即可能造成情绪低落,但任何因素的结合发生,就可能引起临床症状(也会降低智商)。山默卢接下来的研究发现,父母病况严重的小孩,表现比父母病况中等的小孩来得好。“如果你真的病得很重,就会有人接下你的重担。如果父母中有一位是正常的,他就知道要揽下养育的工作。而且小孩会学会理解家中状况,他知道父母中有一位得了心理疾病,不会像父母心理疾病较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