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郁-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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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她只是处于创伤后的紧张状态，但我看得出她已经在等死了，无论她有多老，我相信这不是摔断腿后的合理反应。　
　　后来我说服精神科医师来到公寓看她，和她聊聊，他立刻就诊断出是严重的老年忧郁症，开了舒忧给她服。三个星期后，我们带她去看脚病。我强迫她走出去，一部分是因为我觉得她的脚需要治疗，但主要原因是，我觉得她有必要鼓起勇气走入外面的世界。我带她出门时，她痛苦地看着我，好像老得不行了，她惊慌失措，不知在怕什么。又过了两个星期，我们约了帮她接腿的医生来公寓，我一走进去，发现她盛装打扮，头发梳得很整齐，擦了口红，戴上她常在特殊日子拿出来炫耀的珍珠别针。没人陪着，自己走下楼。她之前在医院耍脾气、有点偏执，对我们造成很大的压力，但现在她跟外科医生谈话却很愉快又条理分明。最后一次看诊时，我和护士用轮椅把她推进大楼，她高兴地知道腿好了，不停地感谢每一个人。看到她整个人复原得这么好，我十分得意，但离开她时却又不知该说什么，“婶婆，我们一起吃个午饭好吗？”我们进了一家我们都很喜欢的餐厅，她甚至在我的协助下在餐厅内走了一会儿，我们聊了一回，有说有笑，她还抱怨咖啡不够热，要求换一杯，她又活过来了。她虽然无法像以往那样活力十足，但答应从此之后每隔几星期就出门走走，而且基本的思考逻辑和幽默感也慢慢恢复了。半年后，她有点轻微内出血的问题，在医院住了三天。我很关心她，很高兴地得知她心情恢复的状况不错，入院不会惊慌害怕。她一周后出院回家，我登门拜访，并确定她的药是否还够用，我发现舒忧药瓶跟之前看到的一样满，“你在吃这些药吗？”我问。“哦，没有，”她回答：“医生说我不用再吃了。”我猜她一定误会了，但是医生指示时护士也在场，她没搞错。老实说，我吓得寒毛直竖。舒忧没有伤肠胃的副作用，这跟她的内出血似乎没什么关系，没有理由要她停药，更不必这么突然停下来，即使是年轻健康的人，停药也得依一定步骤循序渐进。服药而效果不错的人不该完全停止，但是治疗我婶婆的医生竟天真地要她停服“非必要”的药。我打电话把那位医生骂得狗血淋头，又写了封充满火气的信给医院的院长，要求让我婶婆继续服药。现在她活得很快乐，就在本书出版前不到一个月，她刚过了一百大寿。我们每两周带她上一次发廊，这样她在我们为她办的小宴会，就会显得神采奕奕。我每周二都会去陪她一整个下午，之前她在这时候都一副慵懒无力的样子，但现在却精神矍铄。我向她报告最近一周家族里的好消息时，她会高兴得鼓掌唱起歌来。我们无话不谈，她那慢慢恢复的乐观与智慧，让我受益匪浅。　　　
　　同性恋者患病几率高　　　
　　同性恋者在所有可能患忧郁症的族群中，患病比率高得惊人。在最近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观察一对中年孪生子，其中一个是同性恋者，一个是异性恋者。异性恋者中，百分之四曾有自杀企图，而同性恋者中则有百分之十五曾有自杀企图。另一项研究随机取样近四千名十七至三十九岁的男性，百分之三点五的异性恋者曾有自杀企图，而有同性伴侣的人曾有自杀企图的则高达百分之二十。还有一项取样约一万名男女的随机调查，在最近一年曾与同性发生性关系的人中，得忧郁症及恐慌症的比率明显较高。　
　　新西兰针对约一千二百人进行一项长达二十一年的调查，发现认为自己是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或双性恋者，很有可能出现重度忧郁症、一般性焦虑症、行为障碍、尼古丁上瘾、有自杀念头和企图自杀。一项针对六千名荷兰人的研究，显示同性恋者忧郁症比率比异性恋者明显高出许多。一项在明尼苏达州针对四万名年轻人的调查指出，男同性恋者曾有自杀念头的比率比男异性恋者高出七倍。还有一项针对约三千五百名学生的调查，男同性恋者有过自杀企图的比率比男异性恋者高出七倍。另一项取样了约一千五百名学生的调查，在曾有四次以上自杀企图的人当中，同性恋者（不分男女）的比率比异性恋者多七倍。一项在圣地牙哥的研究发现，在男性自杀者中，有一成是同性恋者。如果你是男同性恋者，你得忧郁症的几率高得恐怖。　
　　关于这方面的解释有很多，有些还算有道理，有些则是胡扯。少数科学家认为同性恋与忧郁症有遗传基因上的关联（我发现这种说法不但模糊，而且根本站不住脚）。有人认为，发现自己的性倾向异于常人，大多数同性恋者长时间不敢面对而饱受痛苦。流传的理论还有许多，但同性恋者之所以容易忧郁，其最显而易见的理由是大众对同性恋者的恐惧。同性恋者比一般族群更容易受到家人的排斥，他们更难适应社会。由于有这些问题，他们不得不退学。他们传染性病的几率较高。在成年后，他们的伴侣不稳定。在晚年无人照顾。他们感染艾滋病的机会较高，就算没有染病，一旦得了忧郁症，很有可能发生危险性行为而染上病毒，因而更加深了忧郁。　
　　最重要的是，他们大多过着封闭的生活，自我隔离也被社会隔离。2001年初，我到乌特勒兹（荷兰中部的城市）与西奥·山福特碰面，他是同志忧郁症研究的先锋。不出意料，山福特发现未公开身分的同性恋者得忧郁症的比例比公开的同性恋者高，而单身者又比有稳定长期伴侣的比例高。我推断，公开身分和有固定伴侣可以缓解沉重的寂寞感，而寂寞最令同性恋者感到痛苦。整体来说，山福特发现，同性恋者在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问题无所不在且细微难察，有时候连造成这些问题的人也没注意到，例如，就算是已公开身分的同性恋者，他们在职场中也不太愿意跟别人分享私生活。“在荷兰，”山福特说：“我们比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更能接受同性恋。我们觉得已经对同性恋很开放了，但依旧是个异性恋的世界，身为同性恋者，活在异性恋的世界中压力非常大。　
　　现在有许多同性恋者过得还不错，其实已经有很多人成功克服同性恋者的复杂情结，拥有惊人的精神毅力，比异性恋者更强悍。但是同性恋者社群里，从性格坚韧到极度脆弱的人都有，心理健康差异比其他社群的人更巨大。”　山福特明白自己在说什么。他花了很大的力气来认清自己，承受父母的责难。二十岁时，他变得忧郁又脆弱。在精神医院住了七个月，改变了父母的态度，使他们重新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从此他的心理状况逐渐改善并保持健康。“我曾经孤绝过，又重新找回自己，”他说：“父母的教养不当是使小孩心中充满自我憎恨的原因之一，这会在童年晚期凝聚成内化的同性恋恐惧思考方式。内化同性恋恐惧通常起源于童年早期的受虐和被忽视。”“在他们能够与别人发生性行为之前，”福莱特曼与道尼写道：“男同性恋者在小时候常被称作‘娘娘腔’或‘玻璃圈的’，他们被揶揄、排斥，受肢体暴力的威胁，甚至被其他男孩攻击。”　
　　的确，1998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有同性恋倾向者，在学校时常有财物遭窃或被故意破坏的事情。这些受创的经验会造成他们缺乏男性的能力，因为被排斥而恐惧、逃避，从而被男性同侪孤立。这些痛苦的经验会造成难以治疗的“全面且顽强的自我憎恨”。同性恋遭遇歧视的问题与种族主义等其他歧视，在许多方面十分类似。每次看到柏林犹太裔青少年的自杀率，总会令我震惊，这表示遭受歧视的人会倾向于怀疑自我，看轻自己的生活，最后在憎恶之下完全绝望。但是，希望依然存在。“我们相信，”福莱特曼与道尼写道：“许多男女同性恋终究可脱离过往的童年阴影，而融入同性恋亚文化更能够帮助他们走出来。有正面作用的亲密关系对受创的幸存者有治疗的作用，加强了安全感、自尊心，支撑了认同感。达到正面的巩固自我认同的复杂过程，需要在与其他同性恋者亲切的人际互动里进行。”　　　　　
　　第六章　成瘾　　　
　　滥用药物　　　
　　忧郁症与药物滥用形成一个循坏——得忧郁症的人好让自己挣脱忧郁；滥用药物的人搅乱了生活，最终患上忧郁症。　
　　新抗郁剂是否会重蹈现代化的覆辙，没有给人更多的自由，只是提高了生活的期望和速度？我们是否处于创造新的超人的危险边缘？　
　　我希望能和一大群从忧郁和酒瘾中走出来的人一起跳舞，嘲笑那巨大的忧郁。那是我心目中的天堂。　
　　忧郁症与药物滥用：这里的“药物”指的是广义的“毒品”或易成瘾物质　（如尼古丁、酒精、古柯硷、海洛因等），形成一个循环。得忧郁症的人滥用药物好让自己挣脱忧郁；滥用药物的人搅乱了生活，最终患上忧郁症。到底是“天生倾向于”酗酒的人变为酒鬼，于是滥用药物而产生忧郁；还是天性忧郁的人把饮用酒精当成一种自我治疗——两种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血清素减少，在加剧酗酒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所以逐渐加重的忧郁可能会造成身体性的酗酒加剧。　
　　事实上，神经系统的血清素含量与酒精的饮用量成反比。以非法药物进行自我治疗常会得到反效果：合法的抗郁剂药物刚开始会有副作用，慢慢才有预期的效果；而滥用的药物通常是一开始就有期望的效果，然后慢慢产生副作用。选择百忧解而不用古柯硷是一种延缓满足感的策略；选择古柯硷而不用抗郁剂是因为渴望得到立即的满足。　
　　所有滥用的药物——尼古丁、酒精、大麻、古柯硷、海洛因，和其他二十多种已知药物——都会对多巴胺系统造成影响。有些人天生就有使用这些药物的倾向。滥用的药物分三阶段作用于大脑。第一阶段作用于前脑，影响感知；然后，这会刺激连向大脑各重要部位的神经纤维——我们和爬虫类一样都有这些部位——最后，它们会把兴奋的讯息送到大脑其他部位，通常是影响多巴胺系统。像古柯硷，其作用有可能是阻断多巴胺回收，因此会有大量多巴胺飘荡于大脑中；吗啡的作用是促进多巴胺的分泌。其他神经传导物质也会受影响；酒精影响血清素，有许多药物可能会提高脑啡肽。不过，大脑拥有自我调节的能力，以保持刺激讯息的稳定：如果让大脑泡在多巴胺里，大脑就会发展出对多巴胺的抵抗性，因而需要愈来愈多的多巴胺才能引发反应。若不是多巴胺受体数量增加，就是现有的多巴胺受体敏感度降低。这就是为什么上瘾者对的需求量会渐渐增加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停止依赖药物来刺激过量多巴胺的人，在渐渐复原时会感到无力、阴沉和忧郁：他们的大脑在自然状态下所产生的多巴胺的含量，根本比不上经药物改造的大脑所产生的含量。等到大脑再度调整过后，戒断症状才会平息。　
　　大多数人若是使用成瘾药物够多、够久，都会上瘾。有三分之一抽过烟的人会对尼古丁上瘾；约四分之一用过海洛因的人会对其产生依赖性；约六分之一喝过酒的人会对酒精产生依赖性。药物使用的方式决定了药物中毒的快慢。各种方式中，中毒速度最快的是注射，其次是鼻吸入，最慢是口服。当然，各种药物的速度各不相同，速度也决定了这种药物的作用有多大。“谁会产生使用药物的动机，这个问题没有一定的答案，”哥伦比亚大学毒品戒治与研究部的主管大卫·麦克道尔说：“要看在什么地方和什么社会状态而定。但接下来的结果就完全没有定数了，有人用了一次以后还是好好过日子，水远不会再试第二次；有人一用就立刻上瘾，终生不能戒断。”　
　　药物滥用者和忧郁症者很像，具有先天的体质，再借由外在经验引发：天生就有滥用药物性格的人，只要使用一种药物够多、够久，就会对其成瘾。倾向于滥用酒精的忧郁者，通常会在重度忧郁第一次发作后经历长达五年的酗酒；倾向于滥用古柯硷的忧郁者通常在第一次发作后经历长达七年的滥用。目前没有检测可证明什么人用什么药物会有什么程度的危险，不过有人试图以血液中某些酵素的量为基准，以进行这方面的系统化检测。目前我们不可能知道，到底是忧郁者的生理变化使他们精神脆弱而更容易滥用药物，还是增加的脆弱本身主要就是生理因素造成的。　
　　大多数忧郁的药物滥用者都同时有这两种相关的疾病，二者都需要治疗，也都会相辅相成。两种疾病都在多巴胺系统中交互作用。一般认为，要先叫病人戒掉药物滥用，之后再去对付忧郁症，这种看法其实是有点可笑的：这等于是要先把痛苦全部吞进腹中，直到痛苦爆发才想办法解决。要是你以为毒瘾可以忽略，以治疗忧郁为优先，让他感觉较好以后就不会再滥用任何药物，这又小看了生理依赖性的强大。“如果我们能在成瘾问题上学到什么事，”曾经担任美国“反毒沙皇”（指美国政府反毒部门的主管），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成瘾与药物滥用中心的赫伯特·克莱柏说：“那就是一旦染上毒瘾——不管是如何染上的——你就等于染了一种有生命的疾病。如果用抗郁剂治疗忧郁的酒鬼，他最后可能会成为不忧郁的酒鬼。”即使消除了原先滥用药物的动机，也无法让已养成滥用习惯的人戒除药物。　　　
　　找出病源（1）　　　
　　理论学者急切地希望能够区别病人是罹患情绪疾患还是产生药物依赖性。有些判断标准——例如病人家族有忧郁症病史或者药物滥用病史，可以作为判断的依据。除此之外，标准很模糊。酗酒会造成忧郁的症状。目前主流治疗哲学认为必须先治疗药物滥用，等到这个人“干净了”或“清醒了”一个月左右，才能评估他的情绪状况。若他的状况不错，表示这个人的忧郁可能是由药物滥用引起，所以治好毒瘾就同时治好了忧郁。理论上说得通，但实际上，因戒断而造成的混乱非常可怕。在戒断后一个月感觉很好的人，可能是太过相信自己的自制力，正在历经体内各种荷尔蒙、神经传导物质、酵素等分泌量重新调适的过程；这种人的酒瘾或忧郁症不一定真的治好了。在戒断后一个月仍因生活周遭问题而感到忧郁的人，既不代表他是因情绪问题而导致药物滥用，也不表示潜伏的情绪问题已浮出水面。认为药物遮蔽了滥用者的真实自我，有些人可以恢复到纯粹状态的说法，其实是无稽之谈。而且戒断的情绪问题，会等到戒断后的一至两个月才出现。身体要花好几个月才能从长期药物滥用中恢复过来；有些要等到一至两年后才恢复；根据克莱柏的说法，有些大脑的变化“可能永远不会回复”。正子放射断层摄影检验了各种药物对大脑造成的影响，由扫描图看来，有些人过了三个月仍没有恢复多少。药物会造成永久的损害，长期药物滥用者常会苦于记忆力受损。　
　　如果说要患忧郁症的药物滥用者先戒掉毒瘾太过残酷，那先给他们服抗郁剂有意义吗？如果忧郁是他们酗酒的主要原因，那么让忧郁的酒鬼服用抗郁剂就可以缓解一些饮酒的欲望。这种先舒缓忧郁症的测试模式，比先戒掉毒瘾再看是不是“真的忧郁症”更经常使用。抗郁剂治疗在减轻药物滥用上的确有效果：最近的研究证明，让酒鬼服用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可增加戒酒成功率。很明显地，忧郁症以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