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郁-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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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试图将其对古典哲学的理解，与某些已被接受的中世纪的“知识”融合在一起。费西诺把古典哲学里对敏感的看法和中世纪迷恋的星象学连在一块，把土星看成具有影响力、孤高、矛盾的星球，主掌忧郁。土星“本身就是神秘默想的创造者”。根据炼金术士兼神秘主义者阿古利巴的话：“他孤傲，是最高贵的星球，他先把灵魂从外部召唤回中心，然后提升至高的层次，领其走向最崇高的位置，再授予灵魂知识。”瓦撒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收藏家，著有许多著名艺术家的传记——译者注）在他谈论当时杰出艺术家的著作中，支持这样的观点。
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比意大利更坚持中世纪的忧郁症观点，但意大利人有关忧郁的看法对英国人产生的影响在十七世纪开始发酵。所以不妨说，英国人依然相信忧郁症是来自于“邪恶天使作怪”，但也认为受其所苦的人，不必为这种病负责。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思想家来说，忧郁症患者经历的罪恶知觉，是种危险的灾祸，而非遭上帝遗弃的表征，不可和真正犯罪者的真正罪恶知觉混为一谈。当然，区分妄想和真实，有时候并不那么容易。一个“天生忧郁，被苦恼搞得心烦意乱”的学生声称，他其实是感觉到有“邪灵随风自肛门潜入，钻进体内，窜至脑部”。虽然最后他的邪魔入侵的毛病医好了，但别人可没这么幸运。乔治·吉福特想知道：“什么样的人最容易被魔鬼施以巫术和魔法，成为傀儡。”后来他找到了答案，邪魔寻找的是“不敬神的人，他们盲目，完全无信仰，沉溺、陷落于无知的世界。易患忧郁者的体质中，如果还有更崇高的东西，那他的心中就会有较深刻的信仰。”
当时的欧洲，北方把巫术与忧郁症连在一起，而南方则把天才与忧郁症连在一起，两种观点竞争激烈。荷兰宫廷医生魏阿（他所写的《魔鬼威灵记》曾被弗洛伊德列为史上最伟大的十本书之一）全力帮被指控为女巫的妇女辩护，说她们是忧郁症患者，由于他坚持那些不幸的妇女是患了脑疾病，才让她们保住性命。他举证说，所谓女巫的受害者通常有妄想，主要是那一大群声称女巫偷了他们阳具的欧洲北部男子。魏阿强调，通常来说，自称器官被偷走的人，其实他们的器官都好端端地挂在原位，“那话儿”很少弃主人而去。如果女巫的“受害者”是妄想，那么被指控为女巫的人，必然有更严重的妄想。英国人史高采用了这种观点，在他1584年的一本关于巫术的书中指出，女巫都不过是忧郁又愚昧的老妇，邪恶像蚊子般叮咬着她们，她们把身边的问题都归咎于自己。她们“驽钝的心，是魔鬼最喜盘踞之处，因此，她们很容易就相信，坏事、不幸、灾难和惨祸，全是自己所为”。曾被认为是宗教真理的事，不过只是妄想和忧郁症之类的病症，这样的看法大大挑战了当时占多数的持中世纪观念的人，虽然史高的书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被广为阅读，但詹姆斯王（以钦定英文版《圣经》而著名的英国国王）仍下令烧掉这本书——好像它本身就是邪术一样。
浪漫的文艺复兴时代（2）
疾病的看法渐渐取代附身之说。当时一个法国案例，医生发现一位女巫“左侧腹肋部有隆隆声，大约在脾脏附近”。这使得教会在1583年下令，僧侣在进行驱魔仪式前，先“用心调查着魔者的生活”，“因为这通常是忧郁症、失心疯和邪术的蛊惑……找医生治疗比进行驱魔仪式有效”。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性主义战胜了中世纪的迷信。
法国是第一个明辨原发性疾病与想象型病痛的国家。蒙田自己也是患有忧郁症的名人，他坚信哲学可作为医疗手段，并且创造出一套抗拒忧郁的幻觉魔术。例如，他说有一位女士自以为吞了一根针而受到惊吓，他为她催吐，然后把一根针放在她的呕吐物中，于是她就痊愈了。
杜劳伦斯写的《谈忧郁症》于1599年以英文出版。他说忧郁症是“大脑受寒失调，不会影响身体状况，但会影响生活态度，研究发现，他们好像是着迷于此”。杜劳伦斯把精神分为三部分：理智、想象和记忆。他的结论是，忧郁症乃是想象的疾病，认为忧郁症患者的神智仍属完整，在教会的眼里，忧郁症者并未失去人性——不朽的理性灵魂，因此也不会遭天谴。他认为忧郁症有程度之分，区分了“尚属健康范围之内的忧郁”与超出健康范围的忧郁。就像其他讨论这类题目的作家一样，他的书中有许多趣闻轶事，包括“有位男士决定不再小便，准备等死，因为他认为只要一小便，全城的人都会溺死”。这位男子似乎是因焦虑自己的毁灭能力而无法行动，也造成他对膀胱的精神恐惧。医生只好在他隔壁放火，告诉他全城都快被烧毁了，只有他放松一下才能拯救全城人，这才让他克服了奇特的焦虑。
杜劳伦斯最出名的大概是他“向内看”的复杂观念：也就是眼睛向内，看到大脑里面。他无法讲清快乐的人向内看，会看到脑中有什么五彩缤纷的景象，但他确信，由于忧郁症患者的胆中充满黑胆汁，所以当他们向内看时，会看到黑暗之物。“原动力和血脉不停地传输着精气和黑气，从脑送向眼睛，使人看到黑影和空中虚幻的幽灵，因此，眼睛看到的全是想象之物。于是不愉快的事就发生了，即使眼睛是朝外的，仍会看到黑色幻影不断闪现，忧郁症患者会看到许多尸体在飞翔，就像蚂蚁、苍蝇和长的毛发一样，想要呕吐的人也会看到相同的景象。”
忧郁开始变成寻常的东西，从此以后，人们就懂得根据损失与悲伤的相对程度，来区分正常的烦恼和忧郁症，也能判断为什么有些人的悲伤程度过了头——三个世纪之后弗洛伊德订下了准则，至今仍用于忧郁症的诊疗。十七世纪初的一位医生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一位病人悲伤过度，到了“什么事都乐不起来”的程度，直到过世；另一位病人是“苦于忧郁，在母亲过世三个月后，她不知要怎么生活下去。伤心、流泪、漫无目的地晃荡、无所事事”。另一位医生提到，一般的不快乐或悲伤“会招来人性的最大敌人，也就是忧郁”。忧郁从此就成了寻常的东西，若太严重了，就是不正常的东西，这种双重定义很快就成为标准定义。
从十六世纪末到整个十七世纪，“正常”的忧郁成了普通的痛苦，这种不悦同时也带来了另一种愉悦。英国的费西诺主张反对弗洛伊德的准则，在欧洲大陆各地都得到愈来愈多的回应。荷兰的列尼奥斯、西班牙的胡奥特与摩卡多、米兰的席威提可斯和法国的杜劳伦斯都提到，一个人忧郁时会比不忧郁时有更多的灵感。亚里士多德学派对忧郁的浪漫想法似乎横扫了欧洲，忧郁变成一种时尚。费西诺确信忧郁是天才的表现，他所在的意大利，所有自认是天才的人，都自认患有忧郁症。由于才华洋溢的人会感到痛苦，所以希望被认为有才华的人也假装很痛苦。费西诺的身边，有一群国际“土星”知识分子聚集在佛罗伦斯，并组成团体。到意大利旅行的英国人看到这种情形，回到家乡后假装世故成熟，表现出忧郁的模样，而且将之当成一种收获，因为只有富人才有能力旅行，忧郁很快变成英国人眼中的贵族病。上流阶层的叛逆者——满脸愁容、沉默寡言、一头乱发、暴躁、倨傲、严肃——成了十六世纪末英国社会的典型形象，当时的文章常提到并嘲讽这种典型，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莎翁名剧《皆大欢喜》中“忧郁的杰奎斯”。
莎士比亚具有描写忧郁症的高超能力：哈姆雷特这个人物表现得最彻底，大大改变了人们对忧郁的看法。从来没有一个作者像莎士比亚那样，满怀同情心，又如此细致地叙述忧郁，深刻地表现了欢乐与悲伤，呈现出智慧和愚蠢的本质，描绘了狡诈与自毁的特性。在莎士比亚之前，一个人的忧郁只是个别现象，在他之后，忧郁之于存在，不再像是把靛色光线从白光中分离出来那么简单。三棱镜在一瞬间揭露的事，无法改变每天太阳底下的现实。
在《哈姆雷特》上演的当时，忧郁症不但是疾病，也是一种特权。十六世纪时，有位理发师在看戏时抱怨他感受到忧郁，结果遭到了严厉的谴责。“忧郁？老天，说什么傻话，你这个剃头的哪有资格讲‘忧郁’这个词？你应该说消沉、无聊和发呆，忧郁是朝臣手臂上的徽章啊！”根据当时一位医师的记载，他的忧郁症病人中，四成是有头衔的人物——但其他的病人大部分是农夫和农妇。上门求诊的贵族中，有三分之二自称有忧郁情绪，而且这些男女都博学多闻，谈的不单是阵阵愁绪，从他们的抱怨之词来看，显然对当时的科学知识和时尚有相当的了解。有位这类的病人“渴望有什么东西能阻止从脾脏涌出的怨气”。以菟葵为主的药方依然最常使用，治疗这位男子的医生开出希拉萝加弟、青金岩、菟葵、丁香、甘草粉、帝阿姆巴和波维斯山可提，把这些东西调进白酒中，再加入琉璃苣。有人求助于星相图，作为个别参考或用来决定治疗的时辰，还有人尝试放血。当然，宗教咨询也常是好主意。
浪漫的文艺复兴时代（3）
就像百忧解时代初期，即使是健康的人也可能会罹患忧郁、抗拒忧郁和谈论忧郁，十七世纪初也一样，没有忧郁症的人也开始注意忧郁这回事。1630年和1990年一样，与这种病症有关的字眼——“抑郁”或“忧郁”——意义愈来愈混乱。在“麻木”还是罪恶的时代，只有病到动弹不得，或有妄想型焦虑的人，才敢承认自己有这种症状。而文艺复兴时代，“忧郁”这个词也意指深刻、感伤、复杂，甚至包括天赋。没有医学疾病的人，也会有忧郁的行为，人们很快就发现，虽然真正的忧郁症很痛苦，但忧郁的行为却很好玩。他们瘫在沙发上几个小时一动不动、盯着月亮、思索存在的问题、佯称害怕所有困难的事、对别人的询问默不作答，总之，所有曾经属于“麻木”而要避免的禁忌与举止，都出现在他们身上。这种忧郁症是受人钦佩、不断被人分析研究的小病痛。真正患有严重忧郁症的人，会得到众人的同情与尊敬，再加上许多医疗方法的进展，自盖伦的罗马时代以来，这是忧郁症患者待遇较好的时光。这种状态被人同情，有时又令人有点羡慕，曾称之为白色忧郁，它光芒四射而非黑暗阴沉。
弥尔顿（十七世纪的英国诗人）写的《幽思之人》，用高雅的诗句子叙述了十七世纪的流行观念：……向你致敬，神圣又睿智的女神，向你致敬，最庄严的忧郁，你那玉洁冰清的容貌如此耀目凡人无法直视弥尔顿甚至高声赞颂修道院的孤绝和消沉，以及年华老去：寻觅静谧隐士居，破旧长袍与陋室，……
老成练达使修得先知圣者之音容此福乃为忧郁赐吾心向汝至耆年
科学时代的来临（1）
十七世纪出现了一位史上最伟大的为忧郁症辩护的人士。伯顿结合了一千年来的思想与持续涌现的零散个人观点，写成《忧郁的剖析》，他将一生都倾注在这本书中。这是在忧郁症的领域里，弗洛伊德的《哀悼与忧郁》之前最常被引用的书，晦涩、自相矛盾、结构松散、博大精深，试图综合亚里士多德和费西诺的哲学、莎翁笔下人物的意志、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医学见识、中世纪与文艺复兴基督教会的宗教冲动、个人的疾病经验与自省。伯顿的成就，跨越了哲学与医学，介于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开创出一条将精神与物质统一的道路。但我们不能完全赞同伯顿这种因尊重各家不同观点，而把自相矛盾的观点融为一体的作法。他时常对同一个现象提出六种相冲突的解释，而不说明这些都太过武断。现在的读者看这本书，有时候会觉得古怪，但如果来检阅最近由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发表的文章，会发现忧郁症之所以复杂，实在是因为人们对它太过武断——忧郁症是殊途同归的疾病，不管发生在谁身上，发生什么特定的症状，可能都是多种不同途径造成的同一结果。
伯顿一开始以生理的观点来看忧郁：“我们的身体和时钟一样，如果一个齿轮出了故障，其他部分也会出问题，整个人都会感到痛苦。”他认为“哲学家为冷与热订出八个等级，我们也可以订出八十八种忧郁，因为有此病症的人有多种病因，或者陷入这恐怖深渊的程度有所不同。” 后来他又说：“普罗秋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具变形的能力）本身并没有那么多面貌，你也可以像忧郁症患者一样，把月亮当成新外套或者观看扇子在空中的动作。”伯顿作了大致的分类，区分出脑为主的“脑性忧郁”、“全身性忧郁”，以及因“肠、肝、脾或薄膜”而导致的忧郁，他称之为“肠气忧郁”。他依此分类和再细分，建立了愁苦的地图。
伯顿把忧郁与单一的“沮丧、伤心、烦闷、愚钝、坏脾气、孤僻、敏感和不高兴”区别开。他说，这些特质人人都有，不能依此就推断为病症。“男人是由女人所生，”他引用《公祷书》的话说：“缺乏毅力，时时遭受烦恼所苦。”这不代表我们所有人都有忧郁症。实际上，伯顿说：“我们的人生中充满苦难。平凡人要追求一辈子的永恒欢乐，是十分荒谬可笑的事。这十分愚蠢，不明了这点、不学习忍受的人，无法存活在世间。因此，如果不容忍这个现实，就不可能避开这些事情，但是，要培养宽宏的气量，别让自己陷落进去，接受痛苦，持久忍耐。”
除非你能承受不幸，否则无法活在人间，每个人都会遭受苦难，但苦难常会愈滚愈大。“虽然小小的咳嗽是可以忍受的，持续不断却可能是肺结核，忧郁症的发作也是一样。”伯顿也确立了新的理论，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忍受创伤的能力，创伤的程度和忍受力的程度二者的较量决定了病症的程度。“有些人只觉得是跳蚤咬一口的小问题，对其他人却是无法忍受的事；一个人可以自行调适，冷静面对，轻松度过难关，短暂的痛苦一下就过去了，但若不断受到欺凌、伤害、烦恼、侮辱、失败、背叛、中伤等等，到了令人爆发的程度，他的脸色就变了、理智就消失了、不能入睡、精神萎靡、心情沉重……忧郁把他压垮了。就像因欠债而进监牢的人，一旦他被关起来，所有的债主都会找他麻烦，这可能会使他关得更久；如果一个受苦的人遭到不幸，一时之间，所有烦恼都会找上他，然后他就像只跛脚的狗或断翅的天鹅般垂头丧气，最后他就得了忧郁症。” 伯顿也简单说明了焦虑的经验，精准地将其放在他忧郁的叙述中：“在白天，他们依然会被某些可怖的东西所惊吓，为猜疑、恐惧、悲伤、不满、担忧、羞愧、悲痛等等这么多管不住的野马所苦恼，他一分一秒都静不下来。”
伯顿用多种词句叙述忧郁：“猜疑”、“嫉妒”、“怨恨”、“贪婪”、“满怀怨言”、“欲望无法满足”和“想要复仇”。这同样也是他写的：“其实忧郁的人大多很机灵，而且‘他们的忧郁倾向’使他们得到多次神圣的狂喜，那是一种宗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