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郁-第3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来主持。许多因心理疾病而引发问题的案例，常在社会救济报告中被有意忽略。自由派政客喜欢强调不幸的贫穷阶级是自由经济之下不可避免的结果，所以心理健康治疗计划不需要调整；而保守派政客则喜欢把这种问题归因为懒惰的结果，调整心理健康治疗计划也改变不了懒惰。事实上，对许多穷人来说，他们的问题既非缺乏就业机会，也不是缺乏就业动机，而是严重的心理健康缺陷使他们无法就业。
有几项针对贫困者的前瞻性研究正在进行。许多从事公共心理卫生的医生专注于这个族群，并且已经证明贫困忧郁者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珍妮·米兰达是乔治城大学的心理学家，在都市贫民区的心理卫生医疗中心工作了许多年。她最近完成一项针对马里兰州乔治王子县的妇女治疗研究，那里是华盛顿特区外的贫民区。由于梅兰市提供给贫困人口的医疗服务只有家庭计划医疗中心，米兰达从中选取一家进行忧郁症的随机调查。她把判断为忧郁症患者的人登记在医疗资料中，以观察他们的心理健康需求。维吉尼亚大学的埃米莉·豪茵丝坦最近指导了一项乡村妇女忧郁症治疗研究。她从问题儿童着手，再转向治疗他们的母亲。研究重点地区位于乡野的维吉尼亚州里的白金汉郡——那里大多数的工作机会在监狱和少数工厂之中，未受教育的人口不在少数，四分之一的人口没有电话，许多人住在没有隔间、没有厕所，甚至连自来水都没有的屋子里。米兰达和豪茵丝坦从他们的调查资料中筛选出药物滥用者，引导她们接受康复计划。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格伦·崔斯曼投身于巴尔的摩人类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贫困患者的忧郁症治疗已有几十年，这些病患大多也是药物滥用者。他不但是医生，也是为这个族群说话的代言人。以上提及的医生都采用扎实的医疗技术。这些研究的结果都极为一致。我有幸可以接触这些研究里的病人，出乎我的意料，我碰到的每位病人经过治疗后，都相信他或她的人生多少都有所改进。所有患严重忧郁症后痊愈的人，无论生活环境有多糟，都慢慢回到生活正轨。他们觉得生活好多了，心情也有所改善。他们到职业介绍所接受引导，恢复正常生活，即使是再度遭遇难以解决的生活障碍，他们也多半能够很快克服，有时候还进步得很快。他们惨绝人寰的遭遇远超过我的意料之外，悲惨到我要不停地询问他们的医生，查证那些情节的真实性。所以他们的复原听来好像灰姑娘的故事，像南瓜马车和玻璃鞋一样不可思议。好几次，我遇到接受过治疗的忧郁症患者用难以置信和怀疑的口吻说：为什么经过了这么多不幸，在接受治疗洗礼之后，居然还能改变整个人生？“我请上帝派天使来救我，”一位女士说：“他果真在聆听我的祈求。”
第十章 政治
有关忧郁症的“秘密”（1）
谁在研究忧郁症、谁可以得到治疗、谁该负责把人送进收容所吗？忧郁症可以在社区里治疗吗？ 治疗是医生的权力还是社工的任务？什么样的诊断结果可以得到政府的医疗补助？无法叙述或了解自身经验的社会边缘人，可以凭借忧郁症获得许多权力，忧郁症的语言也可以被无止境地操弄。占有优势的社会成员透过这些语言来感受他们的疾病，而这些语言是由美国议会、美国医药协会与医药产业各自运作所构成的。
如果忧郁症是“简单的身体性疾病”，那就该像对待其他身体性疾病一样对待忧郁症——保险公司应该像提供癌症保险一样提供重度忧郁症的保险；如果忧郁症是根源于个人性格，那就像愚钝一样，是患者自己的错。如果每个人都可能在任何时期得忧郁症，那预防工作就会受到大家重视；如果只会侵袭贫困者、教育程度不高或弱势群体，那么，在我们这个不平等的社会里，预防工作就不会受到重视。如果忧郁症患者会伤害其他人，为了社会着想，大家会注意控制他们的病情；如果患者只会乖乖待在家里或消失不见，人们便会因为难以察觉而轻易忽略患者的存在。
过去十年来，美国政府已改变了对忧郁症的政策，而且仍在持续修改；其他国家也有显著的变化。有四项主要因素影响政府对忧郁症的看法——政策的实施也与其相关。第一项是医药化。在根深蒂固的美国精神里，我们不需治疗这样的疾病——归咎于自己的疾病或因为人格缺陷而得的疾病，但是保险公司至少还会提供肝硬化和肺癌的保险。一般大众总认为去看精神科医师是一种自我放纵的行为，它更接近于去找美容师，而不是去看癌症医生。把情感性障碍视为医学疾病，等于驳斥了这种愚蠢的看法，不要把忧郁症的责任推给患者自己，才更能够证明治疗是“师出有名”。第二项影响认知的因素是过度简化（说来奇怪，二千五百多年来我们对忧郁症一直认识不清），其中最严重的过度简化是，普遍认为忧郁症是血清素太低的结果，就像糖尿病是胰岛素太低所致——医药产业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助长了这种想法。第三项因素是脑部影像。如果你把忧郁症大脑的图像（以颜色标明新陈代谢率）和正常大脑的图像（同样的上色法）放在一起比较，结果十分吓人：忧郁的人，大脑是灰色的；快乐的人，大脑则色彩缤纷。这改变了观者心情上和科学上的看法，虽然非常不自然（颜色是造影技术做出来的，而不是大脑真的有深浅浓淡的色彩），但这种胜过千言万语的图片可说服人立即接受治疗。第四项因素是政治影响力太薄弱。密西根州的民主党众议员琳恩·里弗斯说：“忧郁的人讲话声音不够大。”对特定疾病的关照，通常是国会游说团体为提高人们对这类疾病的注意而努力的结果：艾滋病得到高度重视，就是感染此疾病或高危险族群强力运作的成果。不幸的是，忧郁症者常会觉得日常生活就已经够烦了，因此他们无暇或无力成为游说者。此外，许多忧郁症者就算在状况较好的时候，也不太想多谈：忧郁症是可耻的秘密，你想进行游说就一定要揭露出这个丢人的秘密。“若有人找民意代表反应特定疾病的严重性，会对我们造成强大的影响力，”伊利诺州共和党众议员约翰·波特是“劳工、健康与人道服务预算审查委员会”的主席，主持国会中对精神障碍预算的审查案，他说：“受到民众口述患病经验的影响，我会努力地将修正案带上议事席，让特定疾病得到专用的特别预算。国会议员多半会这么做——但是很少为精神障碍说话。”不过，美国还是有许多精神障碍游说团体在为忧郁症者奋斗，其中最杰出的是全国精神障碍联盟和全国忧郁症与躁郁症协会。
进步的最大阻力可能还是社会上对忧郁症的刻板印象，其他疾病都不像忧郁症一样有这种挥之不去的阻碍，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的院长史蒂文·海曼曾把这种阻碍形容为“公共健康的灾难”。我在写作本书时所访问的人常会要求匿名，不要泄漏他们的身分。我问他们，如果别人知道他们是忧郁症患者，到底会有什么结果。“别人会认为我是废物，”有位男士这么回答，他的事业非常成功，但在我看来，他罹患严重疾病而最终治愈，表示他有惊人的毅力。虽然人们喊着“出柜”，公开表明自己是同性恋者、酗酒者、性病患者、童年遭受性侵害者，但我们依然耻于在文字记录上表明自己是忧郁症患者。
本书中提到的故事，都是花了不少力气得来的——并不是因为忧郁症罕见，而是因为愿意对自己及他人坦诚的人是少数的例外。“大家都不信任我，”一位得过忧郁症的律师说，他休养了一年，然后开始“计划未来”。他捏造出所有请假时做的事情，还花了许多精力（包括伪造的度假照片）好让人相信他的谎言。与他访谈完后，在他任职的办公大楼等电梯时，我与一位年轻的职员聊起来。我随口说是来这里找律师谈契约，他问我是做什么的，我回答说正在写这本书。“哦！”他指出我刚访问的人，“有个家伙”，他热心地说，“曾经彻底崩溃过——忧郁、发疯，就像你说的。疯了好大一阵子。他现在还是有点怪怪的，照了一堆诡异的海滩照片挂在办公室外头，他编了很多故事吧？有点无厘头对不对？但还是回来工作了，就专业的角度来看，他是个心思细密、很有能力的人。如果他愿意，你真的应该跟他聊聊，探探究竟。”在这个例子里，这位律师在对抗忧郁症得到的好名声，比罹患忧郁症得到的恶名声还多，而他的伪装是失败的欺瞒之举，就像糟糕的接发技术一样——捏造了一个可笑故事，还不如坦荡一点——但是保密的心态还是无所不在。我的文章在《纽约客》上表之后，我收到了许多署名为“知名不具”、“无名氏”的来信。
有关忧郁症的“秘密”（2）
我这辈子还没写过一本书，像忧郁症这样吸引来这么秘密，在餐桌上、火车上和其他我碰到访谈对象的地方，人们会对我吐露惊人的故事，但最后总要交待：“千万别说出去。”有一位受访者打电话来告诉我，她母亲恐吓她说，要是我把她的名字写在书上，就不跟她说话了。精神世界往往不为人知，深刻的感情常被锁在心里。我们只能借由谈话来认识这个人，没有人可以打开别人重重深锁的心门。“我从来不谈这些，”某人曾与我谈到他的奋斗，“因为我不知道那有什么好处。”我们不清楚忧郁症盛行的程度，因为很少听到真相，而真相之所以很少被谈论，部分原因正是我们不清楚忧郁症有多盛行。
有一次在英国参加一个家庭宴会，发生了一段奇特的经历。有人问我是做什么的，我坦诚回答说在写关于忧郁症的书。晚餐后，一位美丽高雅、金发盘成髻的女士在花园里走到我身边。她轻柔地把手放在我的手臂上，问我可否与她聊一下，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漫步在花园中，她告诉我她骇人的悲伤及对抗忧郁症的故事。她曾采用药物治疗，多少有点帮助，但依然觉得难以克服，担心自己的精神状况会毁了她的婚姻。“拜托”，她最后告诉我，“千万别说出去，尤其是我丈夫，绝不能让他知道，他听不懂也无法接受。”我答应了。那是个天气晴朗的周末，晚上又点起了舒适的火炉，这群人，包括对我诉苦的女士，都十分愉快地谈笑着。回到马厩的半路上，那位女士的丈夫突然转过来尴尬地说：“我不常讲这些事，”说到这里，他停下马，沉默了一会儿。我猜他大概想问他妻子的事，因为他曾看到我与她在不同场合聊天。“我觉得没有多少人会真的了解。”他咳了一声。我微笑着鼓励他说下去。“我指的是忧郁症”，他终于说出来了，“你在写忧郁症吧？”我回答说是，等着他的回应。他问：“为什么你会对这种主题感兴趣？我说我曾得过忧郁症，然后再次重复自己的解释，但他打断我的话：“真的？你得过忧郁症，现在还要写成书？因为，重点是，我不喜欢多谈，但这是实情。我曾有过很糟糕的日子，不知道为什么。我生活不错、婚姻美满、小孩很乖，一切顺利，跟别人差不多，但却要去看精神科医师，他开给我一堆该死的药。所以现在我觉得比较像原来的我，可是，你说，我真的是原来的我吗？你懂我的意思吗？我甚至不敢跟妻儿讲，因为她们听不懂，不敢相信一家之主也会这样。我不能再多说了，但你懂吗，我到底是谁？”结束了我们简短的谈话后，他交待我不要说出去。
我没有告诉这位先生他妻子也在服相同的药，也没有告诉那位太太她先生会非常了解她的状况。我甚至没有跟他们说，活在秘密中是辛苦的事情，羞耻感可能加剧了他们的忧郁症。我也没提到，不愿彼此交心的婚姻不堪一击。但我还是告诉他们，忧郁症会遗传，要他们多注意小孩。我认为，对下一代开诚布公是父母不容推卸的责任。
最近各方知名人士纷纷发表言论，对洗刷忧郁症的污名大有帮助。如果蒂波·戈尔（前美国副总统夫人）、麦克·威历斯（资深新闻节目主持人）和威廉·史狄龙（美国小说家）都可以谈忧郁症，那么平民百姓应该也可以。为了发表这本书，我放弃了该有的隐私。但我必须说，讲出我的忧郁症，更有助于我承受它带来的苦难，也更能预防它再度来袭。我建议大家公开自己的忧郁症。保密是件累赘又烦人的事情，考虑何时才说出保守的秘密也十分令人苦恼。
但是无论你如何谈论你的忧郁症，人们都不会相信，除非他们从你的言谈中看出你的症状，这真是不可思议，却又千真万确！我很懂得隐藏情绪，就像一位精神科医师曾对我说，我是“努力让自己过度社会化”。不过，有一次某位上流社会的熟人打电话告诉我说，他要去戒酒会，并要我原谅他偶尔表现出的冷淡态度，这令我十分惊讶。他说他的冷漠无情并不是势利眼作祟，而是嫉妒我“近乎完美”的生活。我并没有多谈自己生活中数不尽的缺陷，即使我说了，他依然认为我的生活很完美。“我知道你有段时间很忧郁”，他说，“但对你一点影响都没有。”我心里想说那次忧郁症发作改变并决定了我的下半辈子，但还是没说出口。他从来没见过我蜷缩在床上的模样，他根本无从想象。我把隐私保密得太好了。《纽约客》的一位编辑最近对我说，我可能根本没得过忧郁症。我反驳说没得过忧郁症的人不可能装出忧郁症的样子，但他不相信。“少来了，”他说：“你哪来的什么鬼忧郁？”我复原后，压抑了所有的不愉快。我的过去和我断续发作的忧郁似乎全然无关，而且我公开说我持续服用抗郁剂好像也很令他人疑惑。这是忧郁症被冠以污名的另一种奇怪后果。他说：“我才不会上忧郁症这回事的当。”好像我和书中的人物一同共谋，博取世界更多的同情。这种偏执者我碰过好几个，至今依然令我感到困扰。不会有人对我祖母说她其实根本没有心脏病，也不会有人说皮肤癌患病率愈来愈高是大众的想象。但是忧郁症太可怕也太令人心有余悸，许多人宁愿否认有这种病，拒绝相信有人确实深陷其中。
不过，开诚布公和找麻烦是两回事。谈论忧郁症会令人讨厌，没有什么事比一个人老爱谈论自己受苦的经验更烦人。陷入忧郁时不太能控制自己，但这并不表示你非得在聊天时拼命谈忧郁症。我常听到人们说：“我过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敢对精神科医师说……”我觉得在鸡尾酒派对中一直重复你和医生说的话，实在是愚蠢的行为。
有关忧郁症的“秘密”（3）
来自于不安全感的偏见，至今依然存在。最近我和几位友人同车，路过一家知名的医院。“喂，瞧那里，”一位友人说：“那是伊莎贝尔接受电刑的地方。”然后用左食指在耳朵旁比了个“神经病”的手势。我突然有一股冲动，于是问他伊莎贝尔到底怎么了，果然如我猜想，她是去那家医院接受电疗。“她一定很痛苦，”我说，试图以不太严肃的方法为那位可怜的女孩辩解：“想想看，被电击有多难过啊。”他大笑起来：“我有一次帮老婆修吹风机时，也差点给自己来了一次电疗。”我是很重视幽默感的人，并没有真正被他激怒，但我实在不敢想象，要是我们经过的医院是伊莎贝尔做癌症化疗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