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郁-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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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治疗宣导中心在治疗方法上是最保守的团体，其立场是，不管患者有没有明确眼前的危险，都应该监禁起来。该中心的副总裁乔纳森·斯丹利抱怨说，会被治疗的只有犯罪分子。“人们被推到火车底下的机会只有两百万分之一，但在某一天走进中央公园碰到二十个精神障碍者的机会有百分之百，可是大家却比较关心前者。”对史丹利来说，取消强制入院制度只是公民权保护了“不该保护的人”和政府胡乱削减预算的不幸结果。原本以为取消强制入院可以换来多样化的社区医疗，但事与愿违。取消强制入院制度的结果是消灭了多元的治疗系统，慢慢地把病患丢回社区：病人入院就遭到彻底的监禁，或出院就完全无人照顾，这种事经常发生。政府尚未想到要提供完整的社工大军，解救人民的痛苦，恢复身心健康。治疗宣导中心强烈支持《坎德拉条款》这类的立法，《坎德拉条款》是纽约的法律，允许对未能接受药物治疗的精神障碍者提出诉讼，使精神障碍成为罪行。忧郁症患者被带上法庭、罚款，然后回到街头自己想办法过日子，因为没有空间或预算可以提供更大范围的治疗。如果他们惹了太多麻烦，就该被监禁：从许多例子来看，取消强制入院只是把病人从医院赶到监狱里。而且在监狱里，他们得不到足够和适当的治疗，因而造成极严重的困扰。“最需要心理治疗的人，”斯丹利认为：“恐怕是狱警。”
华盛顿特区的巴烈隆中心是这个领域中自由派的代表，它认为入院治疗都应出自病患的意愿，并将精神障碍定义为需要诠释的疾病。“人们认为病患缺乏对自己的深刻认识，”他们曾说：“但他们通常只是怀疑治疗者的专业能力而已。”有时候是如此，但并非全然正确。
退伍军人管理处至今依然相信坚强的军人不会得精神疾病，因此他们花在精神病研究的经费不到百分之十二。事实上，精神障碍可能是老兵最常碰到的毛病，老兵罹患创伤后成为压力症候群、游民和药物滥用的几率很高。纳税义务人在训练军人上花的钱有一大笔，但却不太愿意照顾他们，这造成许多问题，也更显示出心理卫生政策在政治上有多天真。忧郁的老兵，特别是参加过越战的军人，是美国游民的一大族群。他们连续经历了两次创伤。第一次是战争本身，杀人、四望一片废墟和身陷险境的恐惧。另一个是强制性的集体互动，许多老兵习惯了分工式的部队规范，回到家乡什么事都得自己来，于是变得无所适从。退伍军人委员会曾做过估计，入院的老兵之中，有百分之二十五被诊断为精神障碍。由于美国有一半以上的医生曾在荣民医院中接受某种程度的训练，结果把这个机构歧视偏颇的坏风气散播到民间医院与急诊室中。
凯普特议员谈到芝加哥附近一所荣民医院的故事。她走进急诊室时，警察送进来一个状况很糟的人，值班的社工人员说：“哦，是我们的老客人。”凯普特问她是什么意思，她说那个男子是第十七次因精神障碍问题进医院。“我带他到这里、给他洗个澡、给他药、放他走，没几个月他又回来了。”这种医疗系统到底是怎么了？“进急诊室十七次”，凯普特说，“如果给他适当的社区医疗，使他不用来这里十七次，我们可以省下多少钱帮助其他人？错误治疗的代价比适当治疗的高多了。”
我们似乎重新走向强制治疗，回到了原点。现在的心理健康体制从对忧郁症病患一视同仁的恶劣态度走向分散、多样、有限制。“情况比旧体制好多了，以前只是把病患关在家里自生自灭。”纽约公民自由联盟的贝丝·荷露蕾斯说：“但是，无论我们对精神障碍的病源和疗法了解多少，公共体制总是会落后二十年之多。”现实状况是，有些人没有自己决定的能力，需要强制治疗；其他有决定能力的人，即使患病，也不会受到强制。最好能够提供多层次的医疗系统，对不同程度的患者提供不同的大规模服务，再加上积极向外寻找可能未得到应有治疗的病患。设定适当程序的指导方针是必要的，所有需要强制治疗的人都要经过相同的审视，其中一定要有督导与制衡。理想的程序需要把两个条件列入考虑，一是病患对社会可能造成的威胁，二是病人不必要的痛苦。哪些人该进监狱、哪些该强制进入精神病院、哪些该强制精神治疗或自由决定精神治疗等的标准，一定要建立起来。在明确告知和不影响他人的情形下，应留一些空间给不希望接受治疗的人。还要建立有效、公正的机构来监察这些事。
议员背后的故事（3）
琳恩·里沃丝是美国国会中唯一承认曾与精神障碍搏斗过的议员。她十八岁结婚时就已怀孕，最早的工作是担任食物调理和保鲜盒推销小姐，以此补贴家用。忧郁症是在生完第一个女儿后不久发作的。因病情持续加重，她开始求助于医生。她的丈夫是汽车制造工人，买了“蓝十字盾医疗保险”。“我以为保险够我得六次忧郁症，”她自嘲地说。接下来的十年里，她和他丈夫的全年薪水都拿去缴精神科的账单。二十一岁那年，她已不能工作，害怕接电话。“太可怕了，好漫长的时光，忧郁症发作会持续数月，我一直躺在床上，一天睡二十二个小时。来看我的人都认为忧郁症是陷入悲伤：不管我跟其他议员如何解释，他们都不懂，他们不懂那是怎样巨大的空虚和无望。”
为了付治疗费，里沃丝的丈夫接了两份全职工作，还时常做第三份兼职工作——除了汽车工厂，还在大学中工作和晚上送比萨。他曾送过一阵子报纸，在玩具店打工。“我不知道他哪来的体力，”里沃丝说：“我们只是做该做的事情。要是没有家人的支持，我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但忧郁症还是太可怕了，如果这个家庭一直这样……”她停了一下：“我不知道有谁活得下去。他还得照顾我，我们有两个小孩。我可以做一点事情，但很少。我们居然战胜了现实，回归正常。” 里沃丝依然对自己的两个小孩怀有罪恶感，“如果我是出了车祸，伤了脊椎骨，影响行动的程度也不会比忧郁症糟，而且还会觉得休养这么久是有道理的。但就算到了现在，每次小孩在学校出事或出了问题，我还是会觉得那是我的错，因为我不在现场，因为我没这样做、没那样做。罪恶感总是挥之不去，我总是会对无法控制的事情感到罪恶。”
她最后终于在1990年发现了“最完美的药物组合”，现在她服用锂盐（剂量曾高达每天二千二百毫克，后来减少到九百毫克）、去甲丙咪嗪和盐酸丁螺环酮。她一好起来，就立刻开始了公共服务的工作。她充当了精神障碍研究的有声活动广告。“我证明心理研究是对的。如果你让我当选，我就能为你服务。真的有许多人吃过这种病的苦头：他们只希望有机会成为有用的人。”里沃丝在顾家的同时，还利用部分时间攻读大学学位、最终以卓越的成绩毕业，除此之外她还继续攻读法律学位。快三十岁的时候，她的病情较稳定，当选了安亚伯市的地方教育委员。两年后，她因其他缘故而切除子宫，又因为贫血而离职半年。当她决定进军国会时，“对手发现我曾得过精神障碍，指称我消失的那半年时间是因为精神崩溃。”里沃丝参加一个电台热线节目，一个对手安排的听众质问她是否曾得过忧郁症。里沃丝坦诚地回答说她的确得过，而且花了十年才稳定下来。节目结束后，她到民主党地方党部开会。一进入会场，当地一个党内要人说：“琳恩，我听到你在电台的节目了，你在说什么？你疯了吗？”她冷静地回答：“没错，电台节目就是这么一回事。”她对这个问题的沉稳和冷静，使其获得了大众的信任，她赢得了选举。
许多国会议员曾对里沃丝提过自己的忧郁症病史，但不敢让选民知道。一位同僚说他想公开出来，但又缺乏勇气。我不认识他的选民，他可能真的不能说。得过忧郁症的人大多无法好好作判断，因为他们陷于罪恶感之中。这是种非常寂寞的病。不过，同样的情形，我有几位同性恋的朋友在“出柜”后，反而放下了心中的重担。“我已经自由了：我的忧郁症不再是把柄。”鲍布·威斯议员称忧郁症是“家家都有的秘密”。
“你要自己想办法，”琳恩说：“你要自己去找社区心理卫生服务中心。有人这样对我说。当他们提到‘社区心理卫生’时，我冷笑了一声。听好，如果你指望一个汽车工人到他公司的工会里说：‘我儿子精神分裂，我老婆有躁郁症，我女儿的精神病快好了’——那是不可能的。”“这个国家，”她认为：“还没有进步到可以让我们得到适当治疗的地步。此外，开处方的医生所知有限，而且他们只会努力省钱。健康保险机构给他们的处方药种类有限。”“即使这些药对你的体质无效，你也只能拿到这些药！”里沃丝说：“就算是病情稳定了，你还得改变在患病情况下有意义，但在健康的状况下没有意义的对抗手段。”她发现目前进行中的精神动力治疗经费遭到删减，她相信这会增加整体社会的支出。“真是一团糟。”她说。
东南宾州心理卫生协会的执行总裁乔·罗杰斯是位古怪而不修边幅的权威人士，言谈流畅又有魅力。他讲话富有哲理，但也很机灵和务实，方向一旦决定就会坚持到底。我们第一次碰面是在宾州旅馆同进午餐时，他穿着蓝色外套打了根条纹领带，手上提着公事包，看上去像是一个白领。我看菜单时，他告诉我说他曾在纽约住过一阵子。我问：“哦，你住哪？”他说：“华盛顿广场。”他拿起桌上面包篮里的面包卷。“我住在华盛顿广场附近，”我合上菜单回答说：“那里真是很棒的地方。你当时住哪里？”他苦笑着说：“就在华盛顿广场里头。我在路边长椅上过了九个月，那段时间我是游民。”
乔·罗杰斯和琳恩·里沃丝一样，从心理保健网络的“消费者”一端转变为“供应者”一端。他生长在佛州一个有四个子女的家庭，母亲酗酒，父亲随身带枪，很少在家，而且不时会闹自杀。虽然他的父母来自小康家庭，但他们的异常造成家境贫穷。“我活在破碎的家庭里，到处都有蟑螂跑来跑去，”罗杰斯回忆道：“有时候家里的杂用费会突然不见，我爸爸沉迷于赌博，所以从来没看过他拿薪水回家。虽然不至于挨饿，但因为父母的关系，我家很穷。”罗杰斯十三岁时退学。他的父亲老喜欢拿把鲁格尔手枪跟儿子说他想自杀，罗杰斯渐渐有了一套应付这种状况的方法。“我十二岁的时候，就学会了如何从他身边拿走手枪，藏起来。”在此同时，他母亲酗酒的情形愈来愈严重，入院治疗好几次，她也有过自杀倾向，但是罗杰斯认为这还好。他十六岁时父亲过世，二十岁时母亲也走了。
议员背后的故事（4）
“回想起来，我父亲要是接受治疗的话，应该会好起来，”罗杰斯说：“但我母亲就不知道了。”罗杰斯自己从十三岁到十八岁这段时间都很消极，十八岁那年开始准备参加高中同等学力测验，他认识了心爱的女朋友，也尝试建立自己的生活。他在一次贵格教会的聚会里，认识了后来对他伸出援手的心理学家。后来他遭逢了一次危机，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前，他突然迷失了方向。“我坐在车上，笼罩在彻底的失落感之中。”没多久他就产生了严重的自杀倾向。那位在贵格教会认识的朋友带他到医院接受治疗，并开始服用锂盐。1971年，罗杰斯变成了游民。女朋友离他而去，父母过世了，他依赖社会救济金过日子。
罗杰斯曾经数次入院。当时主要是使用抗郁剂治疗，他住在宁静的精神病院中，“那里的环境让我不想活，”他痛恨医院。“我的表现开始变好，因为很想离开那。”罗杰斯说到州立医院就吓得发抖。“我在其中一家待了半年——里面的空气好可怕。他们每年在每个病人身上花了十二万五千元，至少在设备上也该改善一点。你和两三个病人同房，与他们一起被关在狭小的空间里。医院护理人员人手太少，训练也不够，他们根本不想听你说话。他们时常骂人，而且很专断，我正处在叛逆期，和他们处得很不好。那种地方是座监狱。只要经费不增加，就没有人会想到放人出院的问题——没有一个职位是要帮你从缠身的繁文缛节中脱身出来。在这种地方待太久，你整个人就被毁了。” 在医院里，医生让他服用高剂量的镇定剂，让他“乖一点”，但通常对他的毛病并无实质的作用。在没有抗郁剂治疗的情形下，压抑焦虑和暴躁的镇定剂一旦停用，只会让他陷于愁云惨雾之中。罗杰斯不相信“病人将来会感激”是强迫病人接受的好理由。他说：“如果你到酒吧里，随便逮一个喝得太多的人，把他送进戒毒所，还劝他老婆多多注意，他或许会感谢你这么做，但那逾越了我们的社会规范，侵犯了他的公民权。”
现有的治疗机构（1）
参观州立精神病院是令人震撼的经验。在一个相对清醒的世界里，完全的疯狂令人昏乱和痛苦，但被关在一个对疯狂习以为常的地方，绝对更加恐怖。我手中有许多反映各种州立医疗体系弊端的文章。在一篇精彩大胆的暗访报导中，记者凯文·海德曼自称有自杀倾向而住进布鲁克林区伍德荷医院的精神病院。他写道：“整个环境都是为了监视而不是为了治疗，”然后引用纽约心理卫生办公室专员特别助理达比·潘尼说的话：“就我自己的经验，要是我得了情感性疾病，最不想去的地方就是‘州立医院的精神病’病房。”海德曼在伍德荷医院里发现了几个不成文的规定，病人没机会与精神科医师进行交流或互动；病人整天都没事做，只能连续十小时看电视；病院污秽不堪；病人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药。他们被迫服用不必要的镇定剂，并忍受监禁。照顾海德曼的护士对他说，生个小孩对治忧郁症有好处。纽约州每天要为这种服务支付一千四百美元。
对于医院，我最关心的不在于它有多糟糕，而是一个好医院该具有哪些标准。我的目的不是要挖出弊病，而是要探寻州立医疗机构的实际运作模式是否走错了方向。强制入院的问题很棘手，我不知该如何解决。短期的精神障碍治疗机构有好有坏，我曾在这类医院的病房呆过一段时间，如果需要短期治疗，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约翰·霍普金斯医院。但是可长期住院的公共机构，差距极大。我在费城附近的诺利斯镇医院待了相当长的时间，这家医院的主人是位热心公益的人士。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碰到的医生、每天与驻院医生交流的社工，以及这里的管理者。我喜欢在这里认识的病人。不过，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