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48-团队的力量-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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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不久，洛斯酒店迈阿密海滩酒店的开业，为我们在福利与就业合作组织中的作用落入实处，提供了绝好的时机。正如在前面一章中提到，我们协助成立的迈阿密地区45家酒店联盟，为1000名前福利受助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我们在洛斯酒店集团的其他分店推广了这种“从福利到工作”的方法。2000年新的洛斯酒店费城分店开业时，大约10％的雇员来自前福利受助人。我们还同大约30家挂靠在福利与就业合作组织的社区机构合作，从之前依靠它们的客户中招聘了许多新员工。
我们雇用这些新员工后，不仅努力为他们提供与其工作相关的培训和资源，还给他们上课，帮助他们在各方面都能成功地重返到工作岗位上来。例如，费城的许多新雇员从来没有银行账号，我们就从当地银行请来代表，给60多名新员工开设第一个活期存款账户。我们现在还开课给他们讲解其他方面的个人理财知识，诸如如何平衡个人账户，甚至如何用他们从第一份真正的工作中所挣的钱进行投资。
本行业的其他公司在“从福利到工作”运动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万豪国际——我们在酒店行业是竞争对手，但同时我们也在许多相关行业和社会计划中合作——我们长期在帮助福利受助人参加工作方面领头。万豪的“独立之路”计划，通过6周由政府基金资助他们的管理培训，已经帮助3000名前福利受助人转入服务行业。
“从福利到工作”运动是实现公私合作取得成效的典型例子。帮助人们摆脱对福利资助的依赖是一种创举，商业组织会很自然地支持，因为它能增加税源，使那些穷人成为潜在的消费者，增强社会实力，减少商业纳税负担。当然这还不是政府为了响应商业游说而能够独立做成的事，只有政府和商业组织合作才能解决。
在此过程中，我们完全有能力帮助人们消除一些有害的主观意识：
主观意识：那些靠福利为生的人很懒，不守纪律，不愿意工作。
实际情况：大部分福利受助人渴望工作，并且在获得工作机会时，有巨大的决心和信心去做好。
主观意识：公司雇用那些前福利受助人，要预料到会由于他们高频率的旷工和跳槽给公司带来的损失。
实际情况：和其他雇员相比，那些前福利受助人也一样表现出很好的出勤率和持久力。
主观意识：当公司付出时间、精力和金钱来履行他们的社会责任时，必将减少股东们的收益。
实际情况：可以在做善事的同时得到收益。
蒂施的提示
你的公司中有什么看似最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找出能够对其中某个问题产生积极影响的解决办法，要么独自努力，或者与其他群体合作。这样不仅可以使你个人受益，也可以使你的组织受益。
我曾经担任过福利与就业合作组织的副主席。最初它只是个仅有5个基金公司组成的小团体，后来大约有20000家公司加入其中，寻求信息，雇用那些福利受助人。该组织的商业资源集团同基层组织有生意上的联系，并且培训那些受助人，使他们接受好的培训，做好工作的准备。
许多雇主发现，雇用前福利受助人可以在许多方面带来赢利。例如，像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医学中心，因加入了“从福利到工作”运动，就节省了122720美元的开销；彭泽尔·奎克·斯达特（Pennzoil）公司的《十分钟更换车油》报道要裁员，可是每解雇一人却带来40％的开销。
“从福利到工作”运动并不是公私合作取得个人和社会效益的唯一例子。在全国许多州和城市，商业和当地政府之间的这种合作伙伴关系，对改善数百万人的生活质量起了重要的作用。一个代表性的例子就是，90年代末期，洛斯酒店集团是如何帮助建立新的大酒店，使它成为新生的城市中心，并且通过和费城建立伙伴关系，为数千市民提供就业机会。
这种合作关系背后的驱动力之一是精力充沛的费城市市长，现在的宾夕法尼亚州州长——艾德·兰德尔。他坚信，旅游业对城市经济的健康发展有重要的影响，所以在1995年，他决定在费城新增2000间旅馆房间。城市经济专家认为，增加旅馆房间，会产生超过3200个新的全职工作机会，并且将为费城经济的长期发展带来巨大的好处。
我们计划将陈旧的办公大楼改造成一个拥有583个豪华的现代化设施的酒店，同时还要保留其历史特征。我们的设计赢得了人们的赞许：厚重的钢制拱门与休息厅、舞厅的墙壁浑然一体，每层楼的电梯间旁摆放着卡地亚挂钟。休息厅和餐厅的新式设计与整个建筑的艺术装饰风格保持一致。在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本地电视台的帮助下，我们设计和建造了玻璃幕墙结构的街景新闻演播室，现在已成为本市最受人喜欢的地点之一。
《团队的力量》 超越投票箱超越投票箱（3）
洛斯酒店费城分店于2000年4月开业。如今，费城救助基金会的大楼标牌再次在费城的天空闪耀。对于这个地区来说，它如此重要，能为它工作是我们的荣幸。我们还会接待这样的参观者——他们说：“我可以参观一下第11层吗？那是我父亲在50年代的办公室。”
正如艾德·兰德尔所愿，这个酒店已经给费城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包括一些并不会经常从开发项目中得到好处的地区。酒店开业前就雇用的500名雇员中，有10％的人来自受政府资助的费城市民。这些前福利受助人如今成为了社会的贡献者。他们能胜任工作吗？毫无疑问——能。洛斯酒店费城分店已经成为该地区最受欢迎的酒店之一，并且当选为该市最好的宴会场所。
简而言之，洛斯酒店费城分店的事例向我们表明，当商业组织与当地政府共同努力时，会使伙伴关系迸发出巨大的能量。令人骄傲的是，在该酒店开业的第二天，《费城询问报》发表了一篇不同寻常的评论，上面写道：“这个项目给了本地居民欢呼的理由。”评论赞扬了该大楼在设计上的艺术气质，并且详细说明了该项目给社会带来的经济效益。评论还以简单的一句话总结道：“洛斯酒店欢迎你到费城来！”
当然，政府和商业组织合作的潜力决不仅限于旅游经济。当今许多最有前途的社会和经济运动都和公私合作有关。举个例子：比如风险投资基金的增长。这些基金专门用来支持那些雇用低收入工人或者在贫穷地区运行的小企业。
第一个所谓的社会发展风险投资基金是肯塔基高原投资有限公司，它成立于1968年，是《约翰逊总统伟大社会》法案所产生的非盈利组织。后来，“肯塔基高原”演变成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风险投资基金，并向肯塔基东部经济发展提供风险投资和借贷。该地区曾经是这个地方经济最不景气的区域之一。结果，投资者获得了满意的回报，该地区落后的经济情况也有了改变。
最近几年，类似“肯塔基高原”的风险投资基金成倍增长。可供管理的社区风险投资基金已经超过5亿美元。乍一看这些钱也许并不多，但是社区风险投资基金的妙处就是，它们支持的大多数公司只需要适量的投资，通常只需要提供数十万而不是数百万的风险投资。因此，社区小额投资还是长远之计。这些投资资金来源广泛，如克林顿总统发起的财政部社区发展计划，另外还有来自银行、保险公司和基金会的资金。换句话说，它们是政府和私营企业间的真正合作。
跟任何寻求风险基金的公司一样，从社区发展基金寻求投资的公司必须通过严格的审查。它们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那些雇用低收入工人的企业或者开在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小公司在筛选过程中会得到照顾。因此，不像主流的风险投资基金，它们通常关注高科技企业，而社区发展基金更愿意向那些通常难以吸引投资的制造业和服务性公司提供帮助。
很多公司从社区发展基金运动中受益，瑞拉电传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它位于亚特兰大，为金融企业和其他公司提供呼叫中心服务。瑞拉公司的创建者马克·威尔逊是一个美籍非洲裔企业家，具有在呼叫中心领域的从业经验，而且在人员招聘、培训、薪酬及提升呼叫服务员工方面通常比别人更加专业。威尔逊先生曾说：“我力图使他们拥有更加受人尊敬和被需要的感觉。”他的观点就是：尊重员工以提高服务质量；减少周折来获得最大利润。
由社区发展投资基金联盟成员支持的商业范例包括：
尼曼牧场是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家牛肉、羊肉和猪肉生产商。它向那些严格遵循生态喂养法则和人本理论来喂养家畜的小型家庭农场提供支持。尼曼的包装工厂位于东奥克兰的企业区，那儿大约有90名工人，他们在此之前收入低微，现在平均每小时可以挣到12。5美元，同时享受全部的健康保险，401（k）会员资格和其他福利待遇。尼曼农场的发展已经得到了旧金山太平洋社区投资公司40万美元的投资支持。
Allegheny儿童保育学会（A）是位于宾夕法尼亚的一家40天保育中心连锁企业。它雇用了800多个人——其中四分之一的人是前福利受助者——为3200名儿童提供服务。由于有来自SustainableJobs基金（基于北卡罗莱纳州达拉谟社区发展基金）和匹兹堡未来基金提供的100万美元投资的支持，使A近期的扩展成为可能。A不仅直接雇用了许多的城市居民，而且它提供的服务有助于消除经济独立的最大障碍——工薪家庭缺乏时间抚育孩子。A提供如下的服务：在不增加父母开销的前提下为孩子提供一日三餐，延长照看孩子的时间，以适应那些必须加班到很晚的父母，为学龄前儿童提供计算机和网络服务。
缅因州ddledown是一家销售鹅毛围巾、鹅毛枕头、鹅毛床垫和其他用鹅毛制作的奢侈品的公司。它成立于1973年，1998年克里斯多弗·布莱德利收购它时，已经发展成年销售额约为100万美元的公司。克里斯多弗·布莱德利希望能使公司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了实现目标，该公司从波特兰和缅因州的社区基金—I投资公司获得了总共55万美元的投资，与此同时他们帮ddledown招聘员工，并雇请了一位首席财务官。如今ddledown的年销售额已达2200万美元，雇用工人达82名。相对该地区其他行业的不景气和经济困难的局面，该公司的员工工资和福利待遇都相当不错。
公私合作可以带来多方面的效益，社区投资运动就是一个极好例子。通过政府适度的帮助，社区投资基金才有能力帮助那些可能会倒闭或者无力发展的企业。企业反过来会雇用需要工作来养家糊口、能帮助创建繁荣社区的人。
大多数从社区投资基金获得收益的公司都太小，难以吸引大众媒体的注意。他们的运转不在华尔街的监管之下。但是，小型家族企业却是美国经济增长的核心所在。成百上千的小企业的累积收益几乎无法计算，他们希望利用这些收入，使全国的乡村和贫穷市区受益。他们应该获得支持。
即使企业规模非常有限，但是汇聚在一起力量就大了，因而这些小企业正受到全世界范围的“超小额贷款”运动的支持。穆罕默德·优努斯发起了这场运动。他是一个有远见的经济学家，著名的孟加拉乡村银行（GrameenBank）的创始人，主要在拉丁美洲、非洲和南亚次大陆等地区活动。“超小额贷款”有时向微型企业主们提供如100美元的小额贷款。这些借款人大部分是女性，很多还是文盲，非常穷，她们可以用这点儿钱来购置一台缝纫机，在路边摆个小摊儿卖东西，或者买一大袋面粉做玉米面饼。小额贷款者通过向那些贫穷而勤劳的生意人提供利率公平的小额贷款，使他们摆脱对高利贷者的依赖。这是一个私人的自发的运动，得到了公共部门——政府、商业组织和慈善机构至关紧要的支持。
“超小额贷款”运动突出的创新之一就是被称作“互保贷款”技术的应用。当地的小企业主群体，例如某个村庄的所有妇女，组成团队，互相为各个成员提供贷款担保。通过这种独特合作形式，建立起了一个互相支持的网络，帮助每个小企业主渡过难关，解决资金问题，保持战胜困难的决心。结果是超小额贷款人得到的回报，远远胜过那些需要用更加重要的担保物，才能向大公司提供大额贷款的银行家得到的回报。
《团队的力量》 超越投票箱超越投票箱（4）
我在本章所提到的这些公私合作机构，包括福利与就业合作组织、社区投资基金以及“超小额贷款”机构，都在关注经济的发展。但是类似的合作还能够帮助美国解决其他看似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来看看以下的例子：
卫生保健：从长远来看，一些公私合作形式对解决棘手的问题或许是必要的。这些问题包括健康保健费用的增长，大约四千万美国人由于未参加保险而处于困境，企业保险开销负担，以及怎样做既能减少健康保健费开销，又不损害那些最需要它们的人们的利益这样一个两难的选择。所有涉及的各方，从保险公司和健康维持组织，到健康保健提供方和制药公司，必须乐于协同工作，为美国公民谋利，哪怕可能会牺牲一定的公司或个人利益，为那些最需要的人提供服务。只有政府才有资格充当诚实的中间人的角色，以确保设计的解决方案能够达到收益和支出的平衡。
教育：布什总统的“一个孩子都不能少”的法案已经成为他执政期间备受争议的功绩。支持者说，它给那些教育不力的学校施加了适当的责任和负担；反对者认为，它建立了一套强制性体系，其结果有所改观，却没有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或者帮助学校解决一些社会问题。或许导致这种失败的重要环节就是没有引入诸如当地商业组织的个人资源，而这些会在提高教育质量方面起主要作用，不亚于教师联盟、家长团体和其他相关的股东所作的贡献。我们要在一种合作的气氛下改革教育系统，而不是把它当政治足球一样踢来踢去，只有这样，正确的解决方案才会出台。
环境：一直以来，商业领导者们和绿色倡导者为环境问题争论不休，前者通常倡导更少的和宽松的规则，后者却呼吁更多的和严格的限制。根据实力对比，钟摆在这两派之间摆来摆去，这只会制造不稳定和积怨，却不能保证双方都实现追求的共同结果——洁净的环境和健康的经济。当今一些最富创新精神的经济思想家提出了有远见的策略，它通过创造性的公私协作来达到这两个目标，例如对空气和淡水的贸易市场的利用。这些合作形式的解决方案应该获得更多的关注。
在今天这个复杂的世界，公共政策相当重要，不是政客们能单独决定的。最好的想法和最具实力的资源来自社会的各个方面——学术界、小企业、社区组织、私有基金会、大公司以及政府——他们都必须关注我们所面临的艰难挑战。商业领袖需要关注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