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76-岁时节日里的中国-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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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簪髻上，以祈清目，俗呼‘眼亮花’。”又据乾隆河南《新蔡县志》：“戴荠花，盖以丰年甘草先生，故戴之，喜岁丰也。”
荠菜花驱虫明目的效用在南唐陈士启《食性本草》和明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被予以肯定。对荠的重视有更古老的传统，《诗经•；谷风》有“其甘如荠”的说法。南朝鲍昭《三日》说：“时艳怜花药，眼净悦登台。”又说：“凫雏掇古荠，黄鸟衔樱梅。”表现出对荠的重视。用药使“眼净”，表达人们的一种追求，或许是后世戴荠明目的张本。
柳也是避虫求祥之物。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唐中宗时，三月三日赐侍臣细柳圈，戴之可免虿（chài）毒。《新唐书•；李适传》也说细柳圈避疠。还有插柳之俗，乾隆山西《武乡县志》说，三月三日“士人取柳枝遍插墙壁间，谓之驱毒蝎”。
此外还有其他风俗。《析津志辑佚•；岁纪》说，元代大都人认为，三月三日可脱贫穷，居民以菽黍秸做成圆圈套头套脚，然后掷之水中，表示脱穷。贫穷是不吉祥的，除之符合祓禊的传统。而乾隆福建《永福县志》载：“采香草插门，以祓不祥。”或与古代上巳以香草薰身之俗有关。福建的上巳食俗也可注意，崇祯《海澄县志》记载：“采鼠草、麹草合粉为粿，荐祀之余，以相赠送。”令人想起《荆楚岁时记》中“取鼠麹汁蜜和粉，谓之龙舌，以厌时气”的记载，此俗可谓源远流长。受佛教影响，供乌饭也在上巳节出现。万历福建《建宁府志》说：“乌饭，取南烛木茎叶，捣碎渍米为饭，成绀色以食，且各相馈遗，俗谓目连是日作此供母，故效其然。”
宋以后三月三日流行祀神活动。
宋代开始于三月三日祭祀北极佑圣真君。此神是道教将北极星人格化，道观祭之。据《梦粱录》记载，南宋人以三月三日为北极圣佑真君诞生之日，杭州佑圣观侍奉香火，当日降赐御香，修崇醮录。午时行朝贺礼，士庶烧香，纷集殿廷。诸宫道宇，俱设醮事，以祈国泰民安。诸军寨及殿司衙奉侍香火者，皆安排社会，结缚台阁，迎列于道，观者如堵。贵家士庶，亦设醮祈恩。贫者酌水献花。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也记载了类似风俗，此俗一脉相承。杭州的佑圣之祭是很盛的。明代南北二京也有佐圣庙，三月三日遣官致祭。
三月三日的玄帝祭祀也于宋以后兴起。玄帝即玄武帝，又称为真武帝、荡魔天尊，是道教大神。玄武很早就是主北方的星辰，后改造为灵龟，宋代出现真武一词，南宋有真武入武当山修行的传说，被人格化。明代朱棣兴起于北方，对玄武崇敬有加，民间对其信仰更加普及。明代河南真阳、永城、夏邑、归德诸志均有三月三日祀玄帝的记载。清代乾隆甘肃《成县志》说，三月三日“步郊外踏青，兼降香真武庙”。真武信仰主要流行于北方。
三月三日有农占之俗。一是以天气占桑蚕。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五《种桑柘》引六朝以前书《杂五行书》说：“欲知蚕善恶，常以三月三日，天阴无日、不见雨，蚕大善。”继承这一传统，南宋《岁时广记》引《博闻录》说以三月三日晴雨，占桑柘贵贱。直到清代，湖北《江陵县志•；气候》记载，以三月三日阴雨兆丰年，晴朗则旱，桑贵。谚云“三月初三晴，桑上挂银饼。三月初三雨，桑叶有苔痕。”
二是以蛙鸣占农桑。南宋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十六首》记叙晚春：“湔裙水满绿州，上巳微寒懒出游。薄暮蛙声连晓闻，今年田稻十分秋。”（范注：吴下以上巳蛙鸣，则知无水灾）江南水稻之乡，通过上巳蛙鸣判断丰歉，蛙声不断是丰兆。明代万历《嘉兴府志》说：“三月三日闻蛙鸣，米贱。”米贱即是丰收。青蛙，又称田鸡，蛙鸣以占农事，又叫“田鸡报”。《清嘉录》记载，苏州农民于三月初三听蛙声于午前后，以占稔，谓之“田鸡报”。谚云：“田鸡叫拉午日前，大年在高田；田鸡叫拉午时后，低田弗要愁。”
《岁时节日里的中国》 第二部分寒食与清明（1）
作为节日的寒食与清明，其日期是冬至后一百零五日及其以后第二天。
寒食的起源及其演变
说到寒食的起源，和介子推被烧死的故事与乞雨之俗有重要关系。
汉代蔡邕《琴操》说，春秋时代，晋国的介子推追随亡命的文公重耳19年，曾割自己大腿的肉给重耳充饥，重耳归国后论功行赏，不及介子推。子推于是隐居山西介休山中。后悔的文公呼喊不出子推，不得不放火焚山想逼出他来。但子推宁可抱木烧死。文公哀悼子推，为其断火吃冷饭，以后相沿成俗，令人五月五日不得举火。三国时曹操《明罚令》、晋朝人陆翙《邺中记》也都说寒食断火，起于介子推。
隋朝杜公瞻《荆楚岁时记》注怀疑这一说法，他说“据《左传》及《史记》，并无介子推被焚之事”。今人研究，介子推的事情最初见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吕氏春秋•；介立篇》、《史记•；晋世家》等，无焚死之说。焚死的记载见于《庄子•；盗跖篇》、《韩诗外传》卷七、刘向《新序•；节士篇》等。除《庄子》外，都是汉代的书，而《庄子•；盗跖篇》成于秦汉之际，似乎焚死说在这时成立。而由于介子推焚死文公断火的说法，在东汉末蔡邕《琴操•；龙蛇歌》才出现。
日本学者守屋美都雄在《寒食考》（《和田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讲谈社1951年版）中提出，介子推是以报恩教训和对君主消极反抗精神为要素构成的架空的人物，不是实在的人物。但是不仅仅为思维所产生，而有着实际的一些因素。介子推在《左传》中的记载是：“遂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楚辞•；思美人》说：“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悟而追求，封介山而为之禁兮，报大德之优游。”《史记•；晋世家》中的介子推：“使人召之，则亡。遂求所在，闻其入绵上山中，于是文公环绵上山中而封之，以为介推田，号曰介山。”据这些记载，介子推在隐居之后或死后，被封绵上的介山。介山（或作绵山）是太原南百公里外介休县南部的山，介子推难道不正是本来的介山的信仰对象吗？介山之神吸收了文公的说法，被封于介山的介子推的传说也就成立了。由介山信仰演成的介子推故事，后来扩大到太原地区。
守屋美都雄进一步指出，一说介子推死于五月五日，五月五日关于乞雨的事很多，介子推也是和乞雨有关系的人。在说明基于火星出现前的火的禁忌和火星出现之际为乞雨的火的禁忌两个理由方面，引入具有焚死的传说和把乞雨日期五月五日作为命日的介子推，是非常合适的。他关于寒食和乞雨、介子推和乞雨观点富有启发性。
事实上，改火、分野与参星信仰也是寒食节形成的重要原因。
杜公瞻注释《荆楚岁时记》说：“《周礼•；司烜（xuān）氏》：‘仲春以木铎循火禁于国中。’注云：‘为季春将出火也。’今寒食准节气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则禁火盖周之旧制。”把《周礼》反映的禁火作为寒食的起源原因。基于此，日本学者重泽侍郎在《介子推》（《青木正儿博士还历纪念•；中华六十名家言行录》）中指出，乞雨是火禁忌的要素。他就《后汉书•；周举传》寒食之事中的“龙忌之禁”指出，此“龙”指二十八宿中的东方苍龙，此星与乞雨的云祭关系很深，具有和火不相容的性质。关于改火的季节，和司火的苍龙七宿的心星（火星）的隐现对应，寒食的季节与此大体一致。此外，前面已介绍了守屋美都雄关于断火和雩祭关系的论述。他们关于改火与乞雨关系的论述也给人以很大的启发。
陈久金也从天文出发解释寒食的起源。认为禁火、出火之“火”是指大火星，即商星，参星和商星是相对的，三月参伏，则意味着火见，也就是火出。自八月至来年二月，黄昏时都见不到大火星，故后人推广而统称为内火。所谓三月火出即是指大火星皆出东方。二十八宿的龙神位于农业生产中最关键的季节，受到人们对大火星的崇拜，便形成民间禁火、出火习俗。然而，正如中村乔所说，由春季论述寒食起源之说，基于魏晋以后的寒食是冬至之后一百零五日进行，这和《周礼》的《秋官•；司烜氏》“中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夏官•；司爟（ɡuàn）氏》“季春出火民咸从之”的时期大略一致。但是，所见寒食风俗最古老的事例是后汉桓谭的《新论》和《后汉书•；周举传》，因其在冬季进行，所以应该把寒食的古制在冬季进行作为其起源。
中村乔还指出，后世的寒食是由山西的地方风俗扩展的，故寒食的起源也应当由此中探讨。认为《后汉书•；周举传》所说“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的龙忌是忌鬼神，指介子推的神灵。并引守屋美都雄的观点：战国末以来分野说流行，使天界的星座和地上的区域对应，山西地区相当参星的分野。因为参星和火星不相容，所以认为参星是守护神的山西地区的人们，对于应该是火星在地上显现的火，有其他地方所无的禁忌观念。进一步明确指出，山西有把参星作为守护神的参星信仰，因此在参星出现的冬季，为了参星而禁忌是火星在地上显现的火。
基于参星信仰和介子推信仰，中村乔将两者结合，特从禁火和乞雨两方面更为全面地阐述了寒食节的起源。《左传•；昭公元年》有一段关于火星和参星关系的传说，接着讲：“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崇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崇之。”不时的雪霜风雨系星辰所司。这样一来，暴风大雨大雹属于参星。大约因为参星信仰，禁火以祈丰穰，如果犯此，由于异变田地就要被伤。另一方面，介子推原本被认为是介山之神，关系到水旱。卜辞中山岳是祈雨的对象，介子推的祈雨属性形成焚死的说法。商代有将巫烧死以请雨的习俗。已知寒食的重要因素是为乞雨的火的禁忌，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的求雨法有：“开神山、神渊、积薪、夜击鼓噪而燔之。”是燔积薪以祈雨。可见旱魃（bá）时，属于把巫投其中焚杀以请雨的古俗。介子推焚死的故事反映了这一古老的乞雨习俗，即本来是介山地方镇守神的介子推，随着作为介子推信仰扩大到其他地域，作为乞雨对象的属性被扩大了，同时结合着作为焚巫的习俗传承。另外，到了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一四说：太原“郡东有崖山，天旱土人常烧此山，以求雨。俗传崖山神娶河伯之女，故河伯见火，必降雨救之”。俗传暂且不论，烧山乞雨之俗自古以来见于太原地方，把文公烧山故事的要素求之于古俗是可以的。焚巫、烧山的古俗，无论如何是事关祈雨出现的，由此形成的焚死故事，在此具有了接近火的禁忌的条件，其结合是由于参星信仰衰退。和战国末汉代分野说的流行相反，焚火的风习经过时间的流逝，参星寒食的原意被忘却了。如此之事在民间习俗是常有的，这个空疏化的禁火寒食有必要注入新的动力，在具有介子推信仰的太原郡一带，其信仰与此结合。
《岁时节日里的中国》 第二部分寒食与清明（2）
后汉初桓谭《新论》说：“太原之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日，虽有疾病缓急，犹不敢犯。”这里的“不火食五日”在《周举传》中所见的后汉中叶的寒食，变成一个月。即便是有夸张，禁火时间延长当是事实，这一变化是由介子推信仰推动的。据曹操《明罚令》，太原一郡的这个风俗，是汉末扩大到上党郡、西河郡、雁门郡等山西一带。直到以后的东晋末出了山西之外。引人注目的是，《明罚令》的寒食时期变成了冬至后一百零五日的二三日之交，相当于二十四节气的清明，属于春季。此后晋朝孙楚的《祭介子推文》说：“太原，咸奉介君之灵，至三月清明断火寒食。”（《北堂书钞》卷一四三）从冬季向春季的移动是一大变化，其原因不详，有一点可以肯定，是由于完全脱离了参星信仰。在冬季进行就无必然性了，此时选择了清明节。
直至东晋时限于山西地区的寒食风俗，此后次第扩展到其他地方。南朝梁时，在荆楚地区已能看到它的流行，变成了中国的一般风俗。而且在隋代，久绝的改火仪式复活，作为寒食终了清明日出火的改火仪式，使寒食更盛，在唐代遂成为宫中的活动，原本兴起于太原地区一个民间鄙俗，由于和经义结合，成为国家的节日。宋代承袭唐风寒食亦甚，但是到了元代后次第衰落，明代虽存寒食之语，禁火习俗几乎绝迹。
从节气到节日的清明
清明作为节气，在汉代完备的二十四节气中已经出现，它位于冬至后一百零五日的第八个节气。由于是节气，所以有农时方面的活动。东汉崔寔《四民月令》说：“清明节，命蚕妾治蚕室，涂隙穴，具槌、持箔、笼。”唐末五代韩鄂《四时纂要》也记载：“清明之日，修蚕具蚕室，宜蚕。”可见汉以来人们认为清明是预祝蚕室的吉时。直到明清时期，“暖蚕种”、“祀蚕姑”仍是清明的农桑习俗。崇祯浙江《乌程县志》就说：“其日农夫浸谷种，晚则育蚕之家设祭以禳白虎，门前用石灰画弯弓之状，盖却蚕祟也。”嘉靖安徽《石埭县志》则有“妇女制米茧祀蚕姑以祈蚕”之俗。
不过，清明作为节日广泛进行，并不是因为农时，而是改火观念的结果。前引晋孙楚《祭介子推文》说“三月清明断火寒食”，可知晋时寒食在距冬至一百零五日的清明。由于汉末寒食从冬季移到春天并选择了二十四节气的清明，所以到了南北朝末便将寒食后两天的一百零七日作为清明，一直沿袭到隋唐宋时代。明清时代的清明节既有继承一百零七日传说的地区，也有一百零六日和本来是清明节气的一百零五日的地方。清明错后在寒食终了，从清明节名称上便会给人一种开放的感觉。不仅如此，如中村乔所说，作为再点火日的一百零七天，清明是随着寒食的特别日子的意识开始了，名其日是必要的。决定作为再点火的一百零七日是隋初王劭的建议，复活了古代的改火仪礼。古代改火之意复活，其钻火日相当于寒食终了的出火，不仅表示这一出火，而且具有奉火的重要意义。这里，清明离开寒食，在岁时节日中占有独立的位置。
唐代清明由朝廷赐新火。谢观《清明日恩赐百官新火赋》说：“国有禁火，应当清明，万室而寒灰寂灭……桐花始发，赐新火于公卿……于时宰执俱瞻，高卑毕赐。”新火仍是平明而钻燧献入。钻火是在宫中进行，《辇下岁时记》记载的具体情形：“至清明，尚食（内膳习）内园官小儿（供奉禁苑者）于殿前钻火，先得火者进上，赐绢三匹、金碗一口。”唐诗中咏清明出火的作品很多，表现出寒食终了的喜悦心情。把出火作为改火的奉新火之义已经巩固。
宋朝宫中也有钻火之仪。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中说：唐时惟清明取榆柳之火，以赐近臣戚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