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76-岁时节日里的中国-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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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行于广衢,帝亲御门楼,临观散花,以致礼敬”。可知四月八日佛诞纪念有行像和散花活动。虽然未提浴佛,但至少说明太武帝对四月八日佛诞日的重视。南朝的浴佛活动较盛。《佛祖统纪》则记载了宋孝武帝在大明六年(462年)四月八日,于殿内灌佛斋神。皇宫之外,也有民间的事例,如王子鸾于四月八日建斋并灌佛;刘敬宣八岁丧母,四月八日见众人浴佛,“乃以项上金钱,为母灌佛”(《岁时广记》卷二○《百金》,《舍项钱》)。另据唐韩鄂《岁华纪丽》引《荆楚岁时记》说,长江中游的荆楚地区,诸寺于四月八日各设会,用香汤浴佛,共作龙华会,以为弥勒下生之日。上述事例说明,浴佛活动在南北方都已开展。
关于佛祖诞生的故事,据《佛陀本生传》说,释迦牟尼是其母摩耶夫人梦见燃灯(弥勒)佛送他进母亲腹中而怀孕的。他出生时,有九条龙口吐香水,洗浴佛身,所以佛教要以香汤浴佛。后世视四月八日为佛祖诞生日或降胎日,而佛祖降胎是由弥勒佛促成的。以上就是广为流传的四月八日佛诞与浴佛的来源。
唐代广大地区主要是以四月八日作为佛诞日进行浴佛活动的。据《唐会要》卷八二载,唐朝政府以四月八日为佛诞日,并规定放假一天。顾况有诗句“四月八日明星出,摩耶夫人降前佛”(《全唐文》卷二六五《八月五日歌》),表明民间对四月八日佛诞日的认同。唐人的浴佛活动,据《岁华纪丽•;四月八日》注引《高僧传》讲,是以都梁香为青色水,郁金香为赤色水,丘隆香为白色水,附子香为黄色水,安思香为黑色水,五色香水灌佛顶。此外还引《高僧传》,说释元高母寇氏,梦见僧持伞,香花满坐,便即怀胎,生四月八日,生有异香及光明照壁,迄旦乃散,因名灵育。佛教的这种说法,或许影响到后世妇女于四月八日乞子的习俗。
从东汉到唐代的四月八日活动来看,佛教的浴佛活动逐步深入中国,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至唐代已初步成为全国性的民俗节日。
浴佛节习俗种种
浴佛活动还有腊月初八一说,宋代《岁时杂记》说,当时南方皆用四月八日灌佛,北人专用腊月八日(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行摩诃》引)。到了清代,光绪湖北《荆州府志》载:“今人家浴佛亦有腊月者,而僧寺则四月为多。”事实上,宋以后的浴佛节主要流行在四月八日进行,且进一步深入民众生活。
浴佛节的首要活动是浴佛。寺院一般要举行浴佛活动。宋人金盈之《醉翁谈录》卷四描写了宋代开封相国寺浴佛活动,高僧用长柄金勺从盛香水的金盘中,“挹水灌浴佛子”。此俗也为后世沿袭,崇祯浙江《嘉兴县志》记载:僧尼以铜盂贮佛像,以小勺盛香水浇灌佛顶。一些地方浴佛是上门或沿街进行。《武林旧事》卷三说:“四月八日为佛诞日,诸寺院各有浴佛会,僧尼辈竞以小盆贮铜像,浸以糖水,覆以花棚,铙钹交迎,遍往邸第富室,以小勺浇灌,以求施利。”针对富室的上门服务,获利一定可观吧。而明嘉靖江苏《太仓州志》所记沿街进行的浴佛活动也以求利为目的,将浴佛收入称为“觅佛钱”。
四月八日佛寺还有斋会活动。信佛者踊跃赴会念经、吃斋。天启浙江《平湖县志》说,当地的男女吃素者全都参加,崇祯《嘉兴县志》也有这种说法。更多的记载则说“愚民”前去赴会。
浴佛后的水被认为有利福果之物,是人们求之不得的东西。前引《醉翁谈录》说:浴佛完毕,观者求浴佛水饮用或漱口。北宋都城汴梁(今开封)的十大禅院,各有佛斋会,煎香药糖水送人,名曰“浴佛水”(《东京梦华录》卷八)。《析津志辑佚•;岁纪》记大都四月八日皇宫中的喇嘛奉送香水黑糕斋给皇帝。有的地方是饮甘草汤,明嘉靖福建《尤溪县志》记载:浴佛日,儿童饮甘草汤以消灾,其汤俱诸寺僧分给施米者的浴佛水。
给结缘豆也是佛寺四月八日浴佛活动的一项内容。明嘉靖江苏《江阴县志》说:“四月八日,浮屠氏浴佛,作糖豆遍馈礼佛者。”在北京有舍结缘豆的习俗。平时和尚拈豆念佛,一豆表示念佛号一声,有念豆至石者。至四月八日将豆炒熟撒之,人们拾到,也念一声佛,吃一豆。据说凡妇女不被丈夫和婆婆喜欢者,婢妾被主人和正妻摈弃者,则自咎说:“这是自己前世不舍豆儿,没有结得人缘造成的。”(刘侗《帝京景物略》卷二)清代北京仍保留撒结缘豆风俗。寺院好善者,取青黄豆数升,宣佛号而拈之,拈毕煮熟,散给市人,称为“舍缘豆”,预结来世缘分(《燕京岁时记》)。
浴佛节也是妇女求子的重要时间。明代扬州四月八日有相约到尼庵拜礼及求子息还愿习俗(万历《扬州府志》)。北京郊区的高梁河有娘娘庙,四月八日佛诞日,妇人难子者前往乞灵(万历《顺天府志》)。
浴佛节还有一项重要习俗是吃乌米饭。乌米饭,以叫青精饭,此俗同道家有关,梁陶弘景《登真隐诀》讲到,太极真人授王褒青精乾石饭(《岁时广记》卷一五《染青饭》所引)。宋代寒食节有青精饭的记载,宋《零陵总记》说,杨桐叶细冬青,临水生者尤茂,居人遇寒食,采其叶染饭,色青有光。食之资阳气,“谓杨桐饭”,道家谓之“青精乾石饭”。宋代湖南人把青精饭称为杨桐饭。前引《析津志》四月八日喇嘛向皇帝上“黑糕”或许就是这种“色青有光”的饭。如果是,则元代吃黑饭已同浴佛节结合。明代地方志记载,在南方广大地区浴佛节吃乌饭已成风俗。制法或用桐叶,如万历浙江《黄岩县志》说“人家采乌(梧)桐叶染饭青色,谓之乌饭”。或以南烛草,崇祯《乌程县志》记载:“僧尼以南烛草染糯作黑饭供佛,因相馈送。”嘉靖安徽《石埭县志》也说:“青精饭取南烛木叶捣汁,和水渍米成绀色,蒸熟和芝麻、蜂蜜,按饭成大饼,割成方胜以食,复各相馈送。”以上乌饭有的是僧家作乌饭送于施者,更多的则是民间自制,互相馈送。至清代,浴佛节吃乌饭在南方仍十分盛行。
浴佛节还有吃不落夹等食俗,此俗盛于明代,安徽来安等地方志均有记载。不落夹是用苇叶包糯米、黑糖、蜜和红枣而成的一种类似棕子的食品,长三四寸,阔一寸,味道与棕子相似。“不落夹”一词的来源有两种说法;一说是从释氏名;另一说是由于其用不落叶包之,为角,名不落角,一名不落夹(参见王仁兴《中国年节食俗》)。此外,正德江西《建昌府志》载,四月八日“人家用百果作百和菜,亲邻传送,岁以为常”。
放生也是浴佛节的一项活动。《武林旧事》记载了南宋杭州西湖四月八日作放生会,舟楫甚盛,人们驾着小舟争相买龟鱼螺蚌放生。清代苏州仍能看到浴佛节放生活动,四月八日,当地人持斋礼忏,结众为放生会,有的人买龟鱼螺蚌,口诵往生咒放之,竟日不绝(《清嘉录》)。
《岁时节日里的中国》 第二部分端 午(1)
五月初五是端午节,又称端五、端阳、重午、天中节。
药俗
中国古代把五月特别是夏至节气视为不太吉祥的时候。《礼记•;月令》讲夏至“阴阳争、死生分”。东汉郑玄疏注:“争者,阳方盛,阴气起也。”唐孔颖达疏:“死生分,阴气既起,故物半死半生。”《礼记•;月令》进而提出君子安斋戒,掩身,节嗜欲声色,慎刑等。对于五月和夏至的认识,东汉崔寔《四民月令》记载:“五月,芒种节后,阳气始亏,阴慝(tè)将萌(慝,恶也;阴主杀,故谓之慝。夏至姤〈ɡòu〉卦用事,阴起于初,湿气升而灵虫生矣);煖(xuàn)气始盛,虫、蠹并兴。”可见古人把五月看做是阴气到达端点而亏,阴恶的害虫萌生之月。注中“夏至姤卦用事”之句,反映了古人对端午的认识同夏至观念相关。《易经》中有“姤卦”(),孔颖达《正义》:“姤,遇也。此卦一柔而遇五刚,故名姤。”缪启愉解释说:“‘’代表阴,‘’代表阳。五条阳爻底下伏着一条阴爻,表明阴象已经在潜伏滋长。北半球‘夏至’昼最长,夜最短,过了夏至,夜就开始转长,即古人所谓‘夏至—阴生’。这正是姤卦所表示的现象。”(《四民月令》注释)也就是说,阴恶从五而生,五月五日被古人看做是不吉利的恶时,而这恰恰是阳气运行到端点的端阳之时。
事实上,最晚在战国时,北方人已把五月五日视为“恶月”“恶日”。齐国孟尝君生于五月五日,其父根据俗信,在降生时就要遗弃他,幸亏其母私下抚养,才长大成人。反映出时以五月五日生子为不祥的观念。直到汉代也是如此,王充《论衡•;四讳》记载:“讳举正月、五月子。以正月、五月子杀父与母,不得举也。已举之,父母祸死。”东汉《风俗通》所载五月五日诸事不吉的说法更多,如“俗云五月到官,至晚不迁”;“五日盖房,令人头秃”;“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从战国到两汉,五月五日一直是人们公认的恶日,人们每逢此时要避恶。南北朝时代,《荆楚岁时记》说:“五月俗称恶月,多禁。忌曝床荐席,及忌盖屋。”仍把五月作为不吉祥的月份而有不少禁忌。直到明代,崇祯《嘉兴县志》仍说:“五月为恶月”,并引《礼记•;月令》为证。当地民俗:“家悬神符,禁问疾吊丧诸不祥事,僧道诵经,五日作消灾令。”
积极对付恶月、恶日的办法是以药克毒。战国时代成书的《夏小正》记载:“此日蓄采众药以蠲(juān)除毒气。”《荆楚岁时记》也说五月五日要“采杂药”。众药、杂药,言其多,古人又称之为“百药”,认为五月初五采药最灵验,药越多,效越大。唐韩鄂《四时纂要》说:端午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采摘百种草药的上截嫩头,嫩头的种类多更好,不限多少,一起捣烂,绞出浓汁;又拿三五升石灰,拌和到草汁里面,再捣熟,放在印模子里印脱成药饼子,晒干。治一切刀枪伤处和伤疡,止血,还可以治小儿恶疾。还说端午有斗百草之俗(《岁华纪丽》)。由于人们相信五月五日做成的药有奇效,所以中国古代药学著作《本草》中多以该日收药。收药的时间不仅在五日,更强调在午时。《梦粱录》讲南宋端午“采百药或修制药品,以为避瘟疾等用,藏之果有灵验”。宋朝人陈元靓《岁时广记》列举了宋及前代众多的端午药俗:送术汤、掘韭泥、炼草灰、制艾熊、膏桃人、烧葵子、粉葛根、采菊茎、浸糯米、弃榴花、调苋(xiàn)菜、刈龋▁ǐ)耳、取木耳、服龙芮、乾麕舌、挂商陆、荐汉术、收蜀葵、晒白矾、丸青蒿、种独蒜、食小蒜、汁葫荽、灰苦芙、粒垒洌╢án lóu)、摘苤苢(fǒu yǐ)、啖蓰蓉、制豨莶、相念药、相爱药、能饮药、不忘药、急中药、丁根药、金疮药等,真是琳琅满目,可谓制药日。采药之外还有其他药俗。一是“人曝药”;《岁时广记》引《提要录》:“五月五日晴,人曝药,岁无灾,雨则鬼曝药,人多病,此闽中谚语。”二是“焚古药”,《岁时广记》又引《岁时杂记》说:“端午午时,聚先所蓄时药,悉当庭焚之,辟疫气,或止烧术。”
端午采药之俗,直至明清时代尚且如此。明嘉靖《商城县志》:“采百药以治诸疾。”崇祯《常熟县志》:“午时收百草,备以为药。”嘉靖《石埭县志》:“烧苍术丹(云避瘟气);采药物(日正午采百草、捉蟆,以备药物);捕乌蛇(俗以午月午日午时捕乌蛸蛇酿药物)。”清乾隆甘肃《静宁州志》说当地也“采百草造百药”。
端午造药习俗中格外受到重视的是捕蟾蜍活动。《岁时广记》引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已讲到五日正午时取蟾蜍头有八字者,阴干百日,以其足画地,即为流水,带其左手于身,避五兵。明清时期,则讲究端午用装墨蟾蜍涂肿毒。嘉靖《广平府志》说:“取虾蟆噙墨涂毒疮。”同治《宜昌府志》讲东湖“捕蟾蜍以墨入腹中,俟干取出,涂肿毒有验”。
积极对付恶月、恶日的办法还有沐浴。此俗起源甚早,战国时代已有明确记载。《大戴礼记》说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楚辞》讲“浴兰汤兮沐芳华”。《岁时杂记》说北宋开封人“以桃心柳之类,燂(xún)汤以浴,皆浴兰之遗风也”。还有沐井水的风俗,《岁时广记》引《琐碎录》:“五月五日午时,取井花水沐浴,一年疫气不侵。俗采艾柳桃蒲揉水以浴。”在明代,万历《建阳县志》记载:“午时为天中节,采百药煎汤浴体,以免疱癣。”嘉靖《仙游县志》说:“至午时采百草为汤,浴体以去百病。”清代仍保留古俗,同治四川《高县志》讲:“沿山采药煎水净身,云免疮疥。”
以菖蒲、雄黄酒避毒是以一积极措施。《岁时广记》所引《岁时杂记》:“端五以菖蒲,或缕或屑泛酒。”又引“坡词注”:“近世五月五日,以菖蒲渍酒而饮。”所谓“近世”,大约是指唐五代以来,唐人殷尧藩《端午日》说:“不效艾府趋习俗,但祈蒲酒话升平。”知蒲酒是新兴饮品。至于雄黄,《岁时广记》引《玄微集》:“预研朱砂、雄黄细末,五月五日小调,用槐纸五斤,如小钱大,写天地日月五字,燃作五圆,桃柳汤吞下,大治疟疾,汉三十代天师虚静先生秘法。”明清时代与此不同,是将雄黄置于酒中饮用的。关于雄黄、菖蒲的药用价值,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说:“菖蒲酒,治三十六风,一十二痹,通血脉,治骨痿,久服耳目聪明。”又讲:“雄黄味辛温有毒,具有解虫蛇毒、燥湿、杀虫驱痰功效。”
《岁时节日里的中国》 第二部分端 午(2)
明清时期饮雄黄、菖蒲酒较为盛行。崇祯《乌程县志》说:“以菖蒲、雄黄泛。”嘉靖《汀州府志》记载甚详:“饮酒,午时侵晨,磨雄黄和草药于酒饮之,以辟邪气;及午供养祖先毕,则切菖蒲泛酒,大小胥庆,盖以菖蒲能延年故也。”万历《贵州志》讲:“取葛蒲细切,拌以雄黄,谓之续寿酒。”用葛蒲雄黄末屑和酒外,还要加朱砂,万历《扬州府志》记载:“泛酒用菖蒲、丹砂、雄黄,近作雄黄杯相赠。”饮酒毕,要将酒洒向四壁、角落,以避虫蛇。有的还在小孩的面颊耳鼻涂酒,以避毒。崇祯《嘉兴县志》不仅记载这些风俗,还谈了雄黄、菖蒲的作用:“雄黄,太阳之精,能避诸邪,解诸毒,菖蒲亦能□鬼气,杀诸虫,午日泛菖蒲于雄黄酒中,各以余酒染额、胸、手、足心,以辟邪毒,洒之墙壁门窗诸处,以辟蛇虫。”该志还记载了“瓶插桃榴葵艾以禳毒气”的习俗。
饰物
端午避恶,还以饰物禳除灾祥,表现在人们佩戴和家门装饰两方面。
五月门户饰物禳毒,最早见于《后汉书•;礼仪志》:“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傩)止恶气。”红色绳索和印有五色的桃木板都是避邪吓鬼之物。到了南朝,《荆楚岁时记》说:“采艾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与祓除邪气恶鬼不同,门饰以艾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