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76-岁时节日里的中国-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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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时节日里的中国》 第一部分人 日（2）（图）
以上分析还可从现存民间“剪彩为人”的“人胜”剪纸得到证明。如甘肃庆阳“抓髻娃娃”，娃娃是图的中心，左右有对称的两只鸡，共同构成鸡人创世神话的主题。娃娃下有一朵盛开的莲花，构成莲开立子图像，莲以喻女，表达的意思是莲生子，是求子与生殖崇拜的象征。 登高 魏晋南北朝时代流行正月七日登高风俗。魏的东平王曹翕于七日登山东省寿张县安仁山，凿平山顶作为人日集会和望远的场所，于石壁上刻铭文：“正月七日，厥日惟人，策我良驷，陟彼安仁。”（《太平御览》卷三○引晋郭缘生《述征记》）晋朝桓温的参军张望也在正月七日登高作诗。《荆楚岁时记》把“登高赋诗”作为人日的活动事项。 唐诗中有不少专门登高而作的诗篇。如乔侃《人日登高》、宋之问《军中人日登高赠房明府》、韩愈《人日城南登高》等。还有一些歌咏人日的诗歌中涉及到登高活动，如李峤：“升高缀彩人”；刘宪：“舆辇乘人日，登临上凤京”；李乂：“吉旦行春上苑中，凭高却下大明宫。” 宋代四川人日也有登高活动。据胡昌健研究，川东沿江一带巴渝古代居民在水滨和江中磐石上，以正月初七人日出游为主，在整个春季的三个月中都可以到石上游观，属于修禊（xì）习俗。从题刻内容看，有放歌竹枝词的习俗。如云阳石脊石宋宣和丙午（1126年）人日陈似题诗中“拂石四题鸡子卜，舣（yǐ）舟立听竹枝音”之句；淳熙丙申（1176年）人日宋南等题诗中有“曲米杯浓真旧味，竹枝歌好更新音”（《三峡库区川江水文石刻与古代巴渝修禊习俗》，载《文史知识》1997年第4期）。 中村乔认为，人日登高赋诗的性质与九九重阳节登高相同，是为了祓禳（ｆú ránɡ），其特征是在高爽的地方眺望。与在水边的祓禳洗去过去的污秽相对，在高处眺望在于祓除现在及未来发生的不祥。人日登高，正值年初，可以说是祓禳一年的不祥。此说是符合实际的。 鬼鸟 《荆楚岁时记》说：“人日夜多鬼鸟过，人家槌床打户，捩（liè戾）狗耳，灭灯烛以禳之。”（《岁华纪丽》引）这种令家家户户敲击床铺和房门、揪起狗耳朵使它叫唤、熄灭灯火蜡烛来驱逐的怪鸟是什么呢？人们为什么要驱逐它呢？该书隋杜公瞻注引旧题晋郭璞所著《玄中记》告诉我们，此鸟名姑获，一名天地女，一名隐飞鸟，又名夜行游女，喜欢攫取人家的小孩去抚养，遇上有小儿的人家，就在小孩衣上点血作为标记，世人称之为鬼鸟。另据《太平御览》所引《玄中记》，文前部分讲姑获鸟夜飞昼藏，衣毛为飞鸟，脱毛为女人，一名钩星。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所记，还说夜行游女胸前有乳，喂小孩子不可露处，小孩的衣服不可露晒，如果毛落在衣上，当为鸟祟。特别指出，有人说鬼鸟是产死者所化。由上可知：从晋到唐，姑获鸟的传说内容不断增加，深化着一个主题，就是姑获鸟危害儿童，姑获鸟由难产而死者变成，意在说明生殖人口的不易。我想是人日节生殖崇拜、求子信仰的产物。 鬼鸟还有另外一说。唐韩鄂《四时纂要》在论述人们禳除鬼鸟风俗后，说鬼鸟是九首之虫。此鸟在《酉阳杂俎》也有记载，称之为“鬼车鸟”，相传该鸟昔有十首，能收人魂，一首为大犬噬，秦地天阴，有时有声，声如车鸣。据此，人日夜的鬼鸟，又有九头的鬼车鸟之说。虽然鬼车鸟能摄人魂，危害人的安全，但畏惧犬，所以七日夜要以犬吠禳之。 正月禳鬼鸟的风俗，旨在强调人家特别是儿童的安全，以使人口蕃盛，仍是人日造人主题的表现。 七宝羹•；煎饼 《荆楚岁时记》说人日“以七种菜为羹”。根据唐《金谷园记》记载，人食此羹，可无万病。推定此俗是人们祈愿无病息灾，保证人体健康。 宋代人日仍有吃菜粥的风俗。宋人有关人日的诗歌中留下了这方面的记载。宋祁《人日》诗“彩胜香羹乐上春”，香羹应当是菜粥。唐庚《人日》“挑菜年年俗”，讲摘菜准备做羹。沈遘（ɡòu够）《人日书事》：“藜（Lí离）羹一啜君休笑，犹胜家无种藿（huò货）田。”说明作者在人日吃了野菜粥。 直到明清时期，人日节吃菜羹的风俗还有。明何乔远《闽书•；风俗》说福建泉州风俗：“人日，泉人以是日取菜果七样作羹，名七宝羹。”同治江西《瑞州府志》卷二说，人日“各以辛菜治羹，曰七宝羹。自此男女各勤其职，谚云‘吃了七宝羹，各人做零星’”。 人日还有食煎饼的风俗。《荆楚岁时记》引晋人郭缘生《述征记》还说：“北人此时食煎饼，于庭中作之，云熏火，未知所出。”南朝以后，该俗在文献中间或记载。如《唐六典》卷四讲：“节日食料，正月七日、三月三日煎饼。”《契丹国志》卷二七说：“人日，京都人食煎饼于庭中，俗云熏天，未知所从出也。”民国年间《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一九八记载，华阴县尚有此俗。从资料看，人日食煎饼的习俗流行于北方。我认为“熏天”之俗既然在人日，同女娲神话有关。女娲的故事中，要点是造人和补天，“熏天”就是以火克服天漏之水，煎饼是为了补天。这些民俗在于纪念女娲造人，是女娲造人及天穿节风俗渗入人日节所致。关于天穿节，我们将在第五部分论述。
《岁时节日里的中国》 第一部分立 春（1）（图）
“一年之计在于春”，道出了农业社会春天的重要性，春之始实际上是年之始，中国古代政府和民间均十分重视立春，典型地反映出古人的季节观念。 东郊迎春 儒家经典《礼记•；月令》基于阴阳五行学说，制定了四时、方位、五帝神的关系。请看下表： 《礼记•；月令》说到孟春：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斋。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还反，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 据《后汉书•；祭祀中》所说“迎时气，五郊之兆”，可知天子于五方亲行的大礼，目的是为了迎气，迎春就是迎春气。《礼记•；月令》的上述理论，奠定了古代四时理论的模型，影响着中国古代四时礼节。至于迎春礼，不过是其中之一。但由于立春是四时之始，是四时之礼中最受重视的，民间也最重视立春，遂使立春成为超出四时一般节气的节日。 中国古代首先按《礼记•；月令》制定迎春礼仪的是汉朝。西汉平帝元始年间（1～5年），因为王莽的奏言，曾定都城长安四方和未地（中央）的五郊之兆。东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年），“兆五郊于洛阳四方”。东汉形成了完整的迎春礼仪。《后汉书•；祭祀中》说：“立春之日，迎春于东郊，祭青帝句芒。车旗服色皆青。歌《青阳》八佾舞《云翘》之舞。及因赐文官太傅、司徒以下缣各有差。”青帝是五帝之一，在东方之位司春，句芒是其辅佐之神。除了京师外，郡县也进行迎春。《后汉书•；祭祀下》说：“立春之日，皆青幡帻，迎春于东郭外。令一童男冒男巾，衣青衣，先在东郭外野中，迎春至者，自野中出，则迎者拜之而还，弗祭。三时不迎。”郡县迎春是特殊礼仪，其余夏、秋、冬三时不迎。《后汉书•；礼仪上》还记载了郊、郭之外迎春的布置，“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至立夏”。 汉以后行迎春礼仪的朝代，除唐玄宗一度亲迎外，一般派官员进行。迎气祭祀中配祀和从祀略有变化。 宋以后，立春前一天要有迎春牛的活动，人们称之为迎春。并与立春日的鞭春（打春）区别开来。《梦粱录》记载：“立春前一日，以镇鼓锣吹妓乐迎春牛，往府（指临安府）衙前迎春馆内。”以仪仗器乐队伍迎春牛，形成欢乐的气氛，成为迎春的特色。 明清时代国家明确规定了迎春的礼仪。明俞汝楫编《礼部志稿》卷二二《进春仪》记载，永乐中定：“每岁，有司预期塑造春牛并芒神。立春前一日，各官常服，舆迎至府州县门外，土牛南向，芒神在东西向。”清代继承了明代这种规定。 明清时代各地的迎春仪式更为热闹。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卷一五为我们描述了嘉靖年间杭州的迎春活动：立春前期，县官督委坊甲，整理什物，选集优人、戏子、小妓，装扮社伙，如昭君出塞、学士登瀛、张仙打弹、西施采莲等，竞巧争华，教习数日，谓之演春。可知以如此丰富的社伙迎春，一定会吸引居民观看的。明代的迎春欢娱情形是普遍的，不仅像杭州这样的大城市，在小县城也是如此，如河南嘉靖《尉氏县志》说：“县宰率僚属人等迎春于东郊，散春花、春鞭，县中各色行人及诸伎艺巧饰，呈其技能，作乐戏剧，倾城士人从观焉。县中设有春宴。”明清时代迎春由乐妓等扮演杂剧、社伙出郊迎土牛是普遍性的。 百姓向迎春队伍的土牛撒谷豆麻以讨吉利是迎春又一景观。一是求散小儿病。崇祯浙江《嘉兴县志》说：“居人竞以米豆撒春牛背，曰打春。仍抢拾所撒归，以为利市并小儿稀痘之谶。”嘉靖广东《惠州府志》记载：“以麻豆、赤米掷牛，云散瘟疫。”嘉靖山西《曲沃县志》讲：“豆撒于土牛，散小儿病。”二是祈丰收。嘉靖浙江《萧山县志》记载：“迎春日竞看土牛，老稚集于街衢，户以米粟撒于芒神、土牛之身，以祈丰稔。”
《岁时节日里的中国》 第一部分立 春（2）（图）
春牛芒神 前面提到，东汉不论京师和郡县，在立春日均于城郭门外树青幡，置以泥土所制“土牛”和“耕人”，“以示兆民”。牛与耕夫表明，这是向百姓劝耕。一年之计在于春，做好春耕对于农业社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置土牛、耕夫以劝农也见于后代。北齐时，立春前五日，于州大门外之东，造青土牛两头和耕夫、犁具。立春，有司迎春于东郊，竖青幡于青牛之傍。这里讲土牛是两头，青色，还有犁具，耕夫的职责更为突出，详于汉代的记载。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耕人、耕夫的土偶，在唐宋时代神像化。唐人白居易《白氏六帖》卷一“立春”将偶人称为“策牛人”，北宋的《岁时广记》称偶人为“牧牛人”，说他是“太岁”。所谓太岁即有岁星之称的木星，东方木佐神为句芒，迎春仪中的偶人是指木神句芒。于是人们将原来“土牛耕夫”演变为“芒神土牛”。 土牛的颜色也发生着变化。北齐时的土牛是青色。到唐代，《开元礼》规定在王城四门设的土牛，涂五方之色，各州县的春牛也根据位于京师的方向，涂相应的五方之色。宋代又有新的变化。北宋仁宗时定《土牛经》，规定依据每年干支的五行色，分别在牛的不同部位涂色，由唐的一牛一色变为一牛多色。偶人也根据立春日的干支定其服色。 实际上，《土牛经》对制作土牛、芒神的规定有很多讲究，也为明清时代所继承。《清会典》规定：土牛式，胎骨用桑柘木，身高四尺，应四时；长三尺六寸，应三百六十日；头至尾长八尺，应八节；尾长一尺二寸，应十二月；鞭用柳杖，长二尺四寸，应二十四节气。以本年天干为头角耳色，地支为身色，本年纳音（古乐十二律为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大吕、夹钟、仲吕、林钟、南吕、应钟，每律有宫、商、角、徵、羽五音，合六十音。以六十甲子相配合，按金、火、木、水、土五行之序旋相为宫。称为纳音）为蹄尾肚色，以立春日干为笼头色。枸用桑柘木，索则寅申己亥四孟日用麻，子午卯酉四仲日用苎，辰戌丑未四季日用丝。造牛以冬至后辰日于岁德方取土，如甲年东方甲位，乙年西方庚位，以此类推。 芒神式，身高三尺六寸，象征三百六十日，服色以立春及支受克为衣，如支辰是子，取土克水，色用黄；以克辰为腰带，取木克土，色用青。头髻用立春日纳音，如甲子乙丑日纳音属金，则平梳两髻在耳前；属木在耳后，属水左髻在耳前，右髻在耳后；属火右在耳前，左在耳后；属土两髻皆在顶正中。罨耳以立春时从卯至戌昼时，用手提。再分卯己等属阴，右手提；辰午等属阳，左手提。从亥至寅夜时，则或揭或掩，寅时揭从左，亥时揭从右，子丑二时全戴。鞋褥行缠亦从立春日纳音，属金木系鞋裤行缠，金则缺左悬在腰左，木则缺右悬在腰右，属水俱全，属火俱无，属土则但着裤，无鞋与行缠。至芒神之老少，则视其年支，四孟老，四仲壮，四季少。 位于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有光绪三年、五年、三十四年不同年份的“春牛芒神图”，图中的春牛、芒神着色各不相同，正反映了上述有关礼制。 由岁和立春日的干支定色，随着各年颜色不同，也就产生了验占的风俗。地方志为我们留下了不少记载。嘉靖广东《惠州府志》说，“以牛之头腹与芒神衣服之色而验占岁之丰歉、人之吉凶”。嘉靖湖南《常德府志》也“以牛首红白等色，占水旱等灾；以句芒鞋帽占寒燠晴雨”。有的记载更为具体，乾隆河南《新蔡县志》说“占水旱、人苦乐，芒神跣足则旱，着履则潦，衣红人炎，开顾艰食”。 打春求吉 宋代在迎春的第二天即立春行打春仪。《东京梦华录》卷六记北宋开封府于立春前一天：“开封、祥符两县，置春牛于府前。至日绝早，府僚打春。”《梦粱录》卷一记临安府于立春日“侵晨，郡守率僚佐以彩仗鞭春”。鞭春，就是打春。 明清时代普遍行鞭春礼。崇祯《嘉兴县志》说：“至日有司率诸执事祭芒神，各执彩杖鞭土牛，曰鞭春。”鞭春是作为官府礼仪的一部分，有一定的规定。兹以清代为例：至日清晨，陈设祭品，各官朝服祭句芒神，通赞导至拜位，唱；就位鞠拜，兴；拜，兴。初献爵，再献爵，三献爵。读祝文，文曰：三阳肇泰，万象回春。盛德在木，斗柄建寅。惟神实司，斯民是戴。谨以酒果，用申奠献。尚飨。读毕，通赞又赞，擂鼓，赞，鞭春各官击牛者三，复导至芒神前揖，平身，礼毕（同治《新城县志》卷五）。 鞭春礼打碎的土牛是人们争抢的对象，以此求得吉利。人们认为春牛之土有以下作用：第一，祝丰收。唐末李涪《刊误》说春牛既碎，人们各持其土“以祈丰稔”。清代江苏《如皋县志》卷十也说农民拾碎土，“布田祝丰年”。第二，宜蚕、畜。宋代《岁时杂记》就有得土牛之肉者，其家宜蚕的说法。明崇祯浙江《嘉兴县志》说：“乡人竞取土块置牧圈桑根，宜蚕畜。”除了宜蚕外，还有畜，天启安徽《来安县志》：“争取春牛土□育鸡雏。”河北威县、广平等地也认为取鞭春仗打蚕苗可宜蚕。第三，却虫。宋代《岁时广记》卷八引《琐碎录》说，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