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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5276-岁时节日里的中国-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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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威县、广平等地也认为取鞭春仗打蚕苗可宜蚕。第三,却虫。宋代《岁时广记》卷八引《琐碎录》说,取春牛泥撒檐下,不上蚰蜒。嘉靖《威县志》记载,当地人民竞取春牛土,涂灶却蚁。万历安徽《滁阳志》也记载:“又取春牛涂灶,辟虫蚁。”


《岁时节日里的中国》 第一部分立 春(3)(图)

  春盘  东晋时代已有“菜盘”之说。东晋人李鄂,于立春之日命以罗卜、芹菜“为菜盘”,互相馈赠(唐《四时宝镜》引)。  唐代又有春盘、五辛盘等名称。唐《四时宝镜•;食生菜》说:“立春日春饼生菜号春盘。”(《说郛》本)白居易《会昌六年立春日人日作》说“盘蔬饼饵逐时新”,正是立春吃的蔬菜和春饼在一起的春盘之俗。另外杜甫《立春》有“春日春盘细生菜”之句。关于吃生菜的意义,孙思邈《齐人月令》说:“立春日,食生菜,取迎新之意。”(《古令事文类聚》前集卷六)春盘又称五辛盘,《唐摭言》说,安定郡王于立春日作五辛盘(《岁时广记》引)。五辛盘当是用五种有辛味的生菜拼合而成的。  宋代将春盘多称作辛盘,文献的记载也比唐代详细。北宋《岁时杂记》说:立春前一日,大内出春盘并酒,以赐近臣。盘中的生菜,染萝卜为装饰。可知萝卜是春盘中的菜。此外,韭菜是宋代春盘的重要菜种。苏轼《立春》诗谓“春盘得青韭”,黄庭坚《立春》也有“韭苗杏煮饼”,这些诗篇证明宋人立春喜食韭菜。  明代春盘仍在流行,地方志往往记载当地有“饤(dìnɡ)春盘”之俗。不过明人更盛行吃春饼、萝卜,并有“咬春”之说。嘉靖《清苑县志》称:“咬白卜曰咬春。”正德江苏《江宁县志》记载:“迎春日啖春饼,谚云咬春。”而嘉靖河北《广平府志》则把吃春饼、萝卜称作咬春。大量方志记载立春“茹春饼”,根据当时的风俗,应该说吃春饼不单单是吃饼,往往是要夹着生菜。比如崇祯福建《汀州府志》说,“春饼:汀人于立春日会亲宾享燕为春饼,用葱、菜、肥肉切细,卷而食之。贫家买于市,以应节候”。  清代立春日饮食风俗沿袭明代。《帝京岁时纪胜•;正月》详细记载了春盘的构成:“新春日献辛盘。虽士庶之家,亦必割鸡豚,炊面饼,而杂以生菜、青韭芽、羊角葱,冲和合菜皮,兼生食水红萝卜,名曰咬春。”民间所食菜恰好五种,承继了五辛盘的传统。  春胜•;春幡•;宜春帖  三国晋初人傅咸《燕赋》说:“四时代至,敬逆其始,彼应运于东方,乃设燕以迎至。”可知此时有剪燕风俗,表达迎接春意。宗懔《荆楚岁时记》载有南朝立春活动:“悉剪彩为燕以戴之。”与宗懔同时代的梁人刘孝威有《剪彩花绝句》,可知当时除了剪彩燕外,还有剪花风俗。  唐代诗歌中有不少歌咏立春的篇章,反映出唐人盛行剪彩,在“彩花”、“彩燕”之外,还有其他饰物。如崔日用《奉和立春游苑迎春应制》诗中说:“瑶筐彩燕先呈瑞,金缕晨鸡未学鸣。”剪彩中有鸡的图形。李远《立春日》有“钗斜穿彩燕,罗薄剪春虫”。可知还有作春虫的活动。鸡为报时之禽,虫在春天萌动,鸡和虫的图形表示春天到了和人们的迎春。  宋代流行“春幡”。宋人编《锦绣万花谷》记载:“立春日,士夫之家剪彩为小幡,谓之春幡。或悬于佳人之头,或缀于花技之下;又剪为春蝶、春钱、春胜以为戏。”纸幡引人注目,从记载看,成为剪彩中的主要内容,有一定的普遍性。春蝶、春钱也是新颖的剪彩。春胜,当时指传统的发饰彩燕、彩花。《岁时广记》卷八有“簪春幡”一类,引《提要录》说:“春日,刻青缯为小幡样,重累凡十余,相连缀以簪之。”宋诗中歌咏春幡春胜的不少。如苏轼有《次韵刘贡父春日赐幡胜》诗,苏辙《春日》说“插髻小幡应正绣”;黄庭坚《立春日》有“酥滴花枝彩剪幡”之句;晏殊《御阁》“彩幡双燕祝春宜”;《内廷》:“双金缕胜延嘉节,五彩为幡奉紫廷。”宋代还兴朝廷赐大臣春幡春胜之俗。《东京梦华录》说:“宰执亲王百官,皆赐金银幡胜。入贺讫,戴归私第。”《武林旧事》卷二记载,立春日“赐百官春幡、胜,宰执亲王以金,余以金裹银及罗帛为之,系文思院造进,各垂于袱头之左入谢”。  明清时期仍有立春日戴春幡、春胜之俗,但整个来说此俗衰落了。  立春还有贴宜春帖风俗。此俗起源很早,傅咸《燕赋》记载:“御青书以赞时,著宜春之嘉祉。”已有写宜春的活动。《荆楚岁时记》说立春之日要“帖宜春二字”更为明确。至唐代孙思邈《千金月令》记载:“立春日贴宜春字于门。”宋人称宜春纸为“春帖子”。宋诗中反映出当时赐宜春字相当流行。如夏竦《皇后阁》:“彩幡红缕宜春字,永奉宸慈亿万年。”晏殊《东宫阁》:“春幡乍帖宜春字,翠旗初迎入律风。”崔正言《再继立春韵》:“辄莫更书春帖子,年来双眼眩昏花。”明清时代也有贴宜春字的风俗,如嘉靖河北《河间府志》就有记载。总起来看此俗衰落了,这可能同元旦盛行贴春联有关。


《岁时节日里的中国》 第一部分上  元(1)(图)

  正月十五日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古代称夜为宵,故称“元宵”。正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十月十五日又分别是春、秋、冬三季的第一个月圆之夜,又称“三元”,即上元、中元、下元。正月十五日为上元,有张灯之俗,所以名之为“灯节”。  灯节之源  上元灯节的起源,有一个从元旦设庭燎到设灯,从元日张灯到望日张灯,又受佛教影响将张灯普及的过程。  中国古代有“庭燎”之礼。根据《周礼•;秋官•;司烜氏》记载,古代国家有大事,供给竖在门外的大烛和门内的庭燎,为众照明。在东汉时期,我们已看到元日朝会既设燎又有张灯的情形。《宋书•;礼一》记载:“臣案魏司空王朗奏事曰:‘故事,正月朔,贺。殿下设两百华灯,对于二阶之间。端门设庭燎火炬,端门外设五尺、三尺灯。月照星明,虽夜犹昼也。’”王朗所说的“故事”,是指东汉的礼仪。当时的灯火很可观,殿下两阶间的灯有“两百”,数量很多,而端门外的灯高达“五尺、三尺”。正月朝会的灯火在晋傅玄的《朝会赋》中也有反映:“前三朝之夜中,庭燎晃以舒光。华灯若乎火树,百枝之晃晃。”(《太平御览》卷二九)赋的后两句告诉我们,灯是布置在枝上的,点亮了像“火树”,实际上是一种灯树。如此,则前文所引汉代的五尺、三尺之灯,也应该是此类灯树。《邺中记》讲后赵武帝石虎正日朝会,于殿前设百二十支灯,以铁为之,是置灯于铁架上。  南朝梁时,正月十五日已有张灯之举。简文帝《灯赋》中说:“何解冻之嘉月,值萱荚之盛开。草含春而色动,云飞彩以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梁简文帝集》)“解冻之嘉月”指孟春一月。萱荚是从月朔开始,日生一荚,至十五日生满十五荚,此后从十六日开始,又日落一荚,至月末落完。所以“值萱荚之盛开”,是说十六日。与解冻和草含春色的嘉月合起来理解,正是指正月十五日。与《灯赋》同时,梁的吴均在《咏灯》诗中有“能方三五夜,桂树月中生”,所谓“三五”是“三五一十五”,即上元月。同样可证明南朝梁正月望日夜有张灯的活动。  梁之后的陈朝,也有歌咏灯的诗作传世。陈后主《宴光壁殿咏遥山灯》描述的“山灯”规模很大,其灯火辉煌“如月”、“疑星”,似是上元观灯。陈后主还有一首《三善殿夕山灯》诗,与前诗同被宋人蒲积中归入上元诗,这是可以认同的。另外陈的江总也有一首歌咏三善殿的《三善殿夜望山灯》:“百花疑吐夜,四照似含春。的的连星出,亭亭向月新。”“含春”、“向月”似乎说这是上元日所咏。这也可证明陈后主咏三善殿的诗可能是上元日的。胡三省《通鉴》注说:“上元燃灯,或云以汉祠太一自昏至昼故事。此说非也。梁简文帝有《列灯诗》,陈后主有《光壁殿遥咏山灯诗》,则柳彧所谓近世风俗是也。”(《陈纪九•;长城公至德元年》)否定了上元燃灯起源于汉代祀太一之说,认为与魏晋南北朝的“近世”上元夜张灯有关。  正如中村乔所指出的,在这些诗赋中,完全看不到佛教的色彩,所有的灯树不过是替代自古以来的庭燎。上述资料说明,那种认为上元张灯是受佛教影响所致的观点,至少在南朝以前尚难以成立,上元张灯有中国古代自己的习俗。  北朝的正月十五另有特点。《隋书•;柳彧传》记载了开皇三年(583年)柳彧要求禁断正月十五日娱乐逾度的上书,可知隋都长安的正月十五日夜是一个大型的以娱乐为主的节日,流行角牴之戏,其中讲到“燎炬照地”,是古代庭燎的传统,而未载张灯之事;“人戴兽面”的记载表明有傩戏表演;“缁素不分”说明除大量普通民人外,还有和尚参加。文中所述的风俗有两个关键:一个是时间上系“近代以来”,因其讲都城长安之事,而隋出自北朝系统,所以当是指北朝。另一个是空间上讲京邑外还“爰及外州”。外州是何处呢?《隋书•;长孙平传》记载,开皇中相州刺史长孙平被免职,原因是正月十五日百姓大戏,与柳彧描述的风俗一致。相州治邺(今河北临鄣)属北朝旧地,盛行正月十五日夜演戏欢娱。  邺曾是拓跋鲜卑族东魏、北齐政权首都,而北朝拓跋鲜卑族正月十五日夜有“相偷”之戏(《魏书•;孝静帝纪》)。从后来女真族于十六日夜,契丹族于正月十三日、十四日、十五日夜三天“放偷”来看,拓跋鲜卑族的“相偷”是互相随便偷窃之意。根据这些事实,吕一飞认为,相偷戏的传统从魏、齐绵延至隋,愈发热闹。在北朝,正月十五日已成为民间一盛大节日。当时全社会参与的夜间欢庆活动,在汉晋史书中没有记载,在南朝史书中也没有记载,断定元宵节起源于北朝(吕一飞《胡族习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223页)。我想拓跋鲜卑族的正月十五日相偷风俗对北朝正月十五日注入欢庆气氛是事实,但还不能说元宵节起源于北朝,因上元节与第一个月圆之夜是密切相关的,北朝正月十五日的风俗主要是娱乐,并未有关于月亮和灯的活动,而南朝正月十五日张灯的活动虽未普及民间,但却渊源有自。因此就上元节形成角度看,魏晋南北朝无疑是一个重要时期,但不能说此节起源于北朝或南朝,只能说南北方均有一些活动为上元节的形成注入活力。南北朝这一历史阶段是上元节形成期。  事实上,上元节形成中还有另一重要因素,即佛教的影响。隋炀帝《上元夜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诗中说:“法轮天上转,梵声天上来。灯树千光照,花焰六枝开。”使我们看到“灯树”是布置在“法轮”、“梵声”的佛教活动中的。不仅如此,隋文帝开皇三年的正月十五日禁令,到隋炀帝时被破坏了。大业六年(610年)正月,“帝以诸蕃酋长毕集洛阳,丁丑,于端门街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至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百万。自是岁以为常”。胡三省注:“丁丑,正月十五日。今人元宵行乐,盖始盛于此。”炀帝时代的正月十五日将陈百戏和“灯火”结合在一起,如胡注所云,元宵行乐,始盛于此,即初步形成了元宵节。前引炀帝诗的题目中出现“上元”一词,按照道教的说法,上元是天官赐福之时,要有宗教活动。正月十五日张灯称为上元可追溯于此时。当然,元宵节不可能一下子形成于炀帝时期,它必须有节日的民俗基础,根据以前的分析,可知它同魏晋南北朝时代正月十五日风俗的发展有直接关系。同理,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发展,隋炀帝燃灯受到佛教的影响,也应当有一个历史和民俗的基础。就是说,上元燃灯隋代以前已经受到佛教影响了。


《岁时节日里的中国》 第一部分上  元(2)(图)

  关于燃灯与佛教的关系,古人已经指出。《事物纪原》卷八《放灯》条引北宋释赞宁《僧史略》:“《汉法本传》曰‘西域十二月三十日,是此方正月望,谓之大神变,白汉明帝令烧灯,表佛法大明也’。一云因汉武祭五畤,通夜设燎,取《周礼》,司烜灯烧燎照祭祀,东汉以为佛事。”文中所说汉明帝之事得不到证明,但佛教中大神变日即满月正相当于汉族正月十五日,为汉族元宵的民俗融合佛教提供了基础。  如果说佛教对于上元燃灯的影响在隋代以前由于缺乏资料还近乎推理的话,那么唐代资料可以较充分地说明此点。《旧唐书•;睿宗本纪》先天二年(713年)条说:“初,有僧婆陁请夜开门燃灯百千炬,三日三夜。皇帝御延喜门观灯纵乐,凡三日夜。左拾遗严挺之上疏谏之,乃止。”可见佛教是正月十五日燃灯的提倡者。现存唐代敦煌寺院文书中同燃灯节有关的记载很多,“由支出粮油的用途显示,灯节的主要行事是在寺窟燃灯,有专设燃灯僧,寺主、僧官都上窟来贺节”。敦煌遗书中还保存多篇《燃灯文》,是供官民们祝节诵读的。敦煌的灯节筹备,“运用传统的民间社邑形式,组成燃灯社,则社众捐助,支援灯节”(张弓《敦煌春月节俗探论》,《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可见燃灯是佛教重要活动。其原因何在呢?《涅槃经》说涅槃时,有八恒河沙的诸天女等,复以七宝而为灯树,以种种宝珠为灯明。讲释迦圆寂时天女建灯树。佛教是重视燃灯的,此事如与大神变日满为正月十五的说法结合,对于在中国宣扬佛法争取民众是很适宜的,佛教不会不利用。在扬州,“十五日夜,东西街中,人宅燃灯”,“当寺佛殿前建灯楼;砌下、庭中及行廊侧燃灯,其盏数不遑计”,“无量义寺设匙灯、竹灯,计此千灯。其匙、竹之灯树,构作之貌如塔也,结络之样,极是精妙”(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扬州民间和佛寺正月十五日燃灯既有普遍性,而且从灯制的高水平来看,灯节形成已为时不短。上元灯节在唐代正式形成了,佛教借助了中国古代正月十五日的传统,巧妙地宣传并融入佛教,并给节俗以很大的影响。也可以说,佛教促进了正月十五日张灯之俗的普遍化和正式形成。  灯节之流  唐朝把正月十五日作为“燃灯”节日。天宝三年(744年)规定:“每载依旧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开坊市燃灯,永为常式。”(《唐会要》卷四九《燃灯》)奠定了后世灯节的基本日数。唐末乱世,上元燃灯废,五代梁时恢复,仍因唐制(《旧五代史•;梁太祖本纪》)。  《宋史•;礼一六》说,唐以后常于正月望夜开坊市门燃灯,宋因之。关于宋代的灯期,王栐《燕翼贻谋录》卷三说:“太祖乾德五年(967年)正月甲辰诏曰:‘上元张灯旧止三夜,今朝廷无事,区宇乂安,方当年谷之丰登,宜纵士民之行乐。其令开封府更放十七、十八两夜灯。’后遂为例。”宋代全国承旧制放灯三日,而都城开封则是五日。另外《宣和遗事》记载:“元宵灯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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