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76-岁时节日里的中国-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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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定的中和节，将二月一日前一天的晦日废掉，旨在弥补二月无节的缺陷，不过人为设节也是以一定民俗活动为依据的。德宗在诏书中说二月一日是“天地和同”之日，李泌建议中也多是迎春、重农的事项。所谓“勾萌毕达”是说草木的芽苗都长出了；而“天地和同”也就是阴阳和同、阴阳持中，这是自古以来的思想。东汉后期产生的道教经典《太平经》就说：中和主调和万物，阴阳要在中和，天地阴阳只有沟通中和之气，才能相受共养万物。概括地说，就是“天地中和同心，共生万物”。所以中和节表达的就是天地、阴阳持中和同、万物资始的思想。关于中和与四时节气的关系，符载说：“中和，王节也，万国承之乐洪庆也。夫天地之大德曰生，发生之盛气曰春，春之于孟也，萌动而方微，于季也，发泄而过强，唯仲春木德乃茂沃，生人之恺乐，洗万物之枯槁，当三阳之正中，凝四气之太和，以正星鸟，以推律度。”（《全唐文》卷六九○）能够反映阴阳和同、三阳正中的仲春节气，惟有春分。符载说“以正星鸟，以正律度”，就是古代以春分标记时间确定节气的反映。春天是万物之始的季节，立春虽是春天到来的标志，但真正体现春天到来的是春分，气候转暖，万物复苏。由于春分成为二十四节气之一，已非特殊节日，三月三日又有上巳节，而“寒食多与上巳同时”，所以二月没有重大节日，比起正月的诸多节日更显空缺，废晦日立中和从节日分布上有其合理性，结果造成德宗“欲以二月名节，自我为古”（《新唐书•；李泌传》）的结果。 中和节的事项中，“司农献穜稑之种”来源于《周礼•；天官•；内宰》的说法：孟春，诏告王后率领六宫的人，将各种播殖的谷类的种子献给王者。献种与进农书都表示重农，上春服是贺春。《新唐书•；李泌传》说还要作宜春酒，也是贺春之意。勾芒既是春神也是社神，祭祈丰年。至于赠送刀尺，我们可以根据唐诗里的描述做一些分析：吕渭《皇帝移晦日为中和节》中说：“赐尺下新科，历象千年正。”在《中和节诏赐公卿尺》组诗中，陆复礼说：“欲使方隅法，还令规矩同。”李观有句：“岂止寻常用，将传度量同。”诗中的历象、规矩、度量等词汇，与《新唐书•；李泌传》赐尺“谓之裁度”之意相符，是应中和之名的表示。 中和节还有另一重要习俗“献生子”。朱胜非《绀珠集》说：“人家以青囊盛百谷果实更相馈遗，务极新巧，宫中亦然，故谓之献生子。”献生子表达的是由“献穜稑”祈年到祈盼生育的观念。 宋代尚有唐人中和节的流风遗韵。《梦粱录》记载，二月一日民间有“献生子”之俗，“禁中宫女，以百草斗戏。百官进农书，以示务本”。《武林旧事》说中和节“唐人最重，今惟作假，及进单罗御服。百官服单罗裳而已”。 宋以后中和节基本消失，极个别地方尚有余绪。《帝京岁时纪胜》记载，京师于二月一日以江米为糕，上印金乌圆光，用以祀日，绕街遍巷叫卖，称为太阳糕。其祭神云马，题曰太阳星君。焚帛时，将新正各户张贴之五色挂钱，摘而焚之，曰太阳钱粮。都人还有游左安门内太阳宫的习俗。事实上，《尚书•；尧典》就有春分恭敬礼拜日出的记载。祭日供品太阳糕中的鸡，其起源甚古，《山海经》中有金乌载日神话，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出土文物已有其图形，乌变成了三足乌。古人的太阳崇拜表现为祭祀鸟神。清人太阳糕上印“金乌圆光”反映的正是此俗。《燕京岁时记》又说太阳糕上做一只一寸长的小鸡，这是由于日出鸡鸣的缘故，实质也是太阳崇拜的观念。 二月二与龙抬头 中村乔指出，选择二月二日的观念，在隋朝至唐初这一时期已经出现。当时孙思邈著《千金月令》说，“二月二日取枸杞煎汤，晚沐，令人光泽，不病不老”（《遵生八笺》卷三引）。中唐时二月二日有出郊外游玩的春游活动，如白居易有以“二月二日”为题的诗歌：“二月二日新雨晴，草芽菜甲一时生。轻衫细马春年少，十字津头一字行。”描写春游的青年很多，在渡口都排列成一队行走的情形。从中唐至晚唐的诗人韩琮在题为《二月二日游洛源》的诗中说：“旧苑新晴草假苔，人还香在踏青回。”唐末五代初李绰《秦中岁时记》记载：“二月二日，曲江采菜，士民游观极盛。”由上可知，唐代民间有二月二日春游踏青之俗，采菜是其中的一种活动。 宋代也流行二月二春游采菜，甚至以“挑菜节”、“踏青节”命名二月二日。宋代的《壶中赘录》说：“蜀中风俗，旧以二月二日为踏青节，都人士女络绎游赏，缇幕歌酒，散在四郊。”（《岁时广记》卷一引）可知北宋初年二月二日春游之盛。而北宋哲宗、徽宗时张秉“二月二日挑菜节，大雨不能出”的题诗，使我们了解到挑菜在二月二日重要到名节的地步。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二有《挑菜》项，记载当时宫中还举行挑菜的御宴。挑菜之俗在宋以后一直流传下来。 二月二日还有“迎富”之俗。唐末五代之际韩鄂《岁华纪丽》说：“昔巢氏时，二月二乞得人子，归养之，家便大富，后以此日出野，曰采蓬，兹向门前以祭之，云迎富。”此迎富之俗实际上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巢人乞子以得富，二是出野彩蓬门前祭之。后一习俗来源可追溯到东汉崔寔《四民月令》所记正月之俗：“百卉萌动，蛰虫启户，乃以上丁祀祖（道神）于门，及祖祢，道阳出滞，祈福祥焉。”二者均祭祀于门，迎富、祈福祥略有差异；实质都是求吉祥。二者的联系还可通过后世风俗证明，明陈阶的《日涉编》二月二日条引《蜀志》说：四川省顺庆府风俗，每岁是日郡人从太守出郊，谓之迎福。看来明代出郊是唐代出野的延续，迎富本来应该为迎福，有可能乞子得富的传说附会于迎福的风俗之中。这种在郊野进行的春游活动，诚如中村乔所说，是从春季祓除行为引出的风习，祓除行为发展出去不祥招吉祥的观念。 唐代二月二日春游之俗的流行，同改晦日为中和节有密切关系。前面提到唐德宗贞元四年曾提倡在晦日春游，中和节确定后，春游之俗也移入。唐朝恒例于二月一日在长安曲江池赐宴，都人于是日游赏曲江。唐末李绰《秦中岁时记》所说“二月二日曲江采菜，士民游观极盛”，更是中和节都人曲江春游移向二月二日的证明。
《岁时节日里的中国》 第二部分晦日•；中和•；二月二（3）（图）
元明清时期，二月二日除踏青活动外，盛行“龙抬头”风俗。目前已知最早记载“龙抬头”风俗的，是元代的《析津志•；岁纪》：“二月二日谓之龙抬头。五更时，各家以石灰于井畔周遭糁（shēn）引白道直入家中房内，男子妇人不用扫地，恐惊了龙眼睛。”明清时代龙抬头的风俗主要有以下几项：一是引龙。或各家早起汲水，谓之引龙；或以灰引至门，叫做引钱龙；或开庙门祭龙神，名为引龙。引龙反映了人们渴望风调雨顺的良好愿望。二煎饼贴符。嘉靖河南《尉氏县志》说：“二月二日，俗名龙抬头，谓惊蛰也，各家贴符禁语，及摊煎饼食之，以厌胜蛇蝎、蚰蜒，不使近人。”煎饼体现的是通过把食品煎来煎去、翻来覆去，高温加工，以镇慑春天萌动的害虫。三是以灶灰围屋等。嘉靖河北《广平府志》记载：“二月二日撒灶灰围房禁蝎”，还“于雷始发声，取东墙土收之，能疗蝎蛰”。四是打扫卫生。河南商城嘉靖志说当地通过扫室以避蛇虫。五是忌针。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说：“闺中停止针钱，恐伤龙目也。”上述风俗的主要内容是引龙祈雨和以煎饼、灶灰等抑制害虫，而抑制害虫是配合“惊蛰”、“雷始发声”的季节特点。 惊蛰是冬眠百虫苏醒开始活动的节气，汉代以后其时间在二月初。民间认为这时龙也同百虫一起苏醒、抬头。其实此龙如陈久金所指出，是指二十八宿中的东方苍龙，每年二月春分以后的黄昏龙角星从东方地平线出现，这时整个天龙的身子尚隐没在地平线下，故称龙抬头。而在正月之前的整个冬季，东方苍龙星座在黄昏时均隐没在地平线下，人们认为这是龙在蛰伏。将龙视为神灵，同秦汉以后苍龙星座出现东方的时间推迟有关，春分前的节气是惊蛰，自然更容易同龙联系起来。龙抬头的风俗不可能突然产生，元代之前它已存在于祭祀社神勾龙中。中村乔认为，华北龙抬头风俗是社祭加上惊蛰的观念。随着社祭的衰退，移向龙神庙祭祀，龙神庙的祭祀是祈雨，其简略化便产生了“引龙回”。 社日与土地神诞 社神即土地神，属于自然崇拜。《公羊传•；庄公二十五年》记载：“鼓用牲于社。”《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共工氏之有子曰勾龙，为后土。”“后土为社”。可知先秦时代社神起源于后土信仰，勾龙为社神，击鼓用牲祭祀社神。《礼记•；郊特牲》讲：社，祭土，用甲日，即用日之始。这个日之始在同书《月令》中是定在二月的元日，即二月初一。 汉代有关社祭资料多起来，我们可以对社祭有进一步了解。《白虎通义•；社稷》记载：“王者所以有社稷何？为天下求福报功。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广博，不可遍敬也。五谷众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谷之长，故封稷而祭之也。”可知社为“封土”之坛的祭土施设，祭之以求福报功，就是春祈秋报的一年两次春秋社祭。汉代从天子到王侯，以至县乡里均有社，国家的社制外，民间还立私社。《汉书•；五行志中》注说，国家规定二十五家为一社，而民或十家五家共为田社，是为私社。社神已被拟人化，《后汉书•；方术传下》讲费长房能“驱使社公”。《汉书•；陈平传》记载了陈平视祭分肉的故事：里中社祭，陈平负责割肉，分肉甚均。里父老夸奖他割肉很好。陈平说，假使我能够负责天下，也如同分肉一样公平。这个故事使我们了解到社祭要用供肉，祭毕大家分肉吃。因此社祭需要一定的费用方可进行。《汉书•；食货志》说：“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大概是指社祭时公里人民的祭社负担。 汉以后仍实行二月、八月两个社日的春秋社祭。关于社祭的时间，晋嵇含《社赋序》说，汉在二月卜丙午日，魏在二月择丁未日，晋朝是一月酉日为社。这是各因其行运，《魏书•；礼志一》载魏春秋社则是用戊月。隋唐继承了北魏这一规定。宋朝规定立春和立秋后的第五个戊日为社，春秋社大约在春分或秋分后五天之内，元明清实行唐宋旧制。就春社而言，基本是在二月举行。 《荆楚岁时记》为我们留下社祭的具体情形。可知春社这一天，周围邻居结集起来，举行仪式祭祀社神，杀牛宰羊献祭酒。在社树下搭棚屋，先祭神，然后共同享用祭祀过的酒肉。 社日在唐代盛行，唐诗中有关描写很多。反映出村闾社祭时，照例置鼓以聚众。社祭要备酒，祭毕饮社酒。自古相传，“社祭饮酒治聋”。社祭还有祭肉，祭毕要分食。唐代还责成社首收税。唐代帝王常在社日赐臣僚羊酒、海味、酒面、粳米以及蒸饼、环饼等，常衮、白居易、高骈等人都在社日上状，感谢朝廷对自己的额外赏赐。一般来说，春社致祭乃是祈求神明保佑风调雨顺。民妇在社日还有停止做针线的“忌针”习俗（张泽咸《唐代的节日》，载《文史》第三十七辑，中华书局，1993年）。 宋代的社日习俗同于唐代。梅尧臣《春社》诗集中反映了社祭的情形：“年年迎社雨，淡淡洗林花。树下赛田鼓，坛边伺肉鸦。春醪朝共饮，野老暮相哗。燕子何时至，长皋点翅斜。”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土地信仰盛行，洪迈的《夷坚志》中关于土地的传说相当多。宋代各地设置土地神的祠庙，这种土地祠庙是社公之外另立的，又与社同属于土地信仰。 明清时代社祭在北方衰落，南方仍然盛行，同时土地庙进一步普及。这同明朝制度有一定关系，朱元璋要求各地城市建城隍庙，乡村设土地庙，还规定每里一百户，立坛一所，祀五土、五谷之神。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从明代开始，江南地区把二月二日定为土地神诞日。万历时李一楫的《月令采奇》、崇祯时的《闽书》都说二月二日是土地神生日。土地神诞还影响到社祭，嘉靖浙江《淳安县志》说，乡间于二月二日祭里社。顾禄《清嘉录》的记载更为详细：“（二月）二日，为土地神诞，俗称土地公公，大小官廨皆有其祠。官府谒祭，吏胥奉香火者，各牲乐以酬。村农亦家户壶浆以祝神釐，俗称田公、田婆。”土地信仰与社祭的混合，在嘉靖江苏《六合县志》的记载中更为明显：“二月遇社日，各坊巷具牲醴祭当境土地神，谓之土地，社祭毕会饮。秋八月遇社日亦然，主社者每社日一易。”就明清各地方志记载来看，大多记载社祭是在社日，祀社神以祈年。社祭时的社会很热闹，嘉靖浙江《武康县志》说：“春社，清明前数日，各村率一二十人为一社会，屠牲酾酒，焚香张乐，以祀土谷之神，乃如若装扮师巫、台阁，击鼓鸣锣，插刀拽锁，叫嚣豗（huī）突，如颠如狂。”春社的事项，嘉靖安徽《石埭县志》记载很详，除祭社神外，还有浸谷种、祭新墓、治蚕诸俗。
《岁时节日里的中国》 第二部分花 朝
花朝节所在日期各地有所不同，或为二月初二，或为二月十二，或为二月十五。
中春花朝
二月十五日为花朝节的正式记载始于唐代。唐人所作《提要录》记载：“二月十五日为花朝。”（明人陈耀文《天中记》卷四引）二月十五日有“二月半”之称，时值仲春，唐人视之为特殊的日子，中唐以后留下了歌咏是日的诗句。杜甫《慈恩寺二月半寓言一首》说：“二月韶春半，三空霁景初。”把二月半作为春季之半。温庭筠以《二月十五日樱桃盛开，自所居蹑履吟玩竟召王泽章洋才》为题，有“静应留得蝶，繁欲不胜莺”之句，可知二月十五日有赏花戏蝶之举。再如柳宗元《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诗说：“宦情羁思共凄凄，春半如秋意转迷。山城过雨百花尽，榕叶满庭莺乱啼。”表现出对春半与百花的强烈意识。韦同则《仲春赏花》一诗也反映了赏花是二月的重要活动。由上可知，中晚唐人对二月十五日有一种中春意识，赏花已经成为一种风气。二月半中春是同八月半中秋相对应的。中唐诗人徐凝《二月望日》说：“长短一年相似夜，中秋未必胜中春。”花朝正是基于这种时间的对称意识产生的吧。
关于花朝一词的含义，陈元靓（jìnɡ）《事林广记》说：“二月十五为花朝，《风土记》云‘言浙间风俗，春序正中，百花竞放，乃为游赏之时。花朝月夕，世之所常言，月夕乃八月十五日’。”中村乔指出，此《风土记》出自宋人之手。从中可知，花朝是针对八月十五日的月夕而言。宋代的花朝风俗，开封府举行“扑蝶会”（《佩文韵府》引杨万里《诚斋诗话》，原文系此事于二月十二日下，中村乔指出为二月十五日之误）。《梦粱录》卷一说，仲春十五日为花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