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76-岁时节日里的中国-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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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诗话》，原文系此事于二月十二日下，中村乔指出为二月十五日之误）。《梦粱录》卷一说，仲春十五日为花朝节。浙江风俗，以为春序正中，百花争放之时，最值得游赏，都人皆往钱塘门外玉壶、古柳林、杨府、云洞，钱潮门外庆乐、小湖等园，玩赏奇花异木。特别是包家山桃开浑如锦障，极为可爱。此日帅守、县宰率僚佐出郊召父老赐酒食，劝以农桑。可见宋代花朝节除了赏花之外，还有地方政府的劝农活动。
明代资料中也反映了花朝节的一些风俗。北直隶《宣府镇志》说，宣化府村民于花朝节相遗五谷瓜果之种，谓之“献生”（《日涉编》卷三引）。这是移入了唐宋中和节之俗。明人李一楫《月令采奇》记载，二月十五日乃劝农之日，是日晴和主丰，风雨主歉。以是日晴雨占农作物丰歉。
清代湖北宜昌府、湖南宁远县、江西瑞州府等地是以二月十五日为花朝节的。花朝有赏花等娱乐活动，同治《瑞州府志》记载：花朝节“采百花醋饮赋诗，各学徒争饮，师长谓之花朝酒”。花朝还有些人生礼仪风俗，宜昌府东湖有“民间多于是日嫁娶，幼儿穿耳”（同治《宜昌府志》卷一一）。
百花生日
南宋时代苏州有花神庙，在花神生日进行祭祀。明代王鏊《姑苏志》卷五九记载，宋平江府（苏州）衙门内有百花庙，兵马都监韩子师“夜闻鼓笛喧訇，问何处作乐，老兵言，后园百花大王生日，府民年例就庙献送”。苏州建花神庙的传统沿至明清时期，顾禄《桐桥倚棹录》卷三载，虎丘有两座花神庙，旧庙在桐桥内，明洪武中建，“祀司花神像，神姓李，冥封永南王，旁列十二花神”。新庙在虎丘寺东，建于乾隆四十九年，祀向乾隆皇帝进花之郡人陈维秀。顾禄在《清嘉录》中还说百花生日时“虎丘花神庙，击牲献乐，以祝仙诞，谓之花朝”。这个作为百花生日的花朝，时间在二月十二日。根据明《月令采奇》，把二月的十二日和十五日分别称为“百花朝”和“花朝”的用语，可以看出，宋以来苏州地区流行建花朝庙，是为了二月十二日纪念百花生日。
关于苏州地区所祭十二花神的来历，众说不一。据晚清吴友如《十二花神图》，一月是梅花神柳梦梅，二月是杏花神杨玉环，三月是桃花神杨延昭，四月是蔷薇花神张丽华，五月是石榴花神钟馗，六月是荷花神西施，七月是凤仙花神石崇，八月是桔花神绿珠，九月是菊花神陶渊明，十月是芙蓉花神谢素秋，十一月是山茶花神白乐天，十二月是腊花神老令婆。
明清江浙地方志记载了一些十二日花朝活动。嘉靖《太仓州志》说：“二月十二日花朝，儿女裂彩绡，遍系花果树，曰百花生日。为花朝。”反映出以十二日为花朝的盛行，此节有在花果树上附以彩绢之俗。万历《昆山县志》记载：“十二日花朝，天气晴明，则百果、五谷无损。”与宋代十五日花朝农占之俗相同。浙江也有此俗，崇祯《嘉兴县志》也说：“十二日为花朝（俗呼百花生日），以是日晴雨占果实盛衰。”
清代十二日花朝也很流行。顾禄《清嘉录》记载：“十二日为百花生日，闺中女郎剪五色彩缯，粘花枝上，谓之‘赏红’。”该活动显然与明《太仓州志》享花果树之俗一脉相传。关于此俗的起源，《清嘉录》引《镇洋志》说：“以十二日为崔元徽护百花避封姨之辰，故剪彩条系花树为幡。”又加按语：“然郑还古《博异记》载徽事，只云春夜，不言月日。”据《博异记》，崔元徽在唐天宝年间，于洛苑东邻接受因每年春受东风之害的花精之请，画日月五星图立朱幡以避东风，时在二月二十一日。显然此徽事被后人附会于二月十二日百花生日之俗中了。在北方，《帝京岁时纪胜》记载：“十二日传为花王诞日，曰花朝。幽人韵士，赋诗唱和。”
此外，二月二日为花朝的记载，见于明代方志。崇祯浙江《乌程县志》说：“二月二日花朝，士女皆摘蓬叶插于头，谚云‘蓬开先日草，戴了春不老’。”另外嘉靖浙江《淳安县志》记载：“二月二日，东西坊市为会，多以花丽相高，其间有露台，甚奇巧，然亦观上人好尚而为之，乡间于是日祭里社。”所记城中两坊市风俗当与乌程志所载类似。不过此日乡间则是祭里社，耐人寻味。
花神的信仰与节俗唐宋始盛，它是植物自然崇拜拟人化的反映，不过花朝节风俗更多体现的是娱乐功能，受士人和姑娘重视。
《岁时节日里的中国》 第二部分文 昌 诞（1）
文昌神信仰的形成
关于文昌神的由来，《史记•；天官书》记载：“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结合诸家注释和其他资料，可知文昌神信仰基于古人天体自然崇拜以及对宇宙秩序的思考，古人从形状上观察将北斗七星中勺的部分比喻为筐，更重要的是把斗魁戴匡六星与人间社会秩序相联系，赋予主宰人间的功能。并比照人间的政府，视其为天府，系天之精灵所聚，传播天的法度，命名为文昌宫，六星各司其职。文昌六星是一种广义的解释，汉以后流行的文昌则是狭义的看法。《周礼•；春官》谈到大宗伯“燎祀司中、司命”，据郑玄注可知郑众以司命为文昌星，而郑玄认为司中、司命是文昌宫的第五、第四星。应劭《风俗通义•；祀典•；司命》也把司命作为文昌神，并说“今民间独祀司命”，看来其信仰汉代已在民间相当普及。北宋真宗年间张君房所编道教类书《云笈七签》也以文昌星神为司命之神。
宋元间道教把四川梓潼神附会为文昌帝君。据常璩《华阳国志》卷二记载，梓潼神在东晋以前是恶子信仰，已有学者指出恶子神可能源于古老的雷神信仰。综合宋代的文献记载，可知梓潼当地又传说恶子姓张，系蛇精。张恶子仕晋战死而庙存，曾迎唐明皇于蜀，追命左丞相。又助唐僖宗，封济顺王，北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因助官军被追封英显王。南宋绍兴年间，又不断加封“武烈”、“忠佑”、“广济”的封号，成为“英显武烈忠佑广济王”八字封号。嘉定六年（1213年）改封“英显武烈文昭忠济王”。梓潼神的父母和妻子从北宋徽宗时起受到各种追封和加封。梓潼神的影响在宋代扩大，传至川外。而且除地方守护神的性质外，还具有预知科举仕进的功能。元代道士遂假托梓潼降笔为自传《清河内传》，称周初降生于黄帝后裔，以后历代显化，玉帝命其掌生死爵禄。梓潼神与文昌神功能合一，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加封“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人遂以文昌帝君称梓潼神。元朝末年贡师泰说：“梓潼神，祠在蜀郡梓潼县，累封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今郡县所在亦多祀之。”（《玩斋集》卷7）可知文昌帝君已被相当多的地方官员祭祀。
文昌神信仰的传播与普及
明代的文昌神信仰在社会上进一步普及。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对梓潼神信仰的抑制，根据《明史•；礼志》记载可知，明初学校沿袭元代旧有礼俗，英宗时新修京师梓潼帝君庙并遣官致祭。孝宗时代强调梓潼地方神的原有品格，将之与文昌六星信仰分开，取消国家的祭祀和学校的祠祀。至于民间的梓潼神信仰，仍然有视梓潼神为“文事”之神的情形。
文昌神信仰借助明朝崇奉北极真武而传播。玄武七宿被后人奉为真君，宋真宗避讳，改为“真武”。靖康初年，加号“佑圣助顺灵应真君”。道家附会说：真武为净乐王太子，修炼武当山，功成飞升。奉上帝命镇北方，被发跣足，建皂纛玄旗。朱元璋平定天下，以真武阴佑为多，曾经于南京建庙崇祀。规定每年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用素羞，遣太常官致祭。朱棣靖难成功，为感谢真武神助，又于京城并武当山重建庙宇。明朝称真武神为“北极佑圣真君”，两京岁时朔望各遣官致祭，而武当山又专官督祀事。明朝以湖北武当山专祠北极，附以百神，以北极真武成为统领文昌之神。穆宗时在士大夫的主张下，“依北极祠文昌”，在武当山“得隙地于三公峰之阳”而建堂。堂成汪道昆写有祠记，汪道昆还为安徽休宁白岳齐云山的文昌祠写有祠记，记文开篇就谈到了北极真君与文昌的关系，可知文昌是由于位居北斗而被特祠的。
文昌信仰善书开始普及。明代文昌信仰与倡导暗中行善施德与人以致福的阴骘思想结合，在明中叶出现了不少此类善书，现存最早的阴骘文是15世纪中叶松江人颜廷表编的《阴骘文注案》。阴骘文即《文昌帝君阴骘文》，以文昌帝君扶鸾降笔写成，又称《丹桂籍》，丹桂喻科举及第，因文昌神主功名禄位故名。《文昌化书》在当时也颇为流行，士大夫以之劝善行教化，维护传统的伦理纲常。《文昌化书》的流行与地方官、士大夫为移风易俗而神道设教有密切关系。
明后期文昌祠设立明显增多。笔者从明人文集等资料中收集到有关文昌祠的24个事例，主要集中在万历以后，说明文昌神信仰的发展，万历时王世贞即指出其发展状况：“今天下所在有祠。”（王世贞《弇州续稿》卷一六○）文昌祠分布地域较广，计有南北两京所属地区、山东、山西、河南、江西、湖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南北方都有，反映出文昌神信仰的空间展开。博罗县、德州、大名府的事例说明学校有文昌祠，学校并没有因孝宗取消梓潼帝君祠祀而不建文昌祠。文昌祠的设立一般是为了振兴文运，也有人言及文昌神的多种功能，如吕维祺在记中说文昌：“掌人间桂籍、嗣胤、名爵、福禄、寿夭、贵贱、地府、水曹诸事。”（《明德先生文集》卷一○）可见文昌神的功能多样化。
明代中后期开始普及的文昌神信仰持续至清代。清初即有人说：“文昌之祠遍天下。”（朱鹤龄《愚庵小集》卷九）清代文昌信仰普及化的一个更重要的标志是惜字会的普及化，因文昌信仰要求人们敬惜字纸。诚如乾隆时陆耀所说：“近人又因文昌之社，而有惜字之会，推其所以惜字之故，仍不出媚神以求富贵。”（《清经世文编》卷六九）
清代文昌信仰的普及化与政府的倡导有关，清朝自嘉庆元年（1796年）爆发的五省白莲教大起义由盛而衰，清朝政府和士大夫深切感到了民间宗教对统治秩序的威胁，为了振兴文运，战胜“邪说”，他们抬出文昌神以“福国佑民”。其经过是，嘉庆五年教军进兵梓潼，据说“望见祠山旗帜，却退”。后来“潼江寇平”，清军取得川西战役的胜利。或许是战事恰在梓潼，被清军附会，消息传至京师，嘉庆帝借此搞了一场宣传战。他亲自书写“化成耆定”额，用彰异绩。并在京师地安门外明成化年间文昌祠的旧址，重新修建文昌祠，祭祀文昌帝君。嘉庆六年夏祠成，他躬谒行九叩大礼。依照关帝庙祀典定出每年以二月初三文昌帝君诞日为春祭，秋祭选定吉日，同时设立“文昌帝君先代神位”致祭。嘉庆六年皇帝不仅在京师建成文昌庙为天下先，而且下诏全国崇奉文昌帝君，更要求地方上祭祀文昌帝君，推动了各地文昌祠庙的设立与祭祀，清代文昌信仰以此为契机而普及全国各个地方。咸丰六年（1856年）文昌帝君与关帝一体升入中祀。清朝后期的皇帝还不断亲谒文昌庙行礼，计有咸丰七年、同治十二年、光绪十三年几次。这些举措进一步加强了文昌神信仰的影响。
《岁时节日里的中国》 第二部分文 昌 诞（2）
文昌诞节的地域分布与形态
正是以上述情形为背景，清代形成了文昌诞节。我从三百余部明代地方志搜集的约130种地方志岁时节日资料里，只发现崇祯《嘉兴县志》卷一五记载二月三日为梓潼帝君诞。而在清代地方志风俗志岁时节日资料中，看到大量清人以二月初三为文昌帝君诞辰士人进行文昌会活动的记载，说明该日已成为清代的一个节日。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按地区分为六卷，岁时节日资料丰富，我们据此分地区论述清代文昌诞节的形态。
华北地区，嘉庆以前华北地区已有文昌诞节，嘉庆以后继续发展；分布在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地区，文昌的祭祀者主要是绅士，敬神一般要演戏庆贺。祭祀文昌也有一起祭祀魁星、奎星兼及城隍的情形。
东北地区，偌大的东三省仅辽宁锦州两县两部民国所修方志有文昌诞节记载，这是由于东北原属满族控制地区，没有文昌神信仰，至晚清汉人大量涌入后，才有了文昌神信仰。
西北地区，文昌诞节主要是嘉庆以后发展起来的，分布在陕西、甘肃，以陕西占绝对多数。作文昌会的主要是士人，但是“无长幼”、“士民”、“邑人士”的记载表明普通民众也有相当参与。文昌诞节的活动以文娱为主。
西南地区，嘉庆朝是该地区文昌诞节的重要发展时期，如嘉庆《邛州志》说：“文昌寿诞，近入祀典，士子亦有演戏庆祝者。”文昌诞节事例的地区分布为四川、贵州、云南三省，以四川为多。梓潼神的家乡是四川，传说他就是文昌，故四川的文昌诞节普及最快。比较而言，邻近四川的云贵两省也是文昌信仰的普及地区。四川方志的文昌诞节记事较其他省区丰富，说明作为节日这里有相当好的民俗基础，因为其文昌诞节多是作为梓潼帝君诞节进行的。四川的文昌诞节除了士人积极参与外，比较具有群众性，演戏庆贺较为普遍；其他文娱活动也兴盛，如盐亭县、酆都县、太平县要迎神赛会。贵州毕节县的游神队伍很有观赏性，云南大理县的欢庆气氛浓烈。文昌神也被作为祈子之神，《温江县志》、《盐亭县志》就有这方面的记载。士人的文昌会比较兴盛，所谓文昌会，主要是举行宴会，《金堂县志》记载了当地各学每年轮流举办的规定，很制度化。
西南地区文昌诞节有“洞经会”以及里社建清醮、傩活动。同治四川《涪州志》、民国贵州《绥阳县志》、光绪贵州《普安厅志》有这方面的记载，明清时代南方一些地方以二月二日为社诞日，以上地区二月初三里社建清醮祈谷、以傩驱疫活动，是将春社活动放在文昌诞节进行的结果。所谓“洞经会”也是以春社禳除灾祟的建醮为基础的，光绪四川《盐源县志》说二月初二“城内及盐井文昌会，谈演《大洞仙经》，盖越嶲有紫府飞霞，故俗尤恭敬”。洞经会因“谈演”《大洞仙经》故名，出现于清末民初；形式是“谈演”，具有表演性质；其功能兼具逐疫和庆祝；洞经会也近似善会组织。其本质是春社受到了道教以及文昌信仰的影响。
中南地区，文昌诞节也以嘉庆以后为多，分布在河南、湖北、湖南、广东、海南等地区，以河南为多。文昌诞节的内容也以士人作文昌会宴饮相聚、演戏敬神为主。值得注意的是文昌神诞节与北方社日龙头节的混合，仪封县和兰考县农民在二月初三祀土谷是社日活动，而辉县龙头节祀文昌神，是把文昌诞节提前一天进行。遂溪县于中秋祭文昌，当是文昌信仰与秋社结合的产物。
华东地区，文昌诞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