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教父_2-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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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色沙石房屋。在那里罗曼史第一次触动了我的心。我把漂亮妇女分成两类：一类是母亲那样，另一类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居民。这种有害的态度是我的教育环境造成的。除了在幼儿园的两周以失败告终的生活外，我再也没有在男女生同校的课堂上呆过。某种不友善的力量实际上剥夺了我与同年龄女孩正常接触的权利。唯一的例外是，我仅与表妹海伦有交往，可是她对我的思想或感情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令我迷恋的是一位楚楚动人、才华横溢和活泼愉快的姑娘，我敬慕她，她也非常喜爱我。可惜，她是风华正茂的18岁，而我仍是青春期前的12岁。康斯坦斯·弗莱希跟着妈妈到我们这里来借房子住，以便靠近伯纳德学院。没有谁对一个怕羞的孩子像康斯坦斯对我那样和蔼可亲。她主动教我法语，尽管我有其他许多功课，可是这门课我是全身心投入的。不久以后我的藏书中有了普罗斯帕·梅里美①的小说《高龙巴》的教材版，这本书有词汇、注解以及扉页上康斯坦斯用她那美丽的手写出来的下列题词：“我爱小不点。”
　　①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1842…1910）：著名的美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实用主义创始人之一。著有《心理学原理》、《实用主义：旧的思维方法之新名称》及《哲学中的一些问题》等。——译者①普罗斯帕·梅里美（ProsperMerrimée，1803…1870）：法国作家和历史学家，知识渊博，并通多种语言。艺术风格热情粗犷，主要作品有小说《高龙巴》、《嘉尔曼》，历史剧《雅克备》，历史著作《论罗马历史》、《论社会战争》等。——译者我们还一起朗读法语诗。有一首维克多·雨果写的诗，题为《坟墓和玫瑰》，她说这是她喜欢的诗，叫我背熟。我不仅非常积极地背诵了——所以至今还记得——而且把它译成英语。这标志着我的精神生活大转折的开始。像许多浪漫而又富有思想的男人一样，我写过相当多关于我自己的诗，但自我评判的感觉告诉我这些诗缺乏天才的火花。而翻译别人的杰作则可使我借助他们的灵感。翻译需要花功夫，加上一点技巧，我想我能做到这一些。在把无数希腊文、拉丁文、法文和德文译成英文——加上把A·A·豪斯曼①的一首诗从英文译成法文——的过程中，我个人获得很大的满足。
　　这里我禁不住要把自己翻译的一首雨果的小诗抄录在下面：坟墓和玫瑰坟墓对玫瑰说：“用黎明惠赐的露珠，可爱的花儿啊，你能搞出什么名堂？”
　　玫魂对坟墓说：“上苍把死亡送到了你的内房你可帮过逝世者什么忙？”
　　玫瑰回答说：“逝世者的家啊，我用微风流出的泪珠，制造出醉人的芬芳。”
　　坟墓回答说：“多愁的花儿啊，我要把了解我的力量的每一个灵魂，超度到天上。”
　　现在我快13岁了，所以大人及时训练我如何参加犹太人儿童成年仪式。关于这件事，我只能说，由于我顽固拒绝按惯例发表感谢父母的演讲，并且庄严宣誓遵守犹太教戒律和礼仪，使得教堂长十分失望。我在犹太教堂安息日晨祷上听过无数次这种演讲，对其千篇一律、单调乏味、易动情感以及明显的虚伪已经产生了强烈的反感。
　　我迅速地抛弃了信仰。我发觉以前毫无疑问地接受的过分繁琐和古老的宗教仪式与理性和舒适格格不入。宗教信仰的训迪教化对一个敏感的人所具有的真正意义和魅力被一大堆反复不断的隐语弄得透不过气来。主日学校和教堂成了讨厌的地方。但是在一段短时期里，在我少年仍受影响的初期，我曾被犹太教的伦理观念所激动。星期五晚上我动情地倾听年轻的唱诗班的吟诵，如果犹太教教士的传道劝诫没有把感情表达出来，我的内心甚至会作出渴望的反应。但是这种兴趣为时不长。随着年月的推移，我越来越不遵循曾牢牢恪守的犹太教礼仪和惯例，最后它们完全在我思想中消失了。
　　但正如我的许多其他熟人一样，这并不意味着我失去了对宗教的全部兴趣。相反，总的来说，长期以来宗教是我主要探索和思考的目标。各种宗教教义、信仰和经验向我提供了无穷无尽的研究课题。人对宗教的切实需要和①AA豪斯曼（Housman，1859—1936）：英国学者和著名诗人。著有诗集《计罗普郡一少年》、《最后的诗》，曾任伦敦大学和剑桥大学拉丁文教授，耗费30多年的精力校勘马尼利乌斯的拉丁文诗集。——译者他所信仰的宗教的含糊性之间的对照是鲜明的。很难否定宇宙中神的存在；但同样难以接受据说是神向人暗示的无数相互矛盾的教义。甚至一神教——犹太教赐给世界的——也使多疑的人半信半疑。供奉一个神这种主意从简单明了这一点上说具有吸引力，但是它是否和冥冥世界的实际符合则是另一个问题。在大学时代，我读了威廉·詹姆斯的《多元的宇宙》（1909年），对作者明晰的推测印象很深，因为它们和我心中一直在酝酿的想法很合拍。
　　①AA豪斯曼（Housman，1859…1936）：英国学者和著名诗人。著有诗集《计罗普郡一少年》、《最后的诗》，曾任伦敦大学和剑桥大学拉丁文教授，耗费30多年的精力校勘马尼利乌斯的拉丁文诗集。——译者作为西方世界的一个好奇多问的公民，我从基督教教义和历史中发现了许多吸引人的地方。耶稣在我生活中的很早时候就以相当幽默的方式变成我的英雄。我在犹太儿童成年仪式上收到的大多数礼物是图书。其中有一本是年轻的犹太教教士送的，他是我家的一个相当亲密的朋友，那本书的名字叫《大卫家的王子》。几个月后我读这本书时，惊讶地发现它由一系列描述耶稣的生平和殉难的书信体故事构成。我没有因为犹太教士的礼物而皈依基督教，但是那本书向我介绍了一个从未停止吸引我的人物。
　　自然，我纳闷何以犹太教士送给我那么奇特的礼物。几年后我遇见他——他已成为闻名遐迩的鲁道夫·科菲博士。他告诉了我无意间造成这次巨大的难堪和内疚的原因。他曾请我们的一位共同的朋友为我挑选一本合适的书。那位太太匆匆到书店去选购，看到那本薄薄的书，没有费心读一读，就推断是一本关于犹太英雄的著作。她把那本书名讲给科菲博士听，当时科菲也未觉得有何不妥。幸好后来他知道了那本书的内容，但纠正这个大错误为时已晚，作出解释也太尴尬了。
　　在《卢森堡之夜》中，雷米·德古尔蒙谈到犹太人时评论道：“一个民族的奇异命运——他们拒绝接受他们带给世界的一个神。”历史上的许多结果与预期相反的事情没有一件与这两大宗教的关系相同：不引人注目的东方世界竟然把它的宗教思想强加给整个西方世界，以及在渊源和性格上与他们如此不同的民族上。而且，犹太人不是因为他们的伟大创造基督教，而是因为他们不顾基督教，而存续了许多世纪。
　　当人们阅读《新约》时，人们对它的道德伦理和神学之间的对比感到惊讶。基督的道德教义比《旧约》前进了一大步——倒不是思想的新颖，而是在于想象力丰富的表达。但是在他预测世界末日即将来临时，在他对邪恶和天堂的物质方面表示关注时，基督似乎思考了一种天真的，甚至迷信的环境，在智力上比犹太教预言中精确的概念稍逊一筹。对于非宗教信徒来说，在基督死后详细阐述的基督教教义事实上突出地说明信仰超过了理智。
　　想到西方世界一部分人在一生中宗教信仰会发生变化，这是令人感到吃惊的。而有的人从容自在地放弃宗教信仰甚至放弃对宗教的兴趣，这与宗教曾对许多人的思想所施加的强有力控制相比较，也是令人惊讶的。我常常对年轻人说：“你必须对上帝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有权不相信他。”然而宗教与这些人的关系好像地球磁场同宇航员的关系一样。已经与家庭传统的宗教教义一刀两断的人毫无困难地建立起一种完全忽视宗教的生活方式。想到我们地球上几百万相信上帝、天堂和地狱存在的人和其他几百万从来没有这些观念的人共同生活，一起相处，这未免也令人觉得稀奇。
　　在一生深入思考了宗教这个大问题后，我未能得出应当接受宗教信仰的结论。但是我对维持宗教信仰，并以宗教信仰作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正确行动的指南，应付逆境的坚强后盾以及寄托救苦救难、生命永恒的希望的人一直非常尊敬和羡慕。如果拥有信仰是如此美好，如果任何人都可自由信奉，我何不乐意接受呢？但是每一个思想健全的人都不会仅仅因为信仰使他快乐就去信教的。帕斯卡①的著名保证也许说服了许多擅长数学的读者相信基督教，以此避免不信教者要下地狱这种哪怕是极小的可能性。但是纵然帕斯卡本人也一定认识到自己的证明过了头，所以他的论证无助于人们在几十种教义相互冲突的宗教中选出最好的一种。我满足于直到临终仍旧在寻求难以捉摸的真理，仍旧在探讨尚未得到解答的老问题，仍旧一直在温和地批评上帝不肯向那些只要找到上帝便愿为他全力效劳的人显灵。
　　下面让我简要、坦率地表明对犹太教的态度。我禁不住想，总的来说，犹太人生下来就该是犹太教徒，或许是一种不幸；如果允许他们生下来就是基督教徒，他们的天命也许会好一些。然而就我自己的情况而言，我同样坦率地说，我生下来就成为犹太教徒只带给我很少的不便，而犹太教赋予我的一些个性和才智已抵消了这些不便。在我幼年时，即使在美国，犹太人遭遇到的问题也非常明显，我个人经历的问题都涉及具体的事件（大多数不太重要），或发生在围绕我们与基督徒的关系而出现的不和与忧虑的氛围中。不过，我终于在一生中看到了这些问题大多数（虽然不是全部）已云消雾散。最近为8个住在贝弗利希尔斯的犹太儿童举办主日学校时，我惊讶地发现谁都未曾听说过“反犹太主义”这个词。他们不知道这个词的意思。当我像他们那样的年龄时，反犹太主义是我们生活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影响了我们与外界打交道的计划；它在我们的文学作品和幽默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成年后，我在这个地区的生活是非常幸运的。经商和学术活动使我与无数基督徒发生密切的联系，我极少由于宗教信仰而遭到拒绝或难堪。当然，在和基督徒交往中没有发生不愉快的事，这与我注意保护自己，避免进行我怀疑可能受到冷遇的社交或谈吐，不无很大的关系。
　　这里我应当坦白地说，我对自己出身的犹太民族缺乏忠诚感。忠诚本身从感情上说无疑是一种美德，但是从思想上说又是一种很大的缺点。忠诚好像盾牌，表面闪闪发光，而背面则可能铭刻着偏见、不容异说和盲信。我相信我会毫无保留地忠于理想、忠于伟大的事业、忠于我们钦佩的事和人。我也会出于责任感，按照传统的，并且无疑是正确的标准，为我应当效劳的人民和机构忠心耿耿地工作。但是，我不能仅仅因为自己恰巧是他们中的一分子就热切地为他们献身。也许这是我性格上的一个弱点，一个由于我一生中注重思想而不是感情所产生的一个明显缺陷。
　　许多犹太教徒似乎看不起犹太人——至少看不起那些出生在世界上较贫困地区的犹太人。我并没有看不起犹太人。我认为，几百年受侮辱和受压迫使得犹太人的性格既有低劣的一面，也有高尚的一面，既有粗俗的一面，也有文雅的一面。然而我相信，在有利的条件下，犹太人会抛弃苦难所迫使他们采取的偏狭和狡诈，而代之以才智和思想的敏捷——这是他们了不起的优点。
　　母亲担任客栈主的工作以营业亏损惨重而告终。在我们的房屋，实际上在我们的全部财产进行拍卖之前，赤字已经出现。我还记得，我们在家产被公开拍卖时简直无地自容的羞惭心情以及大众对拍卖的兴奋激动的奇特场面。在拍卖的那一天，我们每一个男孩都分到一项小小的工作去做。由于我①帕斯卡（Pascal，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笃信宗教的哲学家、散文大师、近代概率论的奠基者。——译者是全家的计算能手，我的任务就是计算变卖每个房间里的家具所获得的收入。当一件又一件物品按荒唐透顶的低廉价格拍卖掉时，母亲显得多么的难受！但是我家的立式钢琴找到了两位决心要买的投标者，最后以150美元的可观价格卖给了其中的一位。这是当天我看到可怜的母亲唯一露出笑容的时刻。
　　①帕斯卡（Pascal，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笃信宗教的哲学家、散文大师、近代概率论的奠基者。——译者我们除了回去与莫里斯舅舅合住在巴勒·派克的那幢木板房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当时人们认为这个地方离购物中心相当远，特别是离曼哈顿地区阿姆斯特丹高地的汤塞德·哈里斯·霍尔很远。如果从我的新住处到汤塞德·哈里斯·霍尔去，我先得乘电车，然后乘高架铁路，穿过布鲁克林桥，最后乘新建的地铁到第137号街和百老汇。每次乘车要花去1个半小时。然而主要困难在于要花费来回车费，每次5美分，每周累计达1美元。但我在火车上度过的漫长时间没有白白浪费。乘车时我做完了几乎所有的家庭作业。我记得在火车慢慢地驰过布鲁克林桥时，我在学习一年级的希腊文，并且不时地抬起头来瞧瞧偏北方向，当时正在建造中的曼哈顿大桥的红色大梁。
　　我愿意做13岁的小孩可以做的工作，赚一点钱。我照料过烧煤的大炉，除了把沉重的几大桶煤从地下室的楼梯拖上来，然后倾倒在马路的凹坑中这件事使我累得够呛外，其余倒不大难。我还当过一位名叫巴伦德斯的男孩的家庭数学教师，他住在马路的拐角上，离我们相隔几户人家。他的父亲是著名的劳工鼓动家约瑟夫·巴伦德斯。我们两家很快成为至交，我多次听到巴伦德斯和莫里斯舅舅这两位杰出人物之间的热烈讨论。我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是为舅舅打字——打印他写给各种客户的报告。这些报告洋洋洒洒许多页，我都用奥列佛打字机打出复本。这架打字机只有3排键盘，但每个键上有3个字母而不是2个。（很久以后我才忘记好不容易学会的有效操作奥列佛的技巧。不知道这种技巧现在还有什么用处吗？）
　　用过生日时得到的钱，加上一部分打工收入，我能买得起一辆旧自行车。获得自行车是我一生中的大喜日子。我推着自行车到一条僻静的马路上——在我们所住的地区不难找到这样的马路——经过半个小时的摔跤和摇摇晃晃的骑行，我自己学会了骑自行车。夏季来临时，自行车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方便。几乎每天我都骑车带着邻居兼好友克劳德·加斯纳到弗莱特布什的公立小学体育俱乐部运动场，兴致勃勃地打网球，我的球艺得到了可喜的长进。
　　我在巴勒·派克度过的夏天里，认真刻苦地学习法语，打下了与康斯坦斯一起学习的薄弱基础。至今还保存在格劳斯鲍姆图书馆里的唯一一本法语书是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写的《自然科学》。像其他书一样，这本书是父亲在摩西·蒙特菲奥尔爵士藏书出售会上买来的，曾经装饰得很漂亮，现在已经破损了。我们的这本是1800年左右印刷的，小开本6卷。书页是黄色的，字体很古老，而且不是很清楚，法语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