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教父_2-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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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萨拉托加、巴港、麦基诺岛，甚至无产者比较集中的大西洋城等地通过拍卖方式进行的。因此，1896年7月4日，我们在里奇菲尔德喷泉观看一年一度的独立日庆祝游行。我们穿上节日的盛装，站在店铺窗户前观看游行。据母亲说，我们站在那里全神贯注，一动也不动，以致一位太太走进店来问是否出售三个儿童的雕塑。
　　这句话听起来有点不足信，可是一位专业摄影师深深被我们吸引，提出可以免费为我们拍摄和洗印照片，只要我们同意在他的商店橱窗里陈列这张照片，这件事毫无疑问是真的。结果我们得到各种尺寸、各种样式的照片。来访的客人出神似地看着我们三个小天使的照片，他们也许出于礼貌，也许出于真心，可是我要过了很长很长时间之后才能带着宽容的微笑而不是刺心的羞愧看待我穿的白裙子。
　　关于我的父亲，我记得的确实很少。据大家所说，他是一个极其了不起的人，这尤其使我感到遗憾。在以后的岁月里，除了热情的赞扬外，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别的关于他的评论。他有“天地般宽广的胸怀”——这里的人们普遍对他如此评价——他对父母亲、10个兄弟姐妹以及其他人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经济上的帮助证明了这一点。而且，他英俊潇洒，生气蓬勃，风度翩翩，几乎总是谈吐幽默、妙趣横生。他还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商人，思想敏捷，精力充沛，总是足智多谋。在他在世的最后几年中，企业在英国的分号经营不佳，他在美国赚取的利润不仅养活我们，而且还养活我们的父母、叔伯、婶婶以及在英国的堂兄弟——的确是一大群人。父亲设法做到这一点，但这耗费了他巨大的精力，并且他几乎不断地在美国国内奔波。
　　当我5岁时，父母带我到弗吉尼亚州温泉去作短暂旅游，父亲希望在那里治病。关于这次旅行，有三个印象仍留在脑海中。首先是春天的洪水，附近山脉上融化的雪水汇成春天的洪水流过街道，把我们禁闭在旅馆里好几天。接着是，我与斯威夫特家（他们因出售肉食品享有盛名）的一个成员结为朋友，我的父母非常敬慕地提及他家的财富，虽然现在我认为他们当时一定才刚刚发迹。
　　然后发生了葡萄果仁事件。一天早晨母亲说我已经是个大孩子了，完全可以自己到餐馆去买早餐。无疑，父母迫切想在没有第三者打扰的情况下使用卧室——至少我希望如此。但是我认为让我自己出去吃早餐是极大的面子。当我独自在餐桌旁坐下来时，我的自豪感难以用言语表达出来。我不记得作为一个早熟的少年，我是否已能读出帐单上的字，还是仍要请服务员把帐单读给我听。不管怎样，“葡萄果仁”这个新概念给我的印象很深，在这以前，我根本不知道有这种东西存在。自然我点了这种早餐。服务员疑惑地问我：“你以前吃过葡萄果仁吗？”我回答：“没有，但是现在我想吃。”他说：“我想你不会喜欢吃的，最好还是换点别的吧。”我的虚荣心面临着考验。难道我不知道自己的心思？我坚持点这一种，于是葡萄果仁端了上来。当时以及以后很长一段时期，我的牙齿一直异常敏感，那份最好的早餐像砂砾一样擦疼牙根。服务员站在旁边，态度高傲地看着。我吃着每一颗果仁，总要说一句挑战性的假话：“我喜欢葡萄果仁。”但是后来许多年，我再也不点葡萄果仁吃了。
　　当我7岁时，父母带我和利昂到英国去过夏天。（当时维克多显得有点调皮捣蛋，大家认为最好送他到戴维森博士在宾夕法尼亚州科尔鲍举办的夏令营去加强纪律性。）虽然这是我们的一次兴奋难忘的经历，但我想不起父亲是否和我们待在一起。显然他只把我们送到英国，后来又接我们回去，这中间的几个星期，他在美国的某个地方进行拍卖销售活动。只有一件他参与过的事还留在我的记忆里，而这件事使我很不痛快。归途中，我成了乘客的宠儿。他们喜欢说服我——其实我一点不需要别人的劝说——站在他们面前，头抬得高高的，小心翼翼地背诵《啊，船长，我的船长》这首诗。在到达港口的前两个晚上，按传统惯例，乘客和船员要宴请船长，并开展文娱活动。别人对我说，鉴于大家的要求，决定请我再次朗诵惠特曼①的这首挽歌。①（惠特曼（Whitman　1819…1892）：美国著名诗人，主要作品有《草叶集》、《诗歌散文全集》等。——译者）我得意洋洋，翘首以待。后来却泼下来一盆冰水。父亲已经决定，我太小，不可以睡得太晚。此外，大人过多的疼爱不利于小孩的成长。我的演出取消了，我很早上床睡觉，心里闷闷不乐。第二天，我得知父亲在庆祝会上替我朗诵了一首长诗。令人不快的印象——父亲故意为自己夺走我的荣耀——在我心中久久挥之不去。毫无疑问，这大大损害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
　　与别人对父亲的频频赞扬形成对照的是，我自己记忆中的父亲都是比较无聊的或咄咄逼人的，我觉得很奇怪。他留给我的一个好印象是，“他可以用左手来仿造一只烧烤架”，我觉得（或者说我应当发现）这是极为有趣的，尽管我一点也想像不出烧烤架是什么。可惜我也记住了他的一些话，例如，“我要把你打到讨饶为止”，“我要把你整得死去活来”，以及“我要打断你身上的每根骨头”。后两句话当然不是在开玩笑，而是针对我那经常顽皮捣蛋的哥哥维克多。为什么我只记得这些可怕的威胁，而不是父亲肯定说过的一些吸引人和真正有趣的事情？
　　虽然我很珍惜到英国的旅行，并向一起玩耍的小伙伴竭力吹嘘过，可是我只能回忆起一系列不连贯的镜头：从南安普敦到伦敦似乎漫无止境的乘火车旅行；我的三个年轻阿姨捧着网球拍——后来我才知道，这些球拍都是慷慨的父亲赠送的；祖父家那座可爱的花园，及祖父在他的家里设法安排我们所有人的吃住。这是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几个月前刚逝世，我看到商店正面木门涂上黑漆以示哀悼，这景象令我久久难忘。我记得别人告诉我那年夏天爱德华七世生病，因此他的加冕典礼不得不推迟举行。
　　此外，当时布尔战争正如火如荼。我和利昂得到了卡其布做的小军装——在当时那种色彩是很新鲜的——以及木头步枪。我们按士兵队形在大街上来回游行。我还记得乘坐在有名的双层敞篷公共汽车的顶部，迫切希望吸引街上士兵的注意。每当我看到有士兵抬头注意我时，我就热情地向他敬礼。当有人还礼时，我高兴得不知怎样才好。
　　可是我们只在伦敦度过很短的一段时光，然后搬到布赖顿，在外公格森海特家度过大部分夏天。格森海特这个名字让别人觉得好笑，却使我们感到尴尬。外公家是剑桥路14号一幢很大的褐色沙石建造的房子。我记得外公矮胖，快活，留着白胡须，外婆则是一个结实健壮，易动感情，盛气凌人的妇人。她刚从巴黎回来，带给我们满满一玻璃瓶的硬糖，年轻的阿姨玛格丽特和卡罗琳对我们非常和蔼可亲。
　　我有一张在我们必须经常去的那座犹太教堂做祷告的照片，因为外公外婆家和祖父祖母家都是正统的犹太教徒。我曾看到一位犹太教士的5个儿子列队行进的仪式，他们全都穿着伊顿公学制服，戴着翻下的硬领和高高的帽子，鱼贯而入，坐到高背椅子上去。那个夏天，这位犹太教士家里发生了煤气取暖器爆炸事件。他烧伤得很严重，长期闭门不出。我记得我们前去慰问，发现他全被绷带可怕地裹住了。
　　经常到布赖顿沙滩去洗澡是既令人愉快又令人痛苦的事。离海岸稍远的沙滩很平坦，脚踏上去很舒服。可是近海处（7岁的孩子必须抓住一根导绳才准去的地方）开始出现成堆的小卵石，波浪把小卵石直冲到我们的腿上，令人讨厌。
　　我们总是渴望去洗澡，其原因我想像不出，也许我们认为真正的男孩理应有这种渴望的。可是，由于海水冷飕飕，沙滩上多卵石，我们又一点不懂如何游泳，所以整个洗澡过程就像斯巴达人经历的一次艰苦严峻的考验。
　　但是，布赖顿的洗澡车确实很有趣。那是些全封闭的运货车辆，作洗澡者更衣用。在退潮时，你可以看到它们密集地排在一起，靠近海水边。在涨潮时，它们被摆在沙滩高处，仍靠近海水边。几匹马把它们拉上拉下，马都被套在各辆车的车辕之间。这么做的目的是使洗澡者可以在海水附近脱衣穿衣，免得在布满卵石的海滩走上很长一段不舒适的路。我至今还记得一个好看的场面。那是在一次狂风暴雨之后。波浪突然滚滚而来，已经来不及把货车拉到安全的地方，大多数货车被退潮带入海中，它们在海水中漂浮的情景我们岸上的这些好奇观众看得一清二楚。水手们乘上小艇，划入海里，用绳子把货车一辆一辆地套住，然后费力地把它们拖回到岸上来。我和利昂多么希望重新刮一次大风暴，可以再看到这种情景。
　　数年后，作为业余孜孜不倦地阅读拉丁文的学者，我读到了卢克莱修的著名诗句：大海浩浩荡荡，无比宽广，风儿吹皱了波浪，多么美妙。
　　在岸上安然地观看，一望无际的海水又一次跋涉。
　　这些诗句并没有使人想到被暴风雨掀起的、苦苦挣扎的船舶，而总是使人记起两个男孩在海滩上观看划艇上的水手们拼命地拖曳一纵队洗澡车。
　　我的整个童年时代都循规蹈矩，行为良好，很少陷入窘境，除非被我的哥哥引入歧途。维克多是我家的皮大王。在10多岁时，他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问题儿童——这个名称和失足少年的意思差不多——但是在专门机构经过一段时期的纪律约束，他变得好了一些。老大利昂在我们三个人中性格最文静。他是一个健康、淘气、脚踏实地的青年，常常热情洋溢，但决不盛气凌人。9岁时利昂就热爱捕鱼，虽然偶尔才抓到一两条银色小鱼，但是他锲而不舍。有一天他抓到了一条鳗鱼。他想，要这种令人反感的、对犹太人完全无用的鱼干什么呢？事实上，如果不把这种鱼切成许多小段，一段段放到餐巾布下，装在各个祈祷盘里，出现在安息日餐桌上，还有什么用？当一大群教徒（包括一些贵宾在内）揭起餐巾时，出现了一场小小的骚乱。大家凭直觉感到他或她（主要是女教徒）正盯着摩西教义所严禁的这些不可思议的祭品。这些昂贵的祭盘是否得扔掉，或者通过无数次驱邪仪式使它们得到拯救，成了一触即发的问题。利昂由于犯了错误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在我们到英国度假之前的一些日子，我们已从迈尔斯家借住的房子迁居到我们自己近第七大道122号街的一幢4层楼私人住宅里。在那里，我很喜欢摆弄通话管。你用力把气吹入通话管，你的嘴唇前就会发出尖厉的哨子声，然后按一个小杠杆，把口哨声放出来，倾听女厨师回答。她带爱尔兰腔调的洪亮声音十分清晰地传了过来：“嗳，夫人，有什么吩咐，夫人？”我兴高采烈地回答：“是我本尼喊你。”然后她讨厌地说：“你自己去玩吧，别再来烦我！”
　　一架送菜升降机在地下室的厨房和一楼餐厅之间轻轻松松地上上下下。对一个小男孩来说，有趣的是想像自己变成一个又大又深的汤碗，塞到送菜升降机的下格，一会儿费力地升上去，一会儿又费力地降下来。那天，我们三个男孩一起走进送菜升降机，结果把升降绳都弄断了。我已搞不清这是记住的事实，还是想像。
　　我记得跟着父亲和母亲走进我家的每一个房间，包括顶楼的一两间——当然是仆人住的地方——给我留下了那是一块“陌生天地”的印象。父亲拿了一把很大的羽毛掸帚和一只普通的畚箕。这些都是逾越节前夕我们称之为“寻找发酵的面包”这个传统仪式中使用的象征性工具。整座房屋彻底清扫了一遍，把平常饮食留下的污迹全都抹掉；留作神圣节日时使用的两整套盘碟锅壶暂时拿出来使用。仿佛为了对付围困，我们贮存了大量特制的食品——装在椭圆形大盒中的几十磅重未发酵的面包，装在蓝色纸锥筒里、必须用锤子敲成一小块一小块不规则形状才能吃的特级硬糖，以及牛奶、果酱、香料等专门食品。那么“寻找发酵的面包”活动的结果如何呢？我们房子里任何违背逾越节规矩的痕迹都没有，这使我们很满意，也许也使十分兴奋的上帝感到满意。当然我们在搜索中从未找到发酵的面包，但是搜索活动是令人激动的。
　　当我五六岁时，我们迁居到靠近第125号街的第五大道2019号褐色沙石造的私人住宅里。二楼有一扇厚玻璃窗，窗后面的大客厅用作陈列瓷器的展览室。我们男孩是不准进入这个区域的，倘若违反规定，就可能受到狠狠的惩罚，因为允许3条小公牛闯进家庭瓷器铺绝对是一件蠢事。但是我们可以在大人小心陪伴下去看这些瓷器。我想起了诗歌自成一派的奥玛尔·海亚姆①，他曾在陶工家里发现：“多种形状和大小的瓷器在地板上沿着墙排列着。”最使我难忘的是一些大花瓶。其中有的像山一般高，但当时我不只没有经验，而且年龄也小。我记不确切最大的一只花瓶是什么样子，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听到它价值1000美元时肃然起敬的心情。在当时1000美金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啊！
　　我们曾在莫里斯山公园游玩，这座公园离我家不远。我们还常与母亲一起到第125号街买东西，当时这是一个相当受上流社会欢迎的商业中心。我们在韦斯贝克大市场买肉和日用杂货。其他大部分商品我们到一家规模很大的百货商店——科克公司去买。但是要采购重要物品或希望有更多的选择时，我们到布卢明代尔去，这家商店当时坐落在第59号街上。因为地铁还没有建造，乘高架铁道不方便，乘汽车又是罕见的，所以便乘有轨电车到那里去。市内有轨电车系统发展得很完善，因为有好几条相互竞争而又合作的线路，还有想方设法提供的转车服务。这种服务是由一些穿制服的男子提供的，他们坐在各个重要的十字路口的太阳伞下。每把阳伞上印着两三条相同的大标语：“可以转乘任何电车到达布卢明代尔。”这是我童年时代家喻户晓的广告语。
　　许多年里，我们都穿第125号街赖特商店的鞋。该店在广告上把“式样合适的鞋”巧妙地写成“赖特式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这句简洁的双关语②留下了很深印象。不久我也开始成为长期爱用双关语的人（例如说“这是一个好名声和坏名声难以区分的假期”）。在我生日——也许是6岁生日时，我得到一辆我梦寐以求的快速运货车。春末或夏初的一天，母亲同意我带上运货车跟她一起去买东西。我们把包裹堆在车上，然后母亲在街上摊贩那里买了几束香豌豆，把它们摆在车的周围。我们一定十分引人注目——一个美丽年轻的主妇和一个穿水手服、头发又黑又卷的男孩拖着一辆装饰华丽的运货车——因为我记得，当我注意到过路人驻足观看、十分羡慕时，我的心里是多么飘飘然！
　　5岁时，我开始接受正规教育——可是开始得并不光彩。我被送到附近的一所公立幼儿园，该幼儿园设在某幢大楼的二楼上。我记得自己出神地坐在一个装沙的盒子和一个大贝壳面前玩耍，十分自得其乐。但是不久我就从阿卡迪亚幼儿园开除出来。因为我还没有掌握解开和系上短裤纽扣的本领，而其他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