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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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妨碍了我们致富》
作者：　茅于轼
申明：本书由　4020电子书　（4020）自网络收集整理制作；仅供预览交流学习使用；版权归原作者和出版社所有；如果喜欢；请支持订阅购买正版。

谁妨碍了我们致富总序

总序

贫困一直是困扰世界的大问题。过去二三百年内，原来是穷国的，现在多半仍是穷国；原来是富国的，现在多半仍是富国，穷富之间似乎有一条胯越不了的鸿沟。但这一难堪的局面，开始出现了转机。首先是因为中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经济增长，在长达20年的时间内，在12亿人口的大范围内，实现了平均约　9％的年经济增长率，从而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到四倍以上，并使绝大多数人摆脱了贫困。

这个伟大的转变既非完全自上而下的，也不是完全自下而上的；既有国家政策改变所引导和规范的变化，也有群众自发的创造性的经济活动。我们希望这个增长的势头还能再继续几十年。因此要求全国人民，从上到下，都能“按经济规律办事”。本着这样的心愿，我们收集并出版这套《经济学家随笔集》。

事实上，我国的经济增长还有非常巨大的潜力。我们可看到社会上存在着惊人的浪费，许多可以开发的机会没有被利用。例如成千上万的人没有工作做，更不用说几亿个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假冒伪劣产品每年都造成上千亿元的经济损失；许多人创造了财富却未能得到相应的报酬，另一些人并未创造财富却得到超额的分配，从而大大打击了人们工作的积极性；经济诉讼案件成指数规律上升，占用了大量劳动用于非生产性的，而且是彼此抵消的活动；资金未能流动到最能创利的项目，反而去支持重复建设和无效建设；个人之间、集体之间合作的机会没有利用，有时反而造成了种种纠纷，更不用说损人不利己的名目繁多的管制和干预。谁能改变这一现象？是百姓们自己。有些现象与政府政策有关，但制订政策的人也是百姓中的一员。要改变上述种种不合理的现象，需要普及经济学知识，这一套随笔集，正是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出于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希望大家都能按经济规律办事而提出的各种建议，作的各种分析，发表的评论和意见。

经济学的知识能否帮助经济发展，或者说，经济学家的工作只是为了说明世界，还是兼有改造世界的责任，历来有两种互相对立的意见。然而，即使是持否定看法的经济学家也多半对政策分析有兴趣。只有那些经院派的“经济学家”，才把劳动创造价值的论证和捍卫一个学说的纯洁性视为自己的职责，他们的知识确实是远离我们的经济生活，政策出了天大的偏差他们也能心安理得。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方面关心现实的经济活动，一方面又表示对经济学能否帮助经济发展表示怀疑，这是出于对自己的研究对象的一种敬畏。因为现实的经济实在太复杂了，凭着有限的经济学知识就企图改造整个世界，往往会闹出许多大乱子，所以还不如保持一种谦逊的态度，承认经济学的能力有限较为妥当。可以说，这是一切抱自由主义信仰的经济学家的共同态度。

经济学究竟能不能帮助经济增长？答案是十分清楚的，在凯恩斯理论出现之前的3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大萧条正是因为对宏观经济的无知才出台了许多倒行逆施的措施，使得事情朝坏的方向发展。现在有了凯恩斯理论，政府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工具来对付萧条。可以有把握他说，类似的错误不可能再次发生。这难道不是经济学的伟大贡献吗？从微观上看，税制设计，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环境保护条例的选择，公共服务的定价原则等无一不要用到经济学的理论。对普通百姓，虽然他们并不参与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的制订，但他们是政策的作用对象，懂得政策和不懂得政策对政策执行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更何况关于产品质量、市场规则、竞争的参与等，都直接关系到普通百姓每时每刻的活动。普及经济学知识将有助于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提高。这套《经济学家随笔集》将在这方面发挥作用。我们深信，随笔集中任何一个建议如果能被接纳的话，它所能创造的社会价值少则几十万元，多则几十亿元，所以这是大大有利于我国国民经济的一件事。是为序。

　　茅于轼

1998年11月16日

　于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第一编　微观经济（一）

第一编　微观经济（一）

非洲与中国能源政策的通病

本人从1987年起应邀参加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组工作。主要责任是协助研究人员制定研究计划，帮助收集有关的信息，审定研究报告。6年中我看过他们作的十几篇研究报告，对其中的主要观点曾作过仔细的推敲。非洲的许多国家原先都实行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从事研究的人员多半是工程技术人员，他们中有的是政府官员，也有私人企业的职员和教授。这些背景与我国当初研究能源政策的情况很相似，因此研究报告中的不少观点以及其产生的根据，也和我国有共同之处。从总体上看，他们维持国家的利益，深感计划经济的弊端，积极从事经济改革，提出了许多积极的看法。但也有不少似是而非的论点。看了他们的研究报告，回顾我们过去走过的弯路，深感有不少观点值得进一步澄清。有些问题在国内至今还在争论，下面提出一点个人的看法，就教于国内各位能源政策专家。

1．最大限度地利用本地能源资源

这一提法一般而言似乎并不错。但问题在什么是“最大限度”，如果是在成本合理的范围内尽量利用，这是完全合理的。但从字面来看，如果不加任何限制，最大限度意味着不计代价地扩大其利用，这就完全错了。本地能源资源是否应该利用，完全取决于它与其他来源的能源相比是否更低廉，换言之，我们决没有理由放着廉价的进口能源不用而非要利用本地能源不可。也可以说，如果最大限度地利用本地能源资源的政策是正确的，那么最大限度地利用进口能源资源的提法同样正确。

与这一想法有连带关系的提法是能源供应尽量做到自力更生，任何对外未能源的依赖都有损于独立自主，甚至是一种屈辱。我国虽然改革开放已经十几年，仍避讳石油进口问题。对非洲国家而言，这种“自力更生”的想法更为有害，因为它们多数是一两千万人口的小国，不可能样样资源都自给自足，也不可能每种产品的生产都达到有利的规模。但由于“自力更生”的指导思想，同与国之间的贸易很不发达，各国外汇管制都很严，进口税很高，造成商品流通的种种障碍，弄得百姓很穷。

其实，即使是大国也很难做到资源的自给自足。美国是大国，但所用的石油约有一半依靠进口，过去同际油价高的时候美国的进口石油降到了35％。说明利用本同资源还是外国资源取决于二者的相对价格，在国际价格有利时应充分利用进口。

2．进口

石油当然是国际收支中的一笔大的支出，非洲许多国家都有外汇收支平衡的困难，因此传统上一直以为最大限度地节约外汇是能源政策必须遵守的原则

但是从经济学来分析，实现外汇平衡，既可用节约开支的方法，也可以用增加创汇的办法。究竟何者更为可取，取决于何者能用较低的成本来实现同样的目标，日本、香港、新加坡和我国的台湾都支付大量外汇进口能源，但这并没有使它们变穷。｛　txtsk　｝相反，如果不进口能源，哪怕是减少一些进口量，都会使它们发生困难。花钱进口能源反而变得更富的原因，是能源支持了整个国民经济，其中包括以较低的成本出口加工品，从而以较低的成本换取外汇。

非洲的毛里求斯是一个进出口都很发达、经济增长迅速的小国。按理说应该明白出口创汇、进门能源是最佳政策选择。但由于盲目信奉节约外汇的教条，在制定能源政策时，仍对能源进口设置了限制。虽然我多次提出修改这些观点，但先入为主的信念很难纠正。这对我国建设市场经济过程中改变旧观念很有参考价值。

3．制定能源政策的人往往突出节约能源的重要性而忽视节约其他资源的重要性

非洲地广人稀，风能、太阳能等资源十分丰富，所以能源政策强调充分利用再生能源以节约常规能源的方针。但是，我们应该节约一切资源，土地、淡水、钢铁、木料等等。由于生产同样的产品可以采用不同工艺耗用不同的资源，各种资源之间存在互相替代的可能性，例如加装余热锅炉节能，就是用钢铁替代能源；增厚蒸汽管道的绝缘层以节能，则是用绝缘材料代替能源。甚至通过宣传教育手段节能，看来似乎不消耗别的资源，事实上宣传教育也是有成本的，因此也是一种资源的替代。如果仅仅是突出了节能，就会造成其他资源的浪费。当另外一批专家制定节约其他资源的政策时，就会出现两种政策的冲突。最典型的例子是用法律手段节能，把节能当成了法律，也就是要不顾一切地达到节能目的，结果很可能是浪费其他资源。如果同时又制定节约钢材法，则两种法律必然互相打架。

再生能源的开发必定需要耗用其他资源，因此它未必永远是一种正确的政策。

那么如何正确评价节能和节约其他资源的不同要求呢？仍旧是那个答案：看哪一个方案的成本更低。因为用货币表示的成本是资源消耗的度量，更低的成本表示消耗的资源更少。在一个交换充分自由的社会内，当一切商品的价格都达到供需均衡时，节省一元钱的某种资源可以购买一元钱的另一种资源。所以最省钱的方案也是最节约一切资源的方案。

非洲国家和我国一样，存在着物价扭曲的情况。换言之，光有钱未必能买到东西。因此钱就失去了度量资源消耗的能力。一个补救的办法是用“影子价格”，即假想供需均衡时各种商品的均衡价格，黑市价格是影子价格的一种参考，但仍偏离真正的均衡价格。所以纠正价格扭曲，提供真正的价值信息，是提高整个社会经济效率必不可少的条件。

4．为了突出节能，能源政策中往往加进了干预消费者选择权利的条款

例如博茨瓦纳为了节约小汽车用油，要求减少车主不必要的驾车出行。这使我想起了过去我国为了节约粮食，曾提出减少啤酒生产的计划。其实，什么是最佳选择，消费者本人最清楚。他是愿意多吃一口馒头还是多喝一口啤酒，他本人会作出决定。制定政策的人决没有理由在他愿意喝啤酒的时候，强制用馒头来代替。什么是必要的驾车出行，也只有车主最清楚。如果政府当局要对每次驾车出行是否必要进行检查，可以想象其后果是灾难性的，它必将引起大量纠纷，大大提高社会运转的成本。尊重消费者在市场上选择的权力，是任何政策所不可忽视的原则，然而这恰恰容易为制定政策的人所违反。

5．关于产品定价

非洲流行的观点是按成本加利润定价，这本来似乎并不错。但是当一个企业同时生产几种产品，而企业只有总成本时，如何将总成本分摊到每一种产品上去，就成了难题。津巴布韦露天煤矿同时生产炼焦煤、动力煤、洗精煤和洗中煤。这些煤都是剥离地表之后才能生产，它们埋藏的深度不同，要正确地分摊成本非常困难。尤其是洗精煤和洗中煤是同一道工序得到的两种产品，要分摊成本根本不可能，用户和煤矿定价问题的纠纷闹到政府当局，政府的经济学家们对此各执一词，无法仲裁。

事实上，普遍的定价原则是供需均衡。成本定价是指满足（该定价下的）需求的价格，只是供需均衡定价的另一种说法。如果产量是100万吨，成本定价是每吨100元，而在这样的价格下正好有100万吨的需求，那么成本定价是行得通的。如果每吨100元的价格大家嫌贵，需求只有80万吨，则价格将降到只生产80万吨的成本水平。可见所谓成本定价仍离不开需求。

按供需定价，如何对各种煤定价的问题自然便解决了，只要将各种煤拿到市场上去让市场决定价格。如果此时煤矿的总收入不足以补偿成本，则煤矿应减少产量，只在地质条件好的地段生产，使成本降低。反之，则增加生产，哪怕提高了煤矿的单位成本。

不仅煤矿有这个问题，石化工厂也有类似的问题。同一个工艺流程同时生产出几种不同的产品。它们如何定价，不是分摊成本，而是让市场去决定。有了供需定价的原则，对工厂三废利用是否该收费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例如有些电厂的灰碴用于制砖，只要灰碴供过于求，即使灰碴制砖能获高利，也不应收费。相反，废碴供不应求就应收费，而不在乎废碴利用赚了多少钱。我国三废利用条例规定利用废碴一律不得收费，这一条例有时行不通。所以应该改为供需均衡定价。这种定价能保证资源的最佳利用。

对比非洲国家和我国能源政策制定中的问题，可以得到不少有益的知识。这就是比较研究提供给我们的信息。

　1993年

外汇的自由交换保证外贸的最大经济效益

以前我提到过，汇率并不是两种货币购买力的比，因为这一比例取决于买什么东西。尤其是对于不能通过国际贸易进行交换的商品。如地铁车票、房地产，它们的价格与汇率无关。能够影响汇率的只有能贸易的商品，如石油、黄金、衣服。但他们的价格又如何决定汇率的呢？

回答这个问题，出现了不少似是而非的汇率理论。其中流传最广的便是平均换汇成本说。此说认为汇率由出口商品的平均换汇成本决定。举例说，某年出口了几千种商品创汇美元100亿，这些商品在国内花了800亿人民币购买，因此平均换汇成本是8元人民币换得一美元，这也应该是美元对人民币的汇价。此说在计划经济时代深入人心，因为管外贸的官员就是用这样的理论来指导实际工作的。

可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出现了外贸工作的巨大混乱。一些换汇成本很高的商品也在大量出口，甚至发生了同一种商品既出口又进口的怪现象。价格，包括外国货币的价格，本来是引导资源流向的基础信号。根据上述“平均换汇成本说”，事情颠倒过来了，不是汇率决定什么该进口什么该出口；而是先决定了出口什么东西，然后再依据出口商品的成本计算出汇率。而今我国的经济体制逐渐变为市场经济，这个理论更行不通了。

在市场经济情况下，外汇市场上形成一个汇率，这个汇率必定是保证外汇的供应和需求是均衡的，否则汇率就会上下波动。当外汇市场上存在着均衡汇率的情况下，进出口商都会以这个汇率未检验进出口交易是否能获利。对于出口商品而言，换汇成本高于汇率的商品都不会出口；对于进口商，用汇效益（使用每一美元购买进口货在同内出售所得的人民币数）低于汇率的商品都不会进口。因此在以均衡汇率指导进出口业务时，一个国家所挣的每一块美元其换汇成本全部低于汇率；而他所用掉的每一块美元所创的经济效益全部大于汇率。从而均衡汇率从整体上保证了外贸的最大经济效益。以均衡汇率为指导，决不可能发生同一种商品既进口又出口的笑话。这就是为什么我国的外汇管理体制要逐步过渡到自由交换，外贸体制则要过渡到取消补贴和高关税的道理。市场经济能提高经济效益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