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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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不受限制的消费是补贴亏损的国营企业。非国营企业的亏损由它们的老板承担责任，与国家开支无关。但对国营企业，国家就是老板，亏损就只有国库拿出钱来抵债。现在全国有1/3的国有企业亏损，l993年帐面亏损600亿元。在市场体制逐渐上轨道的过程中，价格扭曲逐渐被纠正，企业的业绩通过竞争机制可以清楚地表现出来，许多潜亏的企业将转为明亏。亏损还可能进一步扩大。最后一类不受限制的消费是旧体制沿袭下来的有关住房、医疗、就业等方面的漏洞。市场机制基本上还没有进入这些领域。住房、医疗方面存在巨大浪费；铁饭碗及工资与报酬脱节的现象比比皆是。政府背着上述三方面的沉重负担，许多该做的事没有财力去做。不能优俸养廉就是一例，结果导致更大的浪费和损失。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上面这些漏洞都堵住了，国库每年可以减少三五千亿的消耗，那时还会有通货膨胀吗？反过来说，如果这些微观上的漏洞堵不住，硬将货币发行压下来，正常的经济活动没有足够的流通手段，大家只好用破票子还是小事，经济停滞将难于避免。
1995年3月21日
治理通胀人人有责
治理通货膨胀是当前最主要的宏观调控任务。各级政府都将通胀治理安排为自己的重点工作。可是治理的方法简单化为“不准涨价”。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浅薄的通胀治理方法不但不起好作用，反而帮了倒忙。其最终结果是增加了社会浪费，减少了全社会的物质生产，减少了总供应，使总供应与总需求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物价水平进一步上升。
我曾写文章分析我国通货膨胀的根本是微观效率差，通货膨胀虽然是货币现象，却并不能用控制发钞票的办法来治理。因为钞票是市场经济必要的。钞票不够用，交换就要受阻。货币主义创始人弗里德曼在1980年访问我国时引用了当时人民银行李葆华行长的一段话，意思说货币发行量不能太多，太多了引起通货膨胀；也不能太少，太少了影响商品流通。弗里德曼赞成这一说法，并说这是一切中央银行货币发行的普遍规则。
用物价补贴的办法来降低通胀，可说是最没有效果而且危害极大的办法。现在邮资、铁路运输、一部分燃料和电力等，定价都低于成本。为了抑制物价上涨，调价方案一律暂不出台。可是这些行业的运营是靠了发钞票来补贴的。这不正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吗？用实质上导致通胀的政策来消除表面上的通胀，有点自欺欺人的味道。问题还不止于此，由于价格扭曲，导致消费者作出错误选择，浪费了社会资源。例如我国节能工作难于见效的原因之一是能源价格太低，节能从表面上看得不偿失。实际上节能是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改善企业内部效率的重要途径，现在因为能源价格扭曲而不能实现。
归根结底，我国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有一些人有权利花别人的钱，有一些人没有创造财富却得到了收入。在我国的体制下这些漏洞最后都由国家兜底，最后都要用印钞票来弥补。例如有人利用公费医疗的机会购买高级补品，或为亲友报销药费。又如公路上出了交通事故，损失几十万，司机一辈子的工资也不够赔。如果肇事车是公家的，这笔损失就成了政府负担。如果保了险，损失由保险公司负担，但我国的保险公司也是政府投资办的，最后仍变成财政负担。再譬如说，国家批准了一项基本建设，项目主持单位就有权花国家的钱，至于将来能不能赚钱是将来的事。我国相当多的投资回报率大大低于贷款利率，甚至亏本。许多亏损国营企业因为没有生产任务或任务不足，职工在家闲着，每个月拿生活费，当然也是政府负担。至于上面提到的公款消费，从报销私事的出租车费到吃喝旅游，则更是政府的财政负担。在西方国家从保险公司到大小企业以及项目投资，绝大多数是私营的。亏损由老板承担损失，与国库无关。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大部分由职工自己（企业也出一部分）花钱购买。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可以说基本上是货币现象，而与微观的效率无关。在西方国家背景下发展出来的一套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和理论，基本上不能解决我国的通胀问题，生搬硬套的结果就是一方面通货供应不足，使商品流通受阻，生产潜力不能发挥；另一方面则是物价继续攀升。结果就是中国式的滞胀。
我们希望创造一个没有通货膨胀，企业又能在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中施展才能的经济。这样一个理想的境界显然不仅是主管货币发行当局所能创造的，而是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应该努力参与的。所以说“治理通胀，人人有责”。
1995年10月18日
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第二编 宏观经济（三）
第二编 宏观经济（三）
试析通胀和失业
前一阵我国两位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和厉以宁就通胀和失业问题各自发表了的意见。吴先生强调治理通胀，厉先生则认为失业是首要问题。吴、厉两位的意见显然具有重大的政策意义。但经济学界认为这是一个争论，其前提是通胀有利于缓解失业。否则治理了通胀同时也解决了失业，就不成其为争论。而且国外宏观经济中比较公认的理论也认为适度通胀可以缓解失业，因而才有菲律普斯曲线的提出。但宏观规律随一国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而异，何况近几年美欧一些国家都经历了滞胀的痛苦，一方面有高通胀，同时又存在高失业。就我国的情况而言，是否存在类似于菲律普斯曲线的关系，不仅具有政策意义，也存在理论意义。
在一个静态的市场中通胀能够减轻失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通胀意味着货币供应增加。其后果之一是经济活动的加速，产出的上升，显然有利于增加就业。但这也是有前提的，即此时设备的开工率还没有达到百分之百，原材料的供应也还可能增加。然而在一个动态的市场中这一关系就未必存在。因为企业界对增加货币供应会造成通货膨胀早已有了经验。当局增加货币供应时企业界预见到成本的上升，未必会增加其产量。这就是合理预期派的贡献之一。
就这一关系而言，我国经济一直在结构上存在问题，即交通。能源（特别是电力）等长期以来是国民经济的瓶颈。每当经济活动活跃时，这些瓶颈部门总是受到强大的压力，设备都在超负荷运转。所以增加货币供应时对于必须直接间接依靠瓶颈生产的行业，增加就业的机会很少。但也不能说完全不起作用。因为总有一些行业对瓶颈业的依赖程度很微弱，而且还有各种替代办法，避开瓶颈的制约。至于我国企业界是否根据预期通胀调整自己的生产，我缺乏专门研究，无法作出判断。从印象中感觉，虽然企业对通胀是十分敏感的，但企业的生产主要由销售导向。只要有销路，原料有保障，设备有潜力，总会增加生产，不大去计算如何调整产量以扩大利润。因此似乎可以假定企业对通胀的预期并不影响其生产计划，只要生产销售有机会，企业倾向于增加生产。因而增加货币供应有可能导致短期的市场繁荣。
然而从理论看，货币供应增加也可能对经济增长不利。经济活动的本质是交换，货币只是交换的手段。一方面如果手段不够，会使交换受阻；但另一方面货币已经足够多了，再增加货币供应，并没有增加交换，而只能增加交换的竞争，也就是物价上涨。所以通胀未必促进有益的经济活动，反而促进了价格竞争。所以理论分析并不能回答通胀、增长、就业之间的关系。
让我们拿过去10年内我国经济的统计来检验一下，可以发现通胀并不一定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虽然个别年份有三者一致的记录，但更多的是相反的变化。例如1988、1989两年通胀从1987年的7％跳到18％上下，而GNP的增长从11％跌到了5％以下，就业的增长也从3％降到2％。再如通胀从1991年起逐步攀升从2％跃到了20％以上，GNP的增长则从1992年起的14％逐年下跌到今年的9．5％，同时就业增长也从2．8％降到2％左右。只有1985～1987年出现过三者同时缓慢下降又缓慢上升同步变化的局面。所以拿我国的经济结构而言，我们决无理由认为通胀必能促进就业。
回顾过去10年的记录，平均的通胀为10．4％，GNP增长为10．1％，而就业的增长仅为2．5％。在此期内劳动年龄的人口平均每年约增1500万人，而就业的增长每年仅1300万人。我国虽然有高速经济增长的良好形势，但失业的绝对人口数却在上升。这一形势不能不引起我们严重的关注。虽然劳动年龄人口增加这样快是历史造成的，现在每年人口增加幅度已降到1200万人，但这一历史包袱还会继续若干年。在高增长形势下就业尚且如此严峻，万一增长降下来，将出现什么局限，想起来令人不寒而栗。
靠什么来增加就业？或者反过来问，是什么妨碍了就业的增加？劳动要有工具和对象，或者要有资本和资源。这二者我国都不富裕。所以增加就业很难从扩大资本和扩大资源的使用（例如开荒）来实现，而只能从改变这三者的搭配来解决。换句话说，要努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应该追求资本和资源高效率的使用，而不必要求劳动的高效率。从价格导向上看，一定要大幅度提高资本和资源的价格，并保持工资的低水平。这个严酷的事实是我们必须接受并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的。
回过头来讨论厉以宁和吴敬琏先生的意见，他们的主张并不互相对立。治理通胀有利于解决失业。问题是二者都要有更明确的政策方针。在第九个五年计划内，要实现两个转变：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和从粗放经营转化为集约经营。对于后一个转变，我希望理解为提高资本和资源利用效率，而不要去片面追求自动化和机械化。
1995年12月23日
中间产品的价格未必与通胀有关
通货膨胀是指物价水平的上升，而不是个别商品价格上升。因为可能有些商品的价格在降低，虽然个别商品涨价，未必物价总水平会上升。物价总水平的上升仅当社会总购买力（居民、政府、外商）超过了可供应商品总价值时才有可能。所以嫌物价上升的话，首先想一想是不是自己口袋里的钱增多了，尽管你并没有为社会多生产。
从纯粹经济学理论来看，并不存在一个绝对正确可靠的通货膨胀系数。细分起来各种计算方法各不相同，又各有其根据，我们无法判定哪一个更正确。产生此种困难的根本原因是不同时期人们的效用函数无法相比。对通胀的测量，大体上可以分为消费物价指数及国内生产总值的折减系数两类。但不管是哪一类，它只涉及最终产品而与中间产品无关。消费物价指数仅涉及最终产品中的消费品，而与用于投资的资本品，用于出口的出口品，用于国防的一部分公共产品等无关。所以折减系数更全面地反映物价水平的变化。
我们知道，一切商品的价格都是互相关连的。在均衡状态下，任何一种商品的价格变化都会直接间接地波动到几乎一切商品的价格。从这个意义上说，中间产品的价格会影响最终产品。因此会对通胀发生影响。即使如此，在计算物价水平变化时，中间产品的价格并不会直接对通胀率发生作用，只有最终产品价格变化才会影响物价总水平。然而在非均衡状态下，物价的关连关系未必存在。此时中间产品的价格变化并不会影响最终产品的价格。
举一种典型的此类产品为例，即化肥。化肥不可能成为最终产品（除非出口，但我国不出口化肥，倒是有大量进口），它必定是中间投入品。化肥的价格一直偏低，所谓高低原是相对的。化肥价低是说相对于以它为中间投入品的产品价格而言的。换句话说，投入一公斤化肥所能增产的粮食（或其他用化肥生产的农作物）价值高于这一公斤化肥的价格。因此此时化肥涨价并不会推动粮食价格上升，而只会使一部分利润从农民手中转移到化肥生产厂手中。这原是价格应该起到的功能。学过微观经济学的同志大概都能记得，在一般均衡状态下一切资源的利用效率最高，同时一切产品的经济利润为零。当化肥的价格达到供需均衡时它能被最有效地利用。或者说，一定数量的化肥可以增产最多的粮食（参见拙著《择优分配原理》）。我国化肥的定价政策有严重的误解，一直采取压低化肥价格的方针。其原因或者希望保持粮食的低价格，不要让化肥涨价引起粮食涨价。或者希望减轻农民负担。出发点都是好的，但事与愿违。己如前述，在非均衡状态下中间投入品涨价不会推动最终产品的价格。至于农民的负担能否降低，只要看火车票低价的后果。旅客并不能享受低价优惠，差价被票贩于赚去了。化肥的情况完全相同。火车票涨价以后，价格涨到了需求线上，差价变为零，票贩子无利可图。如果化肥价格上升到均衡价，农民负担并不会增加，只会将倒卖化肥的二道贩子赶出市场。经济学家们常常怀疑，面对复杂异常的现实世界，经济学究竟有什么用场。确实，经济学在大多数情况下未必能提出什么真正有用的政策建议，但化肥定价问题可能是一个例外。
只有最终产品的价格变化才决定通胀率的概念似乎并未为我国的经济学界所普遍接受，因而在分析物价水平时常常拿中间产品的价格变化来讨论，而又不顾及这些产品是否处于均衡状态。特别是讨论价格调整方案时，对生产资料（大多为中间产品）的调价顾虑多端。其实，有必要调价的商品都是价格低于均衡点的商品，他们的涨价并不会传递给最终产品的价格，因而不会影响通货膨胀率。严格来说，这些产品的涨价反而会降低物价总水平。因为在均衡价格下，资源利用效率提高，总供给会增加。上例化肥涨价的话，会增加粮食总产量，从而使粮价降低。这种看似反常理的结论只有经济学才能给出准确的解释。
1996年1月20日
引进外资失败的教训
我曾去非洲访问过十多次，到过许多非洲国家。从首欢访问到现在已有7年，亲眼看到这段时间内非洲大陆的变化，他们成功和失败的经验经常在我思想中盘桓。从表面上看到的印象，非洲是一个奇怪的混合物。一方面她有漂亮整洁的街道，有效率极高组织严密的企业；另一方面她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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