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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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黄金、外汇、土地等，还被排除在交易之外。一商品的价格直接或间接受其他商品价格的影响。如果有这许多商品不能通过钱来交换，其他一切商品的价格都将被扭曲。

在一个允许价格随商品的稀缺性浮动的经济内，资源会流向最能发挥其作用的地方，不必由外人去干预。最近北京发生了王府井新华书店搬家之争。不少人听说在王府井开了几十年之久的新华书店被迁走，觉得非常惋惜。有的人认为书店被商业挤走是斯文扫地，于是乎动了感情，非要挽留不可。但是在一个发育完善的市场内，书店应该设在何处？一块土地该派什么用场？市场的竞争自然会作出判断。书店并不是放在繁华区最恰当，一块价格昂贵的土地是不是应该用来开书店也是大有疑问的。美国的金融一条街华尔街，银行林立，但并没有书店。解放前的上海外滩也是银行和海关的地盘，到了计划经济年代，外滩这块宝地变成了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所在地。现在引进了市场机制，外滩又要办银行了。资源能用在产出价值最大的地方，整个社会的生产力能得到发挥，社会的每个成员都能直接或间接受益。

市场经济通过价格均衡不但解决了经济评价的客观标准问题，而且提供了激励机制，因为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提供稀缺商品而得利。在一个具备正确评价系统的环境内，每个人的努力都为增加社会财富起了作用，任何浪费的劳动将被市场惩罚，表现为企业的亏损。所以市场经济具有非凡的活力。人类社会引进市场机制的二三百年来，社会的生产力空前提高，寿命延长，教育普及，生活呈现出极其丰富多彩的情趣，这是近千年来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

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的，即近二三百年来的物质文明的进步，似乎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但从深层次分析，这是一种肤浅的认识。首先，发展科学技术要聚集一批有专长的人才。在计划经济时代，以红代专，把大批有巨大科学潜力的人送到工厂、农场去接受再教育，当时提出这样做的理由也是极其动听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样的事情决不可能发生。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只是提供了生产工艺的许多新的可能性，并不能指出哪一种可能对社会有益。只有可以商业化的技术，它能降低成本，节约资源，才有推广的前途。这一筛选过程也只有在市场制度之下才有可能。当然，市场环境为发明人提供了巨大物质报酬，成为科学技术的推动力。

分工是社会生产力的重大泉源。因为通过分工可以实现专业化生产，使各种自然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北方人要吃桔子，不必自己去种，可以利用南方的气候种植桔柑，然后通过交换得到它。分工又可以利用大规模生产降低成本，分工又培养了各种专门技术的工人。一个人专攻一种技术，一定可以做到精益求精，并创造出高效的专用工具。分工是在价格引导之下发展的，它使各人各地发挥其独特的优势。计划经济是有分工而无正确价格的制度，它无法区别出何人何地具备何种优势。在计划经济时代不少该进口的东西在出口，该出口的东西在进口，正是价格错乱造成的。

市场有这许多好处，人们参与市场难道就没有成本吗？有的，这就是交易费用。它包括搜寻价格和交换对象的信息费用、谈判和制定合同的费用、万一毁约的损失和诉讼费用。要降低交易费用就要有畅通无阻的信息交流，各种制度的透明规定，精简高效的行政手续，与人为善的政府管理，诚实且守信用的商业行为，有妥协退让精神的谈判对手。我国在交易费用上的巨大浪费，是我国不能迅速致富的极大的原因。手续繁，互相推诿，重复谈判，责任不明，使得做成一笔生意十分困难。极高的交易费用阻碍了市场交换，购买不如自己生产，这是我国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原因。交易费用高与所有权不明确有关。公有制的财产究竟谁有权说了算非常模糊，于是扯皮就成为必然。明确界定所有权可以大大地节约交易费用，己为我国的实践所证明，所以近年来我国经济界对明确产权给予了特殊的注意。社会的经济效率从更深层次分析，还与人们的道德水平有关。杀人越货，欺诈勒索都是犯法的事，都有法律在管理。但开会不守时，说话不算数，工作拖拉，得过且过，待人粗暴，这些都不算犯法，却会造成重大浪费。光是开会开车交货付款不守时造成的不便和纠纷，一年的损失可能上百亿。工作马虎，产品质量差，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最显著的特征。门窗关不严，马路不平，厕所漏水，路灯不亮，书籍缺页，邮件送错，电报延误，打电话总机无人接，更不用说各种劣质产品，这种质量问题己变得无孔不入，无奇不有，我们每个人天天都在品尝互相提供的质量苦果。这类的经济损失每年至少几千亿元。质量的背后是责任心、敬业精神，总之是道德问题。有人以为市场经济就是人人追逐私利，是道德沦丧的经济，这是极大的片面理解。事实上成熟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是讲礼貌、重信用、守秩序、尊重人、富有同情心的社会。道德和市场并不互相排斥，而且是相辅相成的。

市场制度如此美妙，它就没有改进的余地了吗？人类社会还要进步吗？它应迈向何方？当然，市场制度虽然比之人类社会过去尝试过的各种制度优越得多，但它自身包含着深刻的矛盾。最主要的是资源的严重浪费，它起源于人类对物质欲望无休止的追求。市场经济也没有找到解决公平与效率的有效手段。过分地突出个人权利，发生了权利和责任的脱节，表现为吸毒、依赖心和社会的两极分化。而且市场规则之有效，仅仅限于处理企业、家庭之间的关系。在企业内部和家庭内部，市场规则并不适用，甚至还产生负作用，工人不能事事与老板处于平等地位讨价还价；家庭内部更不能“按劳分配”。我国国营企业的缺乏效率，以及改革开放以后家庭的稳定性严重被削弱，都与市场制度的泛滥有某种关系。

　1994年11月20日

建立绿化祖国的新机制

经过中央的提倡，人民的积极参与，我国的森林覆盖率己从停滞多年的12。8％提高到13。9％，然而这令人兴奋的数字掩盖了事实的另一个侧面，即可采伐的成熟林依然面临短缺。以我国两个主要采区内蒙和东北为例，前者的林木蓄积量与1949年相比减少了80％，后者单位面积的林木存量减少了40％，这将严重限制今后的采伐量。现在我国木材价格已经很高，每年从国际市场进口近10亿美元木材及其制品，但因人口增加及经济发展对木材需求增长的速度必定超过树木生长的速度，木材价格将继续上升。同时因各国都关心生态保护，对木材出口趋于减少，所以国内木材价格很难借助国际供应而降下来。这一切使得种树在我国可以成为一项获利丰厚的行业。国务委员陈俊生强调，要把林业作为绿色产业来办，正是针对这一分析作出的结论。

过去几十年来林业发展基本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推进的，对经济效益重视不够。全民义务植树的政治动员，虽然对唤起全民重视绿化祖国起了重要作用，但从经济上看，也是成本高，收效低的方法。正因为投入多而产出低，再加上国家能投入的人力有限，绿化进度极不理想。按目前国家通过计划拨款直接用于造林的每年不足10亿元，照最起码的单位造林投资所需资金计算，这样的投资造林速度半个世纪也不能将宜林荒山全部披上绿装。另一方面我国城乡人民储蓄存款已超过几万亿元，如果将这笔钱的1％投入造林，也比目前造林投资强10倍，造林的速度可以大大加快。

传统造林方法不需投入大量机械设备，倒是耗用大量劳动，因此是一项劳动密集产业，而且造林技术简单，普通农民都可以参与。一旦城市资金流入穷山沟成为穷苦农民的工资用于造林，荒地加上阳光雨露每分钟都能生长出财富来。现在贫困地区的剩余劳力流向沿海地区，固然对全国经济产生有益的效果，但引起的社会成本也是巨大的。农民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环境往往不易适应，他们承担的家庭分离的痛苦引起不少难以用金钱计量的社会成本。对城市而言，增加了住房、交通的拥挤，有时产生新的治安问题。运送5000万农民往返东西部之间，已成为我国铁路系统无法承担的巨大压力。尤其严重的问题是西部贫困地区流失大量精壮劳力，使当地的经济更难赶上发达地区，长此以往不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相反，将几十乃至成百亿绿化资金注入贫困地区，将对当地经济产生巨大推动作用。钱是交换的媒介物，是市场发展的触媒剂。钱流入缺钱的地区将促进当地交换和分工的发展，使面貌迅速改观。

对城市居民而言，在银行存钱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因为我国资金市场很不发达，很少有其他的投资渠道可供选择。如果资金可以投向绿化祖国，还有高出一般的投资回收率，居民无疑会乐于出资。将钱投入于绿化和存入银行有完全不同的宏观经济后果。如果投入绿化，钱已变成了树木，万一发生通货膨胀，投资者也无法将它重新变成钱到市场去抢购（除非有另一位愿意将钱从市场上转移去购树木，从而减少市场上同样数量的资金）。而且投资者也根本不会惧怕通货膨胀，因为木材的价钱会跟着通货膨胀而上升，所以投资造林将有利于宏观的经济稳定。

树木除了本身生产出木材及相应林产品之外，它还产生重大的生态效益。植树有利于水土保持，减少江河中泥沙含量，延长全国上万个大小水库的寿命。森林是动植物的最佳栖息地，因而增加森林有利于保护濒危物种。每一棵树又都是一个小水库，下雨时涵蓄雨水，干旱时通过蒸发将水分返回到大气中。大气中的水最终有一部分重新成为降雨，所以植树是毋需投资的水库建设。有的学者认为森林可以形成一条空中河流，其输水量不小于长江西段南水北调的水量，而投资仅几十分之一。森林又有利于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从而降低温室效应造成的气候变化的危险。国外学者研究一致的意见认为森林的生态效益比之它的直接产出的经济价值大五倍乃至十几倍。对于中国严重缺树的国家而言，这个数字应该接近其上限，所以投资于绿化的人，无意中又为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做了好事。

城市储蓄投资于绿化造林，既然有如此大的效益，何以没有成为现实呢？首先是过去几十年所建立起来的绿化机构、管理制度以及与其相适应的人们办事的方法习惯完全与以商业目标导向的林业不相容，因此要进行巨大的制度建设工作。其中主要有四方面：一是关于林木所有权的保障，使谁投资谁收益（有别于谁种谁收）的原则能牢固地确立。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司法及日常管理上要有一整套的具体办法，特别是当地政府，包括林业行政、公安、交通、市场管理各部门的全面配合，使林木所有权不受侵犯。第二是发展森林保险业。造林是风险很大的投资，有虫灾、火灾、干旱等难以控制的因素，一旦受损投资可能全部化为乌有。为了解除投资者对风险的顾虑，必须开办森林保险。第三是建立活木林市场，即未成熟的各种树龄的森林都可以买卖，因此投资者不一定要等几十年树木成熟达到采伐期才能收回投资，而是随时可以出售，使投资兼有活期存款的方便。活木林市场的另一个用场是对树林的价值的估测，使投资者不必等几十年后才知道自己投资所产生的经济价值。这对于改善投资结构，调整投资方向，提高树木的经营管理水平都有很大的意义。最后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是建立森林所有权的各种方式，其目的在于寻求投资者与经营者和生产者之间的权责利相对称的结构，使报酬和贡献相称。用制度经济学的术语，就是寻求交易费用，特别是监督费用最低的产权关系，林业与其他行业不同的一点是投资者往往远离生产现场，因此极难监督他所投资金的操作实绩。贷款给农户种树，林地的承包和承租，公司结构的科层监督，代理人监督等都是不同的产权结构方式，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在以上四个方面都有不少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改革以后我国林业部门在保险、活木林市场、不同产权结构方面都有不少尝试。如果能吸收外国经验，将加速这方面的进程。

随着以上这些问题的逐步解决，一定会有大量资金拥向有丰厚利润的造林事业，造林业有了资金将吸引各种与造林有关的专家参与造林活动，其中有选种、育苗、营林，防火、灭虫、采伐，运输、保险，地产、法律。资金加上人才，造林业将从传统工业被改造成为具有高生产率的现代化林业，它不再是农民扛锄头上山的简单活动，而是专业知识和专门机械武装起来的新林业。目前我国林业在劳动生产率，木材蓄积增长率等一些主要指标方面只及发达国家同类指标的几分之一，其根本原因是传统林业是缺乏以资金武装、以利润导向建立在市场机制之上的社会化分工。缺乏分工的产业必然是低生产率的。

建立于基于市场机制的新林业，由政府主办的林业还有需要吗？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林业之所以可以通过市场来推动，是因为它可以获得利润。然而有不少情况下造林并不能获利，而从生态保护的观点看，在这些条件下造林仍属必要。此时的林业要由政府动用全体纳税人所纳的税金去造林，譬如在交通极端困难的地方，在沙漠边缘，在不适于人类生活而树木却可以生长的环境。

我们可以期待，随着发展林业新的市场机制的建立，将有大笔资金拥向绿化。我国的绿化高潮必将来临。

1994年2月18日

全新的“能源服务公司”

由于节能工作的重要性，我国许多企业节能的潜力又很大，为了开发这一潜力，全国各地成立了不少能源咨询公司，叫作能源服务公司，这些公司中办得成功的不多，大多数维持自身的存在还很艰难。既然节能潜力大，为什么这些咨询公司未能大展鸿图呢？究其原因，在于他们未能切入节能工作的特点，而仍旧用一般的咨询服务公司的方式在运转。事实上国外从事节能服务的企业也经历过这样的阶段，近年来他们摸索出一套全新的运转方式，立刻使这个行业大放光明。这种特殊的经营方式；简称为ESC（Energy　Service　Company）。它使节能的潜力大大地被发掘了出来，使一国的能耗水平显著地降低，为工程和管理人员发挥聪明才智提供了机会，增加了就业，而且减少环境污染，真是善莫大焉。

能源服务公司（ESC）运营的特点是什么？它以我们所熟悉的承包机制来服务。ESC瞄准能源生产或消费的厂矿企业。为企业诊断出通过节能减少原料消耗、增加能源产出的具体途径。然后和企业签订合同，ESC从节约能源的价值中分得自己的服务报酬。其结果是企业得利，ESC挣得了收入，社会减少了能源浪费，减少能源运输和投资，而且还减少污染。但如果ESC未能实现节能目标，它将失去其根据合同应得到的收入，所以他们的运作承担着风险。换句话说，企业不承担节能投资的风险，几乎是坐享其成，风险转移给了ESC。因此ESC和企业谈判时比较容易成功。

能源服务公司是按“交钥匙”原则来承接项目的。E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