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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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2月17日
交换不是等价的
传统政治经济学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重大问题，并为这些问题的答案提供了思考的线索。但后来经济学的主流学派却并未按这些线索的思路去发展。究其原因，是因为传统经济学中有些基本观念包含着严重的逻辑缺陷，这些缺陷有不少是后来的学者杜撰出来，以讹传讹而形成的。所谓“等价交换”就是一个例子。
等价交换的意思是强调在市场交换中，不论是以货换货还是钱和货的交换，必定是双方都认可的。在钱货交换的情况下得到的货必定和用以支付的钱等值；对交换的另一方面而言得到的钱必定和交出的货等值。不等值的交换将使一方吃亏，交换将不能达成协议，因此不可能发生。
这一假说的问题在于，如果交换只是等价，人们不能从交换中得利，为什么人们要从事交换？如果一头羊换一柄斧是因为二者生产所花费的时间相等，为什么他们不自己去生产而要交换？要知道商业交换不是小孩子玩过家家，它本身并不能提供乐趣。相反达成一项交换协议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克服许多困难，有时还要承担风险，它不是什么好玩的事。然而市场上熙熙攘攘，人们奔走忙碌，究其原因无非是为了得利。可见“等价交换”一说完全不能解释千千万万的人参与交换的积极性从何而来的问题。
要解释交换双方都能得利，这只有在交换创造出新的利益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如果按照劳动价值论，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交换是不能产生价值的。一柄斧和一头羊相交换，交换之前和交换之后从物质上看没有任何变化，仍旧是一柄斧和一头羊，只不过是交换了所有权，这新创造的价值从何而来？使人困惑而不能摆脱“等价交换”理论的关键就在于这一点。
要突破这一难点，必须认识到人与人之间有差异，当斧和羊交换时持斧的一方长于生产斧而拙于生产羊（相对于对方而言），而另一方则正相反。所以交换使各方都能利用对方的长处，避免了自己的短处，因此双方同时都能得利。我们能用三角钱买一盒火柴，因为对方长于生产火柴，如果叫我们自己生产，花上十倍的钱也未必造得出一盒火柴。当我们赚钱的时候，必定是以自己的长处上为社会服务并取得报酬。如果我是火柴厂的一名职工，我赚钱就是用我生产火柴的专长去换来的。因此当交换成为一种制度，也就是市场经济被建立起来之后，一切生产的优势都被充分地利用。个人的专长、家庭的储蓄，天时地利形成的特点（例如热带作物必须在热带生长，一个良好的桥址能使当地地价提高），都可以成为优势。特别是资金当用于投资时就可能创造出优势，建火柴厂的投资就是创造出了制造火柴的优势。但是要注意，如果社会上火柴厂已经大多，新建的火柴厂就未必有优势。这要看新厂的生产成本是否比别的厂更低。
优势的概念完全是从比较中得出的，一个人、一间厂在某方面是否有优势，要从客观评价中去比较。这个比较的尺度就是价格。当你生产某种商品的成本比市场价格低，说明你具有这方面的优势。个人的优势是可以培养的，职业学校就是专门培养某种优势的场所。在市场经济中一个人要在社会中谋生，必须寻找适合于自己专长的职业，培养自己的优势，否则的话，只能一不怕苦，二不怕脏，甚至不顾危险，去做那些又脏又累又危险的工作。
上面从交换的不等价谈到了培养优势和社会分工。我们再回过头来问，交换的商品虽然不等价，似乎应该有一些别的相等的东西在交换中起作用。否则就会发生一平二调这种极不公平的交换，是的，交换中有相等的东西，那就是交换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选择是自由的。所以“等价交换”一说，应该改为“地位平等的交换”，或者就叫作“公平竞争”。
1994年2月10日
道德建设中言数不如身数
大家都认为道德的特征是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因此它是反功利的。然而大多数人也许并未意识到，归根结底道德的基础是功利主义的，换句话说，只有别人得到了利益，自己才值得去牺牲利益，而且别人所得的利益比之自己失去的利益更大，这才是道德的正常依据。因此履行道德义务不是为了虚无缥缈的目的去当苦行僧，如果一项道德准则将使一切的人受损，这将不成其为道德，恰恰是反道德的。如果我们不能透过道德在表面上的反功利看到道德实质上的功利主义，我们将永远无法掌握道德的精髓，而且必定在评论道德问题时陷入混乱。
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高尚的社会内，会感到安全、祥和、融洽、幸福，这种气氛只有由周围人群的道德觉悟来提供。相反，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缺乏道德的社会内，周围是一批目光短浅，自私自利，当自己陷入困境时，也不会伸手帮忙，甚至反而乘人之危、趁火打劫的人，我们将感到紧张、不安，要处处提防坏人，要为自己的亲人担忧，这将造成一个令人焦虑的环境。试比较上述两种情况，我们将进一步认识到道德的功利特征。它对功利的要求与直接的功利主义仅有一点不同，即道德提供的利益是通过集体行为而实现的，但受益的仍是个人，是集体中的一员，而决不是抽象的“集体”。集体不可能感到融洽和幸福，只有个人才会有这种感觉。正像集体不会感到饥饿，或身上发痒，只有个人才会有这种感觉。
道德环境是由集体中的每一个人提供的，当每一个人提供这种道德环境时，往往要作出某种牺牲，当一位少女路遇歹徒时，路人拔拳相助，这使他可能经受某种牺牲。但他维护了一个道德环境。如果人人都有拔拳相助的道德，这个社会内将无盗贼的容身之地，因而是一个安全、融洽的社会。相反，当周围都是怕事之徒，眼看少女落入魔手，也宁可袖手旁观，无动于衷，则必然盗贼蜂起，无法无天，最后这批怕事之徒难免终有一天同样落入魔掌。所以道德实质上是一种公共服务，它是由社会的每一个人提供，又被每一个人享用。商品和劳务也为个人服务，但那是通过双方自愿的交换来实现的。而道德则是单方面提供，并非建立在即时的交换之上的。拔拳相助的义士并不要求任何回报。但当每个人都当义士时，每个人又都有机会享受社会的道德服务。
下面的例子可以更形象地说明道德是公共服务的意义。领一群小学生到公园去玩，教师告诉孩子们，在公园里不许乱扔果皮纸屑。当孩子们来到一所清洁很差、满地肮脏的公园时，孩子们会忘记教师的叮嘱，而和以前扔了脏东西的人一样，随便扔脏物。这说明，当人们没有享受到别人提供的道德服务时，他也不愿意提供这种服务。相反，如果孩子们来到一座卫生良好的公园，甚至不用教师的提醒，孩子们也会自动地保持公园的清洁。这说明，当人们享受到别人提供的道德服务时，他也会愿意向别人提供这种服务。
这一例子有力地说明了何以道德建设身教重于言教。身教是以自己的行动去为别人提供道德服务。别人享受到道德服务时，也会参与这种服务。光说不练，叫别人应该如何如何，自己却不照着去做，叫人怀疑你想“剥削”别人的道德服务；自己不服务，却想坐享别人的服务，结果很可能被人嗤之以鼻。光有言教而无身教，比之没有言教更坏。因为别人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当欺骗盛行时，社会将面临道德崩溃的危险。
重大的丑闻对社会道德有极恶劣的影响。当林彪事件败露之后，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平一落千丈。因为天天手里摇着红宝书，声称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全国人民的副统帅竟然是一个阴谋家。人们普遍感到受欺骗，因而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相信的了“他可以骗人；我为什么不可以？”社会弥漫着欺骗时；人们做坏事的胆子变大了，因为“这么大的骗局都可以瞒天过海，小恶谅必无碍”。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中说谎而下台，此事虽然没有林彪事件那样严重，也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如果不逼尼克松下台，道德危机将不可避免。加拿大短跑选手约翰逊在奥运会采用服兴奋剂的手段得了金牌，同样是一大丑闻，因为他愚弄了全世界的观众听众，使人们怀疑奥运会颁发的奖牌究竟有多少价值。这些事实从反面论证了身教的重要性。
一个人向社会提供道德服务，未必能唤起全社会的回响，因为一个人的道德行为并不能为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所享受。这正是道德建设中根本性的难题，要进行道德建设，更多宣扬好人好事，这样可以鼓励人们奋发向上，逐渐形成一个互相提供道德服务的环境。这说明道德教育应以正面教育为主。但如果对光是享受别人的道德服务，自己却规避道德义务的人不加以批评，道德环境很容易被破坏，因为乘机捡便宜的人会越来越多，形成了风气就难于扭转了。道德建设固然要宣传雷锋、焦裕禄这样的英雄人物，但这仍是言教，顶多只是间接的身教。
直接的身教要靠社会中有影响的人物的带头。家庭中靠家长，学校里靠师长，社会上是靠各级政府领导。因此每一个家长、师长、领导要有道德责任感，要处处做表率。一位士兵跳入冰水中救人和一位政府领导跳人冰水中救人的社会后果不可同日而语。没有道德责任感的人没有资格当教师或政府领导。彼得大帝一世在俄罗斯寒冷的深秋跳入冰冷的水中去救援受困的士兵，因而罹病，几个月后去世。他一生功过不论有多少争论，他的人格力量无疑是伟大的。
重大的社会丑闻将对社会道德水平构成威胁。同样的道理，当社会处于某种特殊环境之中时，如果一部分人破坏了道德约束，可能导致道德崩溃，例如在最近发生的洛杉矾地震时曾出现大范围的抢劫。在战争临近，政府不能实施有效的社会管理时，也会出现类似现象。相反的例子也出现过，即人们普遍期望更高的道德环境将出现时，全社会的道德水准可以在一夜之间明显地提高。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仓促逃离，由于普遍的贪污腐化，欺骗百姓，上海已处于道德崩溃的危机之中，但解放军进城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共产党的新作风、新思想立刻给广大群众带来道德环境的新期望，一夜之间道德崩溃变成了道德升华。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也敢于站出来和破坏公共秩序的壮汉作斗争，社会上坏人坏事无容身之地。1977年4月5日人们在天安门广场怀念周总理时，人们被一个共同的崇高的道德目标所鼓舞，几十万辆自行车整齐地停放在广场一侧，没有人看管，但没有一辆车被窃。这些正反例子说明道德是需要实践的，因此身教重于言教。
1994年5月
拗倔的乌托邦思想
乌托邦社会是中外古今一切思想家追求的理想。因为人类社会自从生产力提高到出现了剩余产品时，就产生了穷富、压迫与被压迫；上等人与下等人的区别。人世间的大多数悲居（都与社会制度有关，所以从制度上探讨理想之国一直是人类最重大的课题，而且这一课题对于思想深刻的学者们至今仍有巨大的诱惑力。
《礼记》中“大同”篇认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认为要使人人和睦相处，必须出于公心，“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诸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说不要把东西扔在地上但也不必据为己有；人不应偷懒藏力，但出力不必为了自己。这种天下为公的理想和后来人类社会无例外地朝着追求物质利益，通过交换发展分工生产的历史经验相去甚远。16世纪莫尔写了《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在他的书中已经提出了消灭私有财产的理想。清朝作家李汝珍写的《镜花缘》中有关于君子国的描述，在那个国度里，买卖双方的争吵和我们所见的正相反，卖方力图降低价格，而买方则坚持多付钱，这是极端化了的天下为公。在欧洲，继莫尔之后又有圣西门，进一步将社会公平的理想更精细化。到傅利叶（1772～1837）则将乌托邦的理想付之实施。他按自己的理想建立了一所合作社，经营了8年头，但效果不好，最后因失火而结束了试验。和他同时代的欧文（1771～1858）用他本身的财力、理想和品德在英国和美国建立了几个试验区，虽然获得一定的成功，但最终因管理和宗教纠纷未能坚持到底。从今日关于产权的理论来分析，其原因还要深刻得多。这些理论和实践以后被称作空想社会主义，以有别于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的理想吸引了全世界的理论家和政治家。经过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的实践，共产主义运动具有了更丰富的经验。现在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放弃了计划经济，采用了市场经济，特别是中国的成功引起了全世界学者的进一步思考。共产主义运动并没有结束，但它面临着巨大的转折。这个转折中的核心问题是人类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结构？
从上个世纪末日益发展和成熟起来的微观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最接近于严密科学的一门学问。它建立在经济人，效用的有序性和边际收益递减等公理的基础。使用数学方法推导出一些经得起最吹毛求疵的洁询的结论。这些结论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表达方式，例如：在己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公平竞争可消除生产和交换中的一切浪费；或均衡价格可以引导各种资源（人力、土地及矿藏、资本及制成品）的最佳利用；或消费、生产、交换的全面均衡是经济效率最高的状态；或干脆表达成均衡价格是度量商品稀缺性的尺度，有效的社会应当尽可能节约稀缺性。与上述关于理想社会有关的结论可以转而表述如下：只有生产方希望获得最大利润和消费方希望获取最大效用（不大精确的意思相当于用最少的钱买最满意的商品）的动机下，通过市场竞争和讨价还价达成能使供需均衡的价格协议，然后此价格进而指导生产者降低成本，指导消费者增加效用（相当于使用价值），社会才能避免资源的浪费，人们才会有富裕的生活。
如果人类社会还希望生存几百年几千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将越用越少，即使人口不再增加，甚至还可能减少，资源的稀缺程度也不可能缓解。另一方面，人类的物质欲望却仍将是人们追求的目标。因此，未来社会的基本矛盾仍将是有限资源与无限欲望的矛盾。这个矛盾不可能彻底化解，而只可能设法缓和，其办法是高效率地使用一切资源，避免浪费。以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将这一点寄希望于科学技术的创新，所以预言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将不断改善，这一论断当然并不错，然而忽略了一个根本的前提，即科学家必须知道什么样的技术是当今社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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