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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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纠正这些毛病非得把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停下来不可。

应该承认，和其他各种制度比较起来，市场制度能够最有效地利用一切资源。这不仅是理论得到证明了的，也是当今一切发达国家都实行市场制度的事实所证明的。当然，并非一切试图实行市场制度的国家都能做到资源分配的优化并实现繁荣。其原因何在？回答这个问题可以写上一篇大论文。但用简单的道理一句话就够了。市场制度只能用于可交换的商品上，如果把市场制度推广到可交换的商品之外，非出毛病不可。

什么是可交换的商品？一切物质财富，可以在公开和竞争性市场上买到的东西都是可交换的。什么是不可交换的？人的生命和人格，人的基本权利，受法律保护的权利，政府授予的各种行政权利，关于正义和公正的观念，对道德的评价，这些都是不可交换的。

凡是实施市场经济有保留的，收收放放，三心二意，都不能实现真正的繁荣。但把市场原则用过了头，把不可交换的权利和信仰也拿到市场上去交换，同样也不能实现真正的繁荣。

市场经济不同于平均主义。由于个人的天赋、机遇、努力的不同，肯定有一部分富人，也有一部分穷人。要想实现市场经济就得准备接受这个事实。其实人与人的不平等任何社会都在所难免，人类还没有发明能齐步走向富裕的社会制度。相反，规范化的市场经济中人与人的贫富差别可以鼓励人们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努力创新，实现整个社会的财富的增加。因为在市场经济中全社会的财富全部是按生产要素的贡献来分配的。所以我们的目的并非消除贫富差异。然而人的欲壑难填。富起来的人不但吃好穿好用好，还想用钱去奴役别人，获取权力，骗得名声，从而弄来更多的钱。另一部分人则被剥夺了权利，被排斥在市场之外。这种现象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在所难免。如果权钱交易的篱笆一开，社会的安定将受威胁。所以一切政府都要致力于既限制金钱的作用又限制权力的作用，更要限制二者互相勾结。用钱购买选票就是一例。本来选举权是公平的赋予每个人的权利，它不是可交换的商品。但富人向穷人贿选，选出更有利于富人的政治家当权，穷人就更进一步受穷。更多的是有钱人向政府机关行贿，官员们以手中的权去与金钱交换，牺牲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让少数人发财致富。更不用说政府不提供服务就凭他的权威用各种名目向百姓收费，借以中饱官员。我们反对娼妓，就因为这种交换己超出了商品经济的范围，更不用说贩卖妇女和儿童。个别新闻界人士搞什么有偿新闻（不是广告），就是拿舆论与金钱交换，愚弄群众，欺骗百姓。一个健康的市场制度必须对以上这类行为有严厉的制约，这个功能就是法院和政府的职能。我们现在所说的扶贫是对已经成为贫困的人给予帮助，限制富人滥用金钱的行为则可以从根本上减少因为社会不公而形成的穷人。

应该说，市场经济是一种相当公平的制度，只有一些抱绝对平均主义的极端分子才会反对它（这种极端分子将反对任何一种现实的制度）。换句话说，百姓可以接受市场造成的贫富差别，也正是这种差别驱动每个人学习、工作和创新。百姓有时之所以忿忿不平，是因为有人破坏了市场规则，有钱的人又有势；有势的人方便地弄钱。如果有大量的人，其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社会就会出现危机。清楚地划分市场的界限，或许是既保证安定，又实现繁荣的基本之道。

　1995年12月20日

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第三编　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六）

第三编　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六）

社会贴现率

贴现率原是用未到期的票据向银行融通资金时，银行扣取自贴现日至到期日之间的利息率。当商业银行用此未到期票据向中央银行贴现时称为再贴现。再贴现所用的利率或再贴现率由中央银行统一公布。再贴现率的高低可以调剂社会上流通的货币量，而且银行执行的各种长短期借贷款的利率都要参考贴现率，因此，贴现率成为计算通行利率的一般标准。

经济学家将贴现率用来衡量未来收入和支出折算成现值的一个桥梁。贴现率越高，则同样一元钱发生在将来的收入或支出折算成今天的货币价值就越小；在经济学中贴现率是一个中性概念，它的高低是市场上对货币的供需形势及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决定的，并无所谓好坏。

但是社会学家却从贴现率中发掘出更多的意义。贴现率越高，说明将来发生的经济损益越不重要，只有眼前的损益才是重要的。如果将适用于经济活动的贴现率的概念推广到一般社会活动，可以得出非常有意义的社会贴现率概念，它表明人们对将来发生的各种事情有多重视。一个高的社会贴现率，意味着人们对未来的责任感减弱，说明人们只追求眼前利益。变得鼠目寸光。商业上的毁约，政治上的失信，对设备保养掉以轻心，对环境破坏无动于衷，对下一代人不负责任，甚至今朝有酒今朝醉，都是社会贴现率高所表现的心态。所以社会贴现率上升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人与人的联系减弱，机会主义的泛滥。

社会贴现率既然如此重要，我们有办法测定它吗？经济贴现率是可以观察的，然而社会贴现率却无从观察，而它又确实存在。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虽然未能提出一个客观的测定办法，却了解了社会贴现率依赖于哪些因素而变动。

首先它依赖于经济贴现率，这是不言自明的。我们知道，高通胀导致高贴现率，从而会导致高的社会贴现率。经济学家常将通货膨胀仅看成是货币现象，而不重视它的社会后果。高通胀是对未来预期不确定的原因之一，它造成人们恍恍惚惚，暴躁不安。即使人生活在富有诗意的田园景色之中，一想到笼罩着一切的高通胀，就会感到担忧。其次，社会的安定，特别是政治安定对社会贴现率有重大影响。极而言之，在一个战争环境中，人们生死未卜，与处于安定环境的人相比，肯定会有更高的社会贴现率。同样的理由，人的平均剩余寿命会影响社会贴现率，平均剩余寿命越高，社会贴现率越低。与此相联系的是社会的犯罪率、交通事故率、职业保障程度，都会对社会贴现率产生影响。甚至人民的平均教育水平，人与人互相信赖的程度，社会的道德风尚都会反映到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从而影响社会贴现率，值得注意的是在政策评价中应该注意到政策对社会贴现率的正负影响，有的政策虽能获益于一时，却会损害社会贴现率。这种政策是否值得肯定就应慎重对待。可惜至今我们未能提出一套定量的分析方法对社会贴现率作客观的评价。

　　1996年1月6日

一封国际信函引起的思考

由我负责筹资，在山西临县贫困山区设立的一个村民互助基金，由于《八小时以外》杂志的报道（见1995年第5期）；为许多读者直接间接所了解，其反应出乎意料的热烈。有写信去了解情况的，有表示慰问和支持的，也有捐钱捐物的。人都说，市场化以后，人人向钱看，良心都变黑了。但从这件事看，天下充满着热情的助人为乐的好心人。我相信，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正常的世界，而且将来阳光会更灿烂，空气会更清新。

在许多来信支持的故事中，有一件事令我联想到扶贫以外的事。新加坡一位名叫华运海的华侨写信给临县龙水头村小学负责管理基金的雒玉鳌老师，表示愿意出资襄助，并要了解基金的管理办法及汇款到国内来的方式。雒老师很负责地作了回答，写了回信寄去，当地山村的邮政所从来没有办理过国际邮件，不知道如何处理，只从邮资表上查出该贴6．7元邮票。滩老师如数贴上了邮票，可是被太原市邮政局邮件处国际科退了回来，并将6．7元邮票盖章注销。理由是没有使用国际标准信封。试想一下，一个偏僻山村，连邮政所的人都不知道国际标准信封为何物，怎能用这样的规定来要求寄信人呢？按太原市邮政系统的要求，只有一个办法能解决问题，那就是让雒老师请上两天假，花上上百元旅费到太原去买一个国际标准信封寄走。这样可以满足邮政系统使用标准信封的要求，可以让邮局使用邮件自动分拣机。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可以作出判断，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代价太高了！邮局节省的只是用机械分拣代替人工分拣，大概只值几分钱（一个分拣工每天可分拣两万封信，一天的工资才几十元），而寄信人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一两百元钱。

雒老师没有想得那么多，只是心痛那6．7元的邮票。什么事都没办成，6．7元邮票倒是被盖章注销了。他没办法只好把信寄到我处，由我替他把信寄走。

写信要用标准信封，信封上要写收件人的邮政编码，这个规定已经有18年的历史，1995年开始“强制”执行。可是至今推行并不顺利，各方反应很强。邮政系统的调查说，虽然己有96％的信函写了邮政编码，但由于信封纸质太差，邮码红框不合规格，书写的字体过于潦草，仍有约20％的信要经人工分拣。一套新设备据说要上亿元的投资，可是它还远不够聪明，只能处理80％的信件，强制推行“标准化”发生了雒老师那里给寄信人带来巨大不便的事，而邮局得到的利益又甚为有限，这种措施是否明智，值得我们认真重新想一想。

我并不否认，写邮码用标准信封有利于加速分拣，但使用机器分拣是否有利于节约成本则大成问题，一台分拣机只能代替20个分拣工。而光是投资应付的利息可能是人工费的若干倍。为什么这一可以提高邮政效率的规定不断受到各方的责难呢？原因很简单，此项规定是只考虑邮政系统的效率，还是考虑了全社会的综合效率？换句话说，是否也考虑了寄信人也有他的效率要求。

一般而言，用标准信封和普通信封对寄信人的负担几乎是相同的。在信封上多写上6个邮政编码仅举手之劳。所以要求寄信人予以配合是完全有道理的。但这是指一般情况，在特殊情况下，这两项规定也可能给寄信人造成巨大不便。前面提到的雒老师的遭遇就是一个例子。也会发生这样的事，寄信人只知道收信人的地址却不知道他的邮码。如果邮局有权拒收未写编码的信，寄信人势必跑到邮政局去查编码。这也正是目前邮局要求寄信人做的事，所以邮局里备有几大本全国邮政编码专供顾客查询之用。然而就社会分工而言，查编码理应是邮局的事而不是寄信人应做的事。邮局雇人专门查编码，日子长了成了查编码的专家。由他们代查代写编码肯定比寄信人自己去查效率高得多。为了公平起见，可以要求寄信而不写编码的人多贴几分钱邮票，以支付查编码人的工资。使用标准信封的道理也是一样的。有人用标准信封有困难，有人偏爱用特别古怪的信封，因为人各有志趣。对这些信封邮局无理拒收，倒可以要求多贴一点邮票。

只顾本单位自己的利益，侵犯用户的利益，只有垄断部门才有这个条件，不光是邮政系统有这类问题，电信系统的问题恐怕更严重。许多电话用户都可以诉说他们从电话安装到每月收费中的种种困难和无礼对待。因为他们是垄断部门，不像买早点，这家服务不好马上可以换一家，用户无法改变选择。与他们讲理，根本不会理你。所以百姓害怕和他们打交道，他们也才能吾行吾素，巍然不动。

垄断行业侵犯消费者权益的事远远不止邮电部门。如果我们用保护自身权益的新观点对周围垄断业作一番巡视，可以发现许多例子。北京地铁设计时一般的站都有四个出口，可是几乎所有的站都有出口通道被挪作它用的事。中国银行办理支票托收，要45天至60天才能提现，铁道部对用户迟交运费有严厉的罚款规定，每迟交一天罚欠款的1％，一年下来一元欠款就变成4．65元，比全世界最高的高利贷还高出10倍。这些都是明目张胆的损人利己的行为。可是他是垄断部门，他甚至还是政府部门。至于服务窗口开一个不足一尺见方的小孔，刁难顾客的事，那就更多了。百姓的权益被侵犯的事，已经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

这种现象的存在已经许多年了，近两三年来的情况非但未见好转，还有越演越烈之势。因为市场经济的大潮改变了几乎一切人的办事原则，一切都在向钱看了。向钱看并不错，错在一切都向钱看，尤其是政府部门，他的任务不是赚钱，而是维护社会公正。政府目前还经营着一些服务项目，这些业务严格来说，与政府的基本职责不一样，倒是更接近于企业。像邮电、铁路、银行、城市公共交通等实质是企业，他们应在公平的原则上通过内部效率的提高做到能创利创收。他们无权对顾客实施监督管理。为了提高效率而作的各种规定必须兼顾顾客的权益。顾客与他们是地位平等的。当然更彻底的办法是将竞争机制引入这些行业。1994年国务院批准成立联通公司，打破了邮电部对电信业的垄断，电信业的服务很快有了大的改观。数字型大哥大的价格降了1/3；原先的高柜台服务改成了低柜台。但这些改善仅限于联通开展了业务的几个大城市，其他城市仍是邮电部一家把持着，高价格高柜台依然故吾。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一点，许多习惯于政府独家经营的，都可以变为竞争经营，如银行、铁路、邮政、保险。事实上有许多国家已经这样做了，我国的航空业也这样做了。这些行业的服务改进，将大大有助于提高我国百姓的生活质量。

　1996年1月24日

从中国的经验看：经济制度改革的一般规律

1．改革的开始和结束；改革和革命的联系和区别

改革的紧迫性：积累的政治、经济压力，特别是国际信息的交流；

改革的契机：国家领导人的更迭，对过去政策失误的责任的淡化；

改革的结束：①成功：特殊的改革阶段转变成不间断的调整，即建立一种新制度，它能自我调整，释放出社会内的压力；②失败：改革导致新的利益矛盾激化，或压力的释放速度太慢，社会内部矛盾加剧，最后改革转化为革命；③改革停留在表面层次，不愿触及较长期的利益关系，以致不断改变策略。改革成为时断时续，时而前进，时而倒退的胶着状态，这种状态可以维持很长时期，直到新的契机出现，从而转入成功或变为失败。

2．改革的过程。

不否定过去则改革无从开始，彻底否定过去则社会进入巨大的不确定状态，其结果必定是每人追求短期利益，社会动荡，生产下降，所以改革的根本性难题是如何在否定过去和保持连续性之间维持平衡。

这种平衡集中表现在意识形态的转变上。一切改革，没有意识形态的变化（更确切地说，是放松对意识形态的控制）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开放比之改革更具有根本性意义。没有开放，继续闭关锁国，不可能有改革；仅仅调整组织机构，甚至变更人事安排，出台各种政策，而没有意识形态的调整，改革只是一句空话。相反，意识形态改变之后，其他改变自然跟着发生。因此，社会结构、市场交换、内外关系之所以僵化并因之而形成内部紧张，导致改革之不可避免，皆起因于意识形态之僵化。而改革成功的标志是形成一种新的秩序，它没有不可逾越的信仰障碍，经常性的调整通过规则的调整来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