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奇人续-第28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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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绝卖等，反映了一田二主，一田三主等复杂的土地关系。一些口岸地区的契约，反映出外国教会、外国商人恃强占田占房屋的情况。还有一些契约反映出在农村中买卖人口的情况很严重。
宋元时期，今宁夏、甘肃、新疆等地的西夏人，畏兀儿人和吐蕃人留下了一些契约。有用汉文写的，亦有用民族文字写的。有用中原王朝的年号纪年的：有用民族政权的年号纪年的，如西夏人用 “天庆”年号：吐蕃人则用生属纪年，有买卖田园，房屋、牲畜契约，也有典当契约。我国前辈学者如黄文弼。冯家异诸先生，生前做了不少这一方面的工作。
李强说完继续笑着说道：“在青铜器中，只有西周的青铜器上有契约资料，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没有这种资料。
西周时期实行土地国有制，土地不许买卖。《诗，小雅，北山》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礼记，王制》曰：“田里不鬻。”这些记载都证明了上述情况是事实，土地既为国家所有，不许买卖，就是尚未变为商品，因之也就没有土地买卖契约。其他动产多已成为商品，重要商品在买卖时，已使用契约，而且有专任官吏“质人”负责管理、监督此事，当时的买卖契约叫做“质剂”。《周礼，地官，质人》曰：“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奴婢）、牛马，兵器，珍异，凡卖价者，质剂焉。大市以质，小市以剂。”邦玄注：“大市，人民、马牛之属，用长券；小市，兵器，珍异之物，用短券。”这种买卖契约亦叫做“小约剂”。因广泛用于民间，所以称办万民约。”
西周中后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田里不鬻”的原则虽未变化，但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贵族之间已发生了土地的抵押、典当，赠送，赔偿等关系，并出现了相应的契约，与上述民用质剂相应，叫做“大约剂”。因只行用于贵族封君之间，所涉及的是封国、采邑疆土之事，所以称办邦国约”。这种契约也是先写在竹简木牍上，再折券为二，双方各执其一。然后再铸于鼎彝上， 《周礼，秋官，司约》曰：“凡大约剂书于宗彝，小约剂书于丹图。”郑玄注：，大约剂，邦国约也。书于宗庙之六彝，欲神监焉。”唐人贾公彦曰：“使人畏敬，不敢违之。”闻载有这种资料的铭文不是照录契约原文，主要是记载此事的经过。中间或详或略地述及立约之事，如周恭王三年（前916年）的卫歪，五年的五祀卫鼎，九年的九年卫鼎同，恭王时的格伯”孝王二年（前883年）的口鼎，厉王二十五年（前833年）的，从篮，厉王时的矢人盘等【6】。都是如此，对契约内容记述较详的，有立契时间、缔约双方名字、标的、契价和交割、见证人等内容，与“万民约”基树目同。在日后土地国有制破坏，土地私有制产生发展，土地买卖关系发展的情况下，此“邦国约”之名不复存在，使用于土地转让关系之中的契约也是“万民约”。青铜器上的契约资料的发现，为研究先秦契约和土地制度等提供了宝贵资料。
扎西多吉的孙子听完李强的话，满足的点点头笑着说道：“李叔叔，我想我以后都不会寂寞了，因为有这么多我学不完，发现不完的东西，我会用我所有的时间来发现这些，还是太爷爷说得对，既可以为国家多做一些贡献，还可以让自己多学到一点东西，如果以后学得有李叔叔那样好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别人一问我也就知道了。”
钟文秀点点头笑道：“你说得一点也没有错啊！你的李叔叔的确学得很好，只是你不知道的是，你的李叔叔不管是在哪一个方面，都是很厉害的，以后你要记得，你想要学会有样东西，会的东西就必须要多，因为其他的知识也很重要，他们都是联系到一起的，不能够只选择一样，而不去学其他的东西。”
第005卷
第474章 … 年少坚定的信念
扎西多吉的孙子是一个很听话的小孩子，正是因为他的懂事，才会惹得这么多人都喜欢他，不要看同样是小孩子，如果只是一般的小孩子，我想没有人愿意和这个小孩子说这些事情的吧！况且还如此的惹人喜欢，对于钟文秀的话，扎西多吉的孙子全部都记在了心里面，对着钟文秀笑了笑，亲切的说道：“谢谢姐姐，我会记住的。”
李强看了看时间，现在也不早了，直接对着钟文秀和扎西多吉说道：“扎西多吉老爷子，我们现在也该走了，外面的车还在等着我们”，钟文秀听完李强的话，再和扎西多吉客套了几句便离开了这里，望着钟文秀和李强的背影，年幼的扎西多吉孙子，也显得十分的不舍，不过还是站在了原地，看着这两个人的离开。
扎西多吉见自己的孙子心里面不高兴，眼神之周还流露出少许的忧愁和伤心，这才笑着说道：“其实没有什么的，因为李主席和他的夫人都是一个大忙人，他们和我们可不一样啊，他们每天面对着很多的事情，你自己也很清楚吧！李主席懂的东西有多么的多，他每天要处理的事情就有多少，现在你就乖乖在家里，大不了爷爷去给你请一个老师回来。”
“请回来教我这些考古的东西吗？”扎西多吉的孙子激动的问道。
扎西多吉点点头，笑了笑说道：“其实现在想起来，李主席说得还真是对啊！如果现在就将你送到那样专业的地方去学习，还会造成你的其他成绩不好，这样反而就是一种拔苗助长，我扎西多吉的孙子可不能够这样，如果你以后站出来，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那不是丢人吗？况且你还不知道吧！考古本来就是一门文学”。 扎西多吉的孙子听完扎西多吉的话，皱起了他那幼稚的眉头，不解的说道：“爷爷，在学校里面，老师教给我们的那些东西，和考古的事情是一点边都巴不上，怎么考古会是一门文学呢？如果考古真的就是一门文学的话，我想现在我们学习的课程里面就应该有了吧！我觉得考古本身只是一颗，不能够算是什么文学。”
扎西多吉听完自己孙子的话，摇了摇头叹道：“你这个傻小子，难道你刚才没有听那个姐姐告诉你吗？这些东西都是以后考古需要的基础，如果你没有打好这些基础，以后怎么学考古，你知道不知道，考古最重要的就是文献资料和文字资料，没有文字的东西，我们只能够从文献上面得到答案，有文字的东西，我们就要从这些难懂的文字上面得到答案。”
扎西多吉的孙子听完扎西多吉的话，眼睛顿时就亮起来，笑着对扎西多吉说道：“爷爷，你以前一直都是管理这些文献资料的，我想你也应该知道吧！文献当中有难题记载着契约的事情啊！”看来这小子还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只要遇到自己想要知道的事情，就一直会问到底，这也许就是天才和普通人的不一样吧！
天才可以充分的利用自己身边的一切事情，将这些事情看到它的最重点之处，但是一个普通人只能够看到事情的表面，永远也不会看到最深邃的地方，天才和普通人的差距其实并不是多少的天分，而是他付出的努力有多少，更加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事情的领悟能力，这些也与后天多少有些关系。
扎西多吉笑了笑说道：“其实我们的文献就是一部大型的历史资料，历史资料上面记载的只是一些大的，或者是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们的文献却是连最细微的东西都记载进了里面去，你说的这些契约，在我们的文献之中也会记录到一些的，只是李主席还有一种契约没有告诉你，那就是摩崖碑记中的契约。
摩崖碑记中的契约资料以汉代的为最早，也以这时的为最珍贵，因为此时的契约原件保存下来的实在太少，文献中的有关记载也不多，能有摩崖碑记为之补充，确是难得之事。
摩崖以西汉地节二年（前68年）的《扬◆买山刻石》为最早，稍晚的是东汉建初元年（76年）《大吉买山地记》＇7＇。这是两则记事刻石，也像是简化了的契约录文。
碑记中最宝贵的是，1973年发现于河南偃师县缑氏公社郑瑶大队南村的汉碑《东汉建初二年（77年）侍廷里父老◆约束石券》＇8＇，这是里民为轮流担任里父老时得使用集体所购田地而立的合同。参与合同的里民二十五人都在券上署，唐碑中最宝贵的是《唐大中五年（851）剌内庄宅使牒》，刻在玄秘塔碑碑阴，文字基本完好＇9＇。唐朝实行均田制，规定田地不许买卖。《唐律琉议》卷12《户婚上·诸卖口分田》曰：“《礼》云：‘田里不鬻’。受之于公，不得私自鬻卖。
《唐律》又规定，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卖时，要“投状申牒”，即由业主赴官报告，由官府发给一准许出卖此产业的文牒，才可出卖。《通典·食货·田制》下：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令：“凡卖买，皆须经所部官司申牒。……若无文牒轨卖买，财没不追，地还本主。”这种文牒是很重要的，但唐代的有关田地买卖的文牒原件已经无存，其本来面貌已不易得知，此碑之存在，使我们得知当年的田地文牒上除一般公文之外，还具体载录业主、拟卖产业的坐落、四至、价钱等等，契约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具备。
金代《金大安元年（1209年）真清观牒》碑也很重要。碑身巨大，“高七尺一寸五分，广三尺八寸八分”，两截书写，上截是牒文，下截载“本观置买地土文契”，即《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怀州马愈卖地契》【10】，两件的文字都基本完好，真是双璧生挥。明清时期照录契约原文的碑记很多，亦有重要史料价值，反映城市经济生活的尤为可贵。
我国的古文献浩若烟海，其中与契约有直接间接关系的内容极多。因此，要深入研究契约问题，必须充分利用文献资料。
开始李主席所说的现存的契约原件和金石文字中的契约资料，都未接触到原始社会的契约问题，因为这些资料所反映的都是后代的契约，在原始社会末期，由于交换关系产生并发展，萌芽状态的契约也已产生。中原地区当时的人类使用什么样的契约，目前还无具体资料可供论证。考古工作中虽发现了一些画在陶器上的符号，但表示何种意向，无从考查，再从文献记载来看，许慎《说文解字，后叙》曰：“古者庖牺氏……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此八卦、结绳是否已用于契约关系中，也不得而知，可是，孔子曾说过：
“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社会发展很不平衡，近干年来，许多少数民族经历或停留在原始社会末期。这些民族使用契约的情况在汉族文献中有所反映。如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曰：两广“瑶人无文字，其要约以木契合二板而刻之，人执其一，守之甚信。”元代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说：云南“土人（傣族）缔约，取一木杖，或方或圆，中分为二，各刻画二三符记于上，每方各执一片，负债人偿还债务后，则将债权人手中所执之半片收回。”
清代袁枚《子不语》曰：海南岛“黎民买卖田土，无文契票约：但用竹签一片，售价若干，用刀划数目于签上对劈为二，买者卖者各执其半以为信，日久转卖，则取原主之半签合而验之。”旧让述三个民族当时都处在原始社会末期，所用契约虽有一些差别，但有一个重要共同点，就是都无文字，而是以剖分竹签木片为信物，这种契约形式叫做判书。《周礼·秋官·朝土》曰：“凡有责者，有判书以治则听。”郑玄曰：“判，半分而合。”由此看来，判书可能是原始社会末期比较普遍采用的契约形式。汉族祖先在原始社会末期可能也是用这种契约。西周至两汉时期的契约之所以也为判书制度，渊源于此。
西周至两汉时期，已用文字书写契约。这时契约的形式虽仍为判书制度，但比原始社会的判书有很大的进步。此时契约的形式因用途不同，分为三种：即《周礼·天官·小宰》所说：“听称责以傅别”，“听卖买以质剂”，“听取予以书契”。这就是说，借贷契约用傅别，买卖契约用质剂，授予收受契约用书契。关于傅别的形式，郑玄曰：“傅别，谓为大手书于一札，中字别之。”刘熙曰：“别，别也，大书中央，中破别之也。”关于质剂的形式，郑玄曰：“质剂，谓两书一札，同而别之。”
关于书契的形式，郑玄曰：“书契，其券之象，书两札，刻其侧。”刘熙曰：“契，刻也，刻识其数也。”清代孙治让对这三种判书做过这样的比较说明：“盖质剂，傅别、书契，同为券书，特质剂，手书一札，前后文同，而中别之，使各执其半札，傅别则为手书大字，中字而别其札，使各执其半字。书契则书两札，使各执其一札。傅别札、字半别：质剂，则唯札半别，而字全具，不半别：书契，则书两札，札亦不半别也。”这三种形式的判书在今存汉简中可以找到事例。
魏晋以后，纸契的使用日广，判书也起了变化。傅别，质剂之制逐渐不用，合同形式在产生发展，合同形式脱胎于书契，又吸收傅别之长，发展而来，其形式是“书两札”，将两札并起。合写一个大“同”字，后来合并大写“合同”二字。每一札上都有“同”的半字或“合同”的两半字，为合券的验证。这是最早的“缝制度”。后来，在买卖关系中广泛使用单契，由卖主一方出具。
官府为了保障人们合法的权利，消除财产等纠纷，维持社会秩序，很重视契约的内容书写和形式制作。《周礼·地官·司市》曰：“以质剂结信而止讼。”《明公书判清明集》曰：“在法，交易只凭契照。”凡人论诉田业，只凭契照。”这些记载都说明了契约的财产证明作用。官府为了使契约更好地起到这种作用，曾设法使契约规范化，因之契约的内容和形式时有改进。但使契约形式发生重大变化的，不是契约内容的法律作用，而主要是历代税契政策的作用。如“红契”的出现就是如此。
有的学者认为，红契“就是皇权所订的法律的替身”，是“封建的土地国有制”回附证明，这是一种误解。其实，红契之所以“红”是由于盖了朱色官印。盖此官印与土地所有权没有关系，更不是土地国有制的证明。如上所述，而是税契的作用。《隋书·食货志》曰：“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这是中国古代税契制度的开始。“文券”就是在缔约双方缴纳契税时，官府加盖官印的契约，后代叫做红契、赤契或官契。元代陶宗仪曰：“红契，买到者则其无主转卖于人，立券投税者是也。”南宋李心传曰：买卖田宅，“人多惮费，隐不告官：谓之白契。”可见契约的这一大变化是由税契制产生引起的。所以要在契约上加盖官印，主要是为了保证契税的征收。 契约大约在宋元时期，又发生过第二次大的变化，就是契尾的产生。所以这样，是由于红契之制不易防止官僚吏员侵吞契税，因之另创契尾之制。契尾就是纳契税的收据，元代叫做“税给”，一契尾分大尾与坐尾两联，大尾为收据，坐尾为存根，以备查究，此法实行后，对防止官吏贪污契税起了一定的作用。从此后，官府规定，凡投税者，“止铃契纸，不连用契尾者”。违法。是红契之后又多了一张契尾，一份合法的契约必须一契一尾。
在先秦的文献中不见有契约录文。两汉的文献有叙事摘引契约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