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瓦-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下来。黄昏里，那些夺走了师生们工具的人交出工具后站在街边上，向天发誓：“谁再碰一指头那片土地，谁就是狗日的！”
王儒安虽然从此落下了坐骨神经痛的毛病，但，他终于可以实现他的庄园梦想了。他带领师生筑路，开辟操场，开荒种地，挖河挖塘。他到处奔走，积累资金，把一幢又一幢瓦房盖起来。
黑天白夜，他一遍又一遍地在这片土地上走着，走着。那年春天，他看中了城里公园的法国梧桐，居然带了几个高高大大的学生，潜人公园，然后由他站岗放哨，让孩子们爬上树去，挑选适合截枝育苗的枝条—根根砍断下来。他们都已上路了，却被公园发现了。他领着学生，决不放下一根树枝，背着沉重的负荷，见桥过侨，见河游水，等甩脱了追赶，他瘫坐在树下，竟哇地吐出一口鲜血来。现如今，教室与宿舍前的梧桐树，早已把—片浓荫给了荒地。
王儒安将教育家与吝啬鬼的双重形象扮演得淋漓尽致。每到收获季节，人们会发现他的眼睛像两颗偶然踩到鞋底上而被打縻得贼亮贼亮的图钉一样。他不能让一颗辣椒丢失。学生们刨藕时，他就在河边转悠，要是发现有谁偷吃了一段藕，就绝不轻饶。他还定了—个被油麻地镇的居民们和学校的老师当做笑料的规矩：学生们放学时，必须在学校上完厕所，干净了身子再回家。
他用尽心思积累财富，然后买回上等的教学设施，并且很大方地给老师们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鸽子往亮处飞。”油麻地中学以它优雅舒适的校园，吸引了许多很有水平的教员。每年高考，它总能有几个学生挤进大学，甚至还有挤进名牌大学的。油麻地中学的办公室里，挂满了奖旗与奖状。王儒安成了油麻地镇一带—们艮有名望的人物。镇上谁家的儿子结婚宴客，在请镇干部时，也定要将他请去。这地方上有个风俗，冬天缺草倒下了一头牛，肉分了大家吃，四只蹄子要割下来留给最尊敬的先生吃。
这蹄子还有个雅号，叫“九里香”。王儒安是常能得到这“九里香”的。
但，他在河边的小草房里住了多年之后，现在依然住在小草房里。
第二节
这年刚入秋，王儒安的坐骨神经痛又犯了。他总是歪扭着身子走在路上，走几步，就扶住路边—棵树，歇上—会儿。他不在小草房里歇着，不是走，就是跪在地上弄那些树木花草。他把疼痛的呻吟转变成地方剧的唱腔。这地方剧里，有一种曲调，叫“悲调”。这悲调又分“大悲调”和“小悲调”两种。王儒安或用小悲调哼，或用大悲调哼。这悲调哀婉万分，痛苦万分，哼到高潮处，让人觉得天昏地暗，顿生悲悯情怀。王儒安见有人，就小声地哼。使人觉得这是—种节制住了的痛苦。无人时，他就—声低—声高地哼，让人觉得这声音一忽儿跌落于万丈渊底，一忽儿又飞扬起来，越过高高的山梁，更使人直感到那哼唱的人正在痛苦中，正用了—颗坚韧而善良的心在忍受煎熬。每当夜晚降临，整个油麻地中学都能听到从那小草房里传来的痛苦呻吟。这呻吟锐利地划破了夜晚的平和与宁静，把人抓到了不堪忍受的痛苦之中。这种呻吟，是我过去从未听到过的，仿佛是王儒安最后的呻吟了。
这呻吟像荒野之端—尊老鸦的哀鸣，使汪奇涵手中的毛笔忽然变得毫无灵气，半天不能落在纸上。他将门窗全都关上，如同在一只漂泊的漏船中堵住水流进来一样。
深秋，王儒安像这枯叶漂零的季节一样苍老起来。他常眯着眼，站到河边上，去望那轮落日。他有了一种步人荒凉老境、已然穷途末日的心态。但那眼中又分明透出一股要作最后—击的强烈意念。他快六十了，留给他颠覆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病痛随着节气渐深而日甚一日，那夜晚的呻吟，变得更加锐利感人。它把我们带进痛苦，也把我们带进仇恨。对于汪奇涵，我还有着我个人的恩怨。高中录取时最初我榜上无名，就是因为在敲定名单时他说了一句很阴的话。那次陶卉遭到父亲陶国志的训斥，也是因为陶国志领着医生来给学生打预防针时，他不阴不阳地向陶国志开了个关于我和陶卉的玩笑。他还在邵其平鼓吹我的作文时把我的作文要过去，看后却一言不发地还给了邵其平。
我不明白汪奇涵为什么那样不喜欢我。
这天深夜，王儒安的呻吟将我从睡梦中唤醒。我躺在床上，听着这消消涨涨的呻吟，如同听一支荒原的号角。第二天一早，我对马水清说：“一定要找到那对母女！”
马水清把照着镜子的脸扭过来，“我早想到了这—点。”他打开抽屉，从—个牛皮纸大信封中取出一张发黄的大照片，“这是压在邵其平办公桌玻璃台板底下的一张毕业照。当时，老师与校工都参加了。你看这边上两个女的，就是那女俩。听邵其平说，她俩当时不肯参加，是学生们硬拉她们进来的。”
第三节
当时内查外调的风气正盛，我和马水清等都有了这方面的经验，甚至还有这方面的兴趣。拿封介绍信，领个百十元公款，一去几百里，忽然对某个人或某件事，有了—个新的突破，甚至有了—个置人于死地或使—个已被打人地狱的人—下子起死回生的发现，是很让人激动的。躺在龌龊的小旅馆里，坐在吱呀作响的破车中，俨然觉得自己是个大侦探，大救世主。那时，全国有很多人日夜兼程奔波在外调的路上。
我们的这次外调当然是私人性的，但我们外调的规模却是公家所不及的。我和马水清在下面到处活动，居然有十多个人愿意自己掏路费外调去，“听了老校长哎哟哎哟地叫，我们于心不忍！”油麻地镇上有一人提供了一条线索：那母女俩是荡里的口音。所谓“荡”，就是离我们这里大约二百多里地的芦荡地区。
这芦荡地区方圆一二百里，找出这母女俩来，当然并非易事。我们十几个人，避开汪奇涵的注意，在后面的树林里悄悄地开了好几次会，最后决定兵分五路，各领几张从镇上照相馆翻拍出来的照片，按划分好的区域进行调查。
我们十几个人就在一天早上，突然地消失了。
我自然是和马水清—路。我们去芦荡地区的北部。我们步行十八里地，来到—个轮船码头，然后坐七八个小时的轮船，来到—个叫黄土沟的地方。那里已不是我们随吴大朋打猎时所看到的芦荡了，那是真正的芦荡，看上去，那芦荡是世界的全部，世界就是—个芦荡。当轮船继续前行，最后消失在芦荡深处，只见到芦苇梢头一缕烟时，我们仿砩有了—种永不能归的感觉。
不久天就黑下来。我们找到了一家小小的旅馆。晚上，只吃了一些从家带来的干粮。那小旅馆又脏又潮。被子与枕头都黏黏糊糊的，并散发着无数人体混杂在—块儿的气味，使人根本无法入睡。我们就穿着衣服，坐在被窝里。马水清又说起陶卉来，“你给她写封信，我来交给她。”我说：“滚蛋！”他说：“陶卉上高中之后，奶子大了。”我说：“你真不要脸！”他说：“真大了！”眼睛往前看，仿佛陶卉就在他面前站着。我“噗”
地吹灭了灯。我睡不着，在床上翻来覆去，眼前总是陶卉。马水清的床也吱呀吱呀地响。我问他：“你在想什么？”他说：“我在想我家院子里的那两棵柿子树。”
第二天，我们就拿了那张照片，一路打听，逢人就问，但人们都摇头说不认识那母女俩。一天下来，疲乏不堪，心灰意懒。
但在一户人家借宿，睡了一夜之后，又有了精神，像头天—样问下去。那芦荡人烟稀少，居住分散，我们往往要走十几里路，才能看到一户人家。这一天，走到晚上，居然没走到—个村落，我和马水清只好在一座高高的芦苇垛下，用焦干的芦苇将自己埋起来，在荒野上过了一夜。天亮后又赶了七八里，只见—个小镇出现在芦苇丛中。我们先找到一家小饭馆吃饱了饭，然后挨家挨户地问个不停。有—个男的，下巴上有颗黑痣，抓着我们的照片，眼睛直勾勾地看，说那个女儿是个不错的小美妞儿，我真怕他要用舌头舔张照片，赶紧抢过来，拉了马水清就走。走到一座桥头，我和马水清也去仔细看那照片、觉得那母女俩确实都长得不错，尤其是那个女儿。她照相时，大概感到害羞，脸是转过去的，像是少女见到生人，欲要关上家门，可又禁不住想看一看那个生人，便将脸转过一半，在眼梢上看着，那样子很迷人。这时我和马水清就有点理解为什么会有人说她母女俩的闲话了。
我们寻找了四天，第五天，在坐渡船时，遇上了一个强盗（那芦荡过去是土匪出没的地方）。他像个严厉的父亲管束会乱花钱的孩子那样，说：“把所有的钱都留下来再走！”我和马水清望着他那对在破草帽下半明半暗的眼睛，浑身直打哆嗦。
我们把所有的口袋都掏了出来。那口袋都在衣服外面耷拉着，像—张张饥饿的舌头。
“手里抓着的是什么？”强盗问。“照片。”我们回答。他伸过了一只乌黑的手。
我们赶紧将两张照片递给他。他看了看，说：“这上面，只有那个转过脸去的女孩好看。”说完，他一下子将照片丢到水中。河上有风，那两张照片一闪一闪地向西漂去，一会儿就不见了。强盗和我们一起上了岸。他客气地朝我们点点头，走他的路去了。马水清说：“照片没有了，只好回去了。”我说：“怎么回去？连路费都没有了。”马水清去水边洗了洗手，说：“我趁他转过脸去时，往裤衩里塞了几块钱。”
两天后，我们带着—片失望，空空地回到了学校。
其他四路，也已空空地回来了两路。最后两路，大概也只能是空空回来。我和马水清在路上见到了王儒安。他手里抓了一把修剪枯枝的剪子，正倚在—棵树上休息。他的脚下，是—片枯枝败叶。他用手背擦了擦额上的虚汗，问：“林冰，你们几个这几天去那儿啦？你们的宿舍，七个晚上都黑着。”
马水清说：“都去我们家玩了。”
“不能这么玩，得看点书。我不相信学校就永远这么办下去。”王儒安说。
我说：“我们不玩了。”
“这就好。”
我和马水清走了十多步，回头看了他—眼，心中满是凄凉：王儒安老头子，你怕是要永远待在地狱里了。
过了一天，我和马水清正待在黑瓦房的廊下很无聊地晒太阳，只见校门口走回了谢百三和高二班的那个同学。他们的身后，还有两个女人！我大叫了一声：“找到了！”与马水请一道，跑着迎过去。走近了一看，果真就是那母女俩，只是比起照片上的样子来，稍微见老了—些。
谢百三满身尘埃。他不住地抹着脸上的污汗，“—切都清楚了！—切都清楚了！”
马水清说：“先别回学校。”
我们将那母女俩安排在镇上一家小旅馆里。母女俩又把已经告诉过谢百三他们的话再重复着说给我们听：“那天晚上，汪校长找了我们，说：”你们母女俩收拾收拾快走吧。再不走，就真要给王校长惹下麻烦了。现在就已经满校园风言风浯了。
‘我们哪能给王校长惹下麻烦呀？感恩还来不及呢！当天晚上，我们就收拾好自己的东西，第二天天还没亮就走了。我们一走几百里，回了老家，从此再也没敢来过这个地方，怕给王校长添乱子。哪儿想到，我们这—走，他倒从此说不清自己了。
我们怎么就这样蠢呢？“
我和马水清当天夜里就写了大字报，题目是我定的，很夸张，很古典，叫《千古奇冤》。我们将它连夜贴到了油麻地镇的大街上。
第四节
县里来人，镇上出人，组成联合调查组，重新核实当年搞的材料。当那母女二人在陈述笔录上按完手印之后，王儒安从此跳出了地狱。
汪奇涵到处申诉，说他当年让那母女俩走，确实是出于一番好意，但终究不能自圆其说，没有几个人相信他。汪奇涵的形象顿时变得十分丑陋。他觉得再待在油麻地中学必定无趣，就向县教育局提出调到其他学校去工作的请求。
王儒安说：“想走？他有一屁股脏屎呢！”
上面问他：“汪奇涵还有什么脏屎？”
王儒安说：“急什么？我在小草房里待了六年，也没急过。
过些日子，你们自然会知道的，先等我把这学校整一整再说。他汪奇涵把好端端一个油麻地中学，弄成什么乱七八糟的样子啦！“
汪奇涵就暂且挂在了那儿，像过年时吃腻了嘴而剩下的—长条肉挂在瞻口那样挂着。
王儒安就在—个早上便换了人样。他去镇上，让许一龙给他理了发，刮了胡子，去浴室好好洗了—个澡，换了—套崭新挺括的青呢中山装，一副饱经风霜却又青春焕发、雄风—振的样子。
他的腰也忽然直了许多，只微微有点扭歪。他让人把汪奇涵让出的校长室重新粉刷了三遍，仿佛要除一除沉积千年的晦气一般。
然后让人将办公桌、藤椅以及墙上的奖旗、奖状之类的东西，绝对一律地恢复成他当年在位时的样子。他带着十几个学生，在校园里一遍又一遍地走，将汪奇涵留下的痕迹——擦去。他发动全体师生，花了三天时间清洗校园，就像清洗—场奇耻大辱。一时间校园里到处闪动着水桶、铁盆，到处流水哗哗，好似经了一场好太阳，那校园青春十八，呈给人—副生气勃发的样子。他召集全校师生在操场开大会，说：“从此我油麻地中学结束混乱！学校是念书的地方，不是放牛场。从今开始，老师好好讲课，学生好好听课，不得无故缺席。若错了，我王儒安自割脑袋！”
有人问他，河边那间小草房，年久失修，是否拆掉？他答：“姑且留着。”
这天，他走到校门口，看了看那块校牌，说：“他糟踏毛主席他老人家那一手好字了。”随即让人将校牌摘下。隔了两天，他亲手写了一块。那字确实有功夫，不骄不躁，一副秀骨，却又稳重如山。我后来见过很多高手的字，但至今想起王儒安的字来，仍觉得那是一手拿得出的好字。
待将他的“庄园”整肃—遍之后，他有了消闲时，才开始不紧不慢地重提汪奇涵的“一屁股脏屎”。他拿出一本用报纸包了封皮的本子来。那上面，是他六年的记录，记的是油麻地中学的几百笔账目。大至数百元，小至几毛钱，一笔一笔，皆记得清清楚楚。他请来县里头的、镇里头的人，并叫上汪奇涵，然后，他拿着这几乎要汪奇涵小命的本本，当着汪奇涵的面，也当着县里头镇里头人的面，一笔笔地报出来：“一九六五年春学期，你汪奇涵通知各班班主任，要每—个学生补交五角学费。这学费收上来之后，根本没有开收据给同学，且全都没有入账，留在了你处。
你说，这留下用做校长经费。当时初中、高中加一块，—共六百三十七个学生。其中有两个学生没交，—是初二班的董龙，二是高一班的王东辉。还有六百三十五名，每人五角，共三百一十七元五角。一九六五年七月，东边五亩地，共收干辣椒五百斤，西边四亩地，共收干辣椒三百五十五斤，合计卖得人民币一千一百二十三元。
入账一千一百元。其余二十三元，你说用于教师的夜餐费。但，后来这二十三元，并没有用于教师的夜餐费。
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二日，学校卖藕，镇上王副社长买藕十斤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