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9-直击中国教育底线-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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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杂志社编审、著名杂文家牧惠
2004年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开播10周年。10年来，《焦点访谈》每天“用事实说话”，盯紧社会生活中的“焦点、难点、热点”，日积月累地推动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民主法治进程。
对这样一个敢于“用事实说话”的电视节目，不但老百姓喜欢，国家领导也给予了充分肯定。
1998年10月7日，时任总理的朱NFDA2基在和《焦点访谈》编辑、记者座谈时赠言：“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
2003年8月26日，温家宝总理视察中央电视台，并在《焦点访谈》演播室赠言：“与祖国同在，与人民同行，与世界同步，与时代同进。”
2004年4月8日，温总理再次给《焦点访谈》节目组发去亲笔信，强调“人民的意见、要求和呼声，是对政府工作最好的批评和监督。只有人民的批评和监督，政府才不敢松懈，才不会犯骄傲自满的错误”。
教育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也直接影响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因此，教育问题尤其是农村孩子的义务教育问题始终是我关注的一个焦点，甚至是我心中的一点痛。曹保印的这本《直击中国教育底线》虽比不上《焦点访谈》，但“用事实说话”的勇气也不小。
这本书以新闻调查的形式，全景式观察与思考中国教育新走向，集中、及时、生动、形象地展示了中国百姓最关心的教育问题，盯紧了“热点”；以直面现实的胆识，对中国教育中长期存在的新问题、新现象、新走向进行深入采访与理性剖析，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教育现象，盯紧了“冰点”；以个案解读的方式，对中国教育面临的，同时也是老百姓最为关注的问题进行深刻反省、大胆发言，盯紧了“焦点”；以客观冷静的姿态，暴露中国教育面临的种种困境和艰难抉择，客观地一一剖析中国教育问题，盯紧了“难点”。
由“点”及“面”、“点”与“面”相结合，“直击中国教育底线”的问题自然而然地就提出来了。对这本书来说，尽管“点”上的东西从表面上看起来多于“面”上的内容，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一个个具体而微、实实在在的“点”，才使“面”显得厚重、深刻，更具可读性和可操作性。
当然，要求作者做到十全十美、滴水不漏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我相信，也希望，随着阅历的加深、学识的增加，他作为教育守望者的角色，一定会做得越来越好。
2004年6月1日于北京
序前 言：让教育点亮千家万户的窗口
教育是一盏灯，一盏文明之灯，一盏穿透重重历史迷雾的文明之灯。在古代社会，这盏灯虽然明亮，却只能照亮一部分人家的窗口，“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美景，只能为极少数幸运儿所享用。对大多数贫寒子弟而言，这样的美景只是黄粱一梦。在这种情况下，教育之灯再亮，也无法点亮千家万户的窗口，所谓“教育公平”，在彼时的所有经典里都查不到，自然也从来没有走进过满嘴“之乎者也”的大师们的思想世界。
然而，随着文明进程的推进，在当代中国，教育已经变成了社会公共用品，任何人都有权利享用它，政府也必须以宪法的形式确保全体公民不打折扣地实现这一权利，千家万户的窗口因有了教育之灯的存在而分外明亮。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如果不能保证让教育之灯公平地点亮千家万户的窗口，那么，不但政府应该深刻反省并且检讨自己的失职行为与观念偏差，广大民众也可以振臂疾呼，维护自己应有的神圣权利不被人为打折。
对当代中国教育而言，实事求是地讲，尽管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这些巨大成就背后存在的种种问题也不可忽视。如教育乱收费、教师性犯罪、校园性问题、校园暴力、校园自杀、校园犯罪、教师上岗费、农村义务教育困难重重等，都是已经出现在我们视野中的冰山一角，有的甚至已经成了社会的热点、焦点和难点。再如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杀人案、北京大学改革风波、私塾复活现象、刘海洋伤熊案、重庆邮电学院女生因怀孕被开除案等，也从多个角度暴露了教育自身存在的问题。假如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由此而酿成的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它最直接的表现之一就是无法实现教育公平。在有些情况下，这种不公平的教育现实不但会使一些特定的人深受其害，而且还会使越来越多的人身陷由此而造成的陷阱之中。这样，教育不但不能点亮千家万户的窗口，甚至还可能会让本来还有一点亮光的窗口变得黯淡。
现在已经进入公民权利不断觉醒的时代，公平受教育的权利作为所有社会公平中的“第一公平”，正在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但是，必须明白的是，任何权利的实现都是需要努力争取的。对目前教育本身存在的种种问题，每一位负责任、有正义感的公民，也都有权利发表自己的见解，为教育之病“望闻问切”。惟其如此，教育之灯发出的光和热才能真正普惠于全体公民。否则，即便天赋了每一位公民受教育的权利，政府也在努力确保这一权利的实现，我们依然不能用教育之灯点亮自家的窗口。
这就是说，受教育的权利不但需要政府的全力支持，也需要来自公众的强有力的监督和批评，而监督和批评教育的主旨并不在于限制它朝着更正确、更完美的方向发展，却是为了使它的光更明亮，使它的热更温暖。要知道，当教育走上了四季如春的阳光大道之后，我们的生活也一定会因此而阳光灿烂，四季如春。事实上，在今天的中国，影响教育之灯更好地发出光和热的种种不正常现象的确还有很多，这其中既有教育自身的病灶，也有教育之外的病毒感染。显然，对这些病灶和病毒是不能讳疾忌医的，不但不能，反而应该更加积极、稳健、有建设性地治疗之。
作为教育守望者，长期以来，我对这样一个故事情有独钟——
在欧洲中古时期的基督教教会中有一种特殊职业，叫“魔鬼的辩护士”。那时的基督教神学者，只要提出一种新理论，就必须按照教会的要求，另外请人站在自己的敌对立场上，对新理论提出针锋相对的反驳。建立新理论的人只有通过与“敌手”的反复辩驳，回答“敌手”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质疑和挑剔，直到确实无懈可击，其理论才告最终完成。这种有意“魔高一尺”的做法，目的并不是消除新理论，而是使其从一开始就能避免潜在的谬误和不足，具有接受各种挑战和驳诘的力量，最终达到“道高一丈”的境界。这位提出反驳的“敌手”，形式上是站在神的对立面，即“魔鬼”的立场上讲话，所以被称为“魔鬼的辩护士”。
在有些人看来，神学理论也许是无稽之谈，可是，神学家曾经对自己的理论报以如此严谨的态度和采取如此严格的辩驳论证方法，恐怕还是出乎人们的意料。由此生发开来，如果连神学家都有勇气故意为自己“树敌”，都敢接受来自“魔鬼”的反驳和挑战，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原则的教育事业，又为什么不敢从与“魔鬼”力量的抗衡中汲取生机与活力，直面一切真理与谬误呢？要知道，如果连神学理论都可以经此途径变得颇具蛊惑力，那么，比神学理论更具不朽价值的教育事业，更应该在不断的修正谬误中，以其灿烂的文明之光普照芸芸众生，从而具有无穷的魅力。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在采写这部书的过程中，我有意无意地将自己设定在了“魔鬼”的位置上。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用事实拨亮教育之灯，以其永久的光和热，真正照亮千家万户的窗口。2004年6月8日晚，工作中的牧惠先生在北京市因突发心脏病与世长辞，他的突然离去给文学界带来了巨大遗憾。6月1日，牧惠先生应作者之约欣然命笔作序，没曾想，这篇序言竟成为老人家的绝笔。长泪洗面难释痛，唯以努力祭先生。
曹保印
2004年7月15日于北京
第一章 直击1 非法“暴利”——教育乱收费呈蔓延之势（1）
一位镇中心校校长表示，自己虽然身为一校之长，但一般没时间也没精力抓教学管理，日常的主要工作就是想方设法应付伸向校园的黑手。他说：“像这样罚来罚去，要来要去，还不就是折腾学生的几个杂费吗？！扎一针出点儿血，啥时扎不出血来了，这些人你请都请不来。”
任何有远见的国家和民族都高度关注教育，视教育为立国之本、富强之源、发展之基、竞争之资，是从根本上提高国家和民族地位和实力的关键所在。今天，中国的教育涉及到13亿多人口的切身利益，与每个人的一生息息相关。面对无时不在、无所不在的教育，国人对未来寄予了深切的厚望。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马约尔在给《世界教育报告》所写的前言中曾留下了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我们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给子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给世界留下什么样的子孙。”对教育，国人寄予了无限美好的理想和希望，但也常常感到忧虑和迷惘。
孟子曾说：“不齿不若人，何若人有。”在今天，对问题的困惑、对危机的漠视、对竞争的麻木、对学习的忌讳、对法纪的轻视、对信息的充耳不闻、对公平和公正的淡薄，都将导致更大的问题和危机。只有深刻地反省自身，找出问题及其真正的症结所在，并进行“刮骨疗毒”般深入实际的审视与改革，中国的教育才会有真正的生机。
在此背景下，国人对教育纯净度的要求越来越高，而教育本身存在的大量问题，却又严重影响了教育在国人心目中的美好形象。在这方面，教育乱收费首当其冲，在个别省市甚至已经进入了“十大暴利行业”，以至中央政府不得不三令五申，要求严查教育乱收费，还教育一片圣地，还人民一份公平。这不仅关系到科教兴国的大事，而且和社会的稳定与安全息息相关。
2002年，据不完全统计，教育部和各地教育监察部门查出公办中小学各种违规收费4。2亿元，查处乱收费案件6934件，处理责任者3363人，其中通报批评2230人，受党政纪处分1133人。而据专家推测，2002年全国共有9。88万所中学和45。69万所小学，其中至少2％为省市级重点学校，最保守的估计，每所重点中、小学年收择校费分别为500万和200万元。如此计算，光择校费一项，全国一年就超过270亿元，这当中大部分是属于乱收费。
在以教育为本的中国，愈演愈烈的乱收费正在成为最广泛的百姓话题，甚至演变成为一些典型的社会悲剧。
2003年7月，陕西省榆林市，19岁的景艳梅考上了大学，父亲景统仕不堪至少上万元的学费压力在家中自杀身亡。同年8月，四川省简阳市安象镇节约村一位18岁的女孩考上了大学，为了筹措学费，愿意以身相许。读大学难，上幼儿园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光学杂费每年随随便便就得七八千元，高的甚至达到了一万七八千元。一些家长为此惊呼：“上幼儿园比上大学还贵！”
在福州，招收择校生的现象普遍存在，少数被家长们看好的小学更是借机收取高额赞助费，个别优质校甚至开出了每个择校生要缴纳近2万元的高价。这还不算什么，在2003年实行“三限”政策之前，广州一个择校生收费可高达15万—18万元。现在，其他一些城市的收费水平已经开始像前几年的广州。这当中重点学校又尤为突出，南昌的一位家长说：“入学捐款四五万元不过是‘毛毛雨’，就是捐上10万元、20万元的也大有人在。为了找关系，我又另外请客送礼，花了近3万元来疏通关系。”
2002年，北京市近800所中学就有200多所在靠招择校生增收，年择校费超过10亿元。2004年1月3日，《江南时报》发布消息，宣布在刚评选出来的2003年中国十大暴利行业中，教育、房地产、殡葬、旅游、汽车、电信与手机、医药、网络游戏等行业同时榜上有名。据教育专家保守测算，10年来教育乱收费总额超过200亿元。
这些乱收费乱在什么地方？就中小学而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一些基层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受“利益驱动”影响，通过招收择校生，办“校中校”、补课班，乱发复习、辅导材料，各种名目与学生入学挂钩的赞助费等，有的是为弥补学校公用经费的不足，也有的是为小集体牟取利益。二是一些社会有关部门向学校乱摊派、乱罚款和搭车收费，如强行订阅报刊杂志，推销保险、校服、食品和学具等。三是一些基层政府违反规定，擅自立项、超标准收费、扩大收费范围，如通过中小学校向学生征收教育费附加或教育集资，收取建校费、危改费、捐资助学款、代课教师工资、工友费、集资修路（桥）、超计划生育罚款、社会治安费、社会抚养费等。据部分省市教育部门统计，中小学校自身的乱收费和基层政府以及部门的乱收费和搭车收费金额，约各占乱收费金额的一半左右。近年来，一些基层政府乱收费行为有所下降，但一些地方部门的乱收费和搭车收费行为依然比较突出。
事实上，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而且年年都在抓。但让人奇怪是，人民群众不但没有觉得教育的收费秩序好了，反而觉得教育的收费秩序越来越乱。即使在“一费制”政策出台以后，教育乱收费的势头也没有得到控制。
2003年，甘肃省的农村中小学普遍推行了“一费制”。这一政策的实施，旨在规范各种教育收费，遏制乱收费行为。但是，甘肃省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有关教育收费统计调查资料却显示，在2003年，甘肃省县级以下农村教育收费指数仍居高不下。在这一年，甘肃省共查处教育乱收费2000余万元，其中，在治理中小学乱收费中，清理取消收费项目53个，涉及金额211。34万元；查处高校乱收费案件三件，涉及金额72。7万元；查处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乱收费案件116件，涉及金额306。44万元；查处义务教育阶段乱收费案件145件，涉及金额212。61万元。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三令五申取消的收费项目仍在收取；二是有些已经明确降低的标准，不但没有降，反而扩大提高了收费标准；三是自立项目、自定标准，乱收费名目繁多。
在教育乱收费这一问题上，现任教育部部长周济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教育乱收费伤害了青少年学生的幼小心灵，影响了青少年学生诚信品德的形成，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
关于这个问题，周济有一次亲身体会。他说：“我在武汉市工作的时候，有一个乡政府在学校开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