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9-直击中国教育底线-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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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后进生。
弱者的名字叫特殊家庭的学生。某县的吴明老师说，他所在的学校为了加强对学生的管理，将离异、犯罪、单亲等特殊家庭的子女另立单册，由学生科统一掌握，说是便于重点监控，防患于未然。在他看来，这些受歧视的学生就是弱者。据我了解，类似的例子《中国青年报》也报道过。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唯出身论的做法并不少见。
弱者的名字叫有心理或生理障碍的学生。河南省虞城县的范肖朋老师说，开学第一天他在班上点名，发现有人没答应，就问谁在捣鬼，而当同学们纷纷对一个蜷缩在角落里的孩子大叫“聋子”“哑巴”时，他才知道班上还有一个聋哑儿。内疚之余，他觉得这个学生就是弱者。一署名“迷茫”的学生说，自己的自卑心理很严重，是老师讨厌的“丑小鸭”，觉得自己就是弱者。事实上，这两类弱者在现实生活中的确很多。
再来看教师——
弱者的名字叫乡村教师。河南省唐河县的马长军老师说，在他印象中，弱者就是偏僻乡村学校的教师，因为他们的工资一再被拖欠，衣食住行都成问题，教学任务又非常重，他希望得到真诚的关爱。
弱者的名字叫中师（师专）毕业的准教师。2003年11月20日，河南省项城市一名中师毕业的准教师在电话中痛哭失声地对我说，她们乡规定，要上班就得交1万元上岗费，可贫穷的她实在拿不出钱来。此前，我曾在三个地市进行了上岗费问题的调查，发现中师（师专）毕业生交上岗费的事比较普遍，许多准教师为此而债台高筑，另有一些准教师则放弃教育工作，外出打工。
弱者的名字叫将被新世纪淘汰的教师。河南省商丘市的李红亮老师说，今年暑假，他所在的学校采取教师竞争上岗制度，几个自身素质低、思想观念落后，又不注重学习提高的老师在竞争中失败了，他觉得这些教师是弱者。山东省泰安市的张峰老师也说，弱者和强者都只是相对而言，在他的学校，一些有着高级职称的教师无人聘用，倒是几个毕业不到一年的年轻人受到了大家欢迎，因为他们的知识面宽、思想活跃、有干劲也有闯劲。
弱者的名字还有很多，如部分家境贫寒或身染沉疴的学生、辛苦一生却得不到公正待遇的某些国企退休教师等，然而，包括前面所述的弱者在内，这些学生和教师何以成为弱者？谁该为他们的痛苦负责？这一系列的疑问，既是读者所关注的，也是我要思考的。
还是让我们先来看某县周吉老师的来信——
年轻的时候，我选择了乡村民办教师这个职业，挣着每月18。25元的工资，努力地与命运斗争着：进修、函授……以微薄之力搏击命运之网，那时，我自以为是强者。18年过去了，我惊异地发现，我已彻底服从于命运的安排，应聘书上那一行“无条件服从”的亲笔字，就是最好的证明。
年轻时的我，喜欢接受新生事物，教改、科研、向领导提意见等，总跑在前面，但现在，我退缩了，因为我为此付出得太多、太多……我成了一个弱者，一个命运的逃遁者。我无言以对学生们那一双双童稚的、疑惑的和企盼的眼睛。无休止的考试、繁重的作业……我明知不对，却在默默地、机械地做着这一切。
周吉老师的信，透露出人生的无奈与悲凉，这种情感体验很多成年人都有过，只不过没像周老师这样坦然吐出。事实上，我接触到的相当一部分乡村教师，都把自己命名为弱者。为此，我常常至于泣下。
在采访中，提起谁该为弱者的痛苦负责的问题，很多人都爱拿“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挡箭牌予以回避。他们的目光为什么会轻蔑地掠过弱者的头顶，只在强者的笑脸上定格？要知道，虽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自然界是真理，但放之人类社会绝对是谬误，如果照这种思路走，幸福的梦永远只会为强者所拥有，而这，恰恰是文明社会所不允许的。
事实上，要回答谁该为弱者的痛苦负责这个问题并不难。比如学生中的弱者，除了经济因素以外，应该负责的是在应试教育机制下部分缺少公正、公平、博爱之心的教师，正是他们的偏颇、狭隘，才使部分学生感觉自己是弱者并因此而痛苦；比如教师中的弱者，应该负责的是部分失职的权力机关和缺少公心的领导者，正是他们的错误，才使部分教师成为弱者从而痛苦。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形成了弱者，也不管谁要为弱者的痛苦负责，在现实生活中，弱者的大量存在是客观事实。针对这一事实，只要是富有同情心与正义感的文明人，都应该为弱者做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在近百封应征“我们该为弱者做些什么”讨论的来信中，河南省平顶山市张志立老师的意见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
他这样写道——
我是一个学校的勤杂工，24小时值班，没有节假日，工资也低，加上家庭困难，生活一直很清苦，蔬菜时有时无，肉只是梦中所奢望的食品，可算是地地道道的弱者。我是农民，但酷爱教育，曾当过10年的计划外教师，辅导过30多人次在国家、省、市获奖或发表文章。可由于贫穷，我非常自卑，又因为不在计划内，最终从教师队伍中被清退。
今年9月份，当年的学生把我从农村安排到城市学校当临时的门卫兼勤杂工。虽然又走进了校园，但毕竟不再是教师身份，所以，我更加自卑。就在这时，是学校的领导和老师用尊重扬起了我心中幸福的风帆。不管是退休的，还是在职的老师，以及他们的家属，都从各方面对我关心照顾。生活上，已开始考虑用合适的方式给我增加工资；精神上，经常给我提供书报使我不再寂寞。对我这样一个弱者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舒心的呢？因此，我说，尊重是台打气机，是它在我意志最薄弱的时候，给了我生活的勇气，支持我大步向前走！
“尊重是台打气机”，张志立老师用亲身经历总结出的这句话，说出了所有弱者的心声。试想，如果每一个教师都能尊重自己所有的学生，每一个权力机关和领导者都能尊重所有的教师，那么，即便他们在物质上仍旧不能与强者同步，但在精神上完全可以与强者并肩，而后者才是他们最渴望的。事实上，如果弱者真正被尊重了，弱者又怎能成为弱者！江西省的龚剑老师就说：“当我们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爱学生，对学生的言行点点滴滴都是爱时，校园中还会有弱者吗？”对教师中的弱者，不也是同样的道理吗？
除了在精神上给弱者以尊重外，我们还应为弱者做些什么呢？河南省社旗县的张运涛老师这样说：“教师是一个让人撑不着也饿不死的职业，但在广大农村，部分老师过的日子，说得寒碜点，还不如在家收拾两亩地。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应该为农村教师考虑考虑，实施些诸如医疗保险、低息贷款等措施，使更多的农村教师不至于生活得太苦。也许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当然，农村教师的工资能及时足额发放，才是我们真正的企盼。”
郑州市的王进喜老师则在信中说：“希望工程和春蕾计划救助了千千万万的失学儿童，助学贷款和特困生补助又使很多青年圆了大学梦。这都是政府和有关机构在有组织地救助弱者，对于就在自己身边的弱者，我们应该做什么呢？说到这里，我想到了自己。小时候我家里特别穷，小学五年全是免费上的，直到今天，我还忘不了家乡母校对我的恩情，尤其是我的班主任，为给我免除书杂费，不知给学校领导吵了多少次架。可以说，没有她的关爱，就没有我的今天。因此，工作后一遇到捐款的事，我就会毫不犹豫地伸出友爱之手；对于自己班上的贫困生和有残疾的学生，我总是尽心尽力呵护他们。我经常想，如果机会成熟，我打算去贫困山区支教几年，因为我相信：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会变成美好的人间。”
当弱者走出生活的低谷，成为相对的强者时，如果在他最艰难时，社会给了他爱，那么，即便是出于报恩的心理，他也会努力回报社会。“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古老传统，将使这种爱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相反，如果在他最艰难时，社会给他的只有怨与恨，那么，一旦他成为强者，他所能回报社会的也只能是同样的东西。
尊重是台打气机，它使弱者幸福，使人间充满了爱。但愿我们的社会能给弱者以更多的尊重和爱，使他们在文明的天空下，像我们中的每一个人一样，都能享受阳光的温暖！事实上，在很多时候，我们对弱者所能做的非常简单，这正如伊川县的张月荣老师在信中说的：“对弱者来说，一个关切的问候，一句暖心的话，就会使他们泪流满面，心荡春风了。”
第3章 呐喊1 何以立足——微薄校产在风雨中漂泊（1）
学校大门两侧的门面房已被卖掉，后院及伙房附近也已被村民倾倒了约450立方米的各类垃圾。垃圾对伙房形成了半包围的阵势，高度也已超过了学校围墙及伙房墙体的一半，腐臭的气息令人几欲掩口。守着这些粪堆般的垃圾，宜阳县三乡二中的数百名学生是怎样吃完那一天三顿饭的？在倾倒垃圾的村民中，不少人就是他们的亲戚、邻居，或者干脆就是他们自己的家人。
2002年1月中旬，河南省宜阳县三乡二中校长王红顺给我打来电话说，在宜阳县的大部分乡镇，由于中小学校用地没有明确的地界划分标准，致使学校周围的村民经常争占学校用地，不断与学校发生矛盾，既影响了学校的正常工作，也使其周边环境受到破坏。王校长希望我能前往采访，以帮助他们推动矛盾的解决，因为这些层出不穷的矛盾使他常年头疼不已，却又无可奈何。从王校长急促而略带悲凉的话音中，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1月28日，正是春节忙乱的时候，我挤上早已超员的公共汽车，从郑州市出发，匆匆赶往该乡。经过实地调查和深入采访，我发现，除王校长在电话中反映的学校用地问题外，还存在有学校资产的管理、使用与处置的权利划分，以及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后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统筹和有效利用等其他问题，并且如果某一问题处置不当，就可能会引发新的矛盾，以致经常性地影响学校的各项正常工作。
宜阳很穷，三乡更苦。在从宜阳到三乡的路上，透过出租车窗，我清楚地看见路两边的土岗上排列着不少破烂的窑洞，窑洞前的枯树上挂着一串串的老玉米和红辣椒。在我的印象中，窑洞应该是黄土高原上的特色民居，真没想到六朝古都的洛阳地区也有如此景观。开车的师傅说，三乡属丘陵地带，经济收入全靠农业，由于排灌系统不健全，当地农民还只能望天收。隐隐地，我感觉，“土地爷”的势力在这里应该很大。
1月28日下午2时左右，我终于站到了三乡二中的校门前。这所农村初中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校园周边环境脏、乱、差。在校门两侧，一字排开着数十间大大小小的门面房，它们有的是砖混结构的平房，但更多的是用木板、石棉瓦、土坯草草搭就的简易房。在这些房子的门里门外，摆着落满尘土的小商品，坐着织毛线衣的女人，卧着晒太阳的黄狗。但走进校园后就感觉清爽多了，虽然周围依然飞扬着随风而起的尘土。
大约又等了半个多小时，王红顺才从家里匆匆赶来。一提起学校用地，这位将近40岁的乡村中学校长马上情绪激动。他告诉我，在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之前，仅三乡就办有六七所初中，基本上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如果某所初中所在地的某届村委重视教育了，这届村委的领导就会说，哪片哪片地归学校用了；而假如这届村委不干了，又换了一届村委，那么，出于种种原因，如划分宅基地等，就可能会说，学校用不了这么多地，然后再把上届村委划给学校的地收回去。这种随意性很大的学校用地分配办法，使学校基本不可能知道自己到底拥有多少可供长期使用的土地。慢慢地，这种后遗症就影响到了布局调整之后。
拿三乡来说，布局调整后保留了三所初中，但这三所初中都是在原有的学校基础上调整出来的，所以，原来学校用地的矛盾是什么样子，现在基本上还是什么样子。王红顺说：“作为校长，我虽然也对本校的用地情况作过调查，但却无法得出结论，因为学校用地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界限都没明确规定。这样，不管是学校所在地的村委卖掉学校大门两侧的门面房，还是周围的村民往学校里倾倒垃圾，我都没办法。”说这些话时，王红顺的眼里隐约地闪着泪花，而声音也略显哽咽。
在三乡二中，我看到，学校大门两侧的门面房已被卖掉，而学校的后院及伙房附近也已被周围的村民倾倒了约450立方米的各类垃圾。这些垃圾几乎对伙房形成了半包围的阵势，其高度也已经超过了学校围墙及伙房墙体的一半，其腐臭的气息令人几欲掩口。我实在无法想像，守着这些粪堆般的垃圾，二中的数百名学生是怎样吃完那一天三顿饭的，他们的身体健康又将如何得到保障；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倾倒那些垃圾的村民中，不少人就是他们的亲戚、邻居，或者干脆就是他们自己的家人。
随后，我与王校长一起，准备到三乡三中采访，因为三中的问题比二中更为严重。
刚一开始，王校长还有些犹豫。他说：“咱们最好跟乡里说一下，看让不让采访三中，要不，领导怪罪下来，我受不了。”这样，我就又和王校长一起，转道来到了三乡教办室。一听说是我采访，教办室的负责人马上紧张起来，张口就问：“你要采访什么？为什么要采访？上边知道吗？”然后，回过头来就又对王校长厉声说：“谁让你打电话说这些事了？出了事你负担得起吗？你呀你……”这一通连珠炮似的话，不但让我颇不耐烦，更令王校长一下子面显尴尬，随即便坐立不安起来。一阵不冷不热的交谈之后，这位负责人满面怒气地对王校长说：“采不采访三中，我说了不算，还是找乡长决定吧！”说着，就起身要走。
我看了看王校长，王校长看了看我，最后，他咬咬牙，表现出很决绝的样子，说：“去就去吧！”就这样，我们再次转道三乡乡政府。等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样子，教办室的负责人才找到了一位副乡长。听了我的来意，这位副乡长倒没说什么，但同样表现出很不情愿的样子。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没有哪个地方愿意自曝“家丑”。就这样，一路七拐四转，眼看着就要天黑了。最后，在我的强烈要求下，这位副乡长只好同意我前往三中采访，但同时她安排王校长，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别乱说。
当出租车开出乡政府大院，前往三中时，在路边一个简陋的亭子里，我看到了一块略显破损的石碑。据王校长介绍，那是唐代诗人李贺的纪念碑，因为三乡是李贺的故里。一代诗人一NFDA3土，千年以降，不知号称“诗鬼”的李贺，面对今天的子孙们读书的苦境，是否会想起自己因父讳不能参加进士考试的故事。
到三中时，天差不多已经黑了。说实在的，如果不是王校长领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