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9-直击中国教育底线-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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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怎么说，北京大学的改革举措无疑将促使其他高校的改革提速。事实证明，新一轮高校体制创新的竞争已经开始，没有人愿意失去重新洗牌的机遇。
在北京大学人事改革方案引起轩然大波之时，中山大学的教师聘任制改革已悄然开始实施。据了解，中山大学教师职务聘任制的主要内容包括：各院系的编制核定和职位设置每学年进行一次；教师职务的聘任分为“有固定期限聘任”和“无固定期限聘任”两种，只有教授和部分副教授可获得“终身职位”；3年为一个考核期，对每个教师进行考核；各院系制定本院系的教师职务基本责任标准，其中包括有关工作量的规定等。
据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介绍，预测未来几年，中大教师的编制总数将处在相应增加的态势之中。现阶段，中大绝大多数学院教师缺编，全校教师缺编超过400人。据初步测算，实行聘任制以后若干年内，尚有42％—48％的教授职位要向国内外招聘，需要招聘的副教授职位约为28％—32％。
同样是打破高校教师的“铁饭碗”和终身制，北京大学与中山大学一北一南两种改革，被外界赋予了“激进”与“温和”、“暴风骤雨”与“和风细雨”的比喻。中大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任剑涛教授指出，现阶段北京大学的教师编制处于满额甚至超额状态，中大的大多数学院还处于缺编状态，所以北京大学改革又叫“减员改革”，而中大改革可以说是“增员改革”，相对来说，中大遇到的阻力就比较小。
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龚放教授表示，北京大学的改革给全国高校的年轻教师一个信号：即高校应该是“庸才的炼狱，天才的乐园”。
龚放对北京大学改革提出两点疑虑：首先北京大学的人事改革只有教学科研动，而党政管理却不动。当然，从教学科研是学校的主体，改革起来也比党政后勤管理容易得多。但是，党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若不很快跟上，就会引起教学科研一线的教师内心的不平和极大的不满，制度上的不公平，就很难平衡出全局的公正性，何况同在一所校园中，这种不满一旦被蓄积，其反弹程度也就难以预料。
其次是由谁来评价？评估主体不克服教授资格审议中现有的一些弊端，就会有损评价的科学性、公平性、公正性。由于北京大学教学人事体制改革的一个核心精神是“不升即离”，这方面就显得更为突出。龚放说，现在的教授资格审议有弊端，打招呼、讲人情的现象屡屡发生，一个评审教授有时能接到为某人说情的条子或电话多达十几个。还有资格的衡量问题，现在许多高校和地方在评审时把物质生产引进到精神领域，把市场经济法则引入学术评议上，对老师的考核像对计件工，将论文、科研成果、教学等都折算成分值，但毕竟知识生产不同于物质生产。
龚放认为，主管部门应更多地给高校以自主权，而高校也应放更多的自主权给院系。高校的竞争来自学科的竞争，一所高校是否世界一流，不是用年限来定的，而是要考量所拥有的多少个学科群体位居世界一流。各高校在制定院系领导负责制时都要求他们在任期内把本学科带到同行的前列，或是世界一流的地位。但同时却不给院系相应的人事等方面的自主权，进人、用人都要由人事部门定编制、定名额，这样做很难集中优质人才资源，形成学科群体效益。
针对这种意见，著名学者杨东平说：“教授不拥有学术权力的大学，不可能是现代意义的大学。”现代大学的原则和体制的建立，发生在19世纪的德国。当时出任普鲁士主管教育的长官洪堡主持创建了柏林大学，洪堡在进行大学建设中汲取了启蒙运动精髓，即人的职责就是勇敢地使用自己的理性，由此确立了大学发展方向。柏林大学的首任校长是哲学史上重要的哲学家费希特，他把独立理解和思想自由作为大学里一切专业学习的原则，让受教育者掌握一定程度的科学，达到一定程度的自我理解，使每个人通过大学教育能独立思考。现代大学的特点包括，它是独立的团体，不受政府管理，但接受政府资助，是学术和科学研究的中心。在这一系列的坚持下，几十年后，德国的科学成果全面领先于世界。
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大学也在德国大学的历史影响下，发展为现代大学的模式。
对于今天的大学模式，早在20世纪60年代，欧洲就有学者设想，高等教育会普遍照美国模式发展——从精英型走向大众化，再到普及型。1930年，美国大学已经不同于所谓的现代大学了，被美国教育界称为当代美国教育改革设计者的科尔在《大学的功用》中说，现代大学已经濒临灭绝了，变成了多元化巨型大学，它不是有一个统一的精神，而是每个群体有一个灵魂，而且每个灵魂之间互相矛盾。这种变化虽然不是出于理性的选择，但也是根植于真实性。但是三A原则（AcademicFreedom、AcademicAutonomy、AcademicNeutrality）依然是美国大学的基本原则。
今天哈佛和剑桥的较量已经变成是财富的较量，20世纪50年代以来，剑桥的科学家有47次得诺贝尔奖，哈佛是17次。英国大学的危机感是研究资金不如美国。《泰晤士报》报道，2002年哈佛的私人投资就近133亿英镑，耶鲁有私人投资70亿英镑，普林斯顿有60亿英镑，而剑桥居英国最富大学榜首，也只有27亿英镑的资产，牛津也大约只有20多亿英镑的资产。
由此看来，到底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北京大学并没有给公众以明确的答案。既然连这个答案都给不出，那么，要想通过这次人事制度改革，创建所谓的世界一流大学，在我看来，北京大学是底气不足的。
第6章 探路2 盘根交错——大学公寓何以变火场（1）
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并不能简单理解成把高校后勤统统交由社会操作，而应按社会化、市场化模式运作。经营学生公寓并不只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还是社会问题，弄不好还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如果放手让高校后勤实体参与学生公寓的建设、管理和服务，像“黑心棉”事件、放火事件等，就不会出现。
2003年3月10日晚，我来到了河南大学仁和学生公寓。在公寓食堂和澡堂交接处，大量的煤渣和垃圾露天堆放，虽然当天风很大，臭味还是很浓。这样的垃圾在公寓大门和食堂之间也堆放了不少。在公寓中心区，虽然树立着排排路灯，但亮的却只有两三盏。在微黄的路灯光下，可以看到很多自行车凌乱地堆放着，公寓楼的墙面上和过道内粘贴着不少花花绿绿的小广告等。
在四人间里我看到，高低床铺、台式书架、方凳、壁柜、201电话机等基本设施齐备，但像暖气、吸顶电扇等设施则没有，方便晾晒衣被的封闭式阳台也没有（每幢楼只是极少几间宿舍有），这些缺陷恰恰是学生意见最大的。六人间的情况也一样，只是空间稍大。据了解，四人间的收费标准是每人每学年990元，六人间的收费标准是880元。我还注意到，公寓内没按标准设置公用洗衣房和文化活动室，值班室也无人值班。在三楼的一个男生卫生间内，六个大便池只有一个可以使用，其他五个上面一直在快速度地滴着水。
此前，我还走访了一处外宿学生较为集中的“学生公寓”。这里原是河南省工商银行开封干部分校，后来被一位杜姓老板承包，除一部分楼房租给学生外，还开办有浴池、旅社、网吧等。在八人间的女生宿舍，除高低床铺、几把方凳、201电话机和一个简易砖式碗橱，其他室内设施基本没有。杜老板说，他的“学生公寓”最多可容纳100多人住宿，每人每月住宿费50元。我当天还探查了几处个人单独或合伙租住的民房。在一套由三位学生合租的民房里，除简易单人床、破书架、旧书桌外，别无他物，整个房间阴暗、潮湿，其月租金是200元。
采访时，我还听到了这样两个故事——
一个是新闻学院的学生讲的：2001年9月，在学校统一安排下，他住进了仁和，但不到一天，就发现枕头有异味，撕开一看，他大吃一惊：枕芯使用的是“黑心棉”！很快，他的同学也撕开了枕头：碎海绵、草根、塑料绳、卫生纸……这些像垃圾一样的杂物出现在了他们面前。事后才知，这样的“黑心棉”枕芯共有4700个，是公寓的开发商瑞安房地产开发有限有公司配售给学生的。
另一个是法学院的学生说的：2003年2月27日晚，因为公寓连续停了两天多电，一部分男生开始采取比平时敲打脸盆、破坏公物、大喊大叫更为激进的行动。他们把书本、废报纸甚至旧衣物点燃，从公寓内向楼下扔，使公寓院内几乎变成了一片火海。当时，他正在楼下放自行车，一团火球差一点落在他身上。好在那几天地上还有积雪，不然的话，很可能会引发火灾。
在2004年3月11日我对河南大学总务处处长莫起升、河南大学后勤服务总公司总经理兼党总支书记何NFDA1的采访中，这两个故事得到了证实。何NFDA1还告诉我，仁和停电的主要原因是瑞安公司拖欠电业部门的电费，而为了稳定学生情绪，学校领导指示他以最快速度、最高效率协调瑞安公司与电业部门的关系，并先由后勤服务总公司替瑞安公司垫付10多万元的电费。这样，河南大学后勤服务总公司已先后为瑞安公司垫付了近30万元的电费。
一位文学院学生告诉我，入住仁和学生公寓一年后，一部分学生开始想方设法搬出公寓，而不知什么原因，2002年秋季开学不久，瑞安公司还主动公布了一份通知，大意是准许200人搬出公寓，学生可以自由报名。结果，200个名额迅速被抢光。更让瑞安公司始料未及的是，除了报了名的学生很快搬出了公寓外，随之而来的竟是大批学生也纷纷收拾行李，搬出了公寓。
随后，瑞安公司要求由学校出面，劝令搬走的学生搬回去。据学生讲，各班辅导员曾口头警告他们，如果不按学校规定的时间重新搬回公寓，该入党的不准入，该评先的不准评，该得奖学金的不能得。迫于压力，大部分学生搬了回去，但其中一些人却拒交住宿费，另一些人也只是象征性地交了一点，人却依然住在外面；还有一小部分人坚决抵制辅导员的警告，拒不搬回。
对由学校出面劝令搬走的学生搬回公寓一事，莫起升和何NFDA1表示确实如此，但否认给学生施压。莫起升说：“学校明确要求老师只能从保护学生安全和方便学校管理的角度，动员学生搬回去，坚决不能提谁不搬就处罚谁的话。”何NFDA1还表示，正是因为一部分学生不交住宿费，才造成瑞安公司故意不交电费。
在采访中，我发现，绝大多数搬出公寓的学生的住宿条件都不好，可为什么学生宁住条件差的民房不住条件好的公寓呢？他们说：“钱花得不值”“太受限制”（每人每月只准用16度电，多不退，少不补）。大家统一认为，以公寓现在的条件，每人每年四人间收990元、六人间收880元太高，“感觉不值”。
“既然公寓社会化了，我们和公寓的开发商瑞安公司之间理应是契约关系，双方的身份、地位、权利平等。我们交了住宿费，公寓就应提供包括硬件、软件在内的全方位优质服务。如果我们感觉交易不平等、不等值，就该有权和瑞安公司讨价还价，双方满意，我们就住，否则就不住。可事实却不是这样，从收费标准到管理标准，都是瑞安公司单方面说了算，他们出台什么办法，从不征求我们的意见。”一位法学院四年级的学生说，“我们对公寓的设施、服务、管理等方面不满意，拒绝入住，瑞安公司就让学校出面制服我们，这种服务、管理方式算社会化吗？硬件建设需要社会化，难道软件建设就不需要了？”
仁和学生公寓的收费与其基础设施、管理和服务质量相比，真像学生说的“感觉不值”吗？它放开了一个让学生自由选择的小口子，竟造成“崩堤”之势，直到校方出面，才使一部分学生“回流”，这是为什么？学生和瑞安公司之间没有形成契约关系的原因何在？“黑心棉”和放火事件的出现，说明了什么？一旦发生电业部门断电事件，就由学校后勤服务总公司替公寓开发商拿电费，这是长久之计吗？针对这些问题，我对莫起升、何NFDA1进行了采访。
莫起升说：“仁和学生公寓是瑞安公司投资建成的，目前住有6600多名学生。它的投入使用，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学校因扩招带来的学生食宿紧张问题。但由于2001年的新学年开始后，大批新生急着入住，学校就没来得及就一些细节问题与瑞安公司协商，双方也没签合同。这样，学生住进公寓后，瑞安公司就在收费和管理标准等方面牵制学校，有时不给学校打招呼，就私自向学生收钱，比如每生每年收90元的物业管理费。由于收费权没掌握在学校手里，具体标准也就由瑞安公司直接去物价局申报。在学校要求下，从2004年开始，仁和的物业管理费不再收了，一些四人间也改成了六人间，收费降低了一些。
“学生‘回流’后，新矛盾又来了，一部分学生因对仁和不满意而拒交住宿费。瑞安公司认为，学生不交费，他们就无法还贷、给工人发工资等，不交电费就是因为没钱。至于‘黑心棉’问题，说白了是瑞安公司急于收回投资的利益驱动造成的，但他们却没考虑后果，学生一直都因这件事敌视瑞安公司。”
何NFDA1表示，问题发生的根源在于学校没和瑞安公司签合同，双方的责任、权利、义务没划分清楚，致使瑞安公司只讲追求最大利润，不讲追求最好服务，对此学校无能为力。学生和瑞安公司之间当然是契约关系，但当学校都没和瑞安公司签协议时，这种契约关系自然很难实质性成立。
何NFDA1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困惑：“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我们应不应该在这场改革中借鉴‘德国模式’？”他说，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并不能简单理解成把高校后勤统统交由社会操作，而应是按社会化、市场化模式运作，因为经营学生公寓并不只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还是社会问题，弄不好还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如果放手让高校后勤实体参与学生公寓的建设、管理和服务，像“黑心棉”事件、放火事件等，就不会出现，因为后勤实体在考虑经济利益时，会先把学生和学校利益放在前面，这是由后勤实体的性质决定的。”
何NFDA1谈到的“德国模式”是这样的：负责德国高校后勤的是一家具有法人地位、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服务机构，即德国大学生服务中心。它在全德共有62个分部，为分布在德国200个城市的300所高校共计180万名大学生提供服务。其经费来源是：（1）经营收入，占80％；（2）国家拨款，占20％。中心经营活动的收入主要用于其日常运行管理和后勤服务支出，利润则直接用于社会公益活动。何NFDA1说，通过借鉴“德国模式”，逐步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高校后勤社会化的基本模式，能从根本上保障高校后勤姓“教”不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