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9-直击中国教育底线-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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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高二学生的家长说：我参加过高中年级的家长会，孩子的班主任是一位有现代教育理念的年轻教师，她非常同情高中学生面临的处境。她主张教育应该以人为本，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但这样的教育理念并不为校方所理解，因为校方衡量教育成果是学生能否考上大学。这位班主任说到动情处，忍不住流下了泪，而坐在讲台下的我也很矛盾，甚至痛苦。虽说大家都希望孩子考上大学，但谁也不想让孩子高分低能。
2002年1月20日，北京二十二中数学教师孙维刚因病去世。对孙维刚，相信大多数读者比较熟悉。作为一个标志性人物，孙维刚最令人称道的，是在他曾执教并担任班主任的一个普通班中，有22名学生考上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据媒体报道，虽然身为一个普通的数学教师、中学班主任，但他却被教育界众口一词地誉为“教育大师”，认为他用数学教出了哲学——论据是：他的教育理念虽有争议，但他带出的学生样样好，连个头儿都比别人高。
一位标志性教师，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常常“离经叛道”地实践着自己的教育理念，却取得了众所瞩目的业绩。我希望通过对他的解读，在一定程度上解开他戴着现行教育体制的“镣铐”，依然跳出了舞姿优美的《天鹅湖》之谜。然而，我深知，这种解读只能属于抛砖引玉式的表面之作，要真正发掘出隐藏在孙老师身上的诸多宝藏还需广大读者本着“天下教育，苍生功业”的宗旨，在随后的日子中继续深刻思考。
孙维刚有说不完的故事，有些故事甚至已经成为当代教育史上的经典。当我在互联网上对“孙维刚”这个名字进行搜索时，数百条信息扑面而来，绝大多数都是对他的去世表示真诚悼念的，其中既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的唁电，也有从未与孙维刚谋面的普通网友。一个普通教师的去世，能引来如此众多的人们滚滚的热泪，这本身就令人感慨。
“孙老师是名师，他并不专门为示范而示范。他的每一节课都是示范课，都按照他自己的进度讲。他讲课从不拒绝别的教师旁听，校内校外的教师，京城内外的教师，都是推门就可以听孙老师的课。”北京市东城区教委主任周焕奇也曾是孙老师的同事，他说，做一名数学教师，和孙维刚做同事应该是一种悲剧，因为他做得太好了，你难以超越他；但也是一种幸运，因为你可以看到他竟将教师这个职业做得如此轰轰烈烈。
北京二十二中副校长杨春林曾是孙维刚的学生，她的办公桌就在孙老师对面，她清晰地记得2001年寒假前，孙老师上最后一堂课的情景：他用两道高考题为初三学生结课，这两道题属于前几年高考中比较难的题目，但同学们很快就解开了。杨春林说，孙老师的教学目标很明确，就是让学生们掌握数学的思想和解题方法，因为这样能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而有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后，教学自然就容易了。
在孙老师带的第一轮实验班里，有位蔡冰冰同学，当初考初中时，她连区重点都没考上，但6年后，她却成为北京市唯一入选首届中国奥林匹克国家集训队的选手。她说，这得益于孙老师和自己的一次谈话。上高中时，她的成绩已经很好了，上课时就未免有点儿无所适从。孙老师及时点拨她：知识都是相互联系的，课堂上老师常会重复以前的知识，这时候你应努力找到新旧知识的联系，这样学习数学就变得简单而有趣了。
孙老师注重和家长的配合，他的班上有42名学生，他常常说，我们有85个教师，父母双方也是教师。他的家长会要求父母双方都到场，他说：“如果我的教学思想得不到家长的配合，是根本无法实施的。”在一般人眼中，孙维刚的教学方法有些严厉，他会要求学生晚上9：30去睡觉，要求不能进游戏厅……还有许多细小的要求。尽管这种教育理念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认同，但他所取得的教育效果却是明显的。他的学生在学校里样样突出：文化课、体育、卫生、公益，甚至身体发育得都要比别的学生好，但他们却并非从学校或者区里选拔出来的，而是大多非常普通。
孙老师爱说：“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做人没有唯一的标准，但我认为还是有最高标准的，比如正派、诚实、无私。”他希望学生“做一个由于自己的存在，而使别人生活得更幸福的人”。他的这种理念在学生们身上得到了体现。1997年高考前，他班里综合评分在前15名的同学都坚决表示：放弃参评三好学生，放弃高考10分加分（北京市市级三好学生高考可加10分），把机会让给其他同学。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金牌得主阎君，高二时就被北京大学提前录取，但他想再参加一次国际奥赛，再夺一块金牌。可他看到孙老师身体不好，便想帮孙老师一把。随后，他用了100多个小时为班上的同学作辅导，自己却在国际奥赛代表队选拔赛中以一分之差落选。可阎君说：“我不后悔。”
孙维刚去世后，到他家悼念的人络绎不绝，但每个人都被他清贫的生活感动：所有的家具都是“过去式”，铁床和大衣柜更是20世纪80年代初常用的。其妻子王海亭说：“经常有人问我孙维刚这么做，你觉得亏不亏。说实话，我是有些苦，但我很敬佩他，做一个教师能活成这样，为家庭、为学校、为国家留下这么多东西，他过了轰轰烈烈的一生，值。”
解读孙维刚的故事，我的感觉颇为复杂。孙老师以自己的才学、能力、人格，赢得了学生和家长的敬佩，也赢得了社会的赞誉。然而，他之所以拥有这些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是因为他的学生在升学考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试想，如果孙老师班上的学生没有那么多人考上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他所实践的教育理念，是否还像今天这样能得到大家近乎一致的认可？
一位高二学生的家长就说：我参加过高中年级的家长会，孩子的班主任是一位有现代教育理念的年轻教师，她非常同情高中学生面临的处境——做不完的作业、考不完的试。她主张教育应该以人为本，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但是，这样的教育理念并不为校方所理解，因为校方衡量教育成果是以考上某某大学的学生比例为标准的。这位班主任说到动情处，忍不住流下了泪，而坐在讲台下的家长们也很矛盾，甚至痛苦。虽说大家都希望孩子考上大学，但谁也不想让孩子高分低能。
在采访工作中，我也遇到过许多这样的尴尬事。比如在某市采访时，我一提起素质教育，该市普教科的负责同志就说，我们这里的素质教育搞得不错，然后就是兴奋地列举某初中有多少学生升入了重点高中，某高中有多少学生考上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全然不提通过素质教育的实施，学生们的整体素质提高了多少。到了基层学校，校长们最津津乐道的也是这些内容，在他们看来，衡量一个学校办学水平高低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有多少学生升入了重点初中或重点大学。这都使我感到困惑：评价素质教育的标准是什么？难道还是升学率？如果这样，今天大家所谓的“素质教育”，依然还是应试教育，与以往不同的只是，今天的应试教育套上了一件“素质教育”的时髦外衣。
第6章 探路5 孙维刚酿造的美酒味在其中（2）
在戴着“镣铐”跳《天鹅湖》的过程中，孙老师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有些努力甚至带有一定的风险。可以说，他是在用生命为学生探寻通往学业顶峰的攀岩之路。然而，仔细分析他所取得的一些“经典经验”，我们却又不得不承认，他用心血乃至整个生命换来的这些“经典经验”，往往只是在中外教育史中早已有定论的、最基本的常识。他的成功，也只是自觉实践了这些常识而已。因此，我在此想说的便是：为什么认识常识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为什么实践常识也要如此艰难？
要回答这个问题，便不能不触及社会生活中的某些痛点。有位名叫汪中明的学生家长这样直言：作为学生家长，我知道素质教育的好处，但是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提素质教育为时尚早。讲素质教育，就要讲学生的“减负”，这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但结果怎样呢？今天你给孩子“减负”，孩子轻松了、高兴了，但明天第一个哭的就是你的孩子。因为你的孩子“减负”了，但别人的孩子非但没“减负”，反而在不断“增负”。这样，你的孩子因“减负”而不适应于应试教育，别人的孩子因“增负”而在应试教育中脱颖而出。在唯文凭是用的今天，文凭是最好的敲门砖，这块敲门砖既不是泥烧的，也不是石打的，而是用分数换的。
这位家长的话指出了一个众所周知的现实，即素质教育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究其根本原因，可能还在于当前用人制度的不科学。前不久，某报发表消息说，德国的机械制造水平在全世界领先，其原因是德国重视素质教育，拥有一大批高级技工，而我国只重视应视教育，高级技工少之又少。对此，一位家长指出，在中国，孩子考上大学，就意味着会成为党政机关的干部等，而高级技工不论高级到哪儿去，也只是工人身份。即便如此，一些企业还视老工人为包袱，造成四五十岁便被辞退或找不到工作的人很多。在此情况下，谁愿让孩子干技工？所以，大多数人都是宁愿自己多吃苦，也要供孩子上大学。
看来，绝大多数家长和教师都清楚教育的常识，但他们之所以不敢实践这些常识，是因为现实中并没有实现根本性变革的应试教育体制，以及唯文凭是用的人事制度还存在。而家长和教师们的矛盾与痛苦，也由此而发。前不久，某报不是发表过一则教师在家长会上公开向家长们道歉，声泪俱下地保证“我再也不给学生‘减负’了”的消息吗？事实上，即便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并实践了常识的孙老师，也只是尽自己的最大努力缓和了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之间的尖锐矛盾，无法完全将自己的全部生命投入到素质教育之中去。也就是说，他是在戴着“镣铐”跳《天鹅湖》。
2000年3月1日，新华社曾全文转发了江泽民同志的《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在谈话中，江主席指出，我们的学校、教育部门以及党和国家的其他部门，都要注意工作，把家长希望子女成才的迫切愿望、教师教书育人的心情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来，全面提高青少年的素质。千万不要由于对这些问题的处理不当，引发一些消极的甚至反面的后果来。还有一些学校和地方，对学生的知识教育和学校的设施建设抓得比较紧，而对学生的思想品德、纪律法制教育，对学生在校外活动的情况，抓得比较松。不能整天把青少年禁锢在书本上和屋子里，要让他们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打开他们的视野，增长他们的社会经验。我们国家人口多，人人都上大学仍不是现实的。也不是只有上了大学，才能成为人才。社会需要的人才是多方面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江主席的谈话一经发表，立即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随后，批判应试教育、提倡素质教育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热潮中，有人甚至提出了全面废除升学考试的极端设想。
从谈话发表到我写作本文，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年多，两年多来，我们国家一直在努力进行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并且的确取得了不少成功的经验。然而，纵观整个国家的教育现实，我们却又不得不承认，素质教育在今天并没有完全得到人们的认可，还有相当多的学校、教师，依然在借素质教育之名，行应试教育之实。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表里不一的现象，是因为虽然整个国家的教育体制已经实现了变革，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这种变革还没有触及到变“心”的根本。也就是说，素质教育的实施，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应试教育在当今教育上的“主流地位”。
在我的案头，有一份调查表，调查者是《北京青年报》学通社的17名记者，被调查者是北京市各城区的4157名12—18岁的中学生。调查结果显示，明确“素质教育”这一定义的学生只占总调查人数的24。9％，26。4％的学生则表示“不清楚”，对其定义大都是模模糊糊或断章取义；在所有接受调查的学生中，遇到自己心目中真正实施了素质教育的老师的学生比例为29。7％，有9。1％的学生认为教师实施的素质教育没达到预期效果；对学校实行素质教育持“满意”态度的学生比例为11。1％，“不满意”的比例则为46。7％。如果说数字可以代表某种观点，那么，这份调查表恰恰证明了我的感觉，即素质教育在今天的实施现状并不令人乐观。
一方面是应试教育人人共诛之、却又人人共赏之的矛盾；另一方面是素质教育人人共赏之、却又人人共拒之的现实。在这种两难的境地中，虽然素质教育之花令人赏心悦目，但人们希望最终收获的却还是应试教育的果实。既然如此，在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之间，是否还有一条中间的道路可供我们选择？非左即右，非右即左，是否一定符合教育规律？
从应试教育这方面说，教师们经过这么多年的精心研究，探索出了很多非常有效的教育方法，使学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掌握很多很好的知识，开发思维能力、解题能力与技巧等。可以说，应试教育在知识的传授方面达到了中国教育的极致。如果轻易地就否定它，很可能会犯泼脏水连带水中的婴儿也泼出去的错误。美国总统布什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曾谈到他对美国青少年的一个担忧，就是美国四年级的学生还不能流利地阅读，这会影响他们对知识的接受，更会影响他们今后进一步的发展。这种状况的形成可以说多少反映了美国基础教育中的一些问题，而我们的某些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却是以美国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素质教育水平的。
从素质教育这方面说，其最基本的入手点应该是品德的培养，即如何做人的教育。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个诚实、友善的处世态度的话，即便他再有成就，也是虚伪的，对社会也是有害的。孙维刚老师就曾说过，假如你没有很高的道德水准的话，你的才华少一点可能更好，因为这将使你对社会的危害更少一点。基于此，孙老师非常注重学生的品德。对于长期工作在教学第一线的老师们来说，对这一点可能更清楚：老师的思想教育跟上了，学生的意志品质就会比较坚强，他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困难时，就会自觉进行心理调整，咬牙克服这些困难。这样，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就会相辅相成，彼此协调一致，共同提高。
教育是关乎一个民族未来发展的大事，对它的评价来不得半点不理智，对教育问题的任何讨论，都必须以理性的态度、务实的思想、求真的标准为基准，绝不能头脑一热，就指东道西。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过许多沉痛的历史教训的。孙维刚老师是一个既把素质教育搞得很好，又绝不在应试教育上落伍的，适应了中国国情的优秀教师，虽然他活得很苦、很累、很悲壮。但我们作教师的，不就是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而深感骄傲和自豪的吗？
孙老师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