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07-权力巅峰的爱-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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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F·豪瑟1945年春天发现了他并把他拉进政治。很多年以后，1961年夏天，当美国生产的最早的66架“星式战斗机”向德国国防军供货时，朋友豪瑟生意上正好有些不景气。作为新的大客户，施特劳斯在洛克西德公司已经有了点影响。他给洛克西德公司的两位老总写信，使得豪瑟成为了洛克西德公司在德国的官方代表——而且施特劳斯立刻就让老埃尔内斯特·豪瑟赚了一大笔钱：他把向洛克西德公司的订货提高到900架。由此豪瑟赚到了1。75％的回扣，共计400万马克。位于哈尔特高地上的国防部里，一时各色可疑人物进进出出。就连施特劳斯的老同道齐默尔曼也说：“我从来不让某些他最亲密的朋友进我家，或只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才会。”例如其中有慕尼黑的建筑师罗塔尔·施罗斯。他听说驻德美军想为他们的部队实施一项巨大的建设计划——价值3亿马克的5500套住房。要是能揽到这个活，该是多美的一笔生意啊！但怎样才能揽到这活呢？施罗斯和几个人成立了一个“金融建设股份公司”（FIBAG），并且给来自帕绍的投资者约翰·巴普蒂斯特·卡普芬格留出了25％的原始资金，共计50万马克作为干股。如果卡普芬格能够办成此事，这就是一份精美的礼物……结果，卡普芬格把事办成了，是从施特劳斯那儿——他以国防部长的名义给普芬格写了一封推荐信。在信中，德国的国防部长请美国的国防部长托马斯·S·盖茨为FIBAG公司说话。147
对于这样的事情，如果彻底地找一找，人们当时是否也能在每个其他的政治家那儿找到类似的问题呢？施特劳斯在整个那个时代具有典型性吗？不管怎样，施特劳斯都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和伤害，那时产生了一种情结，使他毫不畏惧地把自己定位为受害者，并把自己受的“迫害”和德国犹太人的命运相提并论。玛丽安娜忍受着这些“诽谤”。她的丈夫，“整个国家受到‘诽谤’最多的政治家”，不断地处在“弹道”之上。暂时不要去看电影，也不能进餐馆。她做过形象的解释：“就像处在噪声之中。人们即使以后听不见它，但一段时间以后，人们就会因此而病倒。”他们的整个家庭几年、甚至几十年之久生活在这种“噪声”中，那会出现什么样的病症呢？1962年秋天，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进行了回击。10月26日，警察占领了《明镜》周刊的办公室，没收了成吨的材料，查封了编辑部，借口是据说《明镜》周刊9月份的一篇文章《有条件的战备》泄漏了军事机密。奥格施泰恩被待审拘留100天。应施特劳斯的要求，编辑康拉德·阿赫勒斯在他的度假地托赫莫利诺斯被法国警方逮捕。施特劳斯公开解释说，他和整个事件没有关系，这并不是报复行为。但在联邦议院持续三天多的辩论中，他越来越多地陷入了自相矛盾。阿登纳试图保护他，他大声对反对党说：“你们损害了德国的利益！”他认为，奥格施泰恩只是出于最低级的动机，就是“为了赚钱”，但如果人们支持《明镜》“泄漏军事机密事件”的话，则是面临“卖国贼的堕落”。在很多城市，被激怒的人们抗议这次对《明镜》148
的行动，他们高喊：“《明镜》死了，自由死了！”陷入了谎言的泥沼中不能自拔的施特劳斯也欺骗了议会。这成了他最根本的错误，阿登纳不得不让他下台。圣诞节的前几天，这位国防部长在联邦国防军一次盛大的晚点名仪式中告别了他的职位。阿登纳安慰他说：“磨难造就男人。”在这场施特劳斯蓄意制造的国家专制中，《明镜》周刊差一点在经济上破产。但此后杂志的发行量却翻了三倍，并且奥格施泰因一跃成为世界新闻界的巨星之一。30年后，人们在阿登纳的私人档案里发现了一封施特劳斯1962年11月19日写给他的信。从中可以看出，这位总理在任何时候对施特劳斯反对《明镜》周刊的所有细节都一清二楚——并且是赞同的。这封信件公开证明，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从根本上只是另一个人的玩偶，一个更加狡猾的家伙就是：康拉德·阿登纳。但在联邦议院，他却装作完全不知情。这两个政治家在议会的讲台上唱了出双簧：两个伟大的谎言家进行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决斗，一场盛大的表演。阿登纳是知情者，这至少可以减轻施特劳斯的部分责任，但施特劳斯对这一点始终保持着沉默。施特劳斯这一跤跌得很重，他从非常高的位置掉了下来。“我有意把刊登了有关他辞去部长职务的恶意评论的报纸都藏了起来。因为辞职对他的打击远比他对外界表露出的要沉重得多。”玛利安娜·施特劳斯后来承认说。此时，弗朗茨·约瑟夫和玛利安娜退回到能保证他们安全的地方，回到因河边洛特的那所老修道院、茨维克纳格尔家族的房子里。他头一次好好地照顾起他的三个孩子，马克斯·约瑟夫、弗朗茨·格奥尔格和莫尼卡。他们那时候最小的一岁，149
最大的四岁。
《权力巅峰的爱》 部长和她的总书记家庭是避风港（3）
他许诺玛丽安娜，每个月至少要有一个星期天留给家里，后来他也信守了这个诺言——“著名的家庭星期天。”玛丽安娜的妹妹布里吉特回忆说。整个村子都非常尊重他。人们很乐意把他当作邻居。但他仍然是“那个施特劳斯”，一个特别不平凡并且现在还有影响力的男人。在这样敬畏的尊重中是不可能产生友谊的。作为“小玛丽安娜”的丈夫，他属于茨维克纳格尔这个百年来在洛特占主导地位的家族，这里差不多所有的一切都属于这个家族。玛丽安娜的曾祖父1850年买下了这座已经移作俗用的修道院巨大的建筑群，它和教堂一起醒目地耸立在这个地方，包括啤酒厂、餐馆、老宴会厅以及住宅和服务楼。在玛丽安娜出生前不久，她的父亲，马克斯·茨维克纳格尔博士接手经营。那时，大约有70个人为他工作。茨维克纳格尔是后来兴起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十分重要的反对者。1937年8月，他因为“破坏活动”和“煽动他人”被盖世太保逮捕。几天后，村子里发生了一件直到今天谈起来还心有余悸的事：整个教堂变成一片火海，至少有四处地方同时起火。玛丽安娜·施特劳斯早就明白，是纳粹放的火。7岁的小玛丽安娜从小就有心脏病，被人从火海中救了出来——一段难以忘怀的经历。教堂虽然被救了下来——因为“在最后的关头风向变了”，人们说，就像上帝创造的奇迹——但用来经营和居住的建筑大部分被烧毁，其中还包括墙壁和屋顶上绘有珍贵壁画的修道院宴会厅。战后，茨维克纳格尔加入了基社盟，后来成为州议会成员。玛丽安娜十五、六岁时就被带到慕尼黑，去旁听会议。当时州议会还临时设在大学里。和比她小一岁的妹妹不同，她在本地没什么朋友，150
人们觉得她自大。也许这只是因为她有异于他人的过于远大的抱负。由于她总是生病，所以从小她就单独由家庭教师上课。但现在她想走，到慕尼黑去。她坚决要到著名的马克西米利安高中去完成高中毕业考试。玛丽安娜成功地得到了父母的允许，可以在慕尼黑租一个房间，独自在这个大城市里上学。这所学校是所传统的男校，但她成功地让学校收下了她。她比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晚了15年，她在那里完成了中学毕业考试。50年代初，她在慕尼黑大学学习国民经济。大学毕业后，她先后前往英国、法国，经过语言学习后拿到翻译学位。施特劳斯享受着作为这个家庭一员的乐趣。当然，他一直还是党主席和德国联邦议院的议员，但他开始感到无聊。他组织了自行车赛，因为他需要竞争的感觉，还为自己买了第一辆赛车并在国内环游。他学习飞行并取得了飞行执照。为了使自己进入最佳状态，他还“悄悄地”在因斯布鲁克大学报名参加了几个经济学的课程，并且立即一鸣惊人：1964年1月，他以一个经济政策的演讲重新赢得了声望。他还为他的形象而忙碌，他对基社盟里的支持者解释说：“我既不是一个圣人，也不是一个魔鬼，只是一个自我矛盾的人。”然而，他说这话的时候还是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得不总是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的受迫害者。他不断诉诸法律，主要是针对奥格施泰恩。在这些斗争中，《明镜》周刊也毫不退缩：施特劳斯在曼哈顿的狂饮之旅、施特劳斯作为瓦尔多夫奥斯特利亚高级妓女们的客人、施特劳斯和“曲线明星”珍妮·曼斯菲尔德共度良宵，亦或还有玛丽莲·梦露？151
玛丽安娜·施特劳斯不可能总是笑对这些故事。她说，有敌视和攻击、甚至匿名电话和恐吓信。有时，邻居不让自己的孩子和施特劳斯家的孩子玩耍。年迈的阿登纳十分清楚这些“蹩脚的”、“被虚构出来”的指控的缺陷，并且预言：“他作为男人的名誉绝对不会受到损害。”就施特劳斯而言，他从来不会被尖锐的答辩难倒，他把《明镜》周刊称为“一种渐渐开始实行恐怖主义控制的不可监督的暴力”。在终审法院1965年7月的判决中，奥格施泰恩被判“不可再认为施特劳斯是一个‘在他任部长期间收受钱财，负有腐败责任’的部长”。但法院同时判决：“毫无疑问，他（施特劳斯）带有腐败的气息。”1966年秋，包括施特劳斯在内的一批人阴谋反对总理路德维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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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哈德。最终，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结成了以库尔特·格奥尔格·基辛格为新总理的大联合政府。他把施特劳斯重新拉进了游戏圈里。12月1日，施特劳斯作为财政部长宣誓就职。“我们不得不吞下这只癞蛤蟆。”海尔穆特·施密特似乎这么说过。施特劳斯就这样又回到了光天化日之下——这才是他作为政治家黄金时代的开始。这一次，他显得权威内行、稳健沉着而且轻松愉快。连他同经济部长卡尔·席勒的争吵也显得像游戏似的，并不是那么紧张。新闻界开始喜欢起这两个人了。在国家实现充分就业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达到了8％。但当时正处于“院外反对派”的时代，大学生们开始起来反抗“千年的腐朽”。勃兰特把这种觉醒的气氛看作一次社会的契机，玛丽安娜则把它看作是一个巨大的危险，施特劳斯则认为这是一种放肆、厚颜无152
玛丽安娜和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筲玛丽安娜·茨维克纳格尔（26岁）在婚前一年。结束大学国民经济课程的学习后，她曾经短期在家乡父母开的皇帝啤酒厂负责一些部门的工作。耻的行为。反对越战的抗议者对他来说是“肮脏的、公开性交的越共支持者”。他准备了一整套骂人的话，需要的时候就装作无意地说出来：“我们愿意被批评，但不是被那些肮脏的人。”玛丽安娜1966年没有再跟随他去波恩。她和孩子们留在了洛特。施特劳斯在波恩政府区边上的略文伯格大街租了房子。玛丽安娜似乎觉察到，有什么事发生了。她的丈夫，那个幸福地微笑着的部长，陷入了爱河。他认识了“乌莉”。她并不放肆、叛逆，而是一153
个来自“最优秀的家庭”的姑娘，并且比他小35岁。显然，他的的确确真正地陷入了热恋，他和乌莉一同度过空闲的每一分钟，他帮她做作业，在她通过中学毕业考试后送了她一辆二手的大众车。他的私人助手和亲信马塞尔·赫普把所有这些细节都记在了他的日记里。施特劳斯是一个“自我矛盾”的人：他非常爱他的三个孩子，他和妻子玛丽安娜深深地结合在一起。他是一个天主教党派的主席，终生信奉“基督教道德法则”。然而，为了和乌莉生活在一起，他看起来却准备好了去面对丑闻，并且放弃一切。“那就意味着他的政治死亡，从此他就不可能东山再起。”35年后，他的政治同道弗里德里希·齐默尔曼说，他自己也有关于基社盟对顶尖政治家离婚是作何反应的痛苦经历。最终，施特劳斯还是放弃了。马塞尔·赫普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当他和乌莉分手时，他流出了痛苦的眼泪。”这当然不仅关系到乌莉还是家庭的问题，还关系到施特劳斯作为顶尖政治家的存在问题，关系到在权力中心的去留问题。但大联合的时代已经结束——在赢得联邦议院选举后，1969年10月21日，维利·勃兰特在联邦议院被选为新总理。所有主要的政治家都起立祝贺勃兰特。只有施特劳斯像被钉在座位上一样坐着没动，在一种惊愕的状态下发愣——勃兰特偏偏到达了施特劳斯朝思暮想的位置，登上了政府首脑的宝座。这一刻，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的生活目标落空了。“施特劳斯不再是个有前途的人了。”《南德意志报》写道。这是一种双重的痛苦：为了不放弃他在这个权力中心的位置，他放弃了乌莉，而现在他又被清除出了这里。
《权力巅峰的爱》 部长和她的总书记家庭是避风港（4）
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的风格又一次改变了。如果说他在当财政部长的时候表现得适度而有分寸，让他的对手都大为吃惊的话，那么现在他毫无分寸的言辞甚至使他的朋友都感到震惊了。“谁要是阻碍我得到权力，我会杀了他。”据说在酒精的影响下，他曾在小范围内说过这样的话，虽然人们不清楚他当时的表达是否真是这样。施特劳斯了解台下的日子，他怀念被人欢迎和拥戴的时光。就像当初在帕绍，当他走进尼伯龙根大厅的时候，人们都用崇拜的表情看着他，虔诚地和他握手，就像进行一场宗教仪式。他讨厌作为反对党的生活，这种无尽的等待让他不胜其烦。但终于他找到一点小小的快乐：他在世界上还挺有名——这点倒得感谢奥格施泰恩和他的同伴们。他现在最愿意干的事情就是和玛丽安娜一起出访，这里见一个沙特王子，那里见一个柬埔寨公主，还和极少再接见其他人的老年毛泽东握手，同地球另一端莫斯科的对手进行争辩。这搞的可是“大政治”。他同样重视葡萄牙、西班牙、希腊、甚至智利的右翼独裁者。当然他还远远不是个法西斯主义者。不管是毛泽东还是皮诺切特，他当然只去见那些与他同样狂热的莫斯科反对者。皮诺切特在1977年要授予他一个荣誉博士头衔，他便去了圣地亚哥。据当时在场的埃里希·李德尔说，在那儿的时候，皮诺切特要感谢他“把南美洲从共产主义中解救出来”。施特劳斯和皮诺切特甚至用了很长时间来讨论宪法的开头——“人的尊严不可侵犯。”真是恐怖的一幕，皮诺切特曾对上千人施以酷刑并使其中的许多人“失踪”。1977年9月，汉斯·马丁·施莱尔被恐怖组织“红军派”谋杀。155
一个月后，“红军派”又劫持了一架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目的是想让他们在施塔姆海姆身陷囹圄的头目获释。那是一个歇斯底里的时代。玛丽安娜在慕尼黑一栋高楼里买下了顶层14楼的三套住房。现在施特劳斯家住在那里，远离普通的生活，因为玛丽安娜害怕。自从她和丈夫结婚，虽然她已经习惯了他“被诽谤中伤”，但现在在这种全国都被恐怖组织袭击的情况下，危险更近了，丈夫或许会有生命危险——甚至是孩子们。这里安全措施严密，电梯只到13层，那里有安全官员检查每个人。三个孩子每人都有一个保镖。早晨，如果孩子们去上学，玛丽安娜会从上面看着，只到孩子们从她的视线中消失。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