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07-权力巅峰的爱-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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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面的第一刻起，她就不停地说，不停地说——说得我根本没法插话。”南希想，或许赖莎的这种举动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但在经过多次各种理由、各种场合的见面之后，她确信“赖莎从来不会停止说话。”赖莎在之后的访问中表达了想参观白宫的愿望，主人也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不巧的是由于时间太紧，无法参观私人房间，于82
是赖莎只参观了白宫里的公共部分。对于这些房间里的艺术，赖莎有一大堆东西要讲。她发现大堆随同的记者比女主人还要耐心地在倾听，因此没有觉察到女主人越来越恼怒。南希·里根拉了拉她的袖子。“最后我不得不对她说：‘如果我们再不快点的话，就没有时间喝咖啡了！’”就这样赖莎还抓紧时间回答了一个记者提问：她是否能够想象住在白宫里？不，这里更像是一个博物馆！南希确实是愤怒了。另一方面，赖莎却在俄罗斯的电视镜头前抱怨，说南希在两人共同举行招待会之前给她打电话，告知她该穿什么服装的问题。另外她还不忘记煽起俄罗斯观众的不满：南希必须知道，她是买不起这些衣服的，因为她的每件衣服都是自己掏钱。人们可以确定的是，这两人相互反感。或许南希的猜测是对的：赖莎缺乏安全感。事实上，赖莎在每
筲赖莎和南希——两人相互反感。
《权力巅峰的爱》 一个俄罗斯童话一个俄罗斯童话（3）
次出访前都做极其认真的准备，弄得她手下的人都疲于应付。顾问格奥尔吉·普里亚辛每次都得拖着无数的文件夹和目录卡片随行，还得随时回答她的发问。塔吉亚娜·科马诺娃作为克里姆林宫的记者曾多次陪赖莎出访。她觉得，她能感受到赖莎身上的压力，还有更多的是害怕：在人多的时候、在记者面前以及在摄像机面前，“出于纯粹的自我保护，她使自己的行为举止像一个大学教授，而她事实上也是。她很快地进入这个她所熟悉的角色，因为只有在这个角色里，她才会感到安全。”科马诺娃曾经很坦率地与普里亚辛谈过这个问题，并且建议，在对出访的国内报道中最好给赖莎做单独采访，这样她会表现自然一点。“对于国外媒体来说当然是另外一个样子，一切都OK。她看起来不错就行，因为她说的是俄语，没几个人能懂。”因为这个建议，科马诺娃成为任职时间最长的克里姆林宫女记者。普里亚辛自己也无计可施，“这让我怎么跟戈尔巴乔夫说呢？我们决定，尽量少让赖莎在屏幕上出现，我们也这样做了，而且事先没有跟戈尔巴乔夫打招呼。”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他是绝对不会跟妻子谈及关于她的影响的话题的，这会伤害她。任何一个与他们夫妇接触过的人都会清楚地感觉到戈尔巴乔夫对赖莎的这种保护和照顾。科马诺娃回忆：“我们在西班牙参观一个博物馆的时候，赖莎逗留在某个展室，而戈尔巴乔夫已经走了出去。当我走出博物馆的时候，看见戈尔巴乔夫站在汽车旁，对着身边的保镖叫：‘赖莎呢？赖莎在哪儿？’语气中充满了担忧。我有一种感觉，他很害怕，怕她走丢了——就像一个84
赖莎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小女孩。这个场景看起来有些滑稽，我还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这可是国事访问，而他居然担心他的小女孩会走丢。”在马德里，戈尔巴乔夫夫妇还视察了俄罗斯使馆。一位女工作人员大胆地提出了有关赖莎传言的问题：“赖莎·马克西莫夫娃，关于您在政治问题上影响您丈夫的事是真的吗？”——“不，是他影响我。”赖莎尖锐地反击。戈尔巴乔夫最亲近的工作人员都看到，戈尔巴乔夫忍受着这种对他妻子的攻击，但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对待她，这看来已经超出了两人团结的定义，“我说过，关于我妻子的那些事情，我是不会改变的。我遵守了我的诺言。这是第二个改革，它的意义一样重要，因为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都很重要。对俄罗斯来说这也是一种革命。”事实上，虽然男女平等被写在了法律条文里，但在日常生活中，俄罗斯的大男子主义仍然盛行：大多数的女人们和她们的丈夫一样辛苦工作，但在工作之外，她们还被当作免费劳动力为家庭和丈夫服务，而且大家认为这样是理所当然的。“我为此而自豪，因为她不是一个只会在家侍候自己丈夫的女人，她总是在我身边，从来不会离开我超出三步。”戈尔巴乔夫说，“之前没有任何人对此感兴趣——只是当她成为总书记夫人后，人们才突然发现，这儿还有一个赖莎·戈尔巴乔娃。有时候我会尖锐地回答：‘当有些干部和自己的情人一起去疗养或者拿着国家的钱去度假，你们没有反应。但是国家一号人物的妻子就不能在他身边出现吗？！’”85
“他们认为，这样生活是对的”，科沙诺夫对此解释说，“而且他们认为，妻子和丈夫就应该是一个坚强的同盟，在这个同盟里，大家互相珍视和关注对方。他们想成为这样的典范，但戈尔巴乔夫错误地估计了这些。”实际上，许多知识分子也赞同戈尔巴乔夫夫妇的这个观点，而且对戈尔巴乔夫信守承诺感到钦佩，但他们同时也批评他对民间的意见缺乏感觉，他们把这个解释为权力带来的后果。科马诺娃说：“戈尔巴乔夫是从苏共政治局出来的，而政治局的成员们都觉得自己是无所不能的，就像半个上帝！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对的。戈尔巴乔夫也感觉到，他夫人所扮演的角色会损害到他。但他是从政治局出来的半个上帝，所以他仍然会做那些他认为合适的事。”从一开始，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就使用了从西方学来的一招：“泡在人海中”。苏联的老百姓们都不敢相信，一个总书记居然就站在集市的广场上跟他们讨论问题！当然，也不能说是“讨论”，他只是在劝说，劝说人们相信他的想法，就像传教士在布道，但他确实就是站在那里——于是人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听着，丝毫也不反驳，看起来就像是被他说服了的样子。在戈尔巴乔夫的记事本上，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告诉老百姓的事情还有很多：男女平等、个人的责任、与酗酒斗争等问题。除非万不得已，他是不会使用老一套的领导方式——靠“命令”来解决问题的：与酗酒的斗争便是其中之一。戈尔巴乔夫一直抱有这样的想法：只有根除酒瘾，才能够改善其国民的健康状况，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劳动能力。他规定，对在公开场合酗酒给予处罚，商店和餐馆也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卖酒，86
酒厂则必须改行生产饮料。于是发生了这样的情况：首先，货架上含有杂醇的劣质烧酒被抢购一空；紧接着，糖也卖空了，因为糖是非法酿酒者必需的原料。之后，政府规定，糖也开始限量供应。立刻，成百的人死于中毒——在绝望的情况下，那些酗酒者开始喝洗涤剂、洗发水等一切含有酒精成分的东西。就像禁酒令的失败一样，戈尔巴乔夫也无力说服人们去实现民主。只有提高生活水平才能给戈尔巴乔夫创造必要的回旋余地，使他想让他的人民朝着那个方向转变的价值观扎下根来。对此戈尔巴乔夫必须有一个经济改革的具体方案。但现在缺的是钱。没有来自国外的帮助，不可能实现苏联的改造。1989年10月7日，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庆祝成立40周年的时候，那里没有人知道，这将是他们的最后一个国庆。戈尔巴乔夫夫妇也来到了东柏林。在大街上，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受到人们如此响亮和热烈的欢呼，就好像东德总书记不在他身边一样。就在西方世界掀起一股真正的“戈比（对戈氏的昵称）热”时，国内来自自己人民的不满情绪正在滋长。在此期间，他当选为苏联的总统。1990年7月，来自联邦德国和苏联的代表团在高加索会面，准备为德国的统一铺平道路。在此次会面时，汉斯…迪特里希·根舍明显地感觉到了来自莫斯科的谈判伙伴的紧张。“戈尔巴乔夫夫人也在场，她也感觉到，这些决定是多么地重要。她突然抓起我的手，拉我走开几步，然后说：‘但愿您能意识到，我的丈夫做出了多么重大的决定，而且这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我们来说必须非常确定，德国也能尽到它的义务。’”赖莎在担心她的丈夫，因为事情一旦开87
筲戈尔巴乔夫访问民主德国——昂纳克还没有意识到，他不久就会被推翻。
《权力巅峰的爱》 一个俄罗斯童话一个俄罗斯童话（4）
始运作，一定会招至莫斯科强硬派的反对。苏联国内的政治状况越来越严峻，矛盾日益尖锐：在红场上举行的传统的群众游行演变成了示威游行。个别加盟共和国要求独立，老百姓想要好的生活。一些人开始怀念过去，因为那时候一切还都有它的规矩。“在西方，人们从戈尔巴乔夫那里得到了一切，相反地，在俄罗斯，人们的任何希望都没有得到满足，虽然有很多许诺。”科沙诺夫描述当时的气氛。成千上万的人高举标语牌，挥舞着拳头，将他们的怒气直指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站在列宁墓他所熟悉的位置上，面如凝铁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然后低头看看表，转过身离去。“这一切对他来说非常痛心”，格奥尔吉·普里亚辛说，这不仅刺痛了他，也刺痛了他的妻子，是他们使示威游行成为可能，而现在这种民主运动的矛头却直指他们。“比起人们对他们的不满，使他们更受伤害的是：人们不理解他们。”或许还有，人们不再尊敬他？比起当初他刚当政“泡在人海中”的时候，现在他只能从普里亚辛那里去了解下面广场上的人们到底在说什么、想什么。原来受欢迎的总书记和他的民众之间的关系开始僵硬了。“当人们发觉改革的成果完全不是自己所期待的时候，人们就开始寻找责任人。”普里亚辛说：“但是那些‘幕后集团’的人还不敢将矛头直接指向戈尔巴乔夫。于是很微妙地，人们开始对着赖莎的背后指指戳戳。我觉得，这些不满被人操纵了，或许就是情报机关。有人写了关于赖莎的黑材料。他们的目的是明确的：批评的是她，指向的却是戈尔巴乔夫。”89
赖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最高苏维埃公开辩论的话题。议员苏奇科夫经常利用他的发言时间不遗余力地对赖莎进行攻击：她总是插手国事，她就像一个女沙皇。他的发言常常引起大厅里的一片骚动。赖莎通常都坐在听众席上，木然地看着这一切。作家瓦希里耶娃曾经在一次这样的会议结束后碰见了赖莎，她吃惊地看到，赖莎看起来苍白而憔悴。是啊，她还能怎么做？“没有解决的办法”，普里亚辛认为，“如果要说有的话，在这种背景下还能有救的话，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戈尔巴乔夫必须改善当时的经济状况。但是事情越来越糟，情况失去了控制——发生了骚乱。”两人当时都已经筋疲力尽。“他们已经受够了对他们的攻击！他们已经受够了，任何措施都没有起色！赖莎这个时候已经比她的丈夫感到更加筋疲力尽。”在他们倒数第二次去政府的度假地克里米亚休假的时候，赖莎终于在一次只有家人和最信任的工作人员在场的晚餐时请求：“米哈伊尔·谢尔盖维奇，我已经对你说过很久，你已经做完了你该做的事情。对我们俩来说，是该离开去写回忆录的时候了。”但是戈尔巴乔夫保持了沉默。那时候他还没有意识到，他阵营里的同志们已经在打算用暴力将他逼到路的尽头。一年之后，1991年的夏天，克里姆林宫传出风声，有事情要发生。这个信息甚至传到了白宫——布什总统提醒戈尔巴乔夫要注意。但戈尔巴乔夫拒绝了他的提醒，他仍然决定和家人一起去克里米亚度假，并在那里准备不久后即将签署的联盟条约。灾难离他们不远了。90
赖莎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筲说服大师——但是人们再也不相信他了。1991年8月18日，星期天，戈尔巴乔夫及其家人被软禁。度假的夏季别墅变成了监狱。当他们被软禁在克里米亚的时候，坦克开进了首都——一场军事政变开始了。苏联的旧势力早就已经对新思维不满了。克格勃和保守的共产党干部想用武力重建共产党政权。政变者中包括戈尔巴乔夫的朋友和亲信，他们也要求戈尔巴乔夫下台。戈尔巴乔夫愤怒了，“他们怎么敢站起来反对我？我脑子里从来都没有过这个念头，他们会站起来反对我——总书记。总书记是不可侵犯的。”切尔加耶夫描述戈尔巴乔夫当时的第一反应。他看起来91
并没有意识到他当时所处的危险，也没把政变者当一回事，“这些笨蛋，都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到第二天傍晚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及其家人被允许看电视，他们第一次看到，在莫斯科发生了什么。政变者要求总书记“因为健康原因宣布不能履行职责”——戈尔巴乔夫震惊了。现在他终于相信，政变者会实现他们的声明。“有些事，是我根本就想从记忆里抹去的。这就是其中一刻。”到现在，说起那可怕的几天，伊琳娜都觉得困难，“我们被机枪指着，什么也不能做，也没有可能和其他人联系，或跟谁谈谈。我们第一次害怕有生命危险，最害怕的是人家把我们分开，用家人的命运对爸爸施加压力。”伊琳娜最担心的是母亲，“妈妈是所有人当中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一个。她已经受过伤害，而且非常容易激动。”“她很紧张，甚至慌乱，”切尔加耶夫说，“看起来像疯了一样。看到她这样，真是让人很遗憾。”赖莎对被窃听的担心足以使她精神错乱：在政变者中，她看到好几个他们信任的、曾经称之为“朋友”的、经常进出他们家门的人。赖莎濒临崩溃。在这个晚上，戈尔巴乔夫要求切尔加耶夫将他的抗议录制成录像带，送到莫斯科。这卷录像带应该是没有离开这个度假小岛的。但是有人开始起来反对政变了。人们在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的带领下开始反抗。他们在莫斯科的“白宫”前筑起街垒、路障，挡住坦克，保护他，叶利钦成为英雄。戈尔巴乔夫一家在被囚禁四天后返回莫斯科。赖莎再也没有从这次惊吓中彻底恢复过来，伊琳娜说起这之后92
的事情，声音都是嘶哑的，“她几乎失明，而且——是，或许她完全变了。她比以前更不信任别人。这次政变之后，她销毁了所有私人的文字东西，包括爸爸的信，因为她相信，这样的事情会再度发生——那些陌生的手、陌生的眼睛会去翻寻她完全私人的东西。”戈尔巴乔夫后来说，他像回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但当他返回莫斯科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权力已经不再属于他。“来了一些人接我们——有忏悔他们罪行的人，也有几个亲近的朋友，但并不多，大概五十人吧。”切尔加耶夫回忆说。戈尔巴乔夫慢慢走下飞机的舷梯，穿着一件休闲夹克，脸上极力保持平静。后面跟着的是赖莎和他们的小外孙女，肩上披着围巾的外孙女显然是赖莎的拐杖——赖莎需要她的支撑。赖莎看起来像病了一场，精神崩溃。戈尔巴乔夫接受了几个采访，然后返回莫斯科的家。白宫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一场欢迎会，当然并没有告诉他。白宫也在等待，他是否会在重新掌权后控制事态的发展，或者输掉这最后的机会。但第二天发生的事实表明：叶利钦并不是为了戈尔巴乔夫而战，而是为了他自己。在最高苏维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