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86-明朝的皇帝-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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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去告”，听者往往不知是怎么回事，其实就是指此而言。　　　　
　　　　操江御史既等于安徽、江苏的地方长官，所以刘志选上任时极其威风。可惜，好景不长，不久魏忠贤就垮台了。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刘志选最后上吊自尽

　　　　二十七、刘志选最后上吊自尽　　　　
　　　　魏忠贤垮台，阉党自然要论罪，这就是崇祯初年的所谓“定逆案”。刘志选最严重的罪行是“倾摇国母”——皇后“母仪天下”，谓之“国母”，而律无“倾摇国母”的罪名，因而援用“子骂母律”，论死。这是非常公平的一个判决。按：法律贵乎有弹性，尤贵乎言简而意赅，汉高入关的约法三章，定四百年上下信守之基，而至今精神不失，乃由于此三章约法出于人人谓然的人情。“法律不外乎人情”这句话，在中国流传了千百年，而实不如英美之见诸实践，有罪无罪、死刑与非死刑，诉诸但有良知而不一定深懂法律的陪审团，此非“法律不外乎人情”而何？所以律无明文，而准酌比附，有当于人情，才是真正的法治；因为定律不能预拟目前未有而将来可能的情况，而犯罪则因时空的不同可常有“创意”。未有外销退税条例，法律不可能预定假出口的罚则；既有外销退税条例，奸商乃因而萌生真退税的盗心，此而不罚，犹如悬榜国门，只要不抵触法律明文，虽有国人皆曰可杀的行为，可以不顾。执法如此，大悖人情，不如无法。吕不韦早已慨乎言之，固不可因人而废言。　　　　
　　　　刘志选听了他家属的话，以为可死在魏忠贤之先，结果是死在魏忠贤之后，定逆案时他自知不免，上吊自尽。举此阉党之一的悲惨结局，以概其余。回头再来看天启三年。　　　　
　　　　天启三年正月有两个人入阁，沈虽去，来了这两个人更坏——一个叫顾秉谦，江苏昆山人；一个叫魏广微，河北南乐人，他们是老牌阉党，此时以资望够了，经魏忠贤的提携，相偕入阁。《明史》记此二人，说“秉谦为人庸劣无耻，而广微阴狡”。魏广微是名父之子，他的父亲叫魏允贞，字见泉，立朝颇见风裁，而魏广微与魏忠贤却认了同乡同宗，甘愿为虎作伥，无怪他的父执赵南星要感慨说：“见泉无子！”　　　　
　　　　赵南星与邹元标亦为东林创始者，与顾宪成合称“三君”。天启三年朝局的纷争与赵南星的关系甚大。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东林党人正气凛然

　　　　二十八、东林党人正气凛然　　　　
　　　　东林名流的特色是正气凛然，毫无假借，但政治之为政治，有其艺术，守经从权，应付甚难，不是一味硬干所能办得通的。说是刚正不阿，无非独善其身，有作为的政治家则在“不阿”以外，还能够影响别人“守正”，甚至为了一个远大的目标，不惜屈己从人，如王阳明之应付明武宗的左右、胡林翼之笼络官员，都是第一流政治家的胸襟和手法。可惜东林名流，除了少数如邹元标等人以外，都不免书生之见。　　　　
　　　　孙慎行和赵南星都是这样的人，正气可敬，却微嫌刚愎，行事直道而行，不说后果，因而把一些游离分子都逼到了阉党那面。“东林未必皆君子，阉党未必皆小人”，为清初对天启朝局的定评，何以君子亦归于阉党？其故可思。　　　　
　　　　以赵南星与魏广微为例，魏在入阁后，修后辈之礼，去拜父执的赵南星，如果赵南星不是崖岸自高，正可以利用这层关系，影响魏广微，使其不致为恶；谁知“三及其门”，“阍人辞而不见”。结果魏广微发了话：“他人可拒，相公尊，不可拒也。”本来做此官行此礼，布衣可傲王侯，做了官须守朝廷的体制，宰相拜尚书，三往而不纳，是赵南星无礼。东林名流，常有这种过分的言行。　　　　
　　　　由于东林看不起顾秉谦与魏广微，处处予以难堪，顾、魏“决意倾善类”以为报复。人非圣贤，报复不足为奇，只是君子以直报怨，而小人则常会迁怒无辜。顾、魏两人就是如此，他们找了一册“缙绅便览”，在名字上面做了记号，一个是“邪党”，一种是“正人”——东林中人自然是邪党，一共一百多；阉党及其同路人为“正人”，共六十余人。照数字上看，君子多于小人，应该邪不胜正；问题就在于君子疏而小人密，除非“沉默的大多数”能够发生作用，否则君子总不是小人的对手。　　　　
　　　　这册“缙绅便览”成了魏忠贤手里的黑名单，东林就惨了。而顾、魏二人上了这个黑名单，无异表示与所有的正人君子为敌。正如俗语所说的“横竖横”，小人索性一面倒，整个儿投向魏忠贤，正邪决裂之势，在此时已充分形成。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赵南星打落水狗

　　　　二十九、赵南星打落水狗　　　　
　　　　顾秉谦和魏广微的一面倒，使得魏忠贤能逐去叶向高、韩等辅臣及掌握人事大权的赵南星，这是天启四年的事。在这一年，东林已经落了下风——东林和阉党的大规模斗争是在天启三年，东林这面的主将就是赵南星，所以赵南星的升沉最可以象征东林的兴衰。　　　　
　　　　赵南星字梦白，河北高邑人，进士出身，资格很老。他做过吏部文选员外郎，这个职位在六部司官中可以居首席，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人事行政局长，而权犹过之。万历二十一年，因处事认真，为人所攻而落职。东林的根据地在江苏，在北方则有赵南星为桴鼓之应。光宗即位，起用为太常少卿，升迁甚速，到天启二年，邹元标以左都御史告老，赵南星接替他的遗缺。一年以后，调为吏部尚书。　　　　
　　　　这年是癸亥年，逢京官大计之年——即所谓“京察”，六年一次，逢巳、亥之年举行。赵南星大权在手，毫不客气，以给事中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等四人，“先议结党乱政议黜之”，那四个人的直属长官吏科都给事中魏应嘉力持不可，赵南星著《四凶论》，终于在“下等”的“八目”中，以“不谨”的考语，把这四个人淘汰掉。　　　　
　　　　按：我以前谈过万历末年政治上的派系，当时有齐、楚、浙三党，亓诗教是齐党，赵兴邦是浙党，官应震和吴亮嗣是楚党，这些人的靠山是神宗郑贵妃娘家的郑皇亲，凭借言官的身份横行霸道，其作风之恶劣，可从《明史·李朴传》中所载的奏疏中看出来：　　　　
　　　　深结戚畹近侍，威制大僚，日事请寄，广纳赂遗。亵衣小车，遨游市肆，狎比娼优。或就饮商贾之家，流连山人之室。身则鬼蜮，反诬他人。　　　　
　　　　照这个样子，加以“不谨”的考语看来毫不冤枉。但事实上不是如此：　　　　
　　　　第一，自光宗做了一个月皇帝，乐极生悲，死于女色时，郑贵妃已经垮台，冰山一倒，齐、楚、浙三党无形中销声匿迹，大可不理旧案。　　　　
　　　　第二，如果真的要公事公办，那“四凶”是过去之凶，眼前若干阉党比他们更凶，何以放过？所以赵南星此举，即使不是打落水狗，也难免意气用事之讥。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东林与阉党相火拼

　　　　三十、东林与阉党相火拼　　　　
　　　　由于赵南星曾受三党排挤，所以他的“四凶”论不免予人以借故报复的印象；同时援引东林被废诸人重登朝班，升迁亦似乎太快，这都是可议的地方。　　　　
　　　　至于魏忠贤，起先对赵南星与众不同，这或许因为同是河北人的缘故，结果因赵南星的书生习气搞坏了关系，《明史本传》：　　　　
　　　　魏忠贤雅重之，尝于帝前称其任事。一日遣娣子傅应星介一中书贽见，南星麾之去。尝并坐弘政门选通政司参议，正色语忠贤曰：“主上冲龄，我辈内外臣子，宜各努力为善。”忠贤默然，怒形于色。　　　　
　　　　他对魏忠贤说的话自是正论，但魏忠贤不识字，哪里懂得这些道理？而况以魏忠贤的作风，又岂是大庭广众之间，片言可以使其愧悔改过的？所以赵南星的对牛弹琴，是“不可与言而与之言谓之失言”。明朝的宦官用事，由来已久，这种政治形态上的畸形存在，是一个不能不承认的现实，赵南星如果懂得政治艺术，正应该珍视魏忠贤对他的好感，设法规过私室，则必能有所匡正，那一来可能历史又是一种写法了。　　　　
　　　　由于天启三年京察的不免失平，因而三党人物如王绍徽、阮大铖、崔呈秀、冯铨等人都成了阉党。崔呈秀后来成了魏忠贤最亲近的心腹，那是天启四年九月间的事。　　　　
　　　　东林与阉党大规模开火的第一个高潮，起于天启四年六月，此即杨涟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之一举。杨涟自光宗泰昌元年拥立有功，有个后来成为阉党的御史贾继春，说他与王安相勾结，“图封拜”。正人君子最讨厌的就是这种说法，而小人又最喜欢用这种说法来诬侮君子，结果杨涟不胜愤慨，抗疏求去，意志坚决，这年十二月就已出都。天启二年复起为礼科都给事中，一年多的工夫升到左副都御史，这一半就是赵南星的力量。　　　　
　　　　《明史本传》：　　　　
　　　　是时魏忠贤已用事，群小附之，惮众正盈朝，不敢大肆。涟益与赵南星、左光斗、魏大中辈激扬讽议，务植善类，抑邪。忠贤及其党衔次骨，遂兴汪文言狱。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汪文言被逐出都

　　　　三十一、汪文言被逐出都　　　　
　　　　《奉圣夫人》写到这里，开始要谈有名的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被难的经过。从来君子与小人之争，未有如这个冤狱悲惨壮烈，而汪文言为其中的一条脉络分明的导火线，所以应从此人谈起。　　　　
　　　　汪文言是个奇士，才气行径与清末红极一时的张荫桓相仿佛。他是安徽歙县人，出身狱吏，多计谋，有侠气，在万历末年，为地方大吏遣到京城当“坐探”，刺探朝中消息，先期驰报，好做准备。　　　　
　　　　吏与官之间有严格的界限，为了交游方便，他捐了个监生，并且倾心结纳王安，要借贤者的势力以伸志。当时政治上的派系，如前所述，为齐、楚、浙“三党”，汪文言找到“三党”之间的空隙，使他们扩大裂痕，互相攻击，大破“三党”。及至光宗即位，王安用事，短短一个月之间，尽罢万历年间的秕政，即出于汪文言的献议。而王安与刘一燝、杨涟合作，得以逐郑贵妃、李选侍，扶立熹宗，亦以汪文言居中联络之功居多，因而颇为东林所重。　　　　
　　　　等魏忠贤杀了王安，顺天府府丞阉党邵辅忠便弹劾汪文言，褫夺他的监生，驱逐出都，复又逮捕下狱；但此时东林的势力方盛，汪文言终得无事。而经此一番波折，注文言的名气却越发响亮了，交游公卿之间，成了个大名士，其门如市，“舆马尝填溢户外”。　　　　
　　　　叶向高复起，用汪文言为“内阁中书”。这个职位比清朝的军机章京还重要，仿佛现在的行政院秘书长或副秘书长。韩、赵南星、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都跟他往来，行踪甚密。　　　　
　　　　那时左光斗当左佥都御史，他是安徽桐城人，把他的大同乡阮大铖援引入京当给事中。按：给事中依六部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御史按省分为十三道，合称“科道”，皆指言官。就言责而论，清朝重御史，明朝重给事中。给事中职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凡制敕宣行，大事复奏，小事署而颁之，有失，封还执奏。凡内外所上章疏下，分类抄出，参署付部，驳正其违误。”由此可见，给事中不但稽查六部百司，而且亦考查到皇帝的行事。六科给事中的长官，称为“都给事中”，权柄更重。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汪文言廷杖褫职

　　　　三十二、汪文言廷杖褫职　　　　
　　　　其时吏科都给事中出缺，照年资推论，该一个姓周的迁补，其次是阮大铖，再次是魏大中。阮大铖想谋这个缺，活动到魏忠贤左右，请他发一道“中旨”，借故不准那姓周的迁补，好让他成为第一优先。赵南星知道了这件事，很讨厌他，于是援用规定，预备以阮大铖例行调任，连原来的给事中都将当不成。阮大铖疑心这是左光斗在捣鬼，因而结了怨，当然也恨魏大中。　　　　
　　　　另一方面，有熊明遇、徐良彦都补佥都御史，而赵南星引左光斗补这个缺，熊、徐二人跟左光斗又结了怨。至于魏大中则冤家更多。　　　　
　　　　魏大中是浙江嘉善人，受业于高攀龙，家里极穷，而不以穷为恶，慨然有天下之志；天启四年春间正当礼科的副长官左给事中。六科稽查六部，其时礼部请封荫恤典的奏疏甚多，这都是客、魏为了培植私人预先取得资格的一种手法，魏大中公事公办，多加裁抑，因而结了许多冤家。　　　　
　　　　最坏的是东林内部亦有以地域来分的派系，魏大中曾驳了苏松巡抚王象恒和刘一燝的弟弟浙江巡抚刘一焜的恤典，所以王的同乡山东人、刘的同乡江西人亦都对魏大中大为不满，其中有个江西人给事中章允儒性情尤其忮刻，必欲去魏大中而后快。　　　　
　　　　于是同恶相济，由阮大铖与章允儒定计，熊明遇、徐良彦等人一起教唆给事中傅櫆奏劾左光斗、魏大中与汪文言朋比为奸。魏忠贤大喜，当时把汪文言抓到镇抚司监狱。左光斗与魏大中则上疏自辩，御史袁化中等人纷纷申救，同时大学士叶向高因为汪文言是他所引进，所以引罪辞官。这正反两种手段的压力也很大，而且镇抚司刘侨又听了御史黄尊素的话，以为不宜兴起大狱，所以处理得很谨慎，只把汪文言办了廷杖褫职的罪名，其他无所株连。左光斗照旧供职，迁补了吏科都给事中的魏大中，亦准许履任。　　　　
　　　　京官到任，向例由鸿胪寺转奏报名，完全是备案性质，从无批谕。魏忠贤心有不甘，矫旨批复，说魏大中与傅櫆“互讦未竣，不得赴新任”，这个史无前例的举动，满朝诧异，甚至连傅櫆都替魏大中讲话。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杨涟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

　　　　三十三、杨涟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　　　　
　　　　魏忠贤此举原是杯葛魏大中，所以经群臣一争，魏大中还是接了新职。但魏忠贤对镇抚司刘侨颇为不满，借故把他调走，代以锦衣卫都指挥佥事许显纯。此人是客氏的同乡、驸马都尉许从诚的孙子，略通文墨而秉性阴残，为阉党“五虎”之一。这个“刽子手”接掌镇抚司，东林所被之祸就不是什么斥逐回籍了。　　　　
　　　　汪文言之狱和许显纯代刘侨，事在天启四年四五月间。到了六月里，杨涟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此为东林与阉党的“决战”，杨涟的“火力”虽猛，可惜发之太迟，一败涂地，但其事之壮烈，亦实在可以说是惊天地而泣鬼神。中国读书人所信奉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两句话，在杨涟他们身上发挥得淋漓尽致，不能不令人衷心拜服。　　　　
　　　　原疏是如此开头：　　　　
　　　　高皇帝定令，内官不许干预外事，只供掖廷洒扫，违者法无赦。圣明在御，乃有肆无忌惮、浊乱朝常如东厂太监魏忠贤者，敢列其罪状为陛下言之。　　　　
　　　　那二十四款大罪，当然也有可以归纳的，但以每一款皆有具体的事实，所以可视作魏忠贤奸恶的“实录”，择要叙录如下：　　　　
　　　　一、侵夺内阁拟旨的大权。大罪一。　　　　
　　　　二、剪除顾命大臣刘一燝、周嘉谟。大罪二。　　　　
　　　　三、光宗“宾天，实有隐恨”，孙慎行、邹元标追论红丸案，不容于魏忠贤，而对党护李选侍的沈“曲意绸缪”。大罪三。　　　　
　　　　四、任用辅臣的大权，魏忠贤“一手握定”，孙慎行